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及三位家人相继因新冠肺炎去世，反映了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这件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在疫情初期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首先，它很直观地展现了新冠病毒的凶险和传染性之强。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它的传播速度、致病机理，很多信息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常凯导演一家，包括年迈的父母，可能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但一家人接连感染并最终去世，说明病毒一旦出现，其传播力和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而且很难做到有效的隔离和阻断，尤其是在家庭内部。
其次，它也折射出当时医疗资源紧张和救治体系的压力。想想看，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的医院是怎样一种场景？床位爆满，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治。常凯导演的家人，作为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否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我们无从得知全部细节，但可以想象，在那个混乱和恐慌的时刻，每一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就医困难。这种资源的挤兑，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深层次地，这件事也触及到了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公众的知情权。在疫情初期，信息的公开和及时性至关重要。公众需要了解病毒的真实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果信息存在滞后或者不清晰，会加剧恐慌，也可能延误最佳的防控时机。常凯导演的遭遇，会不会是因为某些环节的信息传递不够及时，导致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危险，或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这件事情也暴露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保障的不足。常凯导演的父母，已经是老年人，身体机能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威胁。虽然常凯导演本人是公众人物，但他作为普通人，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他所依赖的社会支持体系是否足够强大？我们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为那些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更及时、更有效的帮助？
除此之外，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生命脆弱的一面，以及我们对亲情的珍视。一个家庭的覆灭，不仅仅是几个个体的消失，更是整个情感纽带的断裂。常凯导演和他的家人，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面对病毒时，家人之间的相互照顾，也可能是加速感染的原因之一。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在生死关头，亲情的力量是多么伟大，但同时，它也让我们更加痛惜失去的生命。
此刻，如果我能对常凯导演和他的家人们说些什么，我想我会说：
“常凯导演，还有您的亲爱的家人们，你们的离开，就像一颗颗星星在最亮的时刻突然熄灭，留给我们无尽的黑暗和不舍。
我想对你们说，你们的故事，我们都记住了。
致常凯导演： 您用镜头记录时代，用艺术表达情感，您是我们心中一位有才华、有担当的电影人。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您一定也拼尽了全力，想要保护好您的家人，想要活下去。请相信，您的作品，您留下的思想，会继续在这片土地上闪光，也会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铭记。
致常凯导演的父母： 您们辛苦了一辈子，养育了孩子，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这样的不幸，却也无法得到安宁，这实在令人痛心。愿您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息，没有病痛，没有离别。
致常凯导演的妻子： 您一定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丈夫和孩子身边，给予他们温暖和支持。你们一家人，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遭遇如此劫难，这份遗憾，又该如何抚平？
致您们的孩子： 这么小的年纪，就承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本该如此美好，你们的未来本该充满希望。看着你们的离去，每一个有孩子的人，心都会被撕裂。
