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父子当何以自处，才能从曹爽时代任人宰割的局面翻身自保，又顺利终止猜忌倾轧的循环，回避窃国恶名呢？
要理解司马懿父子如何从曹爽时代的被动局面中翻身自保，并最终化解猜忌、避免窃国恶名，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以及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策略。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政治博弈。
一、曹爽时代的困境：任人宰割的阴影
首先，要看到司马懿父子所处的艰难境地。曹爽作为曹魏的辅政大臣，掌握着实权，他忌惮司马懿的声望和能力，将其架空，实际剥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司马懿被“闲置”，虽有虚名，却失去了实际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压制，表面上给予了司马懿足够的尊重，实则剥夺了他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其处于“任人宰割”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司马懿父子自处的首要任务是“保命”。当权者如果动了杀心，任何借口都可以成为理由。因此，他们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低姿态，避免引起曹爽的直接猜忌和打压。
1. 表面上的“蛰伏”与“韬晦”：
司马懿的策略： 司马懿深知“明哲保身”的道理，他以一种近乎“装病”的方式，进一步淡化了自己的存在感。病，是当时政治斗争中一种常见的自我保护手段。通过装病，他可以合理地远离朝堂，避免参与可能引起麻烦的政治活动。同时，这也能让曹爽放松警惕，认为这个老臣已经无力再构成威胁。
细节之处： 历史记载司马懿“每至晦日，辄称病，朝会，未尝不应”。这种“病”的艺术在于，他能在关键时刻（如朝会）表现出责任感，而在日常则选择“病退”，这显示了他的谨慎和对时机的把握。他不完全脱离政治，而是选择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既能观察局势，又不暴露自己的锋芒。
更深层次的考量： 这种“病”也是一种姿态，意在告诉曹爽：“我无意争权，只想安度晚年。”这种姿态对于麻痹对手至关重要。
司马师、司马昭的态度： 司马懿的儿子们，特别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也必须配合父亲的策略。他们需要表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不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结党营私”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朝廷中有一些低级别的职务，但绝不会试图去争取实权，而是安分守己，等待时机。
家族的凝聚力： 这种共同的“蛰伏”也加强了司马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让他们能够共同面对外部的压力，并在一个相对秘密的环境中商议对策。
2. 经营人脉与情报网络：
“养士”的策略： 尽管表面上被排挤，司马懿父子并未放弃经营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养士”的方式，招揽和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文臣武将。这些人可能分布在朝廷各部门、军队之中，成为他们日后行动的情报来源和执行力量。
选择标准： 他们选择的人才，除了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司马家族的忠诚。这种忠诚的建立，可能通过恩义、共同的利益，甚至是对曹魏政治现状的不满。
情报的价值： 在政治斗争中，情报就是生命线。司马懿父子通过这些人，能够及时了解朝廷的动向、曹爽的计划以及其他潜在的威胁。
审慎的交友： 他们不会轻易与任何人结盟，而是审慎地选择与哪些人建立联系。这些人可能是一些在朝廷中有影响力，但同样不满曹爽统治的人，或者是与司马家族有历史渊源的士族。
二、高平陵之变：抓住时机，雷霆一击
当曹爽在洛阳，而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祀时，司马懿父子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窗口期”，曹爽的军队主力分散，而他在洛阳的留守力量相对薄弱。
1. 舆论的铺垫：
“讨伐”的合法性： 司马懿行动之前，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合法性。他发动兵变，但口号是“奉诏讨伐曹爽”，并以“大将军曹爽意图不轨”为由，将其描绘成叛逆。
“奉诏”的巧妙： “奉诏”这一词至关重要，它将自己的行动与皇帝的意愿联系起来，即便当时皇帝年幼，此举也能在形式上占据道义制高点，减少外界的质疑。
“罪状”的公开： 司马懿利用他经营的情报网络，搜集曹爽的“罪证”，并大肆宣扬，将曹爽描绘成一个败坏朝政、祸国殃民的奸臣，为自己的行动制造舆论基础。
2. 军事上的果断与精准：
控制要地： 司马懿利用早已培养好的亲信，迅速控制了洛阳的战略要地，如宫门、城门等，阻止了曹爽回师的可能。
执行力： 兵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执行力。司马懿倚重的正是他的儿子司马师，以及他培养的将领，他们具备强大的军事指挥和执行能力。
心理战： 司马懿也运用了心理战。他没有一开始就对曹爽施加致命打击，而是先通过“罢官免职”等手段，瓦解曹爽的抵抗意志，诱使其放弃抵抗，甚至劝降。
“宽宥”的假象： 曹爽最终放弃抵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误以为司马懿会如往常一样“宽宥”他，只是将其罢官，而非赶尽杀绝。司马懿利用了这一点，让他交出兵权，使其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3. 曹芳的角色：
