南亚语系的祖语来自哪里？ 第1页

正如题主所说，关于南亚语系的起源地(Urheimat)，目前历史语言学界的主流假说主要有以下两个：

1. 湄公河假说(Southeastern Riverine Hypothesis/Central Riverine Hypothesis)：该假说由Paul Sidwell和Roger Blench所提出^[1]，认为原始南亚语(Proto-Austroasiatic)的起源地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在此之后才从陆地东南亚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再往上追溯的话，Sidwell和Blench认为南亚语更早的起源地在华南，而沙加尔(Laurent Sagart)和Peter Bellwood则进一步猜测其起源和长江流域的农业人群有关。
2. 南亚起源假说：该假说认为南亚语系的起源地在今天的南亚次大陆，之后才传播到今天的陆地东南亚和华南。无我(George van Driem)之前支持过这一假说，不过他在较新的文章中似乎也更倾向于华南起源假说(?)。

关于语言起源地的假说，一般有以下三类证据可用于论证：(1) 语言谱系树；(2)原始语词汇的构拟；(3)与语言传播相关的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证据，尤其是考古学和古DNA的证据。我们可以通过逐一梳理这三类证据来检验以上两种假说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语言谱系的证据

不论是进化生物学的谱系(phylogeny)还是历史语言学的谱系，如果最早分化的一系列支系都在同一个区域，而其他相互关系更近的支系都在其他一个或一些区域的话，那么最早分化的这些支系所在的这一区域是所有支系的起源地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相比于好几个(≥ 2)分化较早的支系独立地迁徙到同一区域，这一区域本身就是所有支系共祖的起源地更说得通一些。但是，现代的语言分布与通过文献材料所知的、有限的古代语言分布往往受到了更加晚近的语言扩散与语言同化的影响，而不能如实地反映该语系早期扩张的地理分布模式。因此，在近几年关于语言谱系计算的研究当中^[2][3]，往往更侧重于通过结合共祖时间估计(coalescence time estimation)与相关的考古文化，而不仅仅是语言谱系的拓扑结构，来确定语系的起源地。

对于南亚语系而言，不同研究给出的早期分化模式不尽相同(如图一至三)^[4]，且几个不同早期分支的现代地理分布往往并不一致。例如，在Diffloth 2009(图一)中，首先分化的蒙达(Munda)语族在印度，但之后分化的卡西(Khasi)-布赓(Pakan/Bugan)-德昂(Palaung)语族则从恒河口一直分布到了中国西南。

当然，也有两种弱化版的论证思路。一种是认为“最早分支”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语言的起源地，南亚语的南亚起源假说的主要立论即在此。然而，如果一个语系的最早分化是二叉的，那么这两个支系——而不只是其中那个后裔数量较少的支系——都应该同等地是“最古老的”(例如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安纳托利亚语族与其他所有“核心”的印欧语，楚瓦什/保加尔语所属的Oguric与共同突厥语)。而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会得出原始突厥语起源于现在的楚瓦什共和国这样的错误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语言多样性最高的地区是整个语言的起源地，这也是湄公河起源假说的立论依据之一。但同样地，语言多样性高也未必是因为保留了原始的语言分化模式，而也有可能是后期的语言接触与语言混合所导致的。

原始南亚语词汇的构拟

这一方法是通过构拟的原始语(proto-language)中的动植物名以及与生活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游牧)相关的词汇，结合古气候学与考古学的证据，来反推出原始语所分布的大致地理区域。无我(2011)指出，原始南亚语中的动植物词汇表明了其分布分为在热带地区。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全新世早期的华南气温是高于现在的，因此很难直接从古气候学的证据中排除华南、印度和东南亚当中任何一个选项。关于稻作农业的词汇则表明了原始南亚语的使用者应当是种水稻的农业人群。例如，*rəŋkoːʔ“糙米”一词是可以构拟到原始南亚语的：

不论是遗传学证据^[5]还是考古学证据^[6]，都支持了驯化水稻是从长江流域传播到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而不是相反的。这也提高了湄公河假说的可能性。

外部证据

古DNA的证据并不能直接地用来一一对应语言的传播。但是，不同的语言传播假说必然假设了不同人群迁徙模式，而古DNA可以通过直接证实或证否人群迁徙的方向和时间来间接验证或反驳与语言传播相关的不同假说。

Lipson et al. Science 2018 和McColl et al. Science 2018表明，东南亚最早的新石器人群(如图五B的Man Bac)中~75%的常染成分来自华南的东亚南部人群，而只有~25%来自于被同化了的本地的和平文化狩猎人群。现代东南亚的部分南亚语人群(如Mlabri)仍然保持了这一遗传连续性，而南亚的蒙达语人群(如Juang)则是这一波东南亚新石器农民和南亚本土人群进一步混合所形成的。通过Wang et al. Cell 2021中的结果(图六D)，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广西新石器时代的独山人和东南亚的新石器农业人群有着很强的遗传连续性。古DNA上的得到的人群传播路线也和考古学上农业文化（尤其是稻作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路线，以及植物遗传学上水稻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印度的传播是吻合的。

因此，和南亚语相关的文化和人群传播最有可能的传播方向也应当是华南->东南亚->印度，而非相反。这也和关于南亚语起源的华南-湄公河假说，而非印度/南亚起源假说是吻合的。

参考

1. ^The Austroasiatic Urheimat: the Southeastern Riverine Hypothesis http://rogerblench.info/Archaeology/SE%20Asia/SR09/Sidwell%20Blench%20offprint.pdf
2.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153-z
3. ^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6/21/10317.short
4. ^ https://www.eva.mpg.de/fileadmin/content_files/linguistics/conferences/2015-diversity-linguistics/Sidwell_slides.pdf
5. ^ 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en&as_sdt=0%2C5&q=Gutaker+2020&btnG=
6. ^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84-011-90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