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吃野味更多，医疗水平更差，爆发大规模的疫情，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解决大规模疫情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但核心思路往往围绕着：封锁、隔离、祈禳、药物治疗（以草药为主）、以及依靠时间与自身免疫力。
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
一、 前期应对：封锁与隔离——“防”大于“治”
当疫情初现迹象时，古代社会的反应首先是阻断传播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封锁和隔离。
1. 封城与交通管制：
封锁城镇与区域： 一旦发现疫情，统治者会立即下令封锁疫区，禁止人员和物资的进出。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唐律疏议》就规定了“疾疫禁”的条款，要求疫情发生时，要封锁道路，禁止人员往来。明朝的《明会典》也有类似的规定。
设立关卡与检查： 在城镇周边、交通要道会设立临时关卡，检查过往行人，对有症状者进行劝阻或隔离。
限制人口流动：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会要求民众居家不出，减少聚集，这与我们现代的“居家隔离”有异曲同工之妙。
2. 隔离病人与接触者：
设立“病坊”或“隔离营地”： 将染病者集中起来，与健康人分开居住。这些地方通常设在远离城镇的空旷地带，比如城外、寺庙等。明朝时期，就有在瘟疫爆发时设立“病坊”的记载。
强制隔离： 对于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也会被要求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防止他们将病毒传播出去。
焚烧病人遗物： 为了防止病毒通过物品传播，古人也会焚烧病人的衣物、被褥等物品。
二、 中期应对：祈禳、药物与宗教——“求”与“治”
在封锁隔离的同时，古人还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抗疫情，这些措施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
1. 祈禳与祭祀——寄希望于神明：
大规模祭祀与祈福： 由于对疾病传播机制的认知有限，古人常常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天地失调”等原因。因此，祭祀神明、祈求上天降福是常见的应对方式。皇帝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宗庙祭祀，祈求国泰民安，疫情早日结束。
道场与法事： 宗教界也会举行盛大的法事、道场，超度亡灵，驱散邪气。
瘟神崇拜： 在民间，甚至会有对“瘟神”进行祭祀的习俗，希望通过供奉来平息瘟神的怒火，避免疾病传播。
2. 药物治疗——以草药为主的经验医学：
辨证论治与经验方： 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高，但积累了丰富的草药使用经验。中医的“辨证论治”是核心思想，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具体症状（如发烧、咳嗽、腹泻等）来判断属于何种病邪，然后开具相应的草药方剂。
著名的“清热解毒”类药物： 在许多大规模疫情中，如霍乱、伤寒等，中医常用的治疗方法是“清热解毒”。例如，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大青叶、黄连、黄芩等草药在古代就被广泛用于治疗热性病。
汤剂、散剂、丸剂： 药剂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是煎煮的汤剂，也有研磨成粉的散剂，或者制成丸药。
政府组织配药与施药： 在疫情严重时，政府会组织药局，大规模地煎煮草药，免费发放给民众，以降低治疗成本，提高治疗的覆盖面。例如，明朝的《医林集要》中就有关于瘟疫方剂的记载，并且在疫情发生时会广泛应用。
个体医生的作用： 同时，也离不开民间游医和名医的努力，他们深入疫区，救治病人。
3. 生活卫生指导——有限的预防措施：
保持清洁： 虽然没有现代的微生物学概念，但古人也认识到清洁的重要性。会建议民众打扫庭院，保持室内通风，避免食用不洁食物。
饮水煮沸： 提倡饮用开水，避免饮用生水。
药物熏蒸： 使用一些有消毒作用的草药（如艾草、苍术等）进行室内熏蒸，以求净化空气。
饮食禁忌： 提醒民众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也可能包括一些对疫病不利的食物禁忌。
三、 后期应对与社会影响——“恢复”与“反思”
疫情过去之后，社会会进入恢复期，同时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1. 安抚民心与重建：
减免赋税： 对于受灾严重的地区，政府会采取减免赋税的措施，帮助民众恢复生计。
救济灾民： 组织对失去亲人、家园被毁的灾民进行救济。
总结经验教训： 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和学者也会对疫情的发生原因、应对措施进行总结，并将其记录下来，为未来的防灾提供参考。例如，许多医学著作都是在经历重大疫情后成书或修订的。
2. 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与改变：
人口锐减： 大规模疫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这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甚至是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社会心理创伤： 疫情留下的恐惧、悲伤和死亡的阴影会长期存在于社会心理之中。
对野味观念的影响（有限但存在）： 在某些大型疫情后，人们可能会对食用野味的风险有所警惕，但这种警惕往往是短暂的，除非疫情与某种特定野味直接关联且证据确凿。更多时候，食用野味是生存所需或生活习惯，难以彻底改变。