挟持皇帝： 司马懿父子成功控制了年幼的皇帝曹芳，这使得他们的行动在表面上获得了“合法性”的最高支持。即便曹芳是被迫的，但“奉皇帝之命”的说法足以应对绝大多数质疑。
三、终止猜忌倾轧的循环与回避窃国恶名：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父子虽然掌握了实权，但潜在的猜忌和倾轧并未完全消失。他们要做的，是将这种权力集中过程“合理化”，并避免落得“篡夺”的恶名。
1. 逐步收揽权力，而非一步到位：
“辅政”的过渡： 司马懿并非立刻称帝，而是继续以“辅政”的身份行使权力。他将曹爽一系的人员进行“清洗”，但这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权力，而非无休止的政治迫害。
“功过”区分： 对于曹爽一系的人员，他们区分了不同情况。有些人因直接参与反抗而被处死，有些人则被罢官流放，保持了一定的“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敌的恐慌感。
司马师、司马昭的接力： 司马懿去世后，由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接力。他们沿袭了司马懿的策略，继续巩固权力，但同样保持了“辅政”的姿态，直到司马炎（司马懿之孙）最终代魏称帝。
“禅让”的姿态： 最终，司马炎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接管了政权。这种形式上的“和平过渡”是避免“窃国恶名”的关键。虽然“禅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安排，但它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外衣。
2. 巩固与发展曹魏政权：
“拨乱反正”的形象： 司马懿父子在掌握权力后，积极处理朝政，稳定社会秩序，并继续推行一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这让他们能够塑造“拨乱反正”的形象，而非“窃国者”。
对外战争： 他们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例如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这进一步提升了司马家族的声望，并显示了他们维护曹魏统治的能力。
3. 经济与社会稳定：
减轻赋税，安抚民心： 成功的统治者不仅要掌控权力，还要赢得民心。司马懿父子在稳定政局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安抚民心，比如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这些措施虽然可能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他们权力来源的疑虑，但足以让他们在名义上成为一个“有功于民”的统治者。
4. 历史评价的重塑：
“春秋笔法”： 历史的评价往往由胜利者书写。司马懿父子及其后人，当然也包括司马迁本人（虽然司马迁不是司马懿儿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他们通过编纂史书，将自己的行为解读为“顺应天命”、“拨乱反正”。
“功劳”的放大： 他们的功劳，比如在对蜀汉、东吴的战争中的贡献，被放大。而他们手段上的争议，则被淡化或解释为“必要之举”。
“千年评价”的形成： 这种重塑，使得“窃国”的恶名虽然在民间或某些史书中存在，但主流的历史评价最终偏向于肯定他们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晋朝。
总结来说，司马懿父子从曹爽时代任人宰割的局面翻身自保，并最终走向权力巅峰，是一个集韬晦、忍耐、果断、策略和历史叙事构建于一体的复杂过程。
自处之道： 他们首先是通过“病”等方式做到“韬晦”，减少暴露，麻痹对手。同时，利用“养士”建立自己的情报和执行力量。
翻身关键： 高平陵之变是他们抓住机遇，通过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迅速剪除曹爽，并以“奉诏”为名，掌握了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主动权。
终止循环与回避恶名： 他们通过“逐步收揽权力”、“禅让”等形式上的合法性，以及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争取民心的实际行动，逐步将自己塑造成“拨乱反正”的形象。而最终的历史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成功掌握话语权的结果。
他们不是一夜之间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隐忍和布局。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精确计算和对人性的洞察之下进行的。他们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生存和权力的游戏，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耐心和智慧。
一、曹爽时代的困境：任人宰割的阴影
首先，要看到司马懿父子所处的艰难境地。曹爽作为曹魏的辅政大臣，掌握着实权，他忌惮司马懿的声望和能力，将其架空，实际剥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司马懿被“闲置”，虽有虚名，却失去了实际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压制，表面上给予了司马懿足够的尊重，实则剥夺了他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其处于“任人宰割”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司马懿父子自处的首要任务是“保命”。当权者如果动了杀心，任何借口都可以成为理由。因此，他们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低姿态，避免引起曹爽的直接猜忌和打压。
