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治不了？
腐败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们得明白国民党并非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是有革命理想的，虽然也存在派系斗争，但整体上仍有救国救民的呼声。然而，当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理想就开始被现实侵蚀。
权力高度集中与缺乏有效监督： 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本身有利有弊。在早期建立权威、稳定局势时是有必要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党内民主不健全，派系林立，真正有能力且廉洁的官员，往往难以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生存，反而是一些善于钻营、依附权贵的人更容易上位。这种制度性的缺陷，给腐败提供了温床。
官僚体系的惯性与膨胀： 当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这个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任命，层层负责，但同时层层索取。很多官员的职责更多地变成了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力，而非服务民众。官僚主义的惰性加上利益驱动，使得腐败成为一种“潜规则”和“生存之道”。
经济基础与利益集团的勾结： 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非常依赖与一些大的商业和金融家族的合作，例如四大家族（孔、宋、陈、蒋）。这些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深蒂固，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战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政府的物资分配、资源开发、甚至财政收入，都容易被这些利益集团渗透和控制。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倒卖物资、谋取特权等来牟取暴利，而国民党内部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也从中分一杯羹。这种官商勾结，是腐败最直接、最显眼的体现。
抗战期间的特殊环境与物资紧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民生凋敝。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军需物资的采购、分配成了关键。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从军需官、粮秣官到地方官员，都可以通过克扣、截留、倒卖物资来发财。虽然有许多军人是爱国的，但当整个体系的贪腐风气盛行时，个体很难独善其身，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其中。胜利后，接收日本投降资产的过程也伴随着大量的贪腐行为，许多珍贵的资源被国民党内部人员瓜分。
意识形态与道德滑坡： 随着革命理想的淡化和物质诱惑的增加，国民党内部的道德约束力逐渐减弱。许多党员，特别是身居高位者，开始脱离群众，享受特权，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偏离，也为腐败提供了心理上的合理性。
为什么治不了？
“治不了”并非没有尝试，而是这些尝试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甚至有时会因为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失败。
反腐的动力与阻力： 蒋介石本人并非不想反腐。他曾多次提出要严惩贪污，并成立过一些反腐机构，如“肃贪委员会”。然而，反腐的决心与反腐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首先，反腐的权力本身就握在国民党体系内部，而腐败分子恰恰又分布在体系的各个环节。想要“以腐败治腐败”，或者让一个腐败的体系去自我净化，是极其困难的。其次，许多被指控的腐败官员，本身就是依附于某个政治派系或权力核心的人物，他们的倒台可能会引发政治地震，触动更深层的利益关系。因此，反腐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选择性地打压异己，或者在高压口号下不了了之。
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 如前所述，国民党政权与中国的几大家族以及军阀、官僚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这个利益网是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重要基础，但同时也是腐败的温床。任何触及这个利益网的改革，都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即使是蒋介石，在面对那些与他政治上息息相关的权贵家族时，也往往会因为顾忌政治稳定或个人权力而无法彻底下手。反腐的口号喊得响亮，但一旦触及核心利益，就会变得雷声大雨点小。
战争的消耗与失焦： 国民党政权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外部战争（抗日战争）和内部战争（国共内战）。战争是非常消耗资源的，在国家财政紧张，民生艰难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筹集军费、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官员更容易利用战争带来的物资紧缺和权力寻租机会来腐败，而政府的精力也被大量消耗在战争上，难以顾及到系统性的反腐工作。一旦军事上出现失利，为了鼓舞士气和维持统治，也可能选择暂时压制腐败问题，以求稳定。
法治不彰，执行不力： 尽管国民党政权拥有法律条文，但很多时候，法律的执行是扭曲的。特权阶层往往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一些小贪污犯则被严惩。这种双重标准，不仅破坏了法治的权威，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反腐机构的设置，很多时候只是形式，缺乏独立的调查权和执行权，很容易被权力干预。
群众基础的丧失与民心离散： 腐败是导致国民党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当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而看到官员们骄奢淫逸、贪婪无度时，自然会产生极大的不满和仇恨。这种情绪的累积，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号召力越来越弱，即使蒋介石本人有心整顿，也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来配合。民众的冷漠甚至敌视，也使得国民党在推行任何改革时，都缺乏强大的外部助力。
总而言之，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腐败，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权力结构的弊端、经济基础的畸形以及时代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治不了”，是因为反腐的动力不足，阻力过大，并且在长期的战争和政治斗争中，腐败已经深深渗透进肌体，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这并非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特定制度和环境下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国民党未能有效解决的“吏治”问题，最终也成为了其失去大陆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意见
原因主要有三：
1、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和团体，更多的是一群利益集团。
孙中山三民五权的理想很好，但是没有从政治纲领形成切实可以操作的方案，也就没有落实。没有了主义，心里就只有生意了。然后大家就视国家公器为私产，所以贪污，视军队为家奴，任意压榨，视底盘为实力，任人唯亲。
2、一部分有理想的国民党在412的时候被杀光了，国民党能用的只有渣滓。
412为什么叫反革命政变？因为412时候的右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然后对左派和共产党大屠杀，而且国民党左派死的人远多余共产党，左派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全灭了。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奔溃了，412之前，浙江七成的县有国民党支部，412以后只有两成了，全国更少，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党不下县。
组织不下县，贫农要造反，有理想的人自己又容不下，咋办？纠集黑社会、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镇压。国民党又不付钱给他们，这些人就拼了命的贪污、受贿、搞黑产各种腐败。杜月笙在上海是鸦片之王，但是不给杜月笙赚这个钱，怎么样让他的青帮去杀人啊？
3、由于大家都没有理想，所以上行下效。
国民党没理想，首先是高层没有理想。整个国民党时期，从来没有提出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样的行动口号，也没有提出来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口号。大家的日子就是剿共、争地盘、然后剩余的时间发展点轻工业叫做黄金十年，对于这个国家未来怎么样计划，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案。
然后大家都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上层拼命贪污，四大家族在美国的存款天文数字，二战美国救命的军事援助在高层都能被贪掉，下面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贪污傻子啊？你自己都贪污，怎么样控制下属不贪，你要查下属，下属整你的黑材料媒体捅出去，你再去杀记着？
再说为什么治不了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利益集团，大家当官，图的就是这点利益和贪污的权力，吴站长说的，没有这点特权谁当官啊。
所以，你要反腐，没人干活了，你连得力的渣渣都不好找，你要不反腐，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就把你推翻了。
你要是国民党主席，你反不反？
反腐马上国民党的组织马上就死，你反腐还能将就几年，自己还能捞点，干脆就不反腐了吧。
建国大业中，国立总统的一句话：反，要亡党；不反，亡国。讲的是很准确的。
美国后来因为怀疑四大家族贪污了国际援助，查了四大家族在美国的钱，好像是20亿美元，这还只是账面现金，各种股份产业不计在内。蒋介石从1928年二次上台后意识到人脉的重要性，于是联合宋家，扶持孔家，开始带着媳妇孩子小舅子等各式亲朋带头冲刺式贪腐，跟这20亿美元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政府国库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二战时期黄金价格在35美元/盎司，换算过来，10亿美元相当于80吨黄金，而80吨黄金按照现在金价，相当于现在516亿美元。也就是说，四大家族在美国不算其他折合资产，只看表面账户上的现金，换算成黄金购买力，达到了现在1000多亿美元的量级，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查到的，就现在美国那些风生水起的富豪，什么盖茨，马斯克，贝佐斯，谁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别说1000亿，随时账上趴着能随便用的钱能有500亿，都算他资产配置震古烁今了。
现在中国书画古玩出货质量最好的是日本和台湾。日本很好理解，光二战期间日本拿走的中国文物有据可查的数量是300多万件，北京故宫都休养生息这么多年了也才100多万件。但要说又好又稳定的就是台湾，去查查台湾最大的帝国拍卖行往年的图录，全是孔氏家族旧藏，宋氏家族，蒋氏家族旧藏，直到今天还在稳定的每年出一批。
有这种领导人在前面冲刺着贪污腐败，你要是下面人，你不贪？你不腐败？
横生掣肘无能为力，几个作奸犯科的军犯都要蒋亲自过问才能惩处。
国基将坍 陆军医院轮奸案（轮奸少将之女）
南京美军集体强奸中国名媛案发生一个月后，竟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军官轮奸妇女的丑闻！
那是1948年9月9日晚，汉口黄埔路口的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住院部内，国民党上校楼将亮的妻子、27岁的陈愉，被6个人面兽心的国民党军官轮奸了。在这样一家国民党正规军医院中，竟然发生如此恶劣案件，一时间舆论汹汹，国人震惊不已。
受害人陈愉，出身名门，其父官至少将衔师长，几年前在内战中阵亡，从此家道中落。陈愉读完师范学校就嫁给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楼将亮。楼因患肺结核，在该院内科11号病房治疗。陈愉被特许和丈夫一起住在病房中以便随时照料，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仅8个月，也随同父母住在医院里。 楼将亮的11号病房斜对过是内科17号病房，只隔着几个房间，里面住着6个国民党军官，他们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主任崔博文、某部少校副官石盘、少校军医曾立民、上尉军医凌志同、汉口市督察局查大钧及某大学的学生袁尚质。他们病情不重，住院为了逃避战场。他们中的几个人曾多次调戏过年轻貌美的陈愉，被陈愉恶骂过。
9月9日晚上，崔博文、石盘等六个家伙密谋了一番之后，叫勤务兵陈松连到走廊去睡。他们悄悄躲在暗处等待。当陈愉端着一盆脏衣服出来，经过17号病房门口时，崔博文和凌志同猛扑过来，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塞住陈愉的口，凌志同夺过她手上的脸盆，接着，石盘等另外4个人一拥而上，把陈愉抬进了17号房里，关上了门。这时的陈愉想叫叫不出，想动也动不了。陈愉被这6个家伙轮奸了。