古代解决疫情的局限性与成功之处：
局限性：
缺乏科学认识： 对病原体、传播途径、免疫机制等一无所知，许多措施带有迷信色彩。
医疗资源分散： 医疗技术和药物都非常有限，且分布不均，难以有效覆盖所有人口。
社会执行力问题： 封锁隔离措施的执行力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的决心和地方官员的执行力，有时会因地方官员的疏忽或腐败而大打折扣。
卫生条件差： 总体卫生条件的落后使得疾病更容易传播和蔓延。
成功之处（相对而言）：
依靠群体免疫（自然选择）： 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很多时候疫情的结束是依靠大量人口感染后幸存者形成的“群体免疫”以及病毒毒性随时间减弱（或人体适应性增强）。这是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过程。
隔离的朴素智慧： 虽然缺乏科学原理支持，但隔离病人、限制人员流动这些措施在阻断传播方面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验医学的价值： 中医的草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的痛苦，也为部分患者提供了治疗可能。
国家组织能力： 在一些有能力的朝代，政府能够组织起一定的药物发放和救助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情的危害。
举例说明：
明朝的鼠疫： 明朝时期，尤其是明末，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鼠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也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处理方式就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封锁、隔离、寺庙施药（例如著名的“慈航丸”等），以及大量的祈祷祭祀。
古代的“大疫”记录： 在中国的史书上，“大疫”、“时疫”的记载非常多。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关于传染病的记载。许多地方志也会详细记录某一年某地发生了怎样的疫情，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
总而言之，古代人在面对大规模疫情时，是在极度有限的科学认知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斗争。他们的应对方式是一种混合了朴素的公共卫生观念、丰富的经验医学、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依赖的复杂体系。尽管充满局限，但其核心的“隔离”思想，以及在特定条件下的药物救治和政府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度过了许多次的危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强大科技和医学手段，正是建立在这些古代经验和不断探索的基础之上的。
网友意见
“群体免疫”
这个问题以及问题描述槽点太多，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吐起。
1、古人没那么多野味吃。
如果这个“古人”指的是农业社会之前的采集社会，那确实“野味”吃的挺多的。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什么“医疗”，唯一的医治行为差不多就是跳大神祈求神灵来治病。闹瘟疫的话基本上就是靠着死，抵抗力弱的那部分死光光，熬下来产生了抗体的那部分活下来。那个时候人类获取食物的效率很低，其实人口非常稀少，还主要是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即使一个部落死光，别的部落也基本上没啥事。
如果指的是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古人”，那就没什么野味吃了。打野味其实是一件挺浪费精力的事情，运气成分很大。大家对野生动物有个很普遍的误解，觉得在野外，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实际上荒郊野外的找到一只体型足够大、值得捕猎的野生动物，是很辛苦的事情。虽然是人类作为顶级掠食者，只要发现就能逮住，但是发现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以个大味美皮毛还能做衣服的岩羊为例：
岩羊的分布，即使在栖息地也不会超过0.3只/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一只，至少需要巡逻3平方公里的范围。
岩羊还是群居动物，一个群通常8到16只，那么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搜寻范围，你得跑24到48平方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岩羊群。48平方公里，相当于6公里乘以8公里的一个范围。
要遍历一个48平方公里的正方形需要走多少路呢？按照一个优秀的猎人在完全平坦的草原上视力极限左右1公里计算，最理想的路线你也得跑至少23公里。
跑完这么多路，这才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你需要追踪捕猎岩羊，这个距离在群体协同捕猎的条件下，大概怎么也得再来个20公里。捕猎可不是大家一窝蜂冲上去按住就完事儿，岩羊也不是傻子，它也会逃命的。
当然，人类有时候运气很好，刚开始搜索就发现了目标，大大减少搜寻需要跑的路。但是这可是完全平坦的假想条件，实际上难免会有坡坡坎坎，有时候视野还会很差，有时候动物躲在犄角旮旯的地方，有时候还有大雾、雨雪。这个就很难量化了，所以只能大致的估计一下，每次搜索岩羊跑的路平均下来不可能少于23公里。
最终，千辛万苦之下，你跑了40公里的路，才能抓住一头岩羊。
