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人或事是真正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奠基者，功过自会有后人评说，但其“利在千秋”之处不容忽视
说到秦始皇，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焚书坑儒的暴政，以及修建长城的严苛劳役。然而，抛开这些争议，他统一六国的功绩，其“利在千秋”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大地分裂混乱，诸侯割据，战火连绵。他以雷霆万钧之势，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这不仅仅是疆域的统一，更是文字、度量衡、货币、车轨的统一。
文字统一：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在此之前，各国文字各不相同，极大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承。秦始皇推行小篆，统一了文字。虽然小篆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隶书、楷书取代，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理念，为后来汉字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文字至今仍是各国各异，那将是何等的分裂和落后。这种文化上的统一，是维系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基石。
度量衡统一： 长度、重量、容量的统一，对于商业贸易的流通至关重要。在秦朝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度量单位，这就像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需要不停地换算，效率低下且容易产生纠纷。秦始皇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经济统一和国家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货币统一： 圆形方孔的铜钱，成为后世数千年中国货币的雏形。统一的货币，消除了商品流通的障碍，促进了经济交往，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修筑驰道：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系统，这些宽阔平坦的道路，不仅方便了军队的调动，更极大地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和物资运输。这为后世的交通网络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模板。
诚然，秦始皇的统治手段残酷，留下了不少令人诟病的“恶政”。但从长远来看，他所奠定的政治制度、文化基础和经济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得中国在统一的状态下能够持续发展，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他所带来的统一，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作为一个整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因素之一。
蔡伦——改进造纸术，点燃文明的火种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记录信息主要依靠竹简、木牍、帛等材料。这些材料笨重、昂贵，不易获取和保存，极大地限制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
东汉时期，宦官蔡伦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改进。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廉价易得的材料，经过一系列精细的加工处理，制造出了轻便、价廉、易于书写的纸张。
成本的革命： 蔡伦改进后的造纸术，大大降低了纸张的生产成本。这意味着，更多的书籍可以被生产出来，更多的知识可以被记录和传播。这对于当时以精英阶层为主导的知识传播体系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
知识的普及： 更便宜的纸张，意味着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知识。学校教育得以发展，学术研究更加活跃，文化创作也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说，蔡伦的改进造纸术，为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打开了闸门。
文明的载体： 纸张成为了承载人类文明的重要媒介。从历史文献、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一切知识和智慧，都通过纸张得以记录、保存和传承。如果没有蔡伦的贡献，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古代经典，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蔡伦的贡献，并非是发明了纸张本身，而是将造纸术推向了一个实用化、产业化的新高度。他的改进，让纸张成为了一种真正可以被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获取、传播和保存信息的方式。这项技术，随着丝绸之路的传播，影响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每一次翻开泛黄的古籍，每一次手捧着现代的印刷品，我们都应该感谢蔡伦，他点燃了文明传播的火种。
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造福万民的生命线
在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有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它已经静静地运行了2200多年，却依然充满生机，滋养着广袤的土地。这就是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
在都江堰修建之前，成都平原易发生洪涝和干旱的灾害，土地贫瘠，百姓饱受水患之苦。李冰父子运用智慧和勇气，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设计并实施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分洪与灌溉的智慧： 都江堰最核心的智慧在于其“分流不阻”的设计理念。工程主要由宝瓶口、飞沙堰、鱼嘴等部分组成。
鱼嘴： 建在岷江主流上，将岷江水一分为二，一部分引入内江，一部分流入外江。内江是灌溉和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外江则承担了泄洪的功能。巧妙地利用了水流的惯性，将大部分水流引入内江，又避免了直接冲刷堤岸。
飞沙堰： 位于鱼嘴分流处，是一座低矮的溢洪坝。它能够将内江多余的水量和泥沙排入外江，从而保证内江的水质清洁和灌溉渠道的畅通。这就像一个天然的过滤器，将泥沙“筛”掉，避免了淤积。
宝瓶口： 是内江的引水口，它能够控制进入内江的水量，即使洪水来临时，也能保证流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至于过大，起到削峰的作用。
