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的成就，都是儒家的功劳吗，是哪些儒家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至今七十余载，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要论功于儒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争议的话题，绝非简单地说“是”或“不是”就能概括的。简单地将所有成就归功于儒家，或是完全否定儒家在其中的作用，都是片面的。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儒家”的含义。儒家思想，自孔孟之道发端，历经秦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的理学，一直到近现代的改良与发展，其内涵一直在演变和丰富。它并非一套僵化的教条，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以及人生价值的观念体系。
将新中国建立至今的成就简单归结为儒家的功劳，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误导性的。 新中国是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建立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无数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牺牲，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中国国情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毫无作用。恰恰相反，许多儒家思想的元素，经过改造、扬弃和重塑，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某些方面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产生共鸣，或在实践中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
以下是一些可以探讨的儒家思想与新中国成就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可能“贡献”的儒家思想要素，但请注意，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选择、改造和应用的，并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
1. 对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强调：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 “礼”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规矩，更是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它强调等级秩序、社会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的重建是重中之重。 动荡的革命年代过去，国家需要迅速稳定社会，恢复生产。儒家思想中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对权威的尊重（当然，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尊重）、以及对集体主义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对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需求。
具体表现： 曾经提倡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其中对集体劳动的强调和对社区互助的倡导，与儒家“邻里互助”、“休戚与共”的理念有一定的精神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且被改造的。
2. 对勤劳奉献精神的推崇：
“耕者有其田”、“民以食为天” 这种朴素的农业伦理，以及儒家对“力耕”和“勤勉”的赞扬，都与中国人民历来重视辛勤劳动的传统一脉相承。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下，这种精神被发扬光大。 无论是“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付出和牺牲奉献。
具体表现： 鼓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儒家“修己以安人”的理念，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贡献联系起来。一些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无私奉献精神，虽然更多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但也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某些共鸣。
3. 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儒家历来将教育视为国家兴盛之本，将“学”视为提升个人品德和能力的途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都是儒家关于学习的经典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的工作。 这种对国民素质提升的重视，与儒家对教育作用的认同有着内在的契合。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思想改造，也是希望他们能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
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教育的巨大投入，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求，都体现了对“学”的重视。虽然现代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与传统儒家教育有很大区别，但对知识的崇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是共同的。
4. 对家庭和家族观念的潜在影响：
儒家“家国同构”的观念，强调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孝悌忠信是重要的道德准则。
虽然新中国提倡破除封建宗法制度，强调“公私分明”，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重要性并未消失。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对家庭和睦的追求，依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念的延续，或多或少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
具体表现： 在一些社会治理层面，比如社区建设中，有时也会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责任，这种思路并非完全与儒家思想绝缘。
5. 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追求：
儒家思想中，对“大一统”的追求，对“天下太平”的向往，以及强调“仁者爱人”、“协和万邦”，都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关怀。
新中国成立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 这种对国家强大和民族尊严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中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自豪感相呼应。
具体表现： 当代中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其中也包含对儒家思想中积极元素的挖掘和转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将这些成就直接归功于“儒家”，是极其危险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历史上也存在许多被批评和批判的内容。 例如，其强调的等级森严、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服从等，在现代社会早已被扬弃。
新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这些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遵循。
许多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是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选择、改造、批判性继承后，才得以应用的。 它们并非未经改造就直接注入到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例如，对勤劳奉献的强调，更多的是革命者和劳动人民的自觉行为，而非简单的儒家道德要求。
因此，要回答“都是儒家的功劳吗？是哪些儒家的功劳？”
我的回答是：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成就，最根本的功劳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
如果一定要追溯儒家思想在其中可能产生的间接或潜移默化的“功劳”，那更多体现在：
传统文化中那些强调社会责任、集体利益、勤劳奉献、重视教育、追求和谐稳定的价值观，在被现代化改造和重新阐释后，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某种程度的契合。
这并非某个“儒家人物”的功劳，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转化，一种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活。 比如，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当然在社会主义语境下被理解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以及董仲舒“大一统”的理念，这些思想的某些片段，可能在被现代化解读后，与国家发展理念有所呼应。但这种呼应是曲折的，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思想改造的。
总结来说，新中国七十余载的辉煌成就，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某些积极的价值观念，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文化，并在某些方面与国家发展形成了一些价值上的呼应，但绝不能将其视为所有成就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功劳。将功劳完全归于儒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就的否定，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儒家”的含义。儒家思想，自孔孟之道发端，历经秦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的理学，一直到近现代的改良与发展，其内涵一直在演变和丰富。它并非一套僵化的教条，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以及人生价值的观念体系。