所以人类才会驯养羊，把羊关起来养，这样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体力劳动，就能稳定的获得羊肉。而不是千辛万苦的跑去追逐它们，再费尽心机抓住。
我怀疑耕种驯养为主的农民，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抓野味，更不可能经常吃到野味。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人口爆炸也能看出来这一点：经常吃野味的时候人口少得可怜，不吃野味以后人口才暴涨起来。
2、瘟疫不可能杀死所有人。
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甚至是寄生虫，都不是以完全杀死宿主为目的的。
真实的病毒可不是《瘟疫公司》的游戏，它的目的不是完全杀死宿主，一个都不剩。它的目的仅仅是生存、繁衍、传播，把宿主全部弄死了，这个细菌、病毒、寄生虫自己也就灭绝了，它何苦来哉？
也就是说，无论多么凶险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它也不可能灭绝一个物种。或者说，能够灭绝一个物种的细菌病毒寄生虫，自己也已经灭绝干净了。
古代当然也有非常厉害的瘟疫，然而这些瘟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人类“死光”、“都得没了”。事实上，古代大部分凶险的瘟疫，瘟疫直接致病杀死的人都不占多数，大多数人其实是死于瘟疫导致的社会秩序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饥荒。
3、中医没有战胜过病毒。
中医连病毒的存在都不知道，它怎么去战胜病毒呢？
你怎么去战胜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敌人呢？
即使中医自己的记载也从来没说过它战胜过什么“病毒”，中医典籍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病毒”这个词汇。就算是放宽到广义的“瘟疫”，也没有任何典籍说自己战胜了瘟疫。相反，每一次瘟疫都尸横遍野，每一次瘟疫都赤野千里、生灵涂炭，很多瘟疫还导致了改朝换代。
翻开历史书，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瘟疫流行的记载，靠着中医“战胜”瘟疫的记载又有几次呢？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前提就是错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古代瘟疫爆发，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死”。在消毒、隔离以及其它现代医学手段发明之前，人类面对瘟疫就只有一个手段：祈求瘟疫手下留情。
瘟疫总会手下留情的，它并不想搞死你，搞死了你仅仅是一不小心而已。病毒、细菌在人体内增殖，数量上万上亿的增加，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毒素，破坏了人体的循环，人体无法承受导致了死亡。总有人扛了下来，总有人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了病毒，总有病毒自己降低了杀伤力，最终运气不好的死去，运气好身体好的活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没解决，也没法解决。
1
类似埃博拉这种极为烈性的传染病，几周内团灭一个村子，古代信息和交通不发达，今天的人们找不到任何痕迹。
埃博拉是最近这些年才有的么？
不是，历史上有多少人被这个病毒瞬间带走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2
类似冠状病毒的还算比较温和的疫病，古代的人们也没什么好办的。
想想看，人均寿命不到50，遇到这次肺炎。
有人发烧，有人不发烧，有人发炎有人感冒，最后致死率20%。
你觉得古代中医怎么治？
那些连同一种病都能给出不同答案的古代医生，甚至都不会发觉这是疫情。
3
至于最狡猾的鼠疫、天花。全国性的爆发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大家感受一下:
除了烧香拜佛做法，就是找个像康熙一样的皇子。
最后，不计其数的遇难者，只化为历史书上冰冷的一行。
看看这年份和数字，你还认为古代人能“战胜”瘟疫么。
古代人面对瘟疫，是真没办法。
民国时期，伍连德在东北处理鼠疫，中医各显神通要是有用，也不会把这个年轻人送上前线。
中医们各显神通，不光没有解决问题，很多人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
得感谢民国已经有了大众媒体的雏形，让我们知道瘟疫面前正确的处置办法。
否则，我们还真的以为，是中医解决掉了那些残暴的瘟疫。
瘟疫不是那种靠人体能够自愈的疾病，也不能靠古代中医怎么说怎么有的治疗方案。
ta是现代医学，现代社会管理，现代商业，现代信息传播学共同努力，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
什么都不用做就自行解决了。
日本撤侨回去，200人中3人确诊2人无症状，姑且就按这个比例计算。
那么古代一个300人的村子全部感染以后，200人无症状，70人轻症，30人重症；考虑到古代医疗条件，轻症里死个八成重症全挂吧（这相当于出现症状以后86%的死亡率，够严重的了），那么存活214人，并且身体条件好的壮年和青少年为主，很快能繁殖回来，离灭村等级还远得很。
这个水平不太行，古代的“疫情”一般指的是十死八九，十室九空这种，起码也要死者无算，死者近半，疫死者半，这存活率超过七成......都不一定够减税赋呢。
然后等到下一代，无症状父母的比例高达93.5%，剩下易感者也全是轻症后裔，下次爆发的死亡率只有5%，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现在五花八门的感冒病原体多数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它们生来弱小只能让人流点鼻涕，而是扛不住它的人已经不在了。
