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平等 博爱 欧洲最早的出处是哪里, 为什么认为这3个最重要,是严谨思考论证的结果吗? 第1页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本身最早的出处已不可考，但是将这三个词组合到一起无疑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罗伯茨考证最早将这三个词组合到一起的是吉拉尔侯爵1791年在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词语并不是一经诞生便成为法国人的共识的，事实上早在大革命之前类似的箴言就已经开始流传，比如团结、力量、美德、正义、安全、财产，而在大革命开始之后，这种由三词组合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一开始是民族、法律、国王，之后是团结、力量、美德，还有自由、安全、财产，因此应该认为，在大革命开始时，自由、平等、博爱面临着很多的对手，他的地位远不是稳固的。

与其认为这三个词的最终胜利是严谨论证的结果，不如认为是政治实践的结果，大革命的官方法律文本中很少将这三个词并列，尤其是博爱，博爱一词在三个词语中出现的最晚，三级会议前的陈情书中没有他，《人权宣言》中也没有他，1791年宪法只在一条附加条款条款中隐晦的提及了博爱，甚至在罗伯斯庇尔关于1793年宪法的草案中也没有他——即使当时的雅各宾主义者已经在各种场合高喊博爱。上述事实一方面提示我们，官方的档案文本存在滞后性，有时候并不能反映政治活动的面貌，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大革命时期，真正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共识的不是议会中的辩论，而是巴黎街头的游行。

历来关于这三个词的争议有两个，第一，是三个词的顺序应该如何？第二，这三个词之间是否矛盾？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这些词语的概念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博爱。如上所述，博爱一词在三词中出现的最晚，也最能体现法国革命的特色，实际上今日我们所说的“博爱”一词是一种误译，他所指向的英文是“philanthropy”，但是实际上法语原文中博爱的本义应指向“fraternity”，即友爱、兄弟之爱、手足之爱，因此这个词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早在大革命时代对于博爱一词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将其理解为自由平等之人的自愿结合，因此从本质上讲，这种博爱是自由和平等的衍生物，因此理应置于最后一位，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顺序，这种博爱的典型场景就是网球场宣言；而另一种对博爱的理解则是爱国教会宣讲中的博爱，他具有宗教色彩和起源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由与平等都是博爱的产物，理应将博爱置于第一位，此种解释带有共同体优先的观念。在第二种理解中，自由与博爱之间实际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自由是基于个体本位的视角，而博爱则是共同体本位的视角，二者的矛盾直接导向了1789原则和1793原则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是大革命的核心矛盾，用最通俗甚至粗糙的解读就是，1789的革命者是启蒙式的，而1793年的革命者是雅各宾式的，但是需要强调，即使是雅各宾主义同样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框架内，而没有迈向社会主义，这是大革命和19世纪最大的区别。

对于博爱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这三个词的关系，最为直接的就是影响到对平等的理解。在国内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史研究中，往往以自由与平等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然而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在他们看来，唯有自由才能保障平等，而这里的平等指向的是权利上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然而在“选举权的财产标准”等问题中体现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实际上指向的是财产上或社会层面的平等，而后者则成为雅各宾主义的主张，换句话说，对于平等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受到了自由和博爱何者起到主导作用的影响。

由此我们简要进行一下总结：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博爱的不同理解，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博爱是自由公民的自愿结合，因此博爱应当依附于自由，而平等则应相应理解为权利之平等，而对于1793年的革命者而言，博爱以及背后的共同体具有起源意义，自由应当是共同体框架内的自由，应当依附于博爱，而为了维系共同体，平等就从法律上的平等演变为财产上的平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直接导向了二者不同的政治理念，前者偏向精英、共和，而后者偏向大众、民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1789年的革命者，同样认可共同体的存在，因此无论二者具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基本共识：一定要有一个共同体。