我想对你们一家说：
你们不是数字，你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情的家庭。你们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它提醒着我们，在面对未知的灾难时，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愿所有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人们，都能找到力量，继续生活。愿你们一家，在天堂能够重聚，再也没有分离，再也没有病痛。愿你们的故事，能够化作一面警钟，让我们的社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韧性、更加有人情味。
你们安息吧。”
网友意见
作为一个学法学的人，在悲悯其一家不幸之余鄙视底下很多回答的论调。
前因后果在其遗言中已经很确切了：“送至多家医院救治，均告无床位接收”，也就是说常在送父至医院之时，前面的人已经都排满了，那么医院的行为，是“先来后到”还是“尊老爱幼”？有没有特别规定，常的父亲就要排在别人之前？
常凯在遗书中续写：“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说出了得不到床位的主要症结：位卑言轻。很多人借题发挥曰：这就是中产阶级的脆弱性。拜托，人家只是无法用关系、无法用地位来得到前面人的位置，并不代表床位就分配不公平了。试想，他或者众多中产们通过个人关系从后面排队的人中挤到前面，前面的人怎么办？假如前面的人，并非“位高权重”，相反是赤贫阶级，仅仅是因为“先来后到”而排在前排呢？那么他们是否就理所应当让出床位？
有人说，轻症患者应该让出床位，给重症患者收治。但首先其父亲当时是否被诊断为“重症”？或者更重要的问题是，排在前面占领床位的那些人，是否就有“轻症患者”？在重症隔离的那些病床中，难道床位就有余裕了吗？在医疗资源挤兑的前提下，床位资源到底如何分配，到底是对大众公平，还是对常凯一家公平？是遵守秩序，还是依赖于媒体曝光哪家更惨、或者谁更位高权重？
事实的前提是，武汉封城，医疗资源面临挤兑——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武汉疫情死亡率高于其他城市十倍。然而我反对的是人们说常凯一家死于没有特权，死于被医院故意忽视，这是违背事实的。任何人面临常凯一家的困境时，都会有求生欲，都想有一点被医治的特权，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事实就是先来后到，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下必然会有牺牲者。我对常凯一家的遭遇表示哀悼，但基于法律人的良知，认为在秩序和公平上，医院或者社会都没有做错什么（事实是很可能他们已经尽力了）。
试想，如果武汉不封城，显而易见很多地区都会变成第二个武汉，那么基于现在的情报而言，很多地区都会面临医疗挤兑。事实上，我们一面谴责那些从武汉出逃的“偷渡者”，一面又不得不认可他们摆脱了医疗挤兑的困境，是一种个人的求生，甚至是一种聪明的求生。我们一面批判他们自私到让别人曝光于病毒之下，一面又不得不说他们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从事实层面上看，若要效率最高，让其他城市更加安全，甚至在效率之下保证公平，那么武汉封城做得很正确。如果要批评，就不能笼统地借悲惨的结局倒推行为有错，而应该就事论事地指出这段时间的不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补充1:
很多因为微博、豆瓣呼吁而得到床位的博主，在得到床位后就把之前的微博、豆瓣全删除了，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违背秩序的，在自己得到救助后希望别人不要效仿。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救情有可原，但秩序是需要稳定的，医疗伦理是救先来的危重，还是救悲惨的后来者？这个秩序本身，在封城的背景下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的观点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原因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但唯独不是“位卑言轻”。理解所有人的自救，但不同意因没有关系而达不到目的的自救，并由此责怪外界因素。
有评论这样说：“那些博主并非因为得到了床位而害怕危害秩序而删帖，而不是不愿浪费核实人员的时间，不占据公共资源而删帖。”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首先，核实人员心里大概非常清楚很多人都需要救助，只是选择救谁的问题，而不是找出来谁救的问题。其次，在社交媒体上判断谁需要被救助，难道不是依靠大众而非一线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吗？谁的话语权更大，传播力更强，情节或者文字渲染得更悲惨，更能得到救助。且不说每个人驾驭文字水平的高低，单单是很多人并没有熟悉社交媒体，他们的声音就可能被淹没，他们的机会就可能被“插队”了。刚换下的病床，换上来的就是被媒体所救命的那个人，但是没发出声音却排在前面的那个人却可能失去求生的最后机会。
媒体和大众对于一线工作者而言，只会看到眼前悲惨的个体，却看不见发不出声音的其他群体，这样的现状下，甚至连帮助“最有需要的（最惨的）”的功能可能都做不到（且不说它公平不公平，因为最惨肯定是主观的）——比如那个“敲鼓救母”靠着舆论压力得到床位，实则是轻症的个体。我承认媒体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公众资源，但它是一种“曝光资源”，承担不了治病救人的任务，也承担不了选谁救治的任务。我非常赞同个体利用媒体发声，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反映疫区的真实现状，人命不是玩笑。但我们能做的，只是“反映”给一线工作者，而不是用媒体的力量去“介入”，因为只有一线工作者才有判断的权力和能力。