陈愉惨遭蹂躏后，痛不欲生，她不敢告诉丈夫。她知道，丈夫性烈如火，得知自己受此奇耻大辱，一定会跟这些家伙拼命，加重他的病情。陈愉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于翌日凌晨，瞒着丈夫，带着六个人的犯罪证据———被撕破而且沾了这六个人精液的衣裤来到了院长室，向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哭诉了昨夜的遭遇，请求逮捕六名罪犯。
院长蔡善德听完了陈愉的控告后犯了难。这六个人和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凌志同本身就是医院的检验员，院里的医务长又是他的换帖兄弟；首犯崔博文是医院主任大夫张主任的知心好友；而曾立民的妻子则在医院工作，他本人又是张主任的同学；袁尚质的叔叔却是医院的长官。
训导长刘家祯想了一下，说：“楼太太，你的不幸我们很同情，对这几个人的行为也很痛恨，可是你想啊，这事如果张扬出去，你的名誉、楼团长的声誉，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说怎么办？”陈愉反问道，“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刘家祯说：“不要告出去，和平解决最好，让被告每人出两亿元作医药费赔偿损失，然后打发他们出院，这样不失名誉又有赔偿。” 院方办公室的孙明在一旁插言道：“楼太太，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你也不是处女，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住嘴！你娘也生了你，难道就可以受辱吗！”陈愉怒不可遏，把他骂了一通。她万没想到院方竟然如此态度，她声言只有一个要求———申冤！她决定到军法处去告发，站起来就往外走。院长蔡善德忙拦住她，说刘训导长完全是为你着想。因为这事一闹，楼团长肯定就会知道，根据他现在的病情，哪能经得起这刺激？再说了，就是你告到军法处，按规定，你得先找铺保，否则，得先把你押起来，到那时，不但楼团长没人照料，你那两个孩子怎么办？一席话说得陈愉呆在了那儿。蔡善德接着说：“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们，在我们的调查未得结果以前，请你不要声张出去。”
陈愉想了想，答应了。
当天上午，院方立即叫人把内科17号病房里进行打扫清理，又叫住在这间房子里的陈松连（石磐的勤务兵）把地板用水冲洗干净。陈愉发现后感到不妙，这不是毁掉证据吗！于是她赶紧再次找到院长，并坚持要求检查自己身上的伤情，以便记录在案，但院长置之不理。陈愉回来后悲伤至极，泪湿衣襟，被丈夫看见，严厉追问。无可奈何之下，陈愉始将真情吐露。丈夫听了，几次欲跳窗自杀，被陈愉死死抱住，他当即口吐鲜血，其状惨不忍睹。
11日上午，陈愉又背着丈夫到院办去告状，并一再提出要检查身体。医院在上午10时才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面部有伤十处、臂部有伤一处、阴部有伤四处。可是，检查后一连几天没有动静。陈愉感到，依靠医院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她决定向法律求助。
陈愉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武汉军法处，哭诉了自己受辱的经过：“9月9日深夜，我拿着脸盆去取水，走到17号病房门口，患病住院的崔博文、凌志同从我后面上来，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塞住我的嘴，凌志同把我手里的脸盆夺下，帮崔把我拖进他们的17号病房内，将我按在地板上，强行脱衣奸污。崔博文是第一个，他戴的眼镜曾碰到我的脸，他把我的长衫撕破，把我的裤衩也拉破了。奸后，姓凌的接着干，把我的裤子全部脱下了。第三个是姓石的，此后是姓查的、姓曾的，袁是最后一个，袁奸后是揿着我的肩膀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对我说，不要讲出去，如果讲出去，定要结果我们夫妇的性命……”
军法处听了陈愉的声泪控诉，个个震惊不已，遂决定立案。
陈愉又先后向浙江旅汉同乡会、汉口市妇女会、汉口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等进行了控告。妇女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并向全市发出通电，通报此事件。又派该会负责人张人骥先生带着陈愉去找汉口警备司令阮齐，要求法办凶手。谁知阮齐竟托病不见，经张人骥一再要求，才由阮齐的妻子代为接见。
“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又致电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让她们主持公道。随即，武汉的《华中日报》《大刚报》《正风报》《中国晚报》《罗宾汉》等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案件。迫于舆论压力，白崇禧不得不下命令逮捕了崔博文等六人。 院方在社会的再三催促下，才将此案于9月13日上报警备部。
法已死 国将亡 蒋介石无奈督案
1948年9月21日，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将崔博文等六犯关进了看守所。罪犯们早就统一了口供，拒不承认强奸之事，而且以攻为守，硬说陈愉是诬害，要求追究陈愉的诬告罪。 崔博文等人的家属四处奔走，诬陷陈愉是以牺牲他人的名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说她有精神病，是为了破坏国军的士气云云。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陈愉四岁的儿子突然失踪了。四天后，警察局捡到一个丢失的幼童，陈愉慌忙赶到警察局，找回自己的儿子。紧接着，医院一些对陈愉的不幸遭遇表示过同情的人突然改变了态度，躲着陈愉。面对一些记者的采访或有关部门的调查，有的人作了伪证，称陈案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医院也炮制了一份有51个伤病员联合签名的报告呈交给白崇禧，要求警方听听陈愉“左邻右舍”的意见。
广大市民看得出，陈愉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因而给予了陈愉更大的支持。“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在致全市人民的通电中说：“……六强奸犯事后复串通医院，毁灭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是可忍孰不可忍！如长此以往，不加严办，何以惩效尤而维持风化？何以处军犯？”
被告家属听到案子即将宣判，如热锅上的蚂蚁，终日匆忙奔走，运动关节。他们公开召集各界名流开茶话会，恳求社会支援。多次联名打电报，写申诉信、辩护书给白崇禧及军法部门，要求“公正处理”。他们还在几家大报上连续三天刊登所谓的《被诬家属敬告各界书》，提出了许多问题，说院方的检查记录上面表明，陈愉的阴部未发现精液，这说明她遭轮奸纯属无稽之谈。陈愉提交的物证上，仅有3小点污迹，与六人的太悬殊。陈愉如果真被六人轮奸，神志应当昏迷，怎么还能清楚地记得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崔博文与曾立民等均有妻室，在生理上没有必要犯强奸罪云云。
10月9日，湖北省参议会致电白崇禧，要求当局“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白崇禧复电表示已严饬迅速依法讯办。汉口市参议会也致电白崇禧：“……查汉口陆军医院六军官轮奸住院军官家属一案，实属道德沦丧，妨害风化，影响社会，至为重大，本会以支持公理，伸张正义，维持道德，保障人权起见，电请军法当局严予惩处。”白崇禧复电：“该案已由第九补给区判决，呈请审核，且已转送国防部核定，一俟法律手续完成，定当公诸社会。”
除机关团体声援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书《武汉日报》，要求对六犯处极刑。群众在书信中指出：“六人集体轮奸案，发生在重镇汉口陆军医院，实是大武汉的奇耻大辱。六个犯罪者都是知识分子及军界官员，有失官箴名誉，廉耻与天良丧尽，无耻之极？不平之至！对此案之骄淫兽性，颠狂淫乱，我们应发动社会力量督促政府要求严办！此案如能雪耻申冤，则丝毫无损于受害者的光荣，她能将此案公开向社会控诉，此种与社会黑暗恶势力斗争，不达目的誓不休止之坚贞勇敢精神，实在值得崇敬。”
六犯虽然不承认罪行，但法庭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反证去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六犯又想出一计：让医院开具病危证明，要求保外就医。医院给予配合，于是，犯下强奸罪的六个嫌犯转眼间个个都变成了“腹腔积水”、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危重病人”。于是，司法官将六罪犯放了出来，保外就医。 此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这是什么法律！又是什么政府！ 司法者的理念、价值、行为、品性等已然沦丧，更失去了为人民守法、护法的意识，司法实践已经背离了法治的标准和责任。
不料，几天后，案子突然发生了逆转。白崇禧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上校军官楼将亮之妻陈愉被崔博文挟持轮奸一事，希查明严办，以张法纪。”白崇禧惊愕万分，再也不敢怠慢，马上下令把崔博文等人重新收监。
又不料，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随后而至，电报说：“……惟医院方面袒护被告，毁灭证据，以致社会舆论沸腾，希并案立办并具报为要。”白崇禧此时再也不敢有丝毫马虎，给军法处下达了“三日内判结呈报”的命令。
蒋介石如此关注此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此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失去了半壁江山，而且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中。一些军官愤愤不平，纷纷投书军事当局，指出“目前前方正在打仗，军人眷属多数得不到丈夫的直接照顾，而这起案件居然得不到公正的审理，前方将士闻之寒心，影响士气匪浅。为了使全体将士坚凝斗志而无后顾之忧，对此案一定要彻底严办”。陈愉一案对国民党悲观的军心无异于雪上加霜。
自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与案件相关的部门一夜之间都成了执法严明的“包青天”。起诉书中关于犯罪证据还说到：“被害人陈愉当庭指控被告如何相继轮奸，乃至被告等各个奸姿如何，历历如绘，言辞悲切，涕泪交流，各被告经陈愉指质后辩词支吾，形态骤变。军法处检察官前往陆军医院，着令被害人陈愉在出事地点，复演被告当时如何实施强奸事实，令被告无言以对。” 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对被告人经过三次审讯后，做出判决：“判处崔、凌、石、曾四名共同强奸罪犯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上报国防部审批。查大钧、袁尚质两名因为不具军人身份，交汉口地方法院审判。”出席评议的是审判长徐山耕、军法官赵国孝和许光。 陈愉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盼着早一天看到崔博文等人的下场。但她一直没等到处决罪犯的消息。
鉴于此案造成的影响，陈愉夫妇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武汉，回浙江老家养病去了。 此时，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挥师江北，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战况所吸引。有关部门就采取了拖的策略，他们希望借战局的混乱，让案子最后不了了之，以保全这几个罪犯的性命。
1949年3月22日，汉口市参议会举行时局研讨会，白崇禧应邀出席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最早关注陈案的参议员张人骥走到白崇禧面前，以严肃的态度问：“白长官，陆军医院的轮奸案是您亲自批准判决的，怎么迟迟不执行呢？是不是有人在徇私枉法？” 白崇禧一怔，原来大家并没有忘记陈案，想拖是拖不过去的。他当即表示回去一定查清原因，绝不使罪犯漏网。 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将四犯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另外两名罪犯查大钧、袁尚质被汉口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历时半年、轰动全国的轮奸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仅仅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了。
藐视法律 南京绑架交警案
“活财神”一怒绑架交警
1947年，国共两党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面对战场上屡屡出现的败绩，国民党对民众加紧残酷掠夺，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农产量激剧下降，农民破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政大员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更加重了社会的混乱。
乱世出奇事。什么奇事？一名执勤交警，看到一违章车，上前制止，却被车上的人下来，像提溜小鸡似的将他塞进车里，绑架走了，焉不称奇！
1947年夏天的一个燥热的晚上，南京许多市民走出家门在大街旁纳凉。在白下路和太平路的十字路口的岗亭里，一位年轻的交警在指挥交通。突然岗亭红灯亮处，一辆黑色轿车闯过红灯从斜刺里直朝太平路方向疾驶，小交警的反应十分迅速，纵身一跳，跃至大路中央，老远就双手平举，拦住轿车去路，厉声喝道：“怎么能这样开车，想要人命啊？”
车中下来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一身挺括的洋服，气宇轩昂。他二话不说，将手一挥，其身后的一名壮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前将交警揪过来塞进轿车里，然后掉转车头，一溜烟地跑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绑架交警案的案发过程。
是什么人这么蛮横，竟然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把国家公职人员绑走？
第二天一大早，《南京人报》就刊登了“活财神王一规将交警绑架了”的新闻。这消息怎么这么快，头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就见了报？太神了吧？