1. 表面上的“蛰伏”与“韬晦”：
司马懿的策略： 司马懿深知“明哲保身”的道理，他以一种近乎“装病”的方式，进一步淡化了自己的存在感。病，是当时政治斗争中一种常见的自我保护手段。通过装病，他可以合理地远离朝堂，避免参与可能引起麻烦的政治活动。同时，这也能让曹爽放松警惕，认为这个老臣已经无力再构成威胁。
细节之处： 历史记载司马懿“每至晦日，辄称病，朝会，未尝不应”。这种“病”的艺术在于，他能在关键时刻（如朝会）表现出责任感，而在日常则选择“病退”，这显示了他的谨慎和对时机的把握。他不完全脱离政治，而是选择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既能观察局势，又不暴露自己的锋芒。
更深层次的考量： 这种“病”也是一种姿态，意在告诉曹爽：“我无意争权，只想安度晚年。”这种姿态对于麻痹对手至关重要。
司马师、司马昭的态度： 司马懿的儿子们，特别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也必须配合父亲的策略。他们需要表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不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结党营私”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朝廷中有一些低级别的职务，但绝不会试图去争取实权，而是安分守己，等待时机。
家族的凝聚力： 这种共同的“蛰伏”也加强了司马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让他们能够共同面对外部的压力，并在一个相对秘密的环境中商议对策。
2. 经营人脉与情报网络：
“养士”的策略： 尽管表面上被排挤，司马懿父子并未放弃经营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养士”的方式，招揽和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文臣武将。这些人可能分布在朝廷各部门、军队之中，成为他们日后行动的情报来源和执行力量。
选择标准： 他们选择的人才，除了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司马家族的忠诚。这种忠诚的建立，可能通过恩义、共同的利益，甚至是对曹魏政治现状的不满。
情报的价值： 在政治斗争中，情报就是生命线。司马懿父子通过这些人，能够及时了解朝廷的动向、曹爽的计划以及其他潜在的威胁。
审慎的交友： 他们不会轻易与任何人结盟，而是审慎地选择与哪些人建立联系。这些人可能是一些在朝廷中有影响力，但同样不满曹爽统治的人，或者是与司马家族有历史渊源的士族。
二、高平陵之变：抓住时机，雷霆一击
当曹爽在洛阳，而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祀时，司马懿父子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窗口期”，曹爽的军队主力分散，而他在洛阳的留守力量相对薄弱。
1. 舆论的铺垫：
“讨伐”的合法性： 司马懿行动之前，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合法性。他发动兵变，但口号是“奉诏讨伐曹爽”，并以“大将军曹爽意图不轨”为由，将其描绘成叛逆。
“奉诏”的巧妙： “奉诏”这一词至关重要，它将自己的行动与皇帝的意愿联系起来，即便当时皇帝年幼，此举也能在形式上占据道义制高点，减少外界的质疑。
“罪状”的公开： 司马懿利用他经营的情报网络，搜集曹爽的“罪证”，并大肆宣扬，将曹爽描绘成一个败坏朝政、祸国殃民的奸臣，为自己的行动制造舆论基础。
2. 军事上的果断与精准：
控制要地： 司马懿利用早已培养好的亲信，迅速控制了洛阳的战略要地，如宫门、城门等，阻止了曹爽回师的可能。
执行力： 兵变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执行力。司马懿倚重的正是他的儿子司马师，以及他培养的将领，他们具备强大的军事指挥和执行能力。
心理战： 司马懿也运用了心理战。他没有一开始就对曹爽施加致命打击，而是先通过“罢官免职”等手段，瓦解曹爽的抵抗意志，诱使其放弃抵抗，甚至劝降。
“宽宥”的假象： 曹爽最终放弃抵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误以为司马懿会如往常一样“宽宥”他，只是将其罢官，而非赶尽杀绝。司马懿利用了这一点，让他交出兵权，使其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3. 曹芳的角色：
挟持皇帝： 司马懿父子成功控制了年幼的皇帝曹芳，这使得他们的行动在表面上获得了“合法性”的最高支持。即便曹芳是被迫的，但“奉皇帝之命”的说法足以应对绝大多数质疑。
三、终止猜忌倾轧的循环与回避窃国恶名：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父子虽然掌握了实权，但潜在的猜忌和倾轧并未完全消失。他们要做的，是将这种权力集中过程“合理化”，并避免落得“篡夺”的恶名。
1. 逐步收揽权力，而非一步到位：
“辅政”的过渡： 司马懿并非立刻称帝，而是继续以“辅政”的身份行使权力。他将曹爽一系的人员进行“清洗”，但这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权力，而非无休止的政治迫害。
“功过”区分： 对于曹爽一系的人员，他们区分了不同情况。有些人因直接参与反抗而被处死，有些人则被罢官流放，保持了一定的“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敌的恐慌感。
司马师、司马昭的接力： 司马懿去世后，由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接力。他们沿袭了司马懿的策略，继续巩固权力，但同样保持了“辅政”的姿态，直到司马炎（司马懿之孙）最终代魏称帝。