补充2：
有一些人质疑现有的床位以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这些人真的没有证据，但是就是在质疑），潜在意思就是已经不公了，不如破罐破摔，常导关系、地位不硬所以成为牺牲品，所以不公平是存在的。那么即使这个事实成立，通过媒体发声、社交关系得到医疗资源就是公正的吗？
推荐法学书籍：
这本书的行文比我的答案逻辑要高级得多，希望大家有耐心读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
美国演绎所谓的“公平” https://www.zhihu.com/video/1224495328826736640
许多答案还是对这种传染病的危害点了解不足。
冠肺这种传染病，最可怕的不是直接致死多少人，而是会快速传播让大量人生病，然后病人挤垮当地的医疗资源，最终导致许多人得不到医疗资源的及时救助。
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提高死亡率的不仅是冠肺患者，还包括许多其他疾病患者。比如说冬季本身就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现在连冠肺都不够看了，一般的呼吸道疾病怎么可能来得及给你看？武汉许多未经确诊而死亡的人，其中必定相当一部分不是冠肺而是其他本不太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因为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医疗资源，从而一样拖成了致命疾病。
这种情况下，住院的原则就是先来后到。最初华南市场生病的人，哪怕是个搬运工都有的是床位；到了一月之后，哪怕你有权有钱，也一床难求。很多人纠结常先生说的位卑言轻，说实话，人家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影视部主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完全是既有官衔又有人脉的人，结合这个位置收入以及订餐地、孩子英国留学这些看，人家的收入也比大部分普通上班族高的多。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地位不够住不了院，那敢情医院里住的都得是多大的领导？
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疫情，像常凯这种收入和地位的人，大医院有一堆好朋友很正常，生个病住个院都是小事一桩。但疫情一来，这些都成了不可能。各大医院早早填满了人，生病住院的人你能让出去？出不去就进不来。然后新的病人只能在家抗，只能等，等到火神山、雷神山及方舱医院建好，有了床位再说。这个过程中，就出现大量本来经过救治可能痊愈的人，最终抵不过疾病侵害。常先生一家遭遇不幸，感慨自己是小人物很正常。命运面前，个人就是尘埃。但是如果把这当做床位不公的证据，那就跑歪了。
所以说，常先生一家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了烈性传染疾病的危害在哪里，反映了如果应对不及时，出现病人挤垮医疗资源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再有类似传染病情况，不能早反应早处理的话，一旦失控，这种悲剧的出现就是必然。
逝者安息！
『抱歉未核实细节，张某乘火车，并非飞机，图为转发，代表其观点，不代表作者观点，本人保持中立，事后难断对错』
不予作者置任何评价，本人无权评价。
这和导演只是两种不同面对态度。
没有人过的容易，我们都是洪流中的一滴水。
听见加油我会难过，
因为我知道我能帮的甚少。
国泰民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贫富差距，可是病毒可不挑人。
在病毒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只剩卑微得不值一提的同情和慈悲
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将会是：
“你”口口声声自认自己是公权力的主人，那么，假设“你”真的是主人 (哈...) ，“你”是否支持公权力，即千万个“你”的权力的集中彰显，有权力为了总群体的某种福祉，去限制一个成规模子群体或个体的部分人身自由，进而牺牲这个子群体的可观利益？划分标准是什么？线划在哪里？
这问题并没有正确答案，正如功利主义和康德律令之间的动态平衡一样。
唯一重要的是，你选择了A，那就要想清楚A的好和不好，而不能只想到了好，却想不到它的不好；或者，自己受益的时候才选择A，自己受损的时候又反对A。你选择了B，那就要想清楚B的好和不好，而不能只想到了B的好，却想不到它的不好；或者，自己受益的时候才选择B，自己受损的时候又反对B。
所以，当初执意要出行的500万武汉人，“你”到底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
下次若是轮到“你”的社区，“你”的城市呢？
据财新记者核实，常凯的姐姐即是2月14日傍晚离世的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护士柳帆。姐弟二人分随母姓和父姓。
2月15日，武昌医院官方微博曾发布消息，该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护士柳帆，于2月14日下午18时30分在全力抢救后无效病逝，享年59岁。