不神，事情发生时，就是这么巧，被刚下班路过的《南京人报》记者罗浮所目击。这位笔名叫罗浮的记者在王一规的汽车开走之后，就骑自行车追踪。靠太平路一段的马路，虽有一段路面已铺设柏油，但朝东多数路面仍是未经整修的碎石路，汽车在这里行驶颠簸得厉害，因此速度很慢，而自行车反而易行。罗浮看到汽车停在一座大宅子里，一打听，竟然是何应钦的官邸！知情人说：“是何应钦的官邸不假，可是建好后他赠给了孔祥熙。”罗浮一听孔祥熙的大名，又一次惊讶地张大了嘴。这位知情人笑了笑说：“赠给了孔祥熙也不假，可孔祥熙没住过一天，又转赠给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王一规。”罗浮这才弄清楚，交警就是被王一规给绑到这里来的，他立即返身回到了斛斗巷管区的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报案。
警察局李局长一听自己的同事被绑架了，那还了得！他立即通知下班的交警急速回局集结，一时间局内灯火通明。交警从家中赶来，气愤异常，要求立即解救同伴，捉拿王一规到案。李局长心想，那王一规虽然在军政两界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在金融界却很有名气，自己一个中区警察局长，与他叫板……李局长有些犹豫起来，说：“是否先请示一下再行动？” 交警们说：“深更半夜的，请示个啥啊，他们官官相护，请示了这事反而不好办了！” “是啊，局长，先斩后奏，把那小子先抓起来再做理论，他小小的银行常务董事，不怕！反正情理在咱这边！” “对，不怕！如果咱不为自家兄弟出头，那谁还瞧得起我们！”警员群情激奋。 经属下这么一说，李局长的情绪被激发起来，大声道：“他奶奶的，走，我同你们一起行动！”
中区警察局的辖区是南京最繁华的地带，如新街口、大行宫一带，蒋介石的官邸与国防部也在这里。警察们对斛斗巷都比较熟悉，但如何逮捕还要动动脑子。王一规财大气粗，深宅大院，府中肯定有保镖护院。警察们经过了一番研究，决定智取，避免流血冲突。首先由一名警官带数名便衣，潜伏斛斗巷王宅左右，又各派警员二名守候该巷南北两端，周围加派人员巡逻，其余值勤警察在沿途监视联络。只要王一规乘车外出，不论何时，警方都要鸣笛为号，即对其施行拘捕。 于是，警员们各就各位。待了半个多小时，不见王宅有人出入，难道王一规已经入睡？想想又不太可能，因为绑了交警，王一规原先出门要办的事儿耽搁了，肯定还会再出去，警察们又沉下心来戒备。果然，夜里12时多，一辆黑色轿车从斛斗巷王宅开出，王一规正端坐其中。随着一声警笛，几名警察蜂拥而上，厉声喝令停车，用枪迫使车中两名保镖下车，然后逼使司机将车开往分局。
与此同时，其他警员突入王宅，向王家宣布，王一规因违反公务绑架交警被拘捕。接着，从王家救出被绑架的交警小罗，小罗此时已是步履踉跄，警服被撕破，脸上有明显血痕，胸腿部还淌着血，大家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 被捕后的王一规态度傲慢。他还不知道，警察们早就给看守所的人犯交代：一旦有位穿着考究、50开外年纪的人关押进来，你们可以“好好招待他”，但不要有表面伤。当王一规被强行推进拘留所后，这伙盗窃犯、吸毒犯、流氓地痞，就将王一规团团围住，暗夜里对其百般欺辱。王一规狼狈不堪，昔日威风一扫而空，跌坐一角，叫苦不迭。
检察徇私 警局无奈撤诉
王一规家属待警察一离开，立即向各亲友呼援。于是，当晚深夜至天明，中区警察局的电话铃响个不停，都是为王一规说情的。警局的人也懒得接听。打电话不行，就亲自来警局说情，其中有南京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银行首脑、市商会会长、军政大员等，可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被告知：“局长因公外出，如有公事请上班时间办理。”
尽管如此，李局长还是感到了压力。他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先将事实真相告知公众，以占得先机，赢得主动。于是，案发当晚，他打电话打到首都报界，将事情经过如实告知，寻求支持。《南京人报》记者罗浮事先通知了该报，留出位置，并连夜写完报道，所以，第二天上午，南京的市民在《南京人报》上读到了这篇独家报道：《活财神绑架交警风波》。随后，首都、上海、北平各大小报刊也纷纷转载，一时间，王一规成了南京市民茶余饭后的新闻人物。
王一规的人开始以种种借口向警方施加压力，甚至散布谣言，声称警方已混入“奸党分子”，此次拘捕王一规，就是“奸党分子”从中煽动。 根据有关条例规定，警局拘押人犯不得超过24小时，不然，警方必须于24小时内，将被拘人犯或释放，或对人犯犯罪事实连同人犯口供笔录移送有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因此，警局于拘押王一规十多个小时后，即对他正式进行预审，受害交警、广东籍的小罗出庭作了控告，并将血衣、血裤及经医生签证伤单当庭验证。王一规对此均供认不讳，警局一一做了笔录，然后警方依法将王一规起解首都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为了打击王一规的专横气焰，为受伤弟兄出气，押解王一规的路上，有意绕道杨公井、火瓦巷等街道，缓缓而行，好像游街示众一般。当时正是酷暑高温天气，烈日当空，王一规戴着手铐，衣冠不整，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狼狈之极。四名警员持短枪在后，威风凛凛，一路上故意高声对着王一规吆喝，引起了许多路人的注意，让王一规丢人。很多市民都拥在街上看热闹，指指划划，嬉笑声不断。马路两旁行人和商店职工，睹此情形，无不拍手称快。有的甚至借骂王一规，大泄对国民党贪官污吏之愤。
当日下午，首都地方检察院内外，人满为患。有人认为，众怒难犯，检察院应该不敢明目张胆庇护王一规，当庭必将王一规继续关押；有人却认为，王一规财大气粗，人脉众多，检察院会不会秉公执法，难说！
检察院开庭的结果是，“交保释放，随传随到”。宣布还没结束，就听到一片嘘声，但又奈何不得。 王一规释放后，让自己的法律顾问、南京著名律师傅况麟出面，在首都各大小报上刊登一则“重要启事”，申明王一规是受害者，所谓的绑架交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之所以能掀起这样的风波，纯属某报记者敲诈未遂，勾结个别警官兴风作浪，因此，为了维护王一规合法权益，傅况麟大律师已被授权向首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记者侵犯人权。由于傅况麟大律师在南京声望很高，有人对“启事”深信不疑。而受害人交警小罗被王一规重金收买，逃回了广东原籍。少了原告，警局控告王一规违反公务绑架交警罪无法成立，被迫撤回了公诉。王一规绑架交警案又成了一个有头无尾的案子。
待续
引自：《民国司法腐败案》
作者：孔繁杰，王书琴
李敖有一句总结国民党的话：国民党是“生殖器串联统治”，非常传神精准。
先看看四大家族
孔家：孔祥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亦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岳父是宋嘉树。孔祥熙与宋子文、蒋介石为姻亲关系。
宋家：宋子文，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海南文昌人。宋子文是宋嘉树之子 ，其兄弟姐妹分别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宋子安。
陈家：陈果夫、陈立夫， 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金兰兄弟。说是金兰兄弟，其实是老蒋的大哥，革命带路人， 没有陈其美，老蒋就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陈其美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结识了正在东京求学的蒋志清（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蒋对这位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铭感不忘，自诩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没有陈（其美）烈士就没有中国国民党”。陈其美的挚友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蒋氏政权的中坚，其侄儿果夫、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重任。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认识了大他9岁的陈其美。陈其美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基础。陈其美在38岁时，为孙中山筹款被暗杀，有两个侄儿子参加了革命：果夫（兄）、立夫（弟），蒋介石为师傅陈其美的死亡痛哭流涕，于是他要善待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子。于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成为民国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1951年去世，陈立夫寿命很长，101岁去世。
老蒋的用人之道是“黄埔浙江“， 这个世人皆知，就不多说了。
四大家族是小范围生殖器关系，“黄埔浙江“则是大一点范围生殖器关系；反正全是他的自家人，没法反腐败，反腐败就是阉割他自己。
说件陈布雷的事儿吧——蒋介石的”文胆“。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虽然他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块金圆券了。
这件事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堪称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蒋介石后来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当初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
“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陈布雷自杀后，在遗书中还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嚎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于广州。
所有腐败，都有个死结，就是缺乏权力变现的合法场域。
劳动力市场均衡，边际收入等于边际生产率。一个社会里，能在政权体系中，无论靠本事还是靠马屁，爬到权位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是非常了得的。
但政权体系的总收入依赖税收，很难按照市场均衡价格，给付官员工资，所以就会存在收入错位问题。
弥补收入的错位，一靠奉献精神，二靠变现机会的可能性，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不可偏颇，都要保障，才能让官员内心充实，努力工作。
所以，充分建立起权力变现的合法场域，做得好的，腐败问题不严重，不重视也做得不好的，腐败问题就严重，就会系统化；市场经济越不发达，经济水平越低，权力腐败就越会成为必然。
这些合法场域包括足以给付退下来的官员足够心理安慰与实际需要的收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私营部门。
民国时代，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合法变现无从谈起，当然腐败就成了必然、变成系统化，甚至拖垮前线军官士气，丢了江山。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打贪就会成为“围着粪坑打苍蝇”。
新加坡对腐败的治理说是有四点
一个是道德教育，不想腐
一个是收入不错，不用腐
一个是制度完善，不能腐
一个是惩罚到位，不敢腐
1.而国民党的问题在于，道德教育就是教育大家多腐败的，美帝记者贝尔登记载来中国，有个同行的上岸先给检查员塞点钱，然后一箱染料就不交税了，接着卖给染布厂，就赚钱了。还有国民党在台湾，连美帝救急难民的煤炭都贪污、还有交钱就能发医生证不管医术如何，美帝援助的治疗霍乱的药被倒卖，病人连热水都没有，气的当时当志愿者的美国小姑娘说这能让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也就是说，国民党这种上行下效，从最上边到最下边，都在腐败，而且连口号都不喊了·····
2.收入不错这个，这个，当年回答军统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找到了戴笠的年度工作报告，里边提到报务员因为工资低，无法维持生活，工作热情不高·········
还有少将没法养活自己投河的，后来闹出来一群将军到中山陵“哭陵”
西南联大还有一个教生物的老师饿死的（为什么感觉又在黑生物···）
最近的八佰，后来在租界被日本俘虏，有十几个在南京从日军手里跑了出来，新四军救了他们，一批留下投共了，一批拿了新四军给的钱去了重庆，上一批跑去重庆的“八佰”被赶走了，这一回因为新四军先收留了一批，于是顾忌舆论，就收留了这一批，然后有一个在远征军那里混到了少校。抗战胜利后回国，失去工作，去上海当了一个警察，还是自己找的工作·····
一直到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以后，给剩下的百余名八佰将士落实的待遇，安排了工作
3.制度完善这个，我想大家笑笑就好····
蒋公每个月发的手令按箱子装，里边详细规定了手纸怎么买
结果底层士兵擦屁股还是用木棍或者土坷垃···
4.惩戒这个·····
太子上海打虎，大家都忘了？？
实际上，根源还是组织力上
就跟第三条我写的一样
蒋公已经详细到手纸怎么买了
但是根本落实不了
政令不出总统府······
大家都推崇独裁政权的高效，实际上不是，就跟清朝命令不了袁世凯一样，袁世凯养病几年回来，也命令不了下边的冯国璋他们了，都是一样的
蒋介石独裁，下边的中层也独裁，在下边也独裁
最后只能是上级的上级不是我的上级
甚至越级统治
比如你是一个师长，你就要笼络好下边的各个营长，不然你就指挥不动团长，团长也会越级笼络自己下边的连长，都是一样的，
累不累？
效率高不高？
正常情况下政府官员贪腐多少还要偷偷摸摸，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政府出台政策帮助官员去洗劫老百姓财富。
1洗劫财富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秩序。
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
国统区法币
（来源：新浪网）
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
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40—1:50。
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很快就可以恢复.
