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因为"想得太多"而发生的对史料的误读？

关注古籍出版的朋友应该知道去年年初，中华书局的新点校本《隋书》面世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新版本的《元晖传》中，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小谬误。

我们先来看看以前的版本是怎么断句的：

元晖，字叔平，河南洛阳人也...高祖总百揆，加上开府，进爵为公...子肃嗣，官至光禄少卿。肃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隋书 · 卷四十六 · 列传十一》

那么新版改了哪里呢？就是我加粗的这一句：

“肃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我大概可以猜到点校学者们的心思，既然元晖的嗣子是单名，那小儿子怎么会不是呢？而且“器性明敏”也说得通。所以这个人的真名一定该是“元仁”。

可是，也许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之后的“官至日南郡丞”。

隋朝的日南郡，位于现在的越南境内。而在2004年之前，越南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文碑刻，就是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的《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

众所周知，无论碑文的内容是什么，撰文者的名字是一定会列举出来的，越南这块碑也不例外：

“检校交趾郡赞治、日南郡丞、前兼内史舍人河南元仁器撰。”

这位一千四百年前日南郡丞，真的名叫“元仁器”。

想来也是有趣，如果不是元仁器在大隋朝的最后一年机缘巧合之下参与刻制了这块石碑，或许自己的名字就要加个逗号了。

上世纪70年代，胡金铨导演自编自导的《忠烈图》，是一部极为罕见的以俞大猷、朱纨为主角的抗击倭寇的电影。这部电影中客串倭寇的人中便有初出茅庐的洪金宝、元彪、元华等七小福班底。

令我看了比较生草的是，洪金宝客串的这个胖倭寇名叫“博多津”，元彪客串的瘦倭寇名叫“倭助”，还有一个打酱油的倭寇名叫“才门”。

可是，“博多津”不是地名吗？你这胖倭寇怎么起名的啊？！

原来，胡金铨导演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参考了一本极其重要但是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史料——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其中《穷河话海》一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夥伴王直（名锃，即五峰）于乙巳岁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

很明显胡导把“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给误读成了“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个人名……

但是，原句的意思是“来自博多港的倭人助才门（即：助左卫门）等三人”，另外俩日本人，由于郑舜功不知道叫啥，就给省略掉了。胡导硬给解释成三人，实在是想得太多了。

而且这个毛病还传给了2006年翻拍的憨憨电影《新忠烈图》，电影里主角团队一口一个“杀了博多津”，简直是令人绝倒。

估计日本人听了的感觉就和“杀了曹妃甸”、“杀了连云港”、“杀了威海卫”一样一脸黑人问号吧……

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统治者安德罗尼卡一世的哥哥John Tzelepes Komnenos在逃亡罗姆苏丹国之后，改宗伊斯兰教并且娶了塞尔柱苏丹的女儿。

然后根据这一点，为了伪造宣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几百个奥斯曼学者钦定了这位先生就是奥斯曼家族的祖先。

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硕士论文《论明代皇权的重构、困境与衰变》，其中有关“刘瑾变法”的一段内容，十分亮眼。

按上文所云，弘治十八年终，明朝政府所掌控的田亩数为:“口田四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到了正德二年，国家掌控的田亩数大幅下降到： “口田一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而经过刘瑾丈量田亩的举措之后，正德四年又大幅回升为: “口田四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

看到这里，我一方面震撼于刘公公的雷厉风行，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打出两个大大的问号来:

其一，明朝政府所掌控的田亩数从弘治十八年的“四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下降到正德二年的 “一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又回升到正德四年的“四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

这三个数字中，弘治十八年与正德四年的数字完全一样，而正德二年的数字也仅仅只是开头的“一百”不同，也就是说明朝田亩数先是下降了整整300万顷，一顷不多，一顷不少；而经过刘公公丈量之后，又上升了整整300万顷，同样一顷不多，一顷不少，世上竟会有如此巧合的事吗？

其二，正德二年的田亩数下降了整整300万顷之后，当年的田赋收入居然没有下降，也就是说明朝政府从160万顷的田里收了460万顷的税。那我实在不知道是该痛恨大明朝廷的横征暴敛，还是该感叹大明朝廷的收税效率如此高超。

好在虽然《明实录》的实体书难找，但现在网络时代资源白嫖，正好有个韩国网站是可以在线看《明·清实录》的。于是就去找了一下正德二年明朝田亩数字的记载。

田一百六十九萬:廣本一作四

我们知道，明代的《实录》原本在乾隆时期已被焚毁，现在通行的《明实录》是1962年台湾史语所出版的。是以清初明史馆史臣抄写的《明实录》(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为底本，再以抱本(抱经楼本《明实录》)、广本(广方言馆藏书《明实录》)等其他抄本校勘整理而成。

那么看了《校勘记》就明白了，这里的“一百”就是抄写错误，实际上正德二年的田亩数也是“四百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三顷一十六亩九分二厘七毫五丝四忽九微五纤”——修《武宗实录》的明代史官其实就是把这个数字每年照抄一遍而已。而清初明史馆史臣在抄写《武宗实录》的时候，却因为笔误把“四百”抄成了“一百”，于是正德二年的田亩数就一下子少了三百万顷。

