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不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 第3页

很明显，大部分欧美人都不想过大防疫日子，所以没有给予自己的政府进行大防疫的权力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中国模式能够成功，靠的是什么？一是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几乎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二是愿意信任并服从公权力的广大群众，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而这两点恰恰是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在西方国家，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向来在制度设计中被视作关键的一环，民众也一向对公权力缺乏信任，政府在行使权力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掣肘，像中国这样，中央一声令下，第二天就连偏远县城的居委会大妈都能按照上级指示行动起来的场面，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是处于战时总动员状态）。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把我们这套体制学过去呢？是因为他们迂腐、愚蠢吗？其实并不是。20世纪，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在欧洲也曾经昙花一现，但是这一类的政治实践在欧洲最终全部以惨淡甚至惨痛的结局收场，这样的历史经验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普遍认为，将整个社会全权托付给利维坦的做法实在太过冒险，因为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后，政府做好事固然更有效率，但是干起坏事来也同样更加彻底，因此他们宁愿去搞现在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会牺牲一部分效率，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政治人物滥用权力的风险。

而中国的历史记忆则与西方有所不同，在近代，因为种种原因，以西方民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国家统一和工业化的实现，依托的是吸收了本土政治传统的列宁体制，尽管中国人因为这套体制的弊病也吃过苦头走过弯路，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凭借这套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来说，大多数人是从利维坦身上获了益的，而且同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想象的不同，中国的体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做出一些调整和改革，表现出了一定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如此一来，许多人自然会倾向于对体制表示信任（当然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作用）。

我无意去评判这两种模式的优劣。我想提醒各位的是，由于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政策和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往往是不能简单照搬的，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模式，当你为了某些好处而选择了一种体制时，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付出一些代价。许多时候我们很难讲清楚一种体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许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因为复杂和多元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

只有看透了曹操和刘备，才能读懂西方与中国。

1、

北宋时期，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吕夷简。

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四兄弟从小都聪明伶俐，品学兼优。

吕夷简十分欣慰，有一天突发奇想，就对夫人说：

“咱们家的的四个儿子以后必定都是高官显爵，就是不知道哪个有宰相的气量。所以我想了个预测的办法。”

过了几天，四兄弟正好从外面一起回来。

吕夷简和夫人依计行事：

派一个小丫鬟端着四件华美珍贵的茶瓷器在院内款款而行，突然，小丫鬟一个踉跄儿，四件宝器摔得满地皆是。

这时候，四兄弟当中的三个都大惊失色，接着面面相觑，然后奔走禀告。

唯有一人凝然不动，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此人就是老三吕公著，吕夷简莞尔一笑：

“此子将来必做宰相！”

果然，几十年后，吕公著接替司马光当上了北宋的宰相。

2、

现在请问：

吕夷简为什么能断定吕公著有宰相气量？

许多人读完这个故事都认为：

当然是因为吕公著性格稳重，遇事镇定。

包括记述这个故事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北宋画家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下》），一位是明朝学者赵釴（《晏林子•卷三》），他们两位在著作中同样都是“稳重淡定”说法的支持者。

这个回答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得依然是浮于表面，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那么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3、

《论语》里面流传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

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发现院子里的马厩已经烧成了灰烬。

当时的孔子焦心如焚，他赶紧找到管家，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

“伤人乎？”

至于马的死伤情况，有人说是“不问”，有人说是“后问”。

但无论哪一种，都足够说明：

在孔子心里，人永远都排在第一位。

尽管在那个时代，马是一个国家相当奢侈的存在。

没错，孔子最了不起的一个理念就是：

“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

4、

而官宦世家出身的吕公著，自然是捧着儒家的学说长大的，而且他终身都在践行这一理念。

比如说：

朝廷国力有限，师出无名，却兴兵征伐西夏，只有他站出来替边境的老百姓说话。

再比如说：

有人为了让政府的权威能更好地震慑平民，主张恢复试行割鼻和砍脚这两种残忍的刑罚，他第一个站出来公然反对，最后此事胎死腹中。

还比如说：

宋神宗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哲学思考，天天谈佛论道，他就劝谏说：“尧舜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他们更懂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人”和“安民”，所以才能成为尧舜。”

       【备注】：以上事例取材自《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谈到这里，我想你就明白了：

吕夷简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儿子吕公著具备宰相气量？

因为普通人所看重的琉璃玉器根本就没被吕公著放在眼里，唯一能让吕公著动心的是“稀世珍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如果当时那个小丫鬟自己也跟着摔倒在地，你觉得吕公著还会“凝然不动”吗？不可能！不要以为这没什么，好像很容易做到。

