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睡前消息第250期? 第1页

经过大革命解放后的低生育率法国——顶不住世界大战，输了。

十月革命后重返压迫的高生育率苏联—— 顶住了世界大战，赢了。

看来这个世界真是无奈，没有留给理想主义的空间，为了胜利，只能不择手段。

《纳粹警示录》
长久以来，希特勒对苏联也一直怀有深深的偏见，因其仇视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痛恨斯拉夫的信念，而使苏联成为他特殊的关注点，因此，他将莫斯科描述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总部。

与这种仇恨情绪相伴生的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希特勒对斯拉夫人较高的出生率非常关注。他曾经公开宣称：“斯拉夫人是一个劣等种族，他们是社会的渣滓。”

希特勒估计，如果苏联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现代大国”的话，那么会给德国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德国必须迅速行动。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苏维埃政权鼓励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涌现。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因为从1917年以来，党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为了因应“大转变”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出生率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劳工供应和军事实力；离婚率增高，遗弃儿童已成普遍现象；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留给政府来应付残局。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也反映出工业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前还属于农民和工人的阶层。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婚姻证书都印在优质纸张上（来自维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装纸。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

在苏维埃的精英当中，性态度开始回归传统，甚至变得相当拘谨。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应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献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样。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推动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位，迎来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复名誉。1935年，一名教育家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细胞，其抚养子女的职责来自其培养良好公民的义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时，千百万人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全新的陌生环境，而家庭的价值体系却是他们所熟悉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把他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罗斯人民的“沙皇父亲”（tsar-batiushka）。各式社会机构，如红军、党、共青团甚至“无产阶级”，都被重新想象为大家庭，通过同志关系来提供更高形式的归属感。在这个家长制的党国，父母的角色此时上升为权威人物，在家里坚持苏维埃的道德准则。

《共青团真理报》在1935年宣称：“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必须尊重和热爱父母，即使他们老派，并不喜欢共青团。”相对于当年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鼓励苏维埃儿童举报反对政府政策的父母，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诠释对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低调处理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

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

《不存在的孩子》

法国人口情况的恶化甚至被外国披露出来。从20世纪初开始，“法国完了”（finis Galliae）就在德国成了一个公理，1907年，一位德国教授就为法国的人口下降欢欣鼓舞：“违背生命基本法则的民族，必定因他们自己的错误而灭亡。”英国人也称法国是“垂死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就出现了这种可怕的预测，并被许多主张增加人口者反复提起，加以评论，这毫不奇怪，因为在这个民族矛盾十分紧张的时期，对德国的恐惧情绪越发强烈，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法国的人口劣势尤其令人担忧。

1903年，在一本专门讨论非法堕胎者的小册子中，吕西安·卡扎尔将法国的低出生率与德国的高出生率进行对比，指出法国危难当头。这种对人口下降的忧虑主宰了1913年三年制兵役法的表决。

人们尤其害怕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利厄创立的“内渗”理论：按照“连通器原理”，如果只有一个国家人口下降，而纵使它的邻国人口繁荣--就像法国的情况，“那么它也将承受整个周边世界的压力”，作为法兰西种族的法国国民将会消亡。因此，他这个主张增加人口者并不同意塞扎尔·隆布罗索所捍卫的一种论断，根据这个论断，人口减少“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日益发展的结果”，并且证明，“产生这种现象的民族要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大家都认为它是民族必然衰亡的特征。因此还必须探求法国人口减少的原因。

所有主张增加人口者都预言法兰西民族将逐渐消亡，有些人还明确指出了它消亡的方式。常见的观念之一是法国有被移民潮淹没的危险。“一个民族在外来成分达到很大比例时，就可能丧失它的同质性。” 1913年，法学家埃德蒙·皮尔逊指出有54万移民工人在法国工厂工作：“因此殖民化已经开始……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法国正在被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