官微称，柳帆年资较长，没有安排去发热门诊导医台、预检分诊台等一线工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严格按照防护要求做好医护人员个人防护。多名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常凯的父亲是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的退休员工。
目前，常凯的妻子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柳帆的丈夫作为密接者也在隔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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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床前尽孝，寥寥数日，回天乏术，老父含恨撒手人寰，多重打击之下，慈母身心疲惫，免疫力尽失，亦遭烈性感染，随老父而去。床前服侍双亲数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常凯在去世前写了这样一段遗言，讲述求医之艰难。
湖北省电影制片厂2月14日发出讣告，其“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因患新冠肺炎医治无效，于当日凌晨4时51分在武汉市黄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55岁。
而时光倒回，1月24日的除夕夜，常凯还在家中掌勺和父母一起吃团圆饭。
1月25日，常凯父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症状，送至多家医院，均被告知没有床位接收。常凯无奈只能将父亲接回家，由他和姐姐一起照顾。三天后，常凯父亲即很快离世。
2月2日，常凯的母亲亦因新冠肺炎去世。
2月14日凌晨，常凯因新冠肺炎去世，紧接着当天下午，常凯姐姐也因新冠肺炎去世。
目前，常凯的妻子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17天，一家四口居家传染新冠病毒，相继离世，令人心碎难过。而武汉之外，全国家庭聚集性疫情频发，出现多起“一人感染，殃及全家”案例。疫情出现端倪的初期，大量疑似病患居家隔离，发展成重症、危重症，家庭内部传染的概率被加大。
自1月23日交通封城以来，因为医院床位严重短缺，武汉大量病人无法确诊、住院。早期对疑似病例疏于管理的驼鸟政策，造成了多重问题。
其一，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无法及早治疗阻断病程，导致快速发展成重症、危重症，极大提高了致死率；
其二，大部分疑似病人无法入院隔离，只能在家等待床位，家庭性传染和社区性传染等聚集性传播持续，形成规模更为可怕的新增病例；
其三，疑似病人发展到重症、危重症后，会出现呼吸衰竭等无法自抑的症状，必须到医院进行医学处置，不得不来回于居住地和多家医院排队挂号、输液以及等待核酸试剂盒检测和入院，导致更多交叉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学界认为新冠病毒对各年龄段人的易感性并无多大差别，在家隔离和病情拖延得不到有效医学干预，也是导致家庭聚集性传染和轻症患者发展成重症的主要原因。
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医学专家表示，新冠肺炎与SARS及其他普通病毒性肺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病程上其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强，起病不重，但发展很快，如果发展成危重症，将可能造成多脏器衰竭，从发病起三周就可决定生死。
“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发病机理还不了解，多器官受损究竟是由于新冠病毒自身毒性导致，还是病毒侵害机体导致其他病菌进入出现这些并发症，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说，这都给重症尤其是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抢救、监护工作带来很大难题。
但根据财新记者对多名一线重症治疗专家的采访，新冠肺炎轻症发展成重症的平均比率在15%-20%，而有些家庭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明显偏高。一位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或许跟新冠病毒与某些特定基因或者体内菌群“更为亲和”有关，他建议加强病理学检验，帮助科研人员加快新冠肺炎患者病理改变和疾病机制等相关研究。
常凯出生于1964年，1989年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他的同学称，大学时期的常凯一头飘逸的长发，很有才气，为人随和，享有才子美誉，毕业后进入湖北省电影制片厂。
“常凯是那么善良随和的一个人，一家四口就突然离开了，我们大学同学很难接受。希望这样的惨剧能让人知道，并被追问，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常凯的大学同学说。
截至2月16日24时，31个省份和新疆兵团累计确诊病例70548例，比昨日新增2048例；累计死亡1770例，比昨日新增105例（湖北100例，河南3例，广东2例）；重症病例10644例，比昨日增加628例；累计治愈出院10844例，比昨日新增1425例；现有疑似病例7264例，新增疑似病例1563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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