我们要知道：

在古代对于一个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普通人而言，一个买来的小丫鬟受伤还真不一定比四件珍贵的茶瓷器损坏重要。

所以，表面上看是吕公著的“稳重淡定”赢得了父亲的青睐。

其实吕公著之所以能“稳重淡定”的本质是因为他的观念：

“天地之性人为贵。”

没错，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不是性格，而是观念。

所谓性格，不过是一个人思维惯性的别名。

5、

那么同样的到道理：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本质差异并不在于所谓的政体，不在于它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也不在于它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还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最根本的区别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政府的执政理念。

所谓的政体，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执政理念集合的别称。

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坚持的是“人民立场”，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它走过弯路，栽过跟头，但无损于它的本色。

西方政府执政理念是什么？

也很简单，也是五个字：

为资本服务。

无论是“竞选拉票”还是“施政定法”，西方政府从来就没有“整体利益”的观念，永远都是在某些代表“部分利益”的团体之间周旋和妥协，比如说所谓的普选制，你以为人民真的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国家领导人吗？错了！无论你选上来的是谁，都只不过是资本家扶植的代言人而已。

就好像一群劫匪绑架了你，然后笑嘻嘻地说：

“你面前站着四个人，一个拿刀，一个拿枪，一个拿棒子，一个拿拳头，幸运的是，你自己有权利任意选其中一个人对你动刑。”

请问，你会觉得自己幸运吗？你会觉得自己有选择的自由吗？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

“资本主义只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其实这个秘密早就被法国思想家卢梭发现了，他比马克思早一个世纪的时候就指出：

“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五章》

因此，我们总会看到这样一个规律：

每当西方政府表现得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或者高度重合的时候。如果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西方政府的选择必定是“舍卒保车”。

如果“不舍卒”呢？那就很可能要“舍总统”。

比如美国历史上一共才44位总统，就有9位遭遇暗杀，其中4位遇刺丧生。谁能告诉我，这些遇刺的总统究竟是动了谁的奶酪？

一句话，中西方政府的本质决定了：

当一个有大事故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人本身”，西方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精贵的“茶瓷器”。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但是不妨先静下心来，追本溯源。

根源在哪里呢？古希腊。

6、

其实古希腊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制度。

比如说雅典，一共30万人口，但大约只有3万公民具有投票的政治权力。 奴隶不是公民，女人也不是公民，哪怕是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乡人也没资格成为公民。 再加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有五六千。

所以古希腊的所谓民主制，本质上就是：

一部分奴隶主之间为了互相制衡和保持利益公平而不得不妥协出来的一个——分赃制。

这个“奴隶主的利益分赃制”，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虽然中断过，但一路走来，走过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走过十七世纪的荷兰，走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走过十九世纪的英国、走过二十世纪的美国，一直走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2020年，它只不过是染了个头发，换了件衣服，化了妆，整了容，只不过是把奴隶主改了名字叫资本家，把奴隶替换成了本国的弱势民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本质上的它，从来都没有变过。

如果它变了，瑞典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检测和统计；如果它变了，英国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宣称“群体免疫法”；如果它变了，西班牙政府就绝不可能在确诊400多例的情况下，依然批准上百次超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如果它变了，德国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口罩；如果它变了，意大利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消毒液；如果它变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绝不会互相扣押对方的医疗物资。如果它变了，美国政府就绝不会......（此处省略一千字）

每当这个世界遭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奴隶主身上的遮羞布。

可笑的是，一群奴隶主用抢来的钱穿上了马甲，换上了西服，我们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文明的绅士。

7、

那么中国政府就没问题了吗？当然有，而且还不少。

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肺炎发现的初期，武汉市政府和卫健委的表现可谓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典范，为了经济，为了政绩，欺上瞒下，变得没有魄力，失去了应有的决策担当，尽管这种“错误”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因为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所以才导致本来可控的疫情爆发。幸好钟南山先生及时捅破了“人传人”的窗户纸，党中央及时纠正，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正当我们反思自身并加紧控制疫情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时，突然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始爆发了，而且失控的主要是西方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前段时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显而易见：

西方政府除了资金，其余三项条件都不具备。

什么是速度？

就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不受资本力量左右的快速性；就是企业和各部门之间配合的时候，不受利益集团操控的自发性；就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在追踪以及隔离流动人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积极性和精准性。

什么是想象力？

就是中国人不信邪，不怕鬼，不管你是什么瘟神。政府敢于“封城”，企业敢于“转型"，老百姓甘于“自封”。政府敢于“基建创新”，企业敢于“生产创新”，老百姓甘于“隔离创新”。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自老及幼既敢于也甘于以一种高度默契的、世界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笨办法跟新冠病毒进行正面决战。而西方社会传统观念认为，病毒一旦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就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然后被动地等待疫苗研发。