最后大家猜猜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汇率标准是多少？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
国统区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晴天霹雳！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荡产!
试想，假设97香港回归，中央政府突然出台法令，废除港币，人民币兑港币为1:4，估计不出3个月香港就成臭港。
因为大陆人民没有谁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很短的时间内香港除了垃圾什么都不会留下。
国民党政府制定这样奇葩的汇率政策除了方便国民党官员洗劫沦陷区财富没有第二个解释！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紧急增发钞票——法币券料不够，把储备的关金券拿出来流通，关金券也不够，就印发大额关金券——包括面额200、500、1000元关金券。
为啥突然市面有如此巨大的大额钞票需求？
表面上是因为要兑换沦陷区伪币的需求，实际上真正对大额钞票有需求的都是急于赶到沦陷区去套现物资与资产的军政两系的接收大员！
于是国民党官员特别是接收大员带着大笔的法币冲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
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最关键的是，由于大量法币与关金券涌入沦陷区去套现物资，直接导致整个沦陷区物价飞涨——
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政府官员为了洗劫民众财富居然吃相难看地整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2 偷盗国库
国民党政府内部贪腐泛滥成灾却无人管束，原因就在于政府的高层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偷盗国库。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弄清民国四大家族在美国财产做过一次调查。
光是纽约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两家金融机构，宋子文就拥有7000万美元的存款，宋蔼龄存款则是8000万美元，宋美龄存款则高达1.5亿美元。
当联邦调查局准备继续在其他银行调查四大家族存款时，银行担心吓跑大客户，拒绝提供任何资料。
但是据华尔街金融界人士估计，四大家族在美国拥有的存款至少也有20亿美元。
上个世纪40年代的20亿美元是啥概念？
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些人是怎么弄到这么大笔钱的？
是贪腐吗？严格意义上宋家人已经不算是贪腐，而是直接搬国库！
举个例子。
1945年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经济大权。为了稳定国民党政府主权货币法币的币值，宋子文制定了金融自由化政策，以黄金美元按照与法币固定汇率无限制接受市场自由兑换。
因为当时通货膨胀很严重，法币贬值非常厉害，所以大批投机资金就利用这个政策拼命兑换黄金与美元。
这个时候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政府应该是收紧银根，控制市场的货币投放以稳定政府的外汇与黄金储备。
但是宋子文领导国民党政府却偏偏要反其道而为之，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
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
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
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
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为啥宋子文当局对市场用生产贷款直接套现黄金的信号熟视无睹？
因为宋子文与心腹时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自己都在利用生产贷款套现黄金与美元！
一个主管全国经济大权的行政院院长，居然为了一己私利，自己给自己发放贷款来套取国库的黄金与美元冲击自己制定的金融政策，这种官员在中外历史上也算是奇葩了。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11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流失4亿多美元外汇以及370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与美元绝大部分流入到权贵官员的腰包。
3、畸形的怪胎
抗战期间虽然有无数爱国军人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但是民国作为一个整体却一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政府已经烂透了。
说实话，抗日战争如果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拖住日军主力，没有无数抗日军人基于民族大义拼死抵抗，没有数亿人民为了抗战破家为国，就凭国民党政府那个烂透了的组织，中国可能早就全部沦丧于日本。
民国是一个畸形的怪胎。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是地主与买办阶层，国民党内部是一个世俗利益集团，国家领袖看重的是个人权力私欲以及家族的荣华富贵。
这样一个畸形的政权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屈膝卖国。
五亿国民就被三座大山所压迫——帝国主义倾销掠夺，封建主义地租吸血，官僚资本垄断抽血，老百姓的生活堪称惨绝人寰。
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民国，现在我们的日子可能连印度还不如。
电影《八佰》描述了抗日军人与日军悲壮的战斗故事，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支孤军隶属于国军88师，其师长孙元良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逃跑将军！
本来国军统帅部是命令整个88师留下来组织抵抗，但是孙元良上下活动，居然让国军高层同意只留下一个营做象征性抵抗，最后才有了谢晋元率400孤军坚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遗址
在四行仓库激战的时候，88师师长孙元良竟然扔下部队孤身逃跑到南京！
有这样的将领，就算是普通士兵英勇百倍也注定是失败的结局。
偏偏孙元良这样的逃跑将军在国民党政府官运亨通，从师长到军长一路升迁，几年之后竟然升任了兵团司令！
4 一把手——私欲大于公心
下面我们来谈谈国民党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
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甚至直到现在，因为公知的粉饰宣传，大陆还有一大批蒋介石的粉丝，俗称果粉。
但是我对蒋介石评价很低。
蒋介石上位是靠走捷径，通过与江浙财团联姻才击败了党内竞争对手。
其治国全靠权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私德、权术都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一定得有对国家与人民基本的责任感。
用一句大白话来表述就是合格国家领导人一定要公心大于私欲。
你得对历史有所交代。
但是在蒋介石身上除了膨胀的个人私欲，我没看到有哪怕是基本的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心。
举个例子。
明末小冰河天气导致陕西大旱，大批饥民纷纷造反。当时朝廷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出兵镇压，一派主张出钱招抚造反饥民，最后崇祯皇帝表态支持招抚饥民的意见。
崇祯皇帝的理由也很简单“寇亦朕赤子”——这是啥意思？意思就是即使造反的“流寇”原本也是我的子民。
这句话表现出崇祯皇帝对老百姓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与怜悯之心。
但是蒋介石这方面比起崇祯皇帝也差远了。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亲自给准备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将领下令，要求军队对苏区人民进行无差别屠杀！
（来源：铁血网）
“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
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贻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
堂堂一国领袖，竟然对自己的子民下屠杀令！这种领袖对国家与人民可有半点责任感？
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日军攻势，蒋介石悍然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此举造成上百万百姓被淹死，流离失所灾民上千万。
蒋介石以水代兵不过阻挡了日军三个月而已，日本媒体愤然痛骂蒋介石这是反人类的暴行——能被日本法西斯怒骂反人类，蒋介石也算是历史上独一份。
1948年3月9日，蒋介石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
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古今中外可有视麾下人民如草芥如寇仇的国家领袖？
这样国家领袖连封建社会的帝王都不如！
在蒋先生看来，执政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权力私欲以及家族的荣华富贵，对历史与国家则半点责任感是没有的。
至于人民——顺民是草芥，乱民则是寇仇！
蒋介石与宋美龄号称民国时代的神仙眷侣，两人夫唱妇随相携一生。
宋美龄也曾被公知果粉吹嘘是民国最伟大的女性，那么这个“伟大的女性”究竟是什么货色？
蒋介石与宋美龄（来源：搜狐网）
只举一个例子。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对大陆人民百般仇恨，竟然请求美国用核武器攻击中国！
宋美龄请求核武攻击中国的历史记载
（来源：新浪微博@天涯浪子觅知音）
不过丢失了一家一姓的政权，竟然迁怒于无辜的百姓，恨不能用核武毁灭中国。
得不到就要毁灭！
宋美龄也算是中国人？
也算是人？
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
这对国民党政府第一夫妇对国家与人民的态度何其一致！
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袖，能搞得好才是奇了怪了！
所以，民国时代人民的苦难固然有历史积贫积弱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民国统治集团严重不负责任，国家领袖更是严重不合格。
所以，民国时代人民的苦难固然有历史积贫积弱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民国统治集团严重不负责任，国家领袖更是严重不合格。
如果你全面了解民国的历史，你应该庆幸自己踏踏实实地活在20世纪的新中国，而不是公知笔下的民国时代？
有没有感慨背脊发凉，原来广泛流传的民国佳话却是压迫在那一代百姓身上的数重剥削大山，让人绝望？
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大师辈出、学术自由”却是教育资源垄断在极少数人手中，普通人无法参与的镜花水月，不识字不懂法只能被军阀政府恣意蹂躏！
是不是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共产主义”这份伟大的信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能直捣人心迸射出无比强大的感召力量！
原文首发微信公众号，更多深度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猫哥的视界、猫哥的世界
知乎：花猫哥哥，哔哩哔哩：花猫哥哥713
相关阅读：
1944年2月13日，唐纵在日记中记录了 蒋公严肃处理阙汉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委座发现阙汉骞之房屋华贵，追问耗费来源，要查封以作公用。阙为黄埔学生，此种不当行为，故直接加以处理。委座对于政治上有顾虑者，不得不敷衍，而无所顾虑者，则处置綦严。
阙汉骞案事件通天所得结果不过将明面脏物充公了事，如此处置在唐纵看来已属“綦严”，乃 蒋公“无所顾虑”方能出此，那贪腐收益之大风险之小可以想见，如何能治。
首先，四一二清党对国民党左派的肉体毁灭只是清党恶劣影响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毫无根据的自残，摧毁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也让kmt党员普遍丧失理想，既然不为理想而奋斗，那当然是能捞钱就捞钱了
其次，清党以后蒋蚣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土豪劣绅和沿海的买办资本家，这两帮人都是为了钱可以无恶不作的。怎么能指望他们突然清廉
再次，虽然蒋蚣自己不怎么贪(他也不需要)，但是他的身边人比如 孔家，宋家等都是聚敛能手，所以当然上行下效。而且蒋蚣默许很多手下贪污，因为有缺点的手下更好拿捏
最后，很多军头在地方上刮地三尺，大捞特捞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军力，更多的养兵(和旧军阀内在逻辑差不多)，在KMT内，因为蒋蚣自己就是武夫出身，政变上位，向来是有枪的说话才敞亮“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才是KMT逻辑
先说结论，因为国民党四一二清党后，党内形成共识：谁清廉谁就是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之前，国民党的普通党员约65万，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共产党（评论区提示共产党人数是5.7万）。
65万国民党党员有很多是贫苦农民和工人出身，他们是国民党在基层的主要力量，也是推行平均地权的核心力量。
平均地权就是把地主乡绅们手中的大量土地匀出来一些给贫苦农民。
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平均农村的地权和保障工人的权益。
当然，这么做侵犯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以及大资本家的利益。
四一二前，蒋介石得到了大资本家和士绅阶层的支持，开始清党运动，名义上是对共产党下手，实际上是清理党内工人农民出身的左派。
据统计，仅江浙财团就在412前后给蒋介石提供了超过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国民党的财政状况因此稍微改善，但整个党因清党自断根基，失去了基层的力量。
大批基层国民党被当做共产党被逮捕，那些地主乡绅和老板们看哪个国民党党员不爽，就诬告他是共产党。
当局接到举报后，无需证据也无需审判，可直接逮捕他入狱，连辩白的机会都不会给。
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不是说说而已。
国民党65万党员在清党后只剩20万人。共产党5万多党员，清党后只剩下几千人。
从此之后，国民党党内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共识：
谁为基层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共产党；谁不贪钱，谁就是共产党。
你不贪污或者你反贪，你就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的敌人，他们就会给你扣上共产党的帽子。
蒋经国反贪都被人告状说他是共产党作风，要不是他的后台实在硬的没边，早被当做真共产党抓起来了。
几人有蒋经国这样的后台背景？
————补充————
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要么工农专政，要么资产阶级专政，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这个简单的结论，是用很多鲜血换来的。
在四一二之前，国民党内部有两个派系：代表工农的左派和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右派