大革命中展现的这种对博爱和共同体的强调，正是其与英国革命的最大区别。威廉多伊尔曾指出，如果革命者能够将雅各宾派转化为政府内部的反对派，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或许能够重新走上正轨，然而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唯恐避之不及——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他们将之视为一种侮辱。与英美不同，在法国革命的语境下，政党意味着勾心斗角与私人利益，意味着共同体的分裂，因而他们从革命一开始，便排除了政党政治的可能。无独有偶，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也指出从英国革命转向法国革命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从个体主义转向了“公民”的“集体主义”，并暗示了进一步向俄国、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的潜在可能。

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旧制度时代，与英国的封建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绝对君主制（虽然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神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内，从未出现过英国式的议会。在正式议会场所缺失的情况下，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空间，即民间社交团体，他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由此形成一套公共舆论。如果我们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使得法国形成了独特的共同体观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个性让位于共识、妥协让位于理想。在这种抽象而普世的文化氛围中，早在大革命开始之前，法国人形成了强大的共同体意识，任何试图割裂这个共同体的人都会被视为叛徒，因此革命者拒绝政党，也拒绝联邦，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而这种情感则被凝聚到这个词之中：博爱。

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关于这句箴言的争论仍然存在，出于对1793的恐惧，这句箴言被督政府修改为“自由、平等、秩序”，而拿破仑上台之后进一步修改为“自由、公共秩序”，这句箴言存在的时间几乎和自由、平等、博爱同样漫长，复辟王朝清算了第一帝国的遗产，却留下了这句箴言，1830年后的奥尔良王朝将其修改为“秩序与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平等、博爱”被遗忘了，从法庭到宣传册，从祝酒词到社论，共和派在各种场合赞美这句大革命时代的箴言，并最终在1847年的宴会运动走向复兴。第二共和国恢复了“自由、平等、博爱”，并开始对这一箴言进行改造，比如列出了附随于这句箴言的义务清单：美德、服从、忠诚或人道、正直、荣誉。有趣的是，在这一阶段博爱成为了最高的价值，1848年的博爱节复制了联盟节的辉煌情景。然而共和国对工人起义的镇压让人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拿破仑三世重建了帝国，并恢复了那位叔父的箴言：“自由、公共秩序”。

真正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民族共识的是第三共和国，今日我们所认知的法兰西象征，几乎都是在第三共和时期被接纳，三色旗成为国旗、马赛曲成为国歌、7月14日被列为国庆日，而“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了整个民族的箴言。这当然离不开共和国奠基者对这句箴言的改造，从总体上看，他们是1789的继承者，但也将1793吸纳进共和主义的框架，他们仍然将自由摆在第一位，但是同时也强调自由与平等不等于个人主义，而应在社群意识相互关系中加以考量，对于博爱而言，共和派首先去除了他的宗教色彩，“如果人们把博爱当做轻视自由平等的基督教产物，那么这句共和箴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对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而言，他们语境中的博爱更接近于团结，当共和派将1790年的联盟节视为博爱的最初体现时，正是在此种概念下理解博爱，莱昂布儒瓦认为：“所有公民都应通过博爱联合在一起，或者更准确的说，通过相互团结联合在一起。”富耶认为应该根据每个人在整体生活中的功能，他与全社会的共存关系，把他应得的交还给他，因此博爱从一种对共同体的忠诚义务，衍生出相互权利的观念，因此，在第三共和国的阐释下，1789原则和1793原则在共和主义的框架下得到调和，自由不是放纵，平等不是均等，博爱不是不分彼此的混合，三者的矛盾被消除，“自由、平等、博爱”真正变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共和国也不再暴力与激进的象征，相反，他成了防止暴力的稳固体制。

从此，“自由、平等、博爱”的箴言成了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所有想要反驳他的人反而只能强化他，因为即使是他的反对者，同样要采取三词结构，而这反而会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记忆，即使是贝当，也只能主张“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不能像拿破仑一样另起炉灶。当法国人将这三个词语视为“陈词滥调”时，恰恰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法兰西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不可能的象征，而非现实的反映，“我们父辈的神圣箴言”依然能展现出其创造性力量，而且，正是在对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诵唱中，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记忆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