古代虽然医疗水平差，但是人口密度低，居住环境分散，最关键的是人口流动度极低，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出县。一个地方爆发了瘟疫，这个地方的人当然死亡率很高，但不易传染给周边地区，更不易进行持续传播。不过尽管如此，如果遇到传染性特别强，并且会被老鼠携带，或者可以通过水源传染的疾病，比如黑死病和霍乱，以古代的防疫体系，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型马尔萨斯现场，啥也救不了，只能依靠人口自然衰减来防疫。
但是像两次肺炎这种，就属于典型的“当代传染病”，或者叫“当代中国传染病”，它的传播方式是高度依赖当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的：极高人口密度，极大人群聚集，极强人口流动。只要严格隔离，疫情是可以控制的。放在古代那种天然的隔离条件下，这样的传染病更可能造成一城一地的高伤亡，而对于周边城镇和乡村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放在当代美国等新大陆国家，更大的可能是个别作死吃野味的脑残红脖把自己一家吃死在家里，而两英里外的邻居压根不知道这事儿。
SARS时候，人们还传一个词——“人瘟”
不过现在大家日子过好了，都忘了。
https://www. zhihu.com/answer/988012 390
再老一点的老人家可能会跟你说，某某村子“发人瘟”了。
这个地方的结局就是整个村子团灭，可能还有那么几个零星的存活者，但基本可以说这个村子不复存在了，活下来的人为讨生活终究会去其他地方的。
但是病毒一般也就局限在这个村子里，最后烟消云散，不为人所知。
可以说，绝大部分古代的瘟疫就是这样来的走的。
我们现在能从历史上知道的瘟疫，都是瘟疫没有局限在一个地方，而是扩散开来了。
现在交通工具的发展，地球村，今天武汉感染，明天就可能飞到美国，所以WHO提的One health 概念也是非常好的理念。
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我觉得赵国屏院士所言极是。
赵国屏院士最近刚提的“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就是这次教训主要问题——
赵国屏院士：科研、疾控和临床缺乏协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教训”
《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内的研发力量有没有统筹？如何实现科研力量集中，协作攻关？
▲ 赵国屏：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之中，科研（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和基础医学研究）都没有有机地整合在其中。
相反，虽然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可能就是让国家疾控中心一家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做不好的）。
其次，对于科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从疾控体系来说，实时、系统、前沿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疾病防控措施及时实地到位的关键科学依据，而不是流行病学研究者沽名钓誉的资本。
另一方面，从疾病诊治系统来说，以临床数据样本为基础，采用现代基础医学手段开展的研究，能为病人诊治提供重要的病理知识基础（甚至关键的靶位），而不是基础研究者发表论文的资本。
当然，两者研究的总结，往往需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并开展交流，但这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且为今后疾病的发现、防控和诊治提供历史的经验。
将上述两个问题整合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没有从“平时”到“战时”的协同。
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具体的部门单位、工作者，不能排除研究者不正确的“初心”和一线工作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极为繁忙而难以顾及科研需求的现象。
然而，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只有将科研队伍与疾控及临床队伍在平时就组织成团队或形成协同的体系，并且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的工作，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地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这次教训不是“又一次教训”而是“最后一次教训”。
嫦娥：哼！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我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就吃乌鸦的炸酱面！
羿：太太，今日还好，还射了一匹蝙蝠……（对使女）女辛，快拿来给太太看。
嫦娥：一团糟！不是全都粉碎了吗？肉在哪里？
羿：没办法，箭头太大嘛。（对使女）女辛，去做碗汤来。太太，想当年，我射封豕长蛇……
嫦娥：这是封豕长蛇吗？封豕长蛇都拿去周济了乡邻。
羿：（手摸褥子）也是有自用的。这西山的文豹，是我们结婚以前射的，那时多么好看，全体黄金光。想当年，熊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野兔山鸡。没办法，我的箭法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如今只剩下乌鸦了。
嫦娥：去年好容易射了几匹果子狸，也被你拿去做了人情，送给了青丘之泽的务成子。以前还时常走动，今年却也不见他来府里拜会，可见人情是白给了。
羿：听人说他去年忽然病故。今天我为了射这蝙蝠，骑马绕行了六十里，到那边一看，整个青丘似乎也没剩几个人。