将新中国建立至今的成就简单归结为儒家的功劳，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误导性的。 新中国是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建立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无数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牺牲，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中国国情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毫无作用。恰恰相反，许多儒家思想的元素，经过改造、扬弃和重塑，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某些方面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产生共鸣，或在实践中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
以下是一些可以探讨的儒家思想与新中国成就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可能“贡献”的儒家思想要素，但请注意，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选择、改造和应用的，并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
1. 对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强调：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 “礼”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规矩，更是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它强调等级秩序、社会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的重建是重中之重。 动荡的革命年代过去，国家需要迅速稳定社会，恢复生产。儒家思想中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对权威的尊重（当然，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尊重）、以及对集体主义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对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需求。
具体表现： 曾经提倡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其中对集体劳动的强调和对社区互助的倡导，与儒家“邻里互助”、“休戚与共”的理念有一定的精神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且被改造的。
2. 对勤劳奉献精神的推崇：
“耕者有其田”、“民以食为天” 这种朴素的农业伦理，以及儒家对“力耕”和“勤勉”的赞扬，都与中国人民历来重视辛勤劳动的传统一脉相承。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下，这种精神被发扬光大。 无论是“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付出和牺牲奉献。
具体表现： 鼓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儒家“修己以安人”的理念，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贡献联系起来。一些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无私奉献精神，虽然更多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但也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某些共鸣。
3. 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儒家历来将教育视为国家兴盛之本，将“学”视为提升个人品德和能力的途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都是儒家关于学习的经典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的工作。 这种对国民素质提升的重视，与儒家对教育作用的认同有着内在的契合。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思想改造，也是希望他们能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
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教育的巨大投入，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求，都体现了对“学”的重视。虽然现代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与传统儒家教育有很大区别，但对知识的崇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是共同的。
4. 对家庭和家族观念的潜在影响：
儒家“家国同构”的观念，强调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孝悌忠信是重要的道德准则。
虽然新中国提倡破除封建宗法制度，强调“公私分明”，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重要性并未消失。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对家庭和睦的追求，依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念的延续，或多或少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
具体表现： 在一些社会治理层面，比如社区建设中，有时也会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责任，这种思路并非完全与儒家思想绝缘。
5. 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追求：
儒家思想中，对“大一统”的追求，对“天下太平”的向往，以及强调“仁者爱人”、“协和万邦”，都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关怀。
新中国成立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 这种对国家强大和民族尊严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中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自豪感相呼应。
具体表现： 当代中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其中也包含对儒家思想中积极元素的挖掘和转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将这些成就直接归功于“儒家”，是极其危险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历史上也存在许多被批评和批判的内容。 例如，其强调的等级森严、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服从等，在现代社会早已被扬弃。
新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这些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遵循。
许多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是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选择、改造、批判性继承后，才得以应用的。 它们并非未经改造就直接注入到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例如，对勤劳奉献的强调，更多的是革命者和劳动人民的自觉行为，而非简单的儒家道德要求。
因此，要回答“都是儒家的功劳吗？是哪些儒家的功劳？”
我的回答是：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成就，最根本的功劳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
如果一定要追溯儒家思想在其中可能产生的间接或潜移默化的“功劳”，那更多体现在：
传统文化中那些强调社会责任、集体利益、勤劳奉献、重视教育、追求和谐稳定的价值观，在被现代化改造和重新阐释后，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某种程度的契合。
这并非某个“儒家人物”的功劳，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转化，一种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活。 比如，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当然在社会主义语境下被理解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以及董仲舒“大一统”的理念，这些思想的某些片段，可能在被现代化解读后，与国家发展理念有所呼应。但这种呼应是曲折的，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思想改造的。
总结来说，新中国七十余载的辉煌成就，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某些积极的价值观念，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文化，并在某些方面与国家发展形成了一些价值上的呼应，但绝不能将其视为所有成就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功劳。将功劳完全归于儒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就的否定，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网友意见
开明集权传统，不要光看集权，还要多看看开明。
Calmin，或者Kymin，这个政治名词，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深思。
感谢冰锋与沙棘先生为我儒家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先生为儒家贡献了无数的话题，让本来慢慢凉下去的儒学一次次登上知乎，吸引无数人的关注。
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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