“深淘滩，低作堰”的维护哲学： 都江堰能够运行千年，不仅仅在于其精巧的设计，更在于其科学的维护理念。李冰提出的“深淘滩，低作堰”，强调定期清理内江中的泥沙，并保持飞沙堰的低位，这样才能保证工程的有效运行。这种长远的维护意识，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
都江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命运。它将桀骜不驯的岷江水变成了温顺的灌溉水源，使得成都平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粮产丰饶的“天府之国”。这项工程，不仅仅解决了水患问题，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成都乃至四川地区数千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至今，都江堰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科学的设计理念和精妙的工程智慧，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借鉴。它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最生动的注解。它让土地不再干涸，让人民不再畏惧洪水，让生命之河，源源不绝。
这些例子，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几个闪光点。总而言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人或事，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能够深刻洞察时代的需求，以超凡的智慧和决心解决紧迫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超越了个人的利益，能够为更广泛的群体，甚至为后世子孙带来福祉；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是具有深远影响和持久生命力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贡献和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的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我们的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
网友意见
废除农奴制。
农奴制是中国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被废除。
公元842年，达玛赞普被佛僧所弑后，吐蕃奴隶制在其政权内部分裂至灭亡后的一两百年间完成。这一时期王田的地权下移，财富分散，私有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在奴隶和属民大起义的形势下，在所属的庄园和村落之内，被形势所迫实行了带有让步怀柔性质的变革，使奴隶制逐步演变为封建农奴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而更为主要的是把那些自由农、私有农民变为农奴。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贫富分化日趋激烈，一些富人、私有者变成巨贾大富。他们聚敛财富、购置土地，成为新兴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奴役村民的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庄园。
这就是农奴的家园！他们在山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被农奴主剥下的农奴的大人和小孩的皮。
饱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藏族老人生命垂危，还在向行人乞讨。
被挖去双眼的农奴格达在民主改革中控诉农奴主的罪行:农奴主将沉重的石帽戴在农奴头上，用石头敲击将眼珠挤压出来，再用利刀把眼珠剜下。
日喀则奴隶出身的多扎瓦拿着自己的左臂控诉:“领主的儿子为了玩乐，把我当作活靶，用枪打断了我的左臂。”
瘦骨嶙峋不成人样的奴隶。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殖民主义的炮舰打进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蚕食西藏，乃至兵燹扫荡。腐败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步步退让，使西藏社会也沧入半殖民地状态。辛亥命前后，帝国主义者在农奴主阶级中豢养了一批亲英分子。部分大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勾结的过程，也就是加重对西藏压迫掠夺的过程。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愈发走向腐朽和没落。由此百万农奴愈发陷入遍地饥馑之中，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层出不穷，敲响了西藏农奴制的丧钟。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此后，历届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必须经中央王朝的正式封赐 。
在全部土地被三大领主占有的情况下，农奴主分配给农奴一块瘠薄的“份地”，农奴除了长年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劳动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在牧区 ，大部分牲畜被农奴主占有。牧奴虽占有一些牲畜，但由于是在农奴主的牧场上放牧，所以农奴占有牲畜的数量，便成了农奴主支派差税的依据。农奴为了领得“份地”，而投在农奴主自营地上的剩余劳动，构成了劳役地租，这是西藏农奴制社会中封建地租的基本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劳役、实物 、货币三者兼有，而以劳役为主的混合地租。大致计算，无论是堆穷向农奴主庄园自营地支差的份地，即“内差”份地 ，还是差巴向地方政府支差的份地，即“外差”或“差岗”份地，以及另一部分专支地方政府兵差的份地，其剥削率均在70%左右。在牧区，牧租剥削率约在50%以上。西藏的农奴主都放债，债利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除通常借债外 ，还有强迫借债，即债主强迫把债务摊派给农奴。多半是强行放给盐、茶，而收回粮食、土特产。农奴主的放债，不单纯为索取债利，还为了避免农奴逃亡，把农奴捆在庄园里，以进行长期剥削。西藏农奴主对土地的占有及对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是他们残酷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强制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的重要条件。早在17世纪后半叶，达赖五世颁发的村地文书即明确规定：人（农奴）和水、草、森林 ，是跟随土地一并封给农奴主的。农奴主可随意出卖、抵押 、转让或处死农奴。嫁出或外赘一个农奴要换进一个农奴。农奴主还强迫那些未直接为其支差的堆穷缴纳人役税，以示人身依附关系。
民主改革前，西藏政府虽分僧官和俗官两个系统，但他们都出身于贵族，政府实质上是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政权组织。
安多县牧民推托被部落头人砍掉一只脚。
牧民贝姆洪贞因偷拿了农奴主的半小口袋青稞，被农奴主砍掉右手。