嫦娥：你不能走得远一些吗？青丘没有，商丘未见得也没有。
羿：对，太太。我也这样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那就叫醒我。我准备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些獐子兔子。……但是，怕也难。我射封豕长蛇的时候，野兽是那么多，你还该记得罢。
嫦娥：是么？（恹恹地睡下）
羿：上次的道士说，吃蝠是福，有人吃了蝙蝠，是会飞升的。等汤好了，我和你一起吃。
女辛：太太，蝙蝠汤已经炖好。
羿：太太已经睡下了，你放在几上吧。唉唉，这样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给她吃乌鸦的炸酱面……
羿觉得惭愧，两颊连耳根都热起来，提着弓箭出门去了。一个时辰后，又兴奋地冲进家门。
羿：太太，太太，我射中一只鸡。
女辛：老爷今日运气倒好。咦，这不是山鸡，竟是家养的芦花鸡。
羿：可不是？还倒赔了人家十个面饼，你休对太太说起。太太呢？
女辛：太太喝了蝙蝠汤，又睡下了。
羿：这里有一只空碗，可是榻上竟没有人呢。
女辛：（脸色苍白）我点了灯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黑影向这边飞去了，莫非竟是太太。
羿：快看看太太养的宠物还在么？
女丁：玉兔还在，唯独不见了胡萝卜。
羿：唉唉，不好，她竟独自飞升去了。只是不带玉兔，她光带上胡萝卜有何用处？
女辛：太太竟已经升天了么？（抬头）阿也，太太飞到月亮上去了。
羿：（叹一口气）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女乙：这是不一定的，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女辛：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
羿：放屁！不过，乌鸦的杂酱面也确实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罢了，过几日，找到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地上一日，天上不过片刻，便让她稍事歇息吧。
半个月后。
道士：夷羿老爷，现在想要上天，怕已无法可想。
羿：却是为何？
道士：广寒宫突发瘟疫，死伤遍地。除了尊夫人，另有一名伐木工人，竟不剩其他人了。如今天帝震怒，已将蟾宫封禁。
羿：要封多久？
道士：少则半月，多则百天。
这次农村自发的阻断对外交通，方法就相当古典。
SAS和武汉肺炎，完全不治疗，死亡率估计到不了30%。
怎么解决的？
很简单，那30%人口死完了就解决了。
- 人口比现在少。
- 城市化水平低, 绝大多数人住在农村。两宋的城市化率可能有10%，1840年时反而只有5%左右，因为农村人口增长更快。
- 交通没现在方便，普通人一天赶几十里，驿站传送公文是每天一百五十里、二百里，三百里就算加急了，至于六百里、八百里加急，历史上有记载的根本没几次。
正常赶路的速度，有记载的，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七月初六到十一月初九，四个月左右，行程按现在的公路里程是3200公里，平均每天是26公里左右。现在这段路程坐汽车三天，火车两天，飞机当天就到了。 - 抵抗力可能确实比现代人强。
举个例子, 清初汉人得天花的死亡率是40%~60%，但是满洲、蒙古人一旦发病，死亡率超过90%。这是几百上千年来不断自然选择的结果，满洲、蒙古人长期住在人口稀少的关外，抵抗力比汉人差得多。以至于康熙因为出过天花没死，才被选为皇帝。
康熙朝之後，凡清廷舉行重要典禮時，勸止未出痘外藩來京的詔文屢見不鮮。至於痘患正在盛行虛的外藩，更不准來京，其所進貢的物品，亦不接受。雖然清廷有此體恤外藩之舉，外藩卻仍未嚴格遵守，故常有來京後染痘而死者。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與二十八年(1763)，黑龍江打牲處將軍不問是否出痘，遣人至京師，造成兩年間共有十三、四人因痘疹而殤的悲劇。為了解決此一問題，乾隆下諭黑龍江將軍，此後未出痘者不准至京師，著往木蘭圍場引見。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又下令內札薩克、喀爾喀蒙古等，已出痘的「熟身」，可入京參加襲爵典禮，而尚未得痘的「生身」，則前往熱河的木蘭圍場引見，永為著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規定伊犁所屬的土爾扈特、科布多所屬的杜爾伯特，已出痘者分為四班，一年一班，來京朝覲。此類規定，嘉慶以後亦屢見史冊，成為滿清外交上一項重要而特殊的常制，而木蘭圍場則成為清帝與未出痘的蒙古諸藩重要的聚會場所。乾隆雖曾諭令未出痘外藩不必來京，但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1780)，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慶祝乾隆七十壽辰，卻在京城不幸染痘圓寂，顯然此一外交常制仍有例外發生。
至于中医起了什么作用？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人痘接种术也算一大贡献。
再参考下这个链接，中国瘟疫史：
古代如果爆发大规模瘟疫，古人基本上没法解决，只能听天由命。
当然，政府也是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掩埋尸体，派官祈禳，遣医官诊疗及施药。
先说“遣医官诊疗及施药”，这种措施从晚明嘉靖朝开始比较多，一般由太医院及惠民药局实际执行。
如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北京发生大瘟疫，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上疏请求派太医院和顺天府惠民药局准备医官施药救治，嘉靖皇帝批准。
丁酉（五月十七日），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上言：迩者盛夏，炎郁散为疫疠，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臣考之周礼医师之属，有疾，医以掌养万民之疾病，凡以惠元元重民命也。乞命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门居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得以有济虽有疠气不为灾矣。