两派经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那种。一部分人想居中调和，但发现没用。
孙中山还能凭借其巨大威望镇住两方。
孙一死，这种矛盾就彻底爆发。
左派的劣势是没兵没权，但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人数
65万党员中，工人和农民出身的人要占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全国90%以上的人是他们的支持者。
这就让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那一方非常恐慌，所以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兵权
用武力清除党内左派，这是四一二政变的来源。
领袖做了表率，还怎么治呢？
小红山官邸，也叫“美龄宫”，是蒋介石提出修建的一栋官邸，由蒋介石提议修建，后花费远超预算，达36万银洋，1934年竣工。虽一度改为去中山陵谒陵的高级官员的休息室，但淞沪抗战及还都南京后，一直由蒋介石宋美龄使用。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给宋美龄修的宅子。
单看建筑似乎不足为奇，但如果你看下俯瞰图
因宋美龄喜欢梧桐，于是在去往官邸的道路上全部种上梧桐，从空中看便如同一条项链，而美龄宫则是项坠上的宝石。
然后我们再梳理一下1931—1934年民国的大事。
九一八事件：1931年，东北沦陷；
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长城抗战：1933年3月5日 - 5月25日
第一次围剿红军：1930年11月-1931年1月。
第二次围剿红军：1931年4月-5月 。
第三次围剿红军：1931年7月-9月。
第四次围剿红军：1933年2月-3月。
第五次围剿红军：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以上几件事，除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红军犯了左倾主义错误而最终迫使红军长征外，其余各战国军皆败。
那么问题来了，你要是前线浴血的军官，来南京开会时到了美龄宫，你作何感想？如果你是后方运筹帷幄的高官，知道你从牙缝里省下的钱被拿去干这个，你会怎么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噗哈哈哈，有人急了
虽然我就是大兴土木，但后来不也成景点了吗？牛逼，这逻辑，牛逼。
对于这个问题，电视剧《潜伏》说得很清楚。
吴敬中这个国民党的中层干部，为党国利益干了一辈子，最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他的很多看法，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让大家看一组连环画，字字珠玑。
这是吴敬中对于国民党深深的失望，曾经的信仰灰飞烟灭。
而接下来的，就是对于国民党政权必将覆灭的清楚认识。只有抓在自己手上的，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美元和金条，吴敬中还有狗屁个原则。
吴敬中是从加入国民党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是啊，他清高，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要说他正直也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要想犯错误，想被革职？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没希望了。
我建议大家实事求是。
对一些人热衷于说：“其实都一样。”
你自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知乎搜索《人民的名义》这个关键词。
这里面有上万的文章和回答。
你可以去每一个回答下面去评论：“其实都一样”
这是完全可以的。
这样并不是什么忌讳的话题。
有人不准你说祁同伟了吗？
我们都在讲事实讲道理。
莫非一说起国民党政权你就不开心了？
心忧党国，想念民国？
这没意义，江启臣都不认了，漆都泼过无数遍了。
国民党已经完蛋了。
真有这个心，还不如想办法去海峡那边劝一劝，交出权杖，回归祖国。
当然，我也知道，这你是断然不肯的。而且就以你的能力来说，蚂蚁都比强壮。
某些人心里盼望的是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说的是民国，梦见的还是灯塔罢了。
班农为什么被起诉？
你以为凯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凯撒是从罗马帝国的土地上自自然然地长出来的。
做人还是要诚实一点，你不诚实，想耍小聪明，那就只有挨骂了。
我在台上骂，这滋味可不一定好受。
自重。
写知乎回答有个差不多绝对的政治正确，所答必所问。
答非所问，知乎会折叠回答。
评论区不用，可以万物归源，我今天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制度有问题。
答主回答不满意，“恰烂钱”
评论员都是良心，我对现实不满还不能说了？
你要讲国民党腐败问题，哦，懂了，借古讽今。
就算是答主谈到燧人氏烤肉，一样可以直接连接到2020年的粮食问题。
总之，答主恰燧人氏 的烂钱，我还不能说了？
从有网络以来，这个套路一直延续至今。
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民主自由懂？。。。。王。
既然知乎答非所问要折叠，那么某些人的自由民主良心，老子还骂不得了？
腐败属于私有制下的常态。
刮民党的腐败，不见得比大清严重。
能够不腐败，或者轻微腐败的组织才是异类。
TG早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TG的人马，最初来源于学校的学生社团。
因为TG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个伪装记者带着一个山东翻译，找一个北大老师发展起来的。
老师当然是找学生发展组织了。
而民国早期的学校，不是谁都能上的，家里至少得是个富农。
像教员这种家庭，也就上个师范，大学他去不了。
所以，教员的师范同学组织新民学会。
伍豪组织的觉悟社，伍豪这个名字就是社团抓阄抓出来的。
五四虽然是研究系策划利用学生的政治工具，但是没有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这些学生组织是搞不起来的。
这些学生，家境普遍还不错，搞社团不是为了利益，是为了爱国理想，出身就带理想主义的。
搞腐败，也是为了实现理想使用的手段。
腐败带来的生活享受并不是他们的奋斗动力。
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点清教徒的性质。
所以，TG的早期组织一直的相对廉洁的。
后来，加入TG的旧军官，本身高官厚禄，或者是袍哥，吃过见过，不稀罕女人。
闹革命也是为了理想去闹。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种样子，要奋斗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理想主义不爱钱，所以TG早期比较廉洁。
中期，TG被蒋屠杀，加入就有脑袋要不要的问题。
脑袋重要还是钱重要？
为了腐败捞钱革命，回头脑袋没了，要钱有用吗？
所以战斗年代，官兵一致。
刮民党的军官吃空饷做生意，存钱去外国银行，随时可以出国或者在租界当寓公。
TG的军官想不开捞钱，打败仗全国通缉要你的脑袋，你有钱有用吗？除非你叛变。
而叛变还有锄奸队的。
所以，中期TG也比较廉洁。
领导人理想主义不腐化，中层基层同甘苦。战斗力有保障。
1949后，刚进城有一段是腐化非常严重的。
所谓糖衣炮弹的进攻。
人多了，不都是理想主义。有了机会，就会腐化。
三五反起因，是志愿军供给遇到黑心棉急救包，劣质医疗药品。
一查，上海一个民国时代就劣迹斑斑的药店老板送钱送女人，打通采购检验，一路送到朝鲜，彭总亲自找教员告状，才查下来。一人腐化几十人。
你要钱，那好，运动来了。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几年后，开始用粮票等票证。
你贪污100万，买不到东西，因为层层组织，又很容易被发现。腐败的动力有限。
后来运动不断，动辄被抄家你怕不怕？
安定的生活，比提心吊胆的生活舒服。
这就一路到了70年代末。
所以，不腐败需要很多条件，私有制下，不腐败是很难的。
不请自来，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用伪满洲国的情况来解释蒋记政权的败亡原因
新闻统制
至1945年，日本统治当局宣扬其殖民思想，实施“新闻统制”，控制出版发行，钳制舆论。爱国有识之士为唤起民众民族意识，争取舆论阵地,办报纸、写文章、播放进步电影,与日统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城市分别
满洲的城市规划把人分成等级，日本殖民者居住条件和设施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和设施有天壤之别。文化和商业服务设施主要为达官贵人服务。这些都体现了伪满洲国城市规划的殖民地特征。
日伪警员
日伪警察不仅镇压抗日团体与民众，同时对东北人民的言行、思想等方面进行监视与控制。1932 年 9 月 11 日伪满颁布《治安警察法》，此法律第五条规定：禁止秘密结社；第六条规定：如在室内为政事而集会，发起人必须在会前 12 小时向相应的警察署提出申请，说明会议的目的、场所和时间，如果按所定时间超过 3小时尚未开会，或者会议中断 3 小时，上述申请即失去效力；第九条规定：在室内外举行公众集会或者组织多数人参加的活动时，发起人必须在 3 小时前向相应的警察署提出申请，说明活动的目的、场所、经路时间；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警察可随时以“保持安宁秩序”为由勒令解散集会，禁止发表议论；第十五条规定：在街头，大路和公共往来之处，不许张贴图画，散发传单，进行讲演，违者警察将予以禁止。这项法律实施后，剥夺了人民政治权利和其他一切自由。日伪当局想尽了各种手段，以伪警务司特务科为中心，组成了警察情报网。还在警务司内部设置了专门监视东北人民的侦缉室。
文化控制
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归来后在张景惠的建议下颁布了著名的《回銮训民诏书》
这份300多字的诏书在整个伪满时期有极其“神圣”的地位。要求所有小学生必须全文背诵，背不出来的都要挨打。一些小学要专门安排一个地方，将诏书用黄绸包好，供在神龛上。路过此处必须必须轻声轻步，不得喧哗，否则就是“大不敬”。每年3月1日的“建国纪念日”，所有师生在操场集合，由校长公开选读诏书，所有学生全部弯腰鞠躬。宣读完毕，由副校长对学生宣传诏书的内容。
虚幻立法
伪满洲国名义上实行三权分立，最高权力机关为立法院 ，并赋予全体国民选举权利。然而，随着伪满洲国唯一执政党满洲协和会的壮大，立法院完全成为虚设。协和会与满洲国政府共同宣称推动建国理想，并以此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协和会基础单位为分会，与每个地区设立。并于各地方行政机关设立本部，负责统括分会。取代立法院，以分会代表进行的党内议会为实质之民意机关。
故事还要从一个“充满浓浓人情味的家庭”开始讲起。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说到“人情味”，那首先想到一定是宋美龄。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她的大姐宋蔼龄的丈夫是孔祥熙。孔祥熙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历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手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有“财神爷”之称。
更重要的是，他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中牵了红线，蒋介石自然也对他无比信任——又是连襟，又是月老，都是一家人嘛。
对了，宋家还有个儿子，叫宋子文。这位更是重量级，不仅当过外交部长，还两次担任行政院长，也是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总统是蒋介石，除了“太子”蒋经国外，抓财权的是连襟，抓行政外交的是大舅哥，这个“中华民国”最核心的决策层，都是亲戚，瞧这一大家子！
都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宋孔都出来了，陈呢？陈是指陈果夫和陈立夫，也就是俗称的“CC派”。他们倒不是姻亲，而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政治引路人，蒋介石感念结拜大哥的恩情，让他的侄子们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中华民国”的政务是蒋宋孔等姻亲说了算，“中国国民党”的党务是蒋陈把兄弟说了算，“中华民国”的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这亲情编织的关系网中。
“慈爱的‘妈咪’”
处在这张亲情关系网中央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无嗣，对大姐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女儿孔令伟等晚辈，她视如己出。
1935年，年仅16岁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伟，在南京街头开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孔二小姐大怒，掏出手枪，当街打死了那名交警，随后便找到“妈咪”宋美龄求救。
“妈咪”没有揭发检举自己的宝贝，而是教孔令伟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舆论——比如孔令伟是受了交警的欺负才愤而拔枪自卫。
“妈咪”还教孔令伟如何让群众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比如揭露南京市政府的腐败，毕竟当时的“中华民国”，乃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在宋美龄的悉心教导与全力帮助下，枪杀警察这件事很快平息了下去，孔令伟一天牢也没有坐，继续活跃在民国的舞台上。当时的南京市民有感于宋、孔两家的权势滔天，互相调侃时会说：“你不要狂，否则叫你出门就碰上孔二小姐！”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蒋介石派出有限的几架次专机，欲将被困港岛的国民政府知名人士接回重庆。谁知最后一班专机落地，走出机舱的是宋蔼龄、孔令伟、抬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孔家佣人，以及两条大狼狗……
本来应该随机撤退的要员，或根本没接到撤退消息，或接到消息但被孔令伟禁止登机。最离谱的要数当年的大军阀、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陈济棠，乃是直接被孔令伟用枪逼着给狗让座，生生被赶下了飞机。
“大少爷的生意经”
“妈咪”宋美龄的爱，也温暖了桀骜不驯的孔家大少爷孔令侃。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对民国青年而言，还只停留在“很cool”的概念上，而我们的孔大少爷已经在大学里像模像样地组织起了纳粹社团，还学着正牌纳粹党徒的姿势敬礼。毕竟，国民党粉丝们津津乐道的“王牌德械师”，其装备多是通过孔祥熙进口而来，孔令侃沾其父的光，可谓得风气之先了。
而孔令侃的商业头脑更是一绝，孔祥熙的言传身教，让孔大少爷早早掌握了利用利益获取权力，再用权力获得更多利益的财富密码。他创办的扬子公司，乃是“中华民国”首屈一指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宋美龄把孔令侃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扬子公司的成长自然也离不开宋美龄的支持。扬子公司把要进口的洋货以委员长夫人私人行李的名义报关，这样就能免去高昂的进口税费，更能绕开紧俏物资的进口指标，一举两得。
有人非要说这是走私，这哪里是什么走私？这明明是宋美龄对外甥孔令侃浓浓的“爱与亲情”。
“不谈国事，只谈家事”
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大把花钱，国民政府没有钱，就开动印钞机疯狂印钱，以至于国民政府的收入中，税收只有5%。没有准备金就印钞，自然造成当时的流通货币——法币快速贬值，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太子”蒋经国觉得这么搞不行，于是请蒋家的坚定支持者、出版界泰斗王云五制订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严禁人民持有黄金美元，必须限期将手中的黄金白银美钞等“硬通货”以及法币按比例兑换成金圆券，金圆券的发行总量有限。同时，还要以行政手段把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史称“八一九防线”。