“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是奴隶。占西藏总人口的 5％。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权利，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图为住在厕所下回的“朗生”
人权二字是与封建专制水火不容的。在我国，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目标的最终实现，才真正使人权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陌生字眼，在中国人民的苦涩生活中变成了幸福的现实。在西藏尤其如此。因为旧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是毫无人权可言的。彻底废除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对百万农奴，对整个西藏族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深远的人权意义。
一.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是实现西藏人民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的前提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包括西藏社会变革的历史，中国革命的人权意义同样包含西藏地方人民翻身解放的人权意义，并因为西藏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而显现出人权意义的夺目光彩。
三.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是实现西藏民族有充分的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的关键一环。
人权从概念到内容都在发展中，我国社会主义人权更是在不断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之中;
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五十八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开始于10世纪，废除于1959年的的制度已被彻底瓦解，西藏人民，西藏民族的人权有着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看看现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感谢阅读。
说一个不是中国的：
耶稣会（Jesuits，也称Society of Jesus）在1609~1767年于南美洲（主要在现巴拉圭、巴西、阿根廷边境）的传教活动。
“功在当代”：
耶稣会注重教育，向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传授技术、培育作物，保证村落经济自给自足；虽然有宗教化的要求，但是不强制土著采取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允许其保留部分文化习俗；维持土著居民不受剥削的与殖民者隔离，保护其不受奴隶贩子的侵扰。
（当然，“祸”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部分耶稣会士实际上利用土著印第安人的生产力给自己带来了大量财富，而且耶稣会在行动时仍然受到世俗殖民政府的压力）
“利在千秋”：
由于政治因素影响，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在1767年从南美殖民地驱逐了耶稣会。
200多年后，Caicedo(2014)根据历史资料和现代普查数据，研究了耶稣会传教活动对周围的长期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某一地区与其最近的耶稣会传教旧址的距离越近，收入越高，贫困指数越低，中位受教育年限越高，文盲率越低，劳动参与率越高，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率越高，第一产业就业率越低，医学、文化、会计知识掌握程度越高，记日记、去图书馆的频率越高。使用稳健回归、工具变量、历史数据（1895年阿根廷、1920年巴西）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
Reference:
Caicedo, F. V. (2014). ‘The Mission: Economic Persistence, Human Capit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e in South America. Job Market Paper.
补充一些图表：
大致对应现代的如下区域
把对评论的评论放上来：
- 当时的南美洲还没有“大城市”或者什么“经济发达地区”。在传教区域对应位置的现代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城市Posadas，但是这个城市是在1615年耶稣会传教村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有耶稣会传教，后有人口聚集经济发展成为大城市。
- 事实上，耶稣会是最晚进入南美洲的教会团体，因此他们的选址相对比较随机，因为更好的位置已经被其它教会团体占据了。作者实际上讨论了另一个教会组织Franciscan，这一组织的主要倾向是“苦修”，不注重教育和经济，对与Franciscan的距离进行回归的结果是：无显著的对收入和文盲率的影响，但是一旦同时控制了与Jesuits的距离，则距离Franciscan越近，收入越低，文盲率越高，贫困指数（Theil Index）也越高。
- 关于港口等地理位置问题，作者控制了地理位置（GEO）因素，包括距离最近的海岸的距离，距离最近的河流的距离，海拔，气温，面积，降雨量和经纬度。即使耶稣会选址和这些变量非常相关，那么多重共线性也只会造成二类错误（显著变量因此会变得不显著）不会造成一类错误，因此回归结果中显著的结果一定是显著的。
- 相关性确实不代表因果性，但是也不是说相关性就一定不能说明因果性。关键在于讲一个令人信服的好故事，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检验为什么不是其它因素。如果你认为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那么你得给个别的解释——比如说，可能地理位置其实是同时影响耶稣会传教和经济发展的lurking variable，那么我就同时控制地理位置，结果表明不影响显著性，这说明即使地理位置确实影响了经济发展（由于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可能地理位置因素确实有显著影响但是回归系数却不显著），也不能排除耶稣会传教这件事所起的作用。
- “一个基督教团体在南美洲传教有长期的正面影响”，不代表“这个基督教团体在南美洲传教没有负面影响”，也不代表“这个基督教团体在南美洲传教过程中没有作恶”，也不代表“这个基督教团体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作恶”，也不代表“基督教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作恶”，更不代表“基督教会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贡献的”。从第一个结论能直接跳到最后一个结论的人，脑回路实在太过清奇，恕我直接拉黑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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