什么是政治勇气？

就是只要一项决策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坚决实行，不怕某些人不理解，不怕某些媒体不赞同，不怕经济损失，不怕政治攻击。

可惜的是，西方的许多国家徒有一手好牌，却打了个“溃不成军”。为了保障经济，为了保证选票，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羽翼，视公共卫生如儿戏，置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于不顾，白白浪费了中国人举全国之力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窗口期。

根本原因在哪里？

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为资本服务。

中国政府当然有缺点，也会犯错误，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但大方向绝对是朝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方政府当然有优点，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甚至许多领域还很超前，但执政理念显然是需要调整和改变的。

8、

中西方政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在传播学的文学表现上，就好像是曹操和刘备。

比如：

曹操屠徐州，屠雍城，屠彭城，屠邺城，屠柳城，屠宛城，决漳水灌城，甚至还坑杀过袁绍的降卒。

但是他能写诗，懂浪漫，喜欢表演，很会替自己宣传。一般的书生是“以笔为刀”，他却是“以刀为笔”。屠了那么多城，同时也攒了不少灵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听听，这是多么悲天悯人的“绝唱”！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奸雄”。

刘备呢？心肠软，仁义为本，从未屠过城，还有过携老百姓渡江的伟大事迹。

但是他少文采，缺乏艺术细胞，也没留下什么被人传颂的诗句。当然，有时候甚至会一意孤行，听不进意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许多人都把他当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奸雄再可爱，他也是奸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才是奸雄的座右铭。你眼里的刘备再虚伪，他也是君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才是他临终的遗言。

况且，刘备究竟是不是伪君子恐怕还不一定呢？

可悲的是，有一些人手里端的是刘备的饭碗，嘴里却念着曹操的诗。

更可悲的是，念就念吧，居然还当真了。

9、

最后，衷心希望世界各国在疫情面前，能跨越制度和文化的差别，放下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携手并肩，一起对抗新冠肺炎。毕竟这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病毒。

作者：紫侠狼，90后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

最后，有鉴于某些人对关于“为人民服务”和“为资本服务”的论断表示强烈不服！我今天就贴出世界几个发达国家领导人在本国新冠疫情初期的关注和讲话。正好趁机照一照各国领导人对“资本健康”和“人民健康”的态度。

【请看链接】：

跟中国人不会借鉴印度经验一样。

中国爆了，日本爆了，韩国爆了，米国都是吃瓜态度。

而意大利爆了，米国立即重视。

傲慢与鄙视链的原因。

就跟中国听说印度疫情，会想到这是他们擦屁股不用纸，科技落后。米国爆了，中国分分钟重视。

一味舔西方是一种自卑。

一味想让西方夸自己，学自己也是一种自卑。

人类是很有意思的动物，

人类不会从自己瞧不起的群体或个人身上学习经验教训（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会从自己膜拜的人或群体身上照单全收，这才有马云放个屁都是意味深长值得回味无穷的，米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中国不会被东南亚，印度，非洲疫情震撼到而去学习，除非传到身边而且严重。但米国欧洲发生了什么，这边马上会重视。(躺平任日策略日本都执行一个月了，很少人认真研究，但欧美一说，大量理中客就认真研究了。)

同样米国不会因为中国，韩国，日本发生了什么而震撼学习，但意大利，欧洲发生了什么却立即重视紧张了。(欧美对东亚有文化，人种的鄙视，对中国还有意形的鄙视。平时的夸赞，大多是礼节性的，局部的，就象我们夸咖喱好吃一样。而鄙视，轻视是潜意识，不自觉而深入骨髓的，无论人本身的善恶。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欧美看中国，不会高于埃塞俄比亚，经济发达了，也不会高过大清)

无它，各个群体的崇拜鄙视链或频谱不同而已。

中国自以为牺牲自己为全世界赢得时间和经验教训，除了得到有限几句礼貌性夸赞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没起到该起的作用。wh显现的问题，纷纷被重复显现一遍。即使细节可能有不同，目前结果基本一样。连起码的物资准备都没有做好。后果严重性的不同可能更归于医疗等基础设施的不同。

大刘说过，“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有其道理。

当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任何以为只有自己控制住了疫情，可以吃瓜坐看风云的态度，都是傲慢。

中国崛起的图章之一在于中国人自己相信自己。而不是满世界找“你看，外国人也夸我们呢”。

他傲任他傲，清风拂山岗。

他浪任他浪，明月照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