这个外行设计的币制改革方案漏洞百出，实在谈不上高明，但可以用纸币直接从国统区人民手中换回硬通货，对维持内战有利。“太子”蒋经国执行该方案颇为积极，在上海大显身手。
“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他接连枪毙了几个不执行经济管制令的奸商，一时间誉满沪上，成了“蒋青天”。
但在工商界大会上，蒋经国被杜月笙当众将了一军，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核心——他的表弟孔令侃。他才是上海滩最大的老虎，更是上海币制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最大阻力。
维持物价需要拿货来卖，没有大背景的中小资本家货已卖空，而扬子公司的仓库里囤积着如山的紧俏物资，就是不拿出来卖。
有人非要说这是囤积居奇，这哪里是什么囤积居奇？这明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后来某些人口中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卖西瓜你嫌贵，你就要杀了我啊？”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
“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
蒋经国封了扬子公司的仓库，孔令侃找最疼爱他的姨妈宋美龄求助，爱侄心切的宋美龄一个电话打到正在前线精细化指挥“国军”作战的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放了傅作义的鸽子直接飞到上海调停。
傅作义后来揶揄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其实是冤枉他了。从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是他的亲人来看，蒋介石应该是一个视“亲情”如生命的人，否则也不会专程来上海解决此事。
老蒋和小蒋说了什么，和宋美龄、孔令侃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是蒋介石后来当着上海要员的面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谁又能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这也许是辛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最“温情”的一句话。一位拥有无限大权力的国家元首、军事首脑，可以为了“亲情”奋不顾身，可以为了“亲情”说服自己的亲生儿子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次剑拔弩张的兄弟阋墙，就在家长的“温情”下化于无形。谁说“无情最是帝王家”？
只不过从此，上海经济管制、全国币制改革，就彻底宣告失败，无力回天了。根据河北经贸大学宋连生教授的考证，当年上海有本叫《观察》的杂志，记载了币制改革的七十天里，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油米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
到了币制改革失败的那一天，金圆券开始不限量发行，绝大部分有产阶级手中的黄金白银直接蒸发殆尽，甚至连老资格同盟会会员，“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毕生积蓄，也随着金圆券面值的飞涨化为乌有。
当然，蒋介石也好，宋美龄也好，孔祥熙也好，他们并不会关注这些——哪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不管是囤积的物资，还是回收的金银，都落入了他们一家人手中。
人民的新生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这座远东金融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中，上海市民的生活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同日，淮海战役打响，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帷幕，人民和人民军队即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在这一天，翻过了旧页，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到1950年，人民政府在上海展开“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一举结束了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也给了资产阶级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曾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产生交集的两个故事，最终有了同样的，以人民胜利为终的结局。
人，应该是人民；人情，应该是与人民共情。淮海战场上的小轮车，体现出人民对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选择；十里洋场中的几番较量，反映出人民政府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执笔：任念东
这个问题，一千多年前的东魏的曹操，也就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高大人就已经回答了很明白了。
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七卷，梁纪十三-）
什么意思呢？有人劝高大人管管贪官，高大人说我也想啊，但是现在有三个国家，除了我之外还有梁国萧衍和西魏的宇文泰（鲜卑名宇文黑獭）。如果我逼急了，他们投奔西魏和萧梁怎么办？只能缓缓呗，等有机会再管这个事情。
同样蒋介石也面临这个的问题。虽然他的国民政府牛皮哄哄，号称正统。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日本人甚至嘲笑蒋介石真正能完全发号施令的地方只有江苏和浙江，其他地方蒋介石下命令都要打折扣。其他的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在背后甚至不管他叫委员长，而是称为蒋先生，管他的中央军叫做“宁军”。当时贪污比较厉害的，就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官们，黄埔子弟也许还有点忠于校长的思想，管一下贪污未必会叛变。那些杂牌军呢？如果逼急了，他们会不会和其他军阀勾结，那些人对蒋介石的忠诚实际上就是靠几根金条大黄鱼维持的。如果蒋介石动了他们的奶酪，会有什么结果？
到了抗战时期。实际上蒋介石的情况更危险，日本人扶持了汪精卫和溥仪两个伪政权。我们今天总是歌颂抗战的英雄们多么顽强勇敢，但那些英雄只是一部分人，那些贪生怕死，对前途悲观失望，两面观望，想要投敌的小人也有不少。蒋介石的门面还得靠这种人撑着。怎么办？蒋介石是没有胆子玩整风运动，建立一只有钢铁般纪律的军队的。以蒋介石的一贯优良作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高欢的老路，靠纵容那些人维持残局，实际上国民党的贪腐，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得刹不了车的。
到了抗战胜利，这些人抢夺胜利果实，把接受变为“劫收”。严重败坏了蒋介石政权的形象。蒋介石也曾经想改，靠蒋经国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打着，连苍蝇都没杀死几只。于是国民党就卷铺盖了。
有人说，蒋介石的腐败和失败是因为他反动落后，代表资本家地主利益，我想说你看的不透。即使按反动政权的标准，蒋介石政权都是个低能政权，如果它能把各路军阀管住，维持一个勉强统一，号令全国，再小一点，就是在国统区令行禁止的局面。它的腐败都不会那么严重，不但去不了根，连面子上的体面都不能维持。总之一句话，按老话说，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成就过“王业”，顶多是“霸业”的水平，跟齐桓公，晋文公差不多，甚至更垃圾。至少齐桓公晋文公对外打仗很少输。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只是一个翻版的朱温，李存勖，占据着国家核心地区，一个军阀硬要充作正统政府而已。
早期还是治得了的，但是到肆玖年的确治不了了。
鲁迅在媒体上开骂，没被X起来。鲁迅骂过的“邵洵美之流”，在媒体上喊：“请宋不长（宋子文，蒋介石大舅子）jiang zhen hua。”他也没被抓起来。还有一个历史教授，名字我忘了，质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tan wu，蒋介石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他仍不松口，坚决信不过。在这种可以讲话的氛围里，当整个车子要奔悬崖的时候，还是有人敢提出刹车或转向之类的建议。
但是到肆玖年渡江战役之前，各级观园，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即便留个好名声，他的 wu sha mao 也是要丢的；相反捞一票，也没人有空来管他。所以就全乱了。基层 tan wu 不到，就对老白姓敲诈勒索。巡捕没收白粉甚至直接卖掉。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国民党搞的新生活运动为例
说是要“移风易俗”“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呢？地方官吏该干嘛干嘛，无非就摆个样子给上面看看。一边说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另一边又说“以欧美为师”自相矛盾、而且到最后整个新生活运动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也没把社会“移风易俗”从改良生活来看，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思想层面上，它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欧洲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以借此维护国民党统治。因而招致不少质疑，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抗战胜利后，该运动逐渐停止。
思想理论严重混乱，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
运动本身“形、神分裂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欧美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
组织
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而且在民间，由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很穷；新生活运动倡导简朴。可就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再简朴他们就得吃土了。
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连国民党内部都对这个运动都是持负面评价，那其他人还能给你啥好评？
经常干虎头蛇尾的事
蒋经国上海打虎，多厉害多猛；结果呢？吧把黄金荣杜月笙给得罪了。逼得蒋介石从前线跑回上海收摊子，被抓的人全都放了。打虎打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打到
搞法币改革，把法币改成废纸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伪造了一批假法币想流入市场搞乱国统区经济。结果是：假币被真币愣是给拖垮了。
你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可以看出，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属于军阀割据，表面是服从老蒋，但是各有各的算盘。老蒋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就像今天公司那些股东合伙做生意一样。加入老蒋的人不是图权就是图利。你想反腐，那就等着灭亡。如老蒋所说，反腐亡党，不反亡国一样。
国民党是“党派”这个东西，第一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的实验性产物。
国民党的建立初衷就很怪，一群人在一起的初衷，是以武力推翻政权而聚集在一起。带着理想和冲动，却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理论来支撑，在国民党二次组建的时候，国民党员要向孙中山宣誓，这个政党就已经展现出其幼稚的一面。他们不是因为政治理想而聚集在一起，而是以原始社团模式出现。
“党”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不鲜也”，即行为不鲜明。
国民党最初建立，只是一群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推翻满清为目的聚集在一起。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之后兴中会便组织策划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之后国内又出现了华兴会和光复会，但是彼此分散不能合力。
1905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为主要纲领，快速团结了同盟会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成了同盟会纲领。
1912年，宋教仁牵头又和其他几个政党合并成国民党，然后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被袁世凯解散。
1914年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期间，再次以反袁为旗帜，以个人魅力团结骨干和新兴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1916年该组为国民党。
没有核心理论一直困扰着国民党，当孙中山死去的时候，国民党最原始的病就暴露出来了，他的凝聚就是必须有个敌人，而不是组织核心理论来凝聚。国民党北伐的时候，就是凝聚党员最好的时刻，当国民党得到政权后，就立刻失去自己凝聚力，当一盘散沙的国民党，遇到核心理论强大的共产党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
国民党每一个大佬，和其他人理念都不同，国民党建立之初，是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欧或者美国的工业化强国，他们以为民主立宪是西方强大的根由，但是每一个人对于民主立宪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凝聚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一致。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团结，必须有一个结果来支撑，国民党靠着利益才能凝聚在一起，要不然就要有一个强大敌人让自己凝聚。所以抗日战争是国民党凝聚最好的手段，但是一遇到战争结束后的情景，国民党必须要在一起以利益捆绑凝聚党员，于是国民党在腐败贪污这个泥潭里挣扎。
看一下最近台湾省国民党乱斗，大家就清楚了，他们还是当年那个党，一点没变，凝聚他们的是利益与敌人，唯独国家人民的利益被忽视，还是没有核心理论去支撑整个党，是民进党在支撑国民党的团结，然后国民党内部仍然困在利益漩涡里挣扎。
这个帖子被删了，我还顺便被封了一天，又申诉回来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
多说两句吧。
其实，屁股歪在我们普通人这里，都不能算个错误。私下里，你该怎么精日怎么精日，该怎么美分怎么美分，不碍事。
除非你头铁的非得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不可，像田某某季某某许某某。
不过，我觉得这类人不是屁股歪的问题，主要还是脑子不好用，就是俗称的nc。
它们的追求就是“Facebook”。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大慈悲不度自绝人。”
