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这些上层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来打去，百姓十户九空，这些人真能称得上是英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审视。
一、 从“英雄”的传统定义来看：
传统的英雄定义往往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高尚的品德： 如仁爱、忠诚、信义、正直、无私等。
卓越的才能： 如军事才能、政治才能、治国才能等。
为国为民的贡献： 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民族的繁荣、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勇于牺牲的精神： 敢于面对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二、 三国上层人物的行为表现与“英雄”定义的冲突：
当我们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三国时期的诸多上层人物，比如曹操、刘备、孙权，以及他们手下的谋臣武将时，会发现很多行为都与传统英雄的定义相悖：
个人利益至上： 三国时期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权力、地盘、资源的争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意图统一天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刘备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实则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权；孙权割据江东，保卫家族利益并伺机扩张。他们的许多决策，都是以家族、派系的利益为重，而不是完全以天下苍生为念。
百姓的牺牲与漠视： “百姓十户九空”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频繁的战争导致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兵源的征发、赋税的加重、战争的破坏，都给底层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虽然一些领导者会表现出对百姓的同情，比如“不忍伤百姓一户”，但为了实现政治或军事目标，他们往往会牺牲部分百姓的利益，甚至将百姓作为战争的炮灰。例如，某些攻城战中，为了破城，不惜牺牲守城方的平民；为了筹集军饷，会征发大量物资，导致民不聊生。
权谋与欺诈： 为了达到目的，三国时期的上层人物善于使用各种权谋，包括欺骗、离间、背叛等。例如，曹操在赤壁之战后，不顾孙权的战略考量，依然想占据荆州；刘备在诸葛亮死后，依然执意北伐，消耗了蜀汉的国力；甚至一些结盟也常常因为利益冲突而破裂。这些行为很难称得上是“正直”或“信义”。
战争的持续与扩大： 如果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并能迅速带来和平与繁荣，或许还可以理解。但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攻伐、拉锯，使得战争成为常态，百姓在动荡中挣扎。
三、 辩证看待三国上层人物：
然而，简单地将他们斥为“不义之徒”也过于片面。我们还需要看到：
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三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中央权威衰落的时代。在没有统一的强大政府来保障秩序和民生的情况下，各国诸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通过战争来扩张势力，巩固地盘。在这样的乱世中，个人能否“明哲保身”就已经非常困难，更遑论完全顾全百姓的利益。
政治家的无奈与权衡： 作为一方诸侯或统治者，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给自己的子民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策，有时甚至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刘备一生颠沛流离，为了建立蜀汉，他需要依附他人、参与战争，其“仁德”的形象是在不断斗争中塑造和维护的。
对后世的影响与评价： 一些上层人物，如诸葛亮，虽然也参与了战争，但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他为蜀汉发展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他的“英雄”之名，更多地来自于他为理想和国家付出的努力，以及他身上所体现的忠诚和智慧。即便如曹操，虽然被一些人认为是奸雄，但他的军事才能、政治抱负以及对文化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英雄”定义的演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雄”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变。在乱世中，能够组织起一支军队，在乱局中生存并建立一定秩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被视为一种“英雄”。他们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瑕的圣人，但他们具备了那个时代所需的某些特质。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三国时期那些上层人物，是否能称得上“英雄”，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统一的答案。
从纯粹的为国为民、高尚品德的标准来看，许多人都难以称得上是纯粹的英雄。 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利益，确实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与现代人对英雄的期望相去甚远。
但如果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能够展现出卓越的才能、领导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带来秩序和稳定，甚至留下一些对后世有益的制度或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些人物又可以被视为具有“英雄”的某些特质。
更准确地说，他们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家、军事家，甚至是枭雄。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多面的，既有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也有在乱世中求存和发展的努力。
与其简单地称他们为“英雄”或“恶棍”，不如更深入地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英雄”之名，往往是建立在民众的牺牲、对权力的追逐以及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成功之上，而这种“英雄”的代价，是无数无辜百姓的血泪。