“禅让”的姿态： 最终，司马炎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接管了政权。这种形式上的“和平过渡”是避免“窃国恶名”的关键。虽然“禅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安排，但它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外衣。
2. 巩固与发展曹魏政权：
“拨乱反正”的形象： 司马懿父子在掌握权力后，积极处理朝政，稳定社会秩序，并继续推行一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这让他们能够塑造“拨乱反正”的形象，而非“窃国者”。
对外战争： 他们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例如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这进一步提升了司马家族的声望，并显示了他们维护曹魏统治的能力。
3. 经济与社会稳定：
减轻赋税，安抚民心： 成功的统治者不仅要掌控权力，还要赢得民心。司马懿父子在稳定政局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安抚民心，比如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这些措施虽然可能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他们权力来源的疑虑，但足以让他们在名义上成为一个“有功于民”的统治者。
4. 历史评价的重塑：
“春秋笔法”： 历史的评价往往由胜利者书写。司马懿父子及其后人，当然也包括司马迁本人（虽然司马迁不是司马懿儿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他们通过编纂史书，将自己的行为解读为“顺应天命”、“拨乱反正”。
“功劳”的放大： 他们的功劳，比如在对蜀汉、东吴的战争中的贡献，被放大。而他们手段上的争议，则被淡化或解释为“必要之举”。
“千年评价”的形成： 这种重塑，使得“窃国”的恶名虽然在民间或某些史书中存在，但主流的历史评价最终偏向于肯定他们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晋朝。
总结来说，司马懿父子从曹爽时代任人宰割的局面翻身自保，并最终走向权力巅峰，是一个集韬晦、忍耐、果断、策略和历史叙事构建于一体的复杂过程。
自处之道： 他们首先是通过“病”等方式做到“韬晦”，减少暴露，麻痹对手。同时，利用“养士”建立自己的情报和执行力量。
翻身关键： 高平陵之变是他们抓住机遇，通过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迅速剪除曹爽，并以“奉诏”为名，掌握了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主动权。
终止循环与回避恶名： 他们通过“逐步收揽权力”、“禅让”等形式上的合法性，以及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争取民心的实际行动，逐步将自己塑造成“拨乱反正”的形象。而最终的历史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成功掌握话语权的结果。
他们不是一夜之间成功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隐忍和布局。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精确计算和对人性的洞察之下进行的。他们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生存和权力的游戏，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耐心和智慧。
网友意见
我决定为宣帝说两句话。
以我阅读宫斗小说的经验来看，一般的女主角入宫之前总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死活不肯入宫，然后被逼入宫。这样不管后面女主干了什么都可以咆哮“当初都是你们逼我的”，自带受害者光环。其实我觉得宣帝也可以这样洗（笑）。当然我知道有人会说宣帝早年的坚卧不起是为了观望。其实官渡之战（建安五年）之前观望、两头下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宣帝第一次被征召是建安六年，官渡已经打完了，是个人都能看出曹操统一北方只是时间问题，何况宣帝这样的人物。宣帝正式出仕更是迟至建安十三年，曹操都已经是丞相了。“观望”实在不足以解释宣帝的坚卧不起。
再说司马懿是否曾经失去权势或者任人宰割或者被猜忌，那是肯定有的。有答主以宣帝受顾命为由认为他没有失去权势，但他这个顾命来的非常曲折，偶然因素也很多，还是靠孙资刘放+对手实在太渣。到曹芳时期，权力更是被蚕食，齐王刚继帝位的时候是“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一个月后变成了“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看起来是升官，但是少了一个“录尚书事”，这四个字在汉魏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之后正始六年失去中垒、中坚。怎么可能没有失去权势？
再说任人宰割，私以为宣帝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危机重重，任人宰割的，几死者数矣，活到最后也有很多运气成分。就算到正始九年间，曹爽想要除掉他也就是一纸诏书的问题。宣帝留下的诗只有一首，时间是他征公孙渊过温县。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拿下公孙渊轻而易举，但诗的最后却说“待罪舞阳”，显然是嗅到了危机。
再说曹爽等人，正始改制太得罪人了，而这帮人的才干尚不如二王八司马，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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