没治。
但是，如果像委座这种人屁股歪的话，那就会出大问题。
直接把果党带跑偏了嘛！
当然了，果党在这之前也有各种问题。
我觉得如果不搞412，那么果党最后就会变成披着果党外衣的tg。
这种情况于国家是有大利的。
但是人生不如意十八九，人生尚且如此，何况国运乎？
我们现在提所谓的革命，有的时候都有些戏谑的成分。
但是，在当时，说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真真的。
果党初期声望那是没得说的。
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们都加入果党。
十个人有八个都是热血青年，那俩混日子的偶尔也能被激起点血性，干点革命工作。
到了委座这里，杀敌一千，TMD自损八千。
十个人，九个都是反动分子，剩下的那个热血青年还能活下来么！
这个动作不仅仅是把果党的成分改变了，而且直接性的拉低了果党的平均水平。
干活的和混日子的能一样么！
都是进步青年，以前比谁更进步。
现在的好，比谁能贪！
话说郭汝瑰比较清廉，家里沙发都旧的打补丁，被杜聿明发现以后就怀疑郭汝瑰是卧底。
杜聿明把这事汇报给委座以后，还被委座骂了一通。
结果，就这郭汝瑰还真TMD是tg的卧底！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果党腐败，是标志。
你不腐败，那你就不是果党是tg。
大家都腐败，谁能治得了谁？
大贪治小贪？这不科学！
大贪只能治那些没钱送礼的，不会去治小贪。要不然，他又怎么会是大贪？
大公子是那个不贪的，他也没必要贪。
但是，连和他平辈他都搞不定，他又拿什么去搞那些叔叔阿姨，甚至自己的后妈和亲爹！
单就这点，说明委座，确实没想当好一个领袖。或者说，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领袖。
这么看来，那委座干的不错。
～～～～～～～
主要还是412。
412直接把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干掉了。
剩下的，呵呵。
动作电影《方世玉2》你看过吧？
就是李连杰演的那个。
那里面，于镇海，计春华演的那个反派。
通过一系列骚操作，终于当上了红花会的总舵主。
然后呢？
有点良心的都退会了，现在的红花会就是贼窟。
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一会再找来看看。
此消彼长啊。
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去处，天下谁人不通共？
但凡有点追求都不跟你混，就算是拿着你的工资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没办法玩。
这又能怪谁呢？
那么412又为啥呢？
委座嘛。
委座才是果党内最大的贪污分子。
你自己都不干净你拿什么去治？
大公子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到了上海，那一顿操作，怎么样！
反贪反到自己身上了！
而且包括看新世纪这个国民党的骚操作，都是传统。
实在太辣眼了，没法看。
果党经营大陆十年，大陆红了。
果党经营台湾三十年，台湾绿了。
败给tg其实不算丢人的，因为tg实在是太逆天了。
玩不过民进党是什么鬼？
果党是真的烂。
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烂。
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更愿意回答“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透视一个社会一般通过三个层次：技术，制度，文化。越往后的，越是本质，越无聊，越不能立竿见影，越偏偏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核心原因。
事情还得从1911年说起。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纪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民主共和。但是国民党覆没的种子也从那个时候种下了。
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是选举产生领导人，可是当时新中华民国的二把手却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段记录：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7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
看到问题没有，这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很多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并不清楚革命所为何物，革命的对象是谁。
而像黎元洪这样的投机分子，或者说本来就是封建残余，则深深的把根扎到了中华民国系统中。
1912年8月，为了遏制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着手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先生提出“我们要毁党，重新造党”。事情似乎开始朝好的一面发展，但是次年3月，宋教仁先生就在上海被刺杀身亡。这次事件让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看清了又一封建余孽袁世凯的真面目，也暴露出国民党人政治的不成熟：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理所当然的，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了。
此时的国民党在哪里？在日本东京，直到两年后（1916年）袁世凯去世才返回中国。此时，袁世凯手下是六大副将开始轮番上演夺权戏码，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还是没有力量去主政中国，所以1917年的护法战争又失败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孙中山一众人的努力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才诞生了。但是此时的国民党还是婴儿，没有力量。甚至在1922年被陈炯明这样的小军阀从广州赶出来。
直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国民党才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此时的国民党才算真正的有了一定的政治能力，可惜，次年3月，国民党的灵魂人物孙中山先生就去世了，而此时的国民党并不成熟。之前吸纳的人员的复杂性和军事力量并不在新继承人手里，新继任者汪精卫更是一位非常不成熟的政客。很快，在外部环境还没有定下来的前提下，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残酷而复杂的权利斗争。为了获得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他们不惜将各种乱七八糟的人引入国民党，流氓、土豪、劣绅、青帮、地主、财阀等，纷纷进入国民党，开始一步步腐蚀这个新生的政党。而蒋介石则凭借更高一点的政治手段和利益交换，成为国民党名义上的代理人。
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但是中正先生更多是利益交换和妥协加武力镇压。他的朋友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内忧外患。
于是1927年8月，他在政治上被下野。但是这位政治家很快通过连姻的方式，获得了东南财阀的支持。而且为了获得政治支持，他不惜改变上一任领导人留下的革命策略。最终，他获得了新的临时支持，然后挥军北上，终于结束了封建残余张作霖在在北京的统治，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消灭他，而是让他在中国的东北三省继续为王。此时，他的另一位历史宿命对手，毛泽东先生已经在江西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研究中国的未来该怎么走了。
截止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国民党从出生到蒋介石统治，就是一个被锤，妥协和利益交换的政治团体。换句话说，这个政党还没有统一的主张，政治纲领和愿景，是分裂的，是一盘散沙。
而此时的中国呢？
类似于每一个封建王朝刚刚结束，每个有实力的军阀割据一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独立。而且每个人的实力都差不多。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思想深深刻在每个人脑海中。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军阀混战开始了。
其中著名的有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次年的蒋阎战争；甚至还有讨蒋联军：
（1）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2）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3）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4）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5）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6）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看到没有，搁《三国演义》里这就是“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啊！但是，随着变节小王子张少帅的通电拥蒋，这场战争，还是在1930年11月蒋介石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是表面上的，他既没有趁机扩大战果，杀死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和冯玉祥，也没有将他们的军队彻底瓦解。他甚至都没有占领这几个军阀的核心土地。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力去这么做。
那么蒋介石这么辛苦打仗，换来的是什么呢？
军阀还是军阀，力量只是削弱，无非由冯玉祥换成了张学良，而且张学良的入关，把中国东三省大好的土地、人民、矿产留给了日本人。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对中国的侵略。甚至让他们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嚎叫。
另一方面，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先生已经尝试了“土地革命”“队伍建设”“政策领导”“中国方向”等一系列成熟的政党应有的尝试。并且取得不错成绩：成立了14个军，人数达十万之众。最要命的是，这十万人，哪怕武器不先进，却是真正的中国军人。
然而蒋介石依然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好好的梳理一下国民党，他没有时间了。1931年1月份，汪精卫、孙科通电反蒋，9月份918事变，次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热河抗战开始。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魔鬼，已经磨刀霍霍。而蒋介石先生的“剿共”却陷入了泥沼，因为中共当时领导人李德博古的失误，蒋是杀伤了不小的共产党力量，但是中共的中央还是完整的撤到了陕北，一个他的力量再也无法直接进行干涉的地区。
亡国之危，已迫在眉睫。蒋作为名义上的中华民国代言人，还在打内战，全中国的人都愤怒了，纷纷要求抗战，而不是做军阀内斗。与此同时，早已失去政治势力的汪精卫决定孤注一掷，为了挽回政治势力，他选择了做民族罪人——投降日本。曾经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投降，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人民很难去相信一个最高领导人都会投降的政党。
而此时的蒋介石先生，依然没有认识到当时国家政党面对的问题的主次，是为了消耗张学良军阀的力量也好，是为什么消灭老对手也好，他一直催促张向陕北进攻。甚至不惜自己跑去西安督战。他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虽然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次年，1937年7月7日，日军入侵，全面抗战爆发，这一打就是八年。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战役、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等等等。直到1945年，这期间，真正的军人前赴后继，为国捐躯，国民党内的投机分子趁机大发战争财。终于，战争结束了。所有人都不想打仗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5年抗战胜利，34年间，一直在打仗的国民党也该累了，是该停下来反思一下政治，政策，民生，经济等问题了，但秉着中国文化中“一山不容二虎”二虎的教训，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
此时的国民党，山头林立，经济凋敝，腐败丛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自1927年开始，国民党就代表着合法政府，所以这近20年来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必须都是国民党政府负责。
但是蒋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但是无力去改变，他只是一个代理人，职业经理人，他不是股东，董事局的人没人打心眼里服他。
可是他的竞争对手，早在4年前就能轻松发起百团大战。而且在占领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谁掌握了农民谁就掌握了大多数，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掌握了农民。完成土地改革，是每一个新政权成功的必由之路。可是国民党没有完成。他太在意黄金，忘了黄金既不能吃也不能喝。
我们再随便切入一个断面观察一下：军事。很多人吐槽蒋中正是“微操大师”，也是实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导人最重要的不是事事亲力亲为，而是用人，但是鉴于一开始，他的地位就是通过勾心斗角的背叛得到的，所以，从心里上他谁都不信任。这样就导致一个很尴尬的军事情况。放权让手下的将领去打仗，怕他们自立为王，甚至反戈相向。不放，将领们打仗就得畏首畏尾，而频繁的军事回报很容易，又很容易泄露军事机密。这样的军队打仗，怎么能不失败？
所以，
一个党国的领导人，反而在技术层面，处处掣肘。
制度上，政治纲领是什么？蒋介石是一套，李宗仁是一套，阎锡山是一套，冯玉祥是一套，青海的二马，四川的刘某，东三省的张家，云贵，西藏，新疆，蒙古，甚至旁边的福建。都是各玩各的，虽然他们在名义上，只要有好处，他们都是国民党。一旦抢劫了黎民百姓，他们也会抛出这个锅，反正不又不要钱。
文化上，什么是文化？衣食住行都是文化。长官对下属踹一脚也是文化。主动提出抗日救国是文化，花大气力给南京种自己老婆最喜欢的树也是文化。当然了，提倡全国人民都喝热水，还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也是文化。
如果非要问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治不了？
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一出生就处在弱势，好不容易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领导人去世了。剩下的就是你死我活的内斗，内斗还没有结束，外敌开始入侵，然后为了一个虚名，被架在火上烤，烤熟了，拿下来发现已经没救了。有人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是非成败，终究还是成了一个故事。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治不了？
你回答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下的答案你也就分辨出哪个是正经的，哪个是扯淡的了。