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丁未（正月十三日），京师再度爆发瘟疫，嘉靖帝再次谕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孙承恩、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曰：“方此春时，民多疾疫，朕体上天好生之令，命尔等以是月十五日施药于朝天门外，以溥济群生，如往年例如谕奉行。”
有的时候，政府在施药的同时还发放银钱补助，用于安慰病者家属，如万历十五年出现“羊毛瘟”，万历皇帝就下令：
万历十五年五月初九日，以京城疫气盛行，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
但因为古人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爆发瘟疫、瘟疫的实质是什么，所谓“遣医官诊疗及施药”基本没啥用处。
在一些儒家士大夫看来，多半又是什么阴阳失调，上天示警，朝廷里有奸臣，甚至以此为由进行政治斗争，那他们想到的办法多半就是求神拜佛，向上天祈祷。
成化五年四月辛酉（四月十九日），礼部以灾疫流行，请命大臣祈禳。上遣襄城侯李瑾、礼部尚书邹干、掌太常寺尚书李希安祭告山川等神。
比如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北京瘟疫盛行，崇祯皇帝也曾于会极门召见正一教大真人张应京，命其禳疫。
又比如晚明谢肇淛的《五杂组》也说：
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辄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
人们信巫不信医，瘟疫一旦爆发，不求医问药，只请邪神，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医药也是无用，不知道瘟疫致病之由，连怎么传播也搞不清。
而祈禳这种方式，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有用的地方，或许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心理治疗法，能在一定时期内对百姓的恐慌心理进行控制。
但实际作用嘛？连阻断瘟疫的传染扩散都做不到，聊胜于无吧。
而真正有效的手段可能就是及时掩埋因瘟疫而死的尸体，这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途径，也是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的人性化措施。
比如成化七年五月北京瘟疫严重之时，明宪宗下诏于城外设置漏泽园，安葬瘟疫死者。
辛巳（五月初九日），诏京城外置漏泽园。时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上闻而怜之，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
晚明嘉靖、万历年间，屡次大瘟疫流行之时，朝廷通常也提供草席或棺木，给百姓安葬掩埋其亲人的尸体。
但很多时候掩埋尸体又埋得不深，大雨过后，又继续传播，“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间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漂泊远近，人在气交之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
再加上疫疾发生后, 人们普遍恐慌，害怕被传染，对瘟疫而死的尸体，“人惧为所染” , 对死尸往往不加掩埋，甚至掷入河中。
《宝山县志》记载：“ 正德五年庚午四月大疫，横尸陈河，不可以舟。” 尸体随河而下, 使得疫病扩大流行。
其实总而言之，古代一旦爆发瘟疫，最后真正的解决办法，说来说去也就一句废话：
反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了的人就死了，没死的人也就活了。
仅仅通过一些史料文字，我们现代人都能感受到瘟疫爆发之时惨不忍睹的景象，疫区人民该是多么绝望。
他们除了嚎哭乞求上天以外基本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有些瘟疫能一直延续十多年，多次大规模爆发。
1、永乐五年至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地爆发瘟疫，死者七万八千多人。福建邵武府甚至有一万二千多户百姓全部死绝，当地田地全部荒芜，无人耕种。福建一带的疫情到十几年后的永乐十七年五月仍然没有完全停止，其间屡次爆发，总计死者达十七万四千多人。
永乐六年七月，是月江西广信府玉山、丰二县疫，民死者千七百九十馀口。
永乐六年九月二十日，是日，户部启：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馀口。
皇太子命速遣人廵视灾疠之处，令有司加意赈卹。
永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福建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馀户，所遗田地乞以杖罪内徒畊种输税。从之。
永乐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廵按福建监察御史赵昇言：光泽、泰宁二县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馀户，塩粮二千四百一十四石无徵。命户部除之。
永乐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馀口。廵按御史赵昇已経覈实，其徭赋及各卫勾补军役俱未豁除。
皇太子命户部、兵部悉除之。
2、永乐八年，山东登州府宁海等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男妇疫死六千一百馀口。