因此，当我们回顾三国时期的历史，看到那些上层人物的权谋斗争和硝烟弥漫时，更应该铭记那些在战争中承受苦难的普通百姓，并反思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以及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英雄”都应该将人民的福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网友意见
民粹主义只是高喊人民，除了建一个道德牌坊，百无一用。
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例子。
古往今来，因为军阀的私欲和野心而起的乱世有多少？
连国外做的《全面战争》游戏都知道讲一句，首先是朝廷腐败，才导致黄巾揭竿而起。然后军阀在平叛中扩张了他们的势力，导致了乱世。
假设孙、刘在赤壁就投了曹操，会怎么样？
汉末以来的土地兼并、门阀垄断改变了吗？没有，只是更加严重了。
是人民活不下去了，才造就了乱世。而不是乱世让人民活不下去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固有一死，或死于战火，或死于苛政。
在改变历史的条件发生之前，这有什么区别？
什么叫做改变历史的条件？什么能够缓解门阀垄断兼并的现状？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孙、刘就算在赤壁之战直接投降了，能有什么区别？
须知历史上的曹魏也不是被外敌进攻才灭亡的。
那假设曹操也突然想不开了，还政于汉献帝了。就会有所好转吗？
当然不会，否则黄巾之乱都不应该有，不是么？
汉之后有魏，魏之后有晋，晋之后是南北朝。都不过是门阀政治下的一个又一个牺牲品罢了。到了什么时候才停下来？门阀政治不停下来，乱世就不会停下来。
门阀天然地会兼并土地，吸纳人口。
魏灭蜀时，全中国在册人口一度只有700多万。而到了司马炎统一的时候，在册人口一下子飙到了1600万以上。为什么？随着中央的控制力增加，一些门阀豪族把隐匿的人口吐出来了而已。而这数字，也就是现代学者估算的，真实人口的一半左右。
同时门阀又把持着政治。
曹操出生前20年的时候，汉朝颁布法令，要求举孝廉的人年纪不得小于40岁。 然后曹操出生后20年，20岁的他就孝廉了。这只不过是汉朝崩毁的社会制度的冰山一角而已。曹操在的时候，尚且有点求贤不问出身的意思。曹操死后，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迅速地被门阀把持，很快就上品无寒士。
这些东西，是孙、刘向曹操投降，或者曹操向献帝还政就能解决的吗？不可能的。
门阀把持了政治以后，天然地就会分食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最终迅速地触发政治的崩毁。然后他们在崩毁之中肆无忌惮地加剧兼并。新的乱世很快就会来。
三国的英雄豪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当然认识到了。曹操求贤不拘一格，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未记载有党政倾轧。然而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曹操、几个诸葛亮？
而曹丕、孙权就完全倒向了门阀政治。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比得上曹丕孙权的，又能有几个？大部分不过就是两晋的司马A，司马B，司马C和司马D罢了。
那么，门阀垄断政治又是如何被限制的呢？
直到隋唐。隋唐有了科举制，使得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
社会矛盾得以缓解，中央对基层经济有了更强的掌控力。
然后，才有唐朝的强盛和统一。终唐一代，门阀政治还存在历史惯性。然而虽然李唐以关陇门阀起家，但门阀政治最终在唐朝末再一次秩序崩毁中被埋葬。至于新的乱世，则会在以新的方式酝酿。
在那之前，哪一年的百姓不是十室九空？绝大多数过的恐怕还不如三国时的百姓。
那么，曹刘孙就不能发明科举制吗？
嗯。不能。
科举制的产生，需要两项社会基础。
首先是造纸术的普及，让知识的传播成本下降。
其次，是粮食亩产的提高，让民间有空余的劳动力接受教育。
基于上述两个物质条件，逐渐积累，寒门知识分子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
汉末三国，一方面处在纸张替代竹简、绢帛的过度时期。
一方面由于进入地质寒冷期的关系，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因而无法产生稳定的寒门士人阶层。
竺可桢认为公元元年到公元600之间，中国处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历史时期。
而隋朝开始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呢？公元607年。
在那之前。无论曹操、诸葛亮等人是怎样的超世之杰。社会安定与否、国家统一与否，都不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即使他们根据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让国家统一，没有维持统一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也不过就是下一个两晋罢了。
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老说解放生产力，从哪里解放？
从粮食和基本消费品的生产中解放。
每一次的生产力进步，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都会让部分人口从基础生产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工商业，参加徭役和军队、参与政治。从而又改造了社会的经济、组织与政治形态。
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意识到生产力的变迁对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塑造。
光去讲，“三国英雄没良心，不顾人民死活”
这时候他们口中的人民，并不是人民，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正确的概念。
而真正的人民到了他们眼里，只是两脚羊而已。
人民只有结合了生产力，才是塑造历史的那个“人民”。
人民结合道德高地，那只不过就是道德牌坊。
你这种想法历史上不乏其人，一抓一大把。典型的不问缘由不问过程，然后质问结果，并且结果必须是按照自己设想的美好幸福的结果。
一般来说这种想法叫做“空想主义”“乌托邦式社会”。
所以你要先了解，曹操，刘备，孙权是战乱产生的结果，而汉末战乱本身其实和他们三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十常侍，何太后，大将军何进，四世三公袁家，恒灵二帝，汉献帝，黄巾军，这些势力，人物哪一个是这哥仨能左右的?
所以本质并不是这哥仨在战争，本质是社会出现了问题，而这种问题已经不能靠管理体系自身扭转，因为管理人员都扭曲了，这又引申到了更本质的问题，即人性。
古今中外不论欧洲那些乌托邦式的小说，还是中国追求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本质上就是在挑战人性。战争，剥削，压迫，暴政等等本质上就是人性的释放。
不要说二千年前的三国时期，即使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接受九年教育，识文断字看看互联网上的留言，恶毒，攻击，叫嚣战争的有多少？这是一个不争就能解决的问题吗？各个发达国家民众的教育水平更高，没有犯罪了吗？不要说中美这样的大国。
即便以现今的科技，文化教育，人员素质战争停止了？犯罪消灭了？
所以你的问题不在于三国谁投降，谁英雄。而在于你刨除了客观存在的人性去空想幸福大同社会。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抱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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