蒋记国民党与苏共的相似与渊源令人咋舌。
苏共崛起于一战
蒋记国民党崛起于南北军阀战乱
苏共于和平安逸中瓦解
蒋记国民党于金门炮击结束而获得和平，然而不久就败落
苏共与蒋记国民党都拥有庞大党产，在丧权后仿佛一夜之间，“蒸发”的无影无踪。
苏共在新政权俄联邦里维持着第二大党的席位
蒋记国民党在今天台湾省也维持着第二大党的位置
苏共瓦解前后，大批官僚倒戈到敌方，继续掌权，掏空了本党。
蒋记国民党瓦解后，大批官僚倒戈到敌对阵营，掏空了自己。
苏共长期的反对派如很多流亡民主人士在新政权里迅速遭到排挤，并未当权，反而是曾经的苏共干部脱了马甲继续当权，新瓶子装了旧酒。
台湾同样，美丽岛事件的民主派纷纷被排挤，也不知道当年是谁在拿头对抗蒋军政府。
苏共出了千古奇葩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蒋记国民党出了李登辉、宋楚瑜俩叛徒
苏共高层被美国和平演变
蒋记国民党因江南案失去美爹支持
苏共自1917年当权至1991年丧权
蒋自1926年得势，至2000年蒋国党丧权
两者同样74年。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接连发生“廖仲恺遇刺”“汪精卫驱胡逐许”“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下野”，仅仅一年时间，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四大天王”，胡汪廖许，死走逃亡，老蒋一个无资历、无人脉、无功勋的三无人员、政治素人，被苏联顾问抬着进入军政核心，以为他这么个人好控制，结果遭到反噬，二战时又暂时联盟，之后又互相敌对，最后在90年代手拉手进入了棺材。
马督工还在知乎的时候那篇高赞回答里是这么讲的：
国民党政权首先是一个右翼政权，不搞实质性的社会改革，不触动国内的既有利益集团，别人只能看到这个政权的强大，看不到它的正义性，在内战期间尤其看不出来。所以蒋介石只能靠撒钱来维护内部的凝聚力。
民国编的《清史稿》对李鸿章有个评价：“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蒋介石和国民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撒钱维护凝聚力——有理想的人离开——撒更多的钱维护凝聚力——更加腐化。最后养兵和行政的成本越来越高，把关税和援助的钱都吃的差不多了，自然没钱剩下给工商业投资。只能简单地收关税，养兵。
趋利避害思想，以及权力寻租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组织或者政治团体内部都是没法彻底根除的，因为这涉及到人性的范畴，不是任何治理手段能够解决的。特别是中国在继承了儒家亲亲思想和家天下社会体系构建的情况下，社交、情商和利益交换更是一种社会生存必备技能和必要活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在于，从蒋光头清党反共开始，整个党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被彻底剥夺了，剩下的只有基于人性至恶的贪得无厌。
凡是不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员（包括参与国共合作的共产党员），要么被杀、要么彻底失望从而远离或者反对国民党，剩下的全是争名逐利攀龙附凤的无耻之徒。
所以说国民党反动派普遍腐败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因为清党之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由腐败分子组成的，是为腐败而生的，甚至拒绝腐败反对腐败都可以作为一种鉴别共谍的评判标准。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正常国家（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腐败是灰尘、害虫和生活垃圾，那国民党反动派和国统区这种行政体系就是一个专门接收垃圾的垃圾站。
垃圾站里全是垃圾这种事根本不需要说明理由，垃圾站里如果出现了不是垃圾的东西才需要说明理由。
类似的话题
-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腐败，这个问题是个历史的复杂症结，并非单一原因就能概括，更别提“治”与“不治”了。要深入剖析，得从国民党发家的根基、政治生态的演变以及战乱的大背景下，一层层剥开。腐败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得明白国民党并非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是有革命理想的，虽然也存在派系斗............. -
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国民党，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法西斯化”政党，这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争议的历史议题，学者们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个层面的特征，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要素进行比对。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征，以便进行比.............
-
蒋介石与曹操，一位是近现代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总统，一位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奠基者、权臣。乍一看，两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来自内战烽火，一个活跃于乱世群雄。然而，若我们剥去历史的尘埃，深入探究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行事风格乃至人生哲学，便会发现，在某些重要的维度上，他们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也充满了历史假设的魅力。如果汪精卫在抗战时期取代了蒋介石，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汪精卫的政治立场、以及日本的战略目标，并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演。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极其“如果”的命题，历史的走向往往是多线交织的结果，任何一.............
-
辽沈战役攻打锦州：蒋介石“东西对进”战略的得失分析在辽沈战役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战役中，国民党方面的战略部署，尤其是蒋介石提出的“东西对进”战略，一直是史学界和军事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这个战略的出发点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正确”？在具体执行中又暴露出哪些问题？让我们剥开历史的尘埃，来一次.............
-
知乎上关于“不抵抗”的讨论，确实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张学良，而对蒋介石的责任则避而不谈或减轻。这种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宣传角度、信息茧统治理以及特定群体的情感倾向等方面来深入剖析。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确实是历史事实，并.............
-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假设性问题，历史的齿轮如果稍微偏转一点，结局或许就会截然不同。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如果二战时美国将援助苏联的物资大规模、直接地转移给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国能否借此彻底将日本人赶出国土。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二战时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到底有多庞大，以及这些物资的性质。美国通.............
-
这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性问题，如果把美国二战时期援助苏联的物资直接交给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日本能否借此机会击败苏联？这其中涉及太多变量，绝非一言两语能道尽。咱们得一点点捋清楚。首先，咱们得明白，美国当年援助苏联的物资是什么性质的，量有多大。这批援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租借法案”（LendLea.............
-
.......
-
蒋介石当政时期（主要指1927年至1949年在中国大陆统治期间，以及1949年至1975年在台湾统治期间），其民心向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得民心”或“不得民心”来概括。他的统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差异巨大，因此民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时期和方面来详细分.............
-
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并非独自一人与中共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进行较量。这场宏大的国共内战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涉及众多关键人物、政治派别、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因素。要理解蒋介石与中共五大书记之间的斗争，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梳理和剖析：一、 蒋介石一方的优势与劣势：优势： .............
-
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何主要采购轻武器而较少购置坦克和重炮，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背景、国家实力、战略考量以及国际援助等诸多因素。笼统地说“很少买”，其实也不尽然，但轻武器在采购总量和实用性上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让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其中的缘由。一、 国家的经济与工业基础薄弱，无力支撑大规模重型装备采购.............
-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决策，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总会引发无数的“如果”和“要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当时能够以一种更加审慎、灵活且着眼长远的姿态来应对，或许能为中国争取到更优的局面，尽管这并非易事，毕竟他肩负的是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家。首先，在战略层面，蒋介石对日本的认识，尤其是在抗战.............
-
关于你提出的“蒋介石轰炸日本长崎时顾忌日本平民不用炸弹而改用纸弹”的说法，这与史实并不符，需要进行澄清和辨析。实际上，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确对日本本土进行过军事行动，但并非你描述的那样，尤其是关于“纸弹”的说法，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与战争的性质不符。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情况.............
-
关于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期间拒绝蒋介石派遣3.3万士兵的决定，背后有着极其复杂且环环相扣的地缘政治考量、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对战争走向的战略判断。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不”字就能概括，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结果。首先，杜鲁门政府将朝鲜战争定性为“警察行动”而非“战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定位。在冷战初期，.............
-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终导致政权覆灭，其中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者，其在关键时刻的一系列决策失误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昏招”的出现，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由蒋介石个人的性格特质、当时的政治环境、国民党内部的弊病以及对共产党及其战略的误判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下面将从多个方.............
-
蒋介石建立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时期，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妥协和权力积累。以下将详细梳理蒋介石建立政权的主要过程：一、 早期活动与国民党内的崛起（1910s 1920年代初） 辛亥革命时期： 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早期就.............
-
蒋介石在大陆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可以被视为其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本身的缺陷，也有执行层面的问题，更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制约。要详细讲述蒋介石在大陆土改的失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一、 历史背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定位 对土地问题的.............
-
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但他始终无法彻底压倒党内的主要对手，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问题。这既与他自身的性格和执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结构特点、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蒋介石无法彻底压倒党内对手的原因：一、 派系林立与权力.............
-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时期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执政生涯长达数十年，期间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决策。这些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其中一些决策也因其深远的负面影响而备受争议，并被认为是重大的失误。以下将列举蒋介石执政期间一些被普遍认为是重大的决策失误，并分析其对国家和人民造成.............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