3、永乐九年夏，陕西爆发瘟疫。皇帝朱棣派户部侍郎王彰去当地祭祀山川等神，从给王彰的敕书可以看到，朱棣也是认为瘟疫完全是天灾，消除瘟疫只有神仙才能半到。但他也让王彰带了洪庥等药去陕西。到底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据说王彰去祭了神，瘟疫就消失了。
另外，陕西巡按还提到了惠民药局，请求由官府买药，救治百姓。
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陕西疫。遣户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曰：
比陕西守臣言境内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朕君临天下，一物失所，皆朕之忧，故闻之恻然弗宁。惟助国卫民，御灾捍患，神之职也。尚其鉴余诚悃，赐以洪庥，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岂独生民之幸，国家盖有赖焉。
既祭，疫疠顿息。
七月二十五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言：天下府州县药局，本以惠民，今年陕西所属军民大疫，责令有司拨医调治，官无药饵，致死亡者多。自今宜令各布政司府州县储积善药，官府所无者，支价收买，遇军民有病，官给医药，庶不负朝廷仁民之意。
从之。
4、永乐十一年夏，浙江爆发瘟疫，死者两万多人。
永乐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浙江乌程、归安、德清三县疫，男女死者一万五百八十馀口。
永乐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浙江宁波府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五县疫，民男女死者九千一百馀口。
5、正统十年夏，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及陕西西安府爆发瘟疫，仅浙江三府死者就达三万四千多人。
正统十年七月十三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黄裳言：
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属县，自去冬以来，瘟疫大作，男妇死者三万四千馀口，已蒙皇上轸念生灵，特遣廷臣诣彼祈祐矣。然死者所负租税，宜为蠲免病者，饥者宜加存恤赈给。
上命户部即遣人驰令布、按二司官如裳言行之，不可徒事虚文。
朝廷之前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派遣人去相应地方祭祀神仙：
正统十年六月癸卯（六月初一日），朔，遣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祭南镇会稽山之神，通政使司右参议汤鼎祭西岳华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以浙江台宁绍三府、陝西西安府各奏瘟疫故，遣赍香币祈灵以庇民物也。
6、景泰六年夏，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及陕西西安、平凉等府爆发瘟疫，江南死者七万七千多人，陕西死者二千多人。
景泰六年六月初四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曹璟等奏：西安、平凉等府正月以来不雨，四月霜雪，瘟疫死者二千余人。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贡奏：五月初六日，苏州地震，并常镇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
7、景泰七年春夏间湖广黄州府黄梅县爆发瘟疫，当地官员的奏报中有详细描述当地百姓的惨状，有的家里死了三十多 口人，总计达三千四百多，全家死绝者就达七百多户，有的家里是父母都死了，子女出逃，很多人都被传染了，想当乞丐要饭都找不到地方，当地百姓悲哭动地。朝廷也没啥有效办法，死了的就埋，没饭吃就想办法赈济些粮食。
景泰七年十月初七日，湖广黄梅县奏：境内今年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者，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死亡者已令里老亲邻人等掩埋，缺食者设法劝借赈恤。
俱命户部知之。
8、景泰七年冬至天顺元年春夏间，京师及其附近州县爆发瘟疫，直隶巡按史兰的奏报中有“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这样的记载，可见其惨状。
在史兰的认知里，瘟疫就是天灾，或者是当官的不行，没干好事，导致阴阳失调，有伤天地和气。
所以他认为的解决办法就是皇帝和官员们一齐修省改过，再派遣官员到相应地方祭告神祗，甚至还可以学周礼里面的“逐疫之典”，乞求上天消除瘟疫。
天顺元年五月十四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史兰奏：顺天等府、蓟州、遵化等州县军民，自景泰七年冬至今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
臣切详瘟疫虽称天灾流行，然亦人事有乖，或因大臣失职，不能调爕阴阳，或因用刑失中，有伤天地和气，或因有司贪酷，失于抚字。
伏望皇上体天地至仁，戒谕群臣，使各脩省改过，以回天地之和，以弭群黎之患。仍遣官于各处应祀神祗祭告，仿周礼逐疫之典以禳灾患。庶几天意可回，灾患可弭。
事下礼部，覆奏：宜移文戒示巡按御史擒冶贪虐官吏。
上曰：灾异当谨天戒，然大臣已尝戒饰，御史擒冶贪虗官吏自有常例，不必再行。
其实这个问题说的没错，古人吃野味更多，医疗水平和环境卫生都很差，所以爆发瘟疫非常频繁。尤其是很多人口稠密、流动频繁的大型城市、都会、交通中心，比如北京。
先说这个乱吃野味的问题。
没错，古代人吃野味更多，但古代人吃野味绝大多数并非是为了尝鲜，而是发生了饥荒，没办法才去吃，要是有精米白面吃，古人还真没多少人愿意吃那个野味。所谓的野味也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什么树皮、草根、野兽等等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