结果这位论文作者却因为“想的太多”，于是发明了刘公公丈田三百万顷，超越张江陵的丰功伟绩。

看到这个问题我瞬间就回到了贴吧时代，如果对几年前的明代史内容贴吧有印象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当时有很多人指责明末农民起义军想复辟元朝。

这些人的依据就是明末农民军攻占凤阳后，树起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

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朱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1]

然后这些人一拍脑门：“古元”很明显就是蒙元啊，这流寇是要反明复元啊，于是高迎祥等人是蒙古人的说法就给安排上了。现在的贴吧还有一些这些人残留的信息：

那么这些说法对不对呢？需要指出的是，古元这个词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叫赵一平的人，改名为古元真人，准备起义。

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觉，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2]

赵一平虽然最先用了“古元”这个词，但他不但没有说自己是要反明复元，反而还称自己是宋朝的皇族后代，这就很尴尬了。其实顾诚老先生早就对“古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也就是说“古元”和元朝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后来我还看到一本书（书名已忘，欢迎知情人补充），上面提出了一个说法：古元在明朝其实应该写作“古玄”，“古玄真人”是明朝民间宗教里的崇拜对象，后来为了避玄烨的名讳，清朝才把文献上的“古玄”给改成了“古元”的。这个说法如果正确的话，无疑是比顾诚老先生的分析更有说服力。不过仅凭自称宋朝后裔的赵一平也使用了“古元”，就足以否定“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是在反明复元了。

参考

1. ^ 《明史·李自成传》
2. ^ 《明史·卷一百二十》

能用基本史料、常识认定的误读，在我看来所谓“想得太多”本质是还是“读得太少”，不懂所以乱猜。

@忠心耿耿梅思祖 的回答中那篇硕士论文，肯定是没翻过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种最基本的工具书，里面已经“据史言所本校正”了。@赵学浩 的回答所说的倭寇人名，导演如果知道博多津是一个地名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李子寒泉 的回答中第一个例子，我猜作者大概率是不知道“青巾军”，才自己把自己问住了。 @徐有贞 的回答所指出的对“提督学政”的误解也完全是因为作者不懂明代官制。

提问者@首阳大君 的答案相对比较符合“想得太多”的情况，事实上如果不是恰好找到了越南碑刻所记录的“日南郡丞崔仁器”，就很难认定新点校本在这一点上是“误读”，至少无法实锤。

所以我觉得最符合“因为想得太多而误读”的案例，应该是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强行搞“新解”，最好还是功底比较扎实的学者（这样才不会犯下能一棒子打死的低级错误）。某位近年来很火很高产的著名历史教授就很符合上述标准，建议大家去他的新作中多找一找。

这里我举一个明史领域前辈学者的例子：

吴晗在1934年发表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提出，朱元璋是胡惟庸毒死刘基的幕后指使者，却没有拿出什么新材料，而是将《明史·胡惟庸传》中的“上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一句理解为“朱元璋让胡惟庸带着医生去给刘基下毒”，并用《实录》和《行状》作为间接证据。

吴晗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

①明初官方叙事不可尽信（√√）→②“刘基被胡惟庸毒死”说值得怀疑（√）→③胡惟庸后面必有主使人（？？）→④主使者非朱元璋莫属。

单从逻辑上来看，②→③这个环节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怀疑官方叙事的话难道不是应该先考证一下到底有没有这档子事吗？胡惟庸的其他几条具体的罪证，比如伏兵谋刺、勾结日本使者等，吴晗都认定为朱元璋捏造，那为什么毒杀刘基这条罪证不往这个方向去怀疑呢？

而从史料上来看，“遂以毒中之”的主语显然是传主胡惟庸，《行状》“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只能得出“朱元璋知道刘基病情加重”的结论，《实录》“上颇闻”实际上证明朱元璋没有更多的证据，只是接住了涂节递上来的这把刀子。朱元璋对付胡惟庸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这应该是研究者的共识，涂节后来被杀即便是确定因为“灭口”，也应该主要是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制造胡惟庸案”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一定是为了掩盖自己“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实”。“宣布罪状时不提毒死刘基”也不能作为朱元璋“欲盖弥彰”的证据，因为他后来屡次在刘基的儿子面前提起这一点。事实上这条罪状“既可归入‘窃持国柄，枉法诬贤’之罪，也可归入‘蠹害政治，谋危社稷’之罪”。

至于刘基的真实死因，杨讷《刘基事迹考》认为是病死，陈梧桐《刘基死因考》则坚持胡惟庸毒死说，杨讷自己也说了“历史上这类公案最难说得清楚”。不过即便不能完全排除朱元璋是幕后指使者的可能，至少可以肯定《明史》编修者不是这么想的，吴晗的这一观点还是打一个“原创”标签比较好。

另外杨、陈两人基本上也都没有拿出什么新材料（杨讷引用了宋濂文集的一篇文章证明“刘基离京前并无异常症状”，但这只能算一个旁证），因此可以说吴晗的问题不在于“读得太少”，就是“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