一般而言，水旱蝗等灾过后，庄稼必然会减产，因而导致人民饥荒。饥饿之时，人们乱吃食物，很可能会染上病毒细菌，引发瘟疫。而如果是大的水灾，还会直接会导致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时处理好尸体，尸体一旦腐化，很有可能迅速蒸发腐烂酿成大疫。
如嘉靖三十三年春，京畿因上一年北直隶大水，饥荒严重，百姓甚至剥树皮以食，到该年四月，都城内外发生大疫。
又比如嘉靖四十四年的瘟疫，也和饥旱有关。万历年间的瘟疫，发生时间也多在饥旱年月。
明末崇祯十四年以后连续四年的特大旱灾，也是崇祯末年瘟疫大流行的一大诱因。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灾之后有大疫”。
其次就是古代的医疗水平和环境卫生问题。
医疗前面已经说过了，基本没什么用。
再说环境卫生，以北京为例。
明初的北京本来是很少爆发瘟疫的，北京城内的居住空间尚未饱和，卫生条件也比较好。到了明代后期，随着北京人口的不断增多，人口流动又大，城市环境变得越来越差，晚明的北京不断爆发瘟疫，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时的北京，居住空间狭窄、街道脏乱、排水不良，又多蚊蝇。人口的增加，各种垃圾、秽物的处理，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据史料记载，当时北京的垃圾堆积得相当严重，居民将灰烬、碎屑等物倾倒在街面，日积月累，导致街面上升，高过两旁住家，连带也造成了住家积水的问题。
排水不良也是明代后期北京的一大环境卫生问题。北京在建都之初，原有良好的排水设计。但到永乐年间兴筑都城以来，由于历时久远，沟渠淤积的问题日趋严重。到后来，这一问题不断恶化。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甲戌（六月十九日），工科都给事中孙善继言：国家宫府，市廛沟渠街道，靡不昉古经纬布之，年来职掌寖废，街道秽积，所在为丘沟渠壅塞，一雨成沼，都城皇城之下，纵人取土造坯，掘成深坑，西山禁地，土豪公然开窰，大明门外，横驰御路，恬不为意，凡若此类，皆非细故，请乞严敕申禁。
不报。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北京还有一个长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满街是粪便，究其所由，据说与居民的生活习惯有关。
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人在街巷中大小便。而居民之所以随地大小便，则与北京的厕所少有关系。
在明代的北京，室内设有厕所者不多，除皇宫和达官贵人家多有厕所外，一般人家则多无此设施。此外，明代北京的街道上除了人粪之外，牲畜的排泄物也到处都是。
我们作为现代人应该知道，粪便也是疫疾传染的重要途径之一。
北方因无水田，粪便远不如南方有用，故“ 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侯其地上干，然后和土以溉田”。城镇中则停沟中或街巷中，使居住环境污染严重，很容易导致瘟疫的发生。
以下是我找到的一篇论文中对明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
古人战胜大规模瘟疫？
三国大瘟疫，建安七子一波带走五位，同一波还有鲁肃他们。各个都是大人物，享受当时的顶级医疗，照样束手无策。如此凶残的瘟疫，搞得连篡汉的曹子桓都直接看破红尘了。
不要自欺欺人，古人对于瘟疫，除了听天由命、用人命去填，真的没有太好的对策。他们怎么解决的？他们没解决。
这张图大家可以当做是没品笑话来看。可换在古代，改改数字，他们真的可以当奏章汇报。
其实绝大多数疫情并不需要（人为的）解决。
于其考虑古人，不如看看其他生物，难道只有人类会爆发大规模瘟疫吗？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瘟疫。
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来看，瘟疫带来的灾难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从人类这个种族来看，瘟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譬如说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带走了欧洲1/3的人。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不需要解决。一方面，一些人会产生抗体自愈，一些基因突变可以天然的抵御某些疾病，例如地中海贫血可以降低疟疾的死亡率。另一方面，人死得差不多了，传播就会变慢，潜伏期短的烈性传染病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密度传播，自然就会消失。
也就是说，你啥也不做，瘟疫也会被“解决”，这是自然规律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解决”瘟疫，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流行病学，现代医学支持我们去主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掌握了消毒、隔离等措施来阻断瘟疫的进一步传播。也有现代的医学去挽救更多的病患。
这些都没有的古人，当然就只有等死咯，瘟疫虽然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人类这个种族来说，还没那么容易灭绝。
说白了，你就屯一堆吃喝的在家里憋着别出来，政府啥也不干，医院全部关门，到了夏天这个病毒通常来说自然会销声匿迹，到时候大概率你还活着。
你会觉得这种窝里蹲疗法很先进吗？
其实你还别小看了这种窝里蹲疗法，隔离仍然是目前对抗流行病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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