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文书（死海古卷）主要讲述了什么？
首先，从文本内容来看，死海文书极其多样，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
《圣经》的抄本： 这是死海文书中最重要、数量也最多的部分。它们包括了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教旧约）绝大多数书卷的古抄本，例如《创世记》、《出埃及记》、《以赛亚书》、《诗篇》、《申命记》等等。而且，这些抄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使得它们成为我们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圣经》文本。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标准《圣经》文本相比，这些古抄本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例如拼写、词语的选用，甚至个别段落的顺序。这些差异为学者们研究《圣经》的文本演变，以及《圣经》在古代是如何被抄写和传承的，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赛亚书》的完整抄本，它的保存状态近乎完美，与后世我们所见的《以赛亚书》在内容上极为相似，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对《圣经》可靠性的信心。
犹太教教规和礼仪文献： 这部分文献揭示了在耶稣时代，犹太教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团体和信仰。其中有一类文献，被认为是与库姆兰社区的居民，也就是埃塞尼人（Essenes）有关。这些文献详细描述了他们的生活规则、戒律、以及对外界社会的态度。比如，《会众规约》（Community Rule）就规定了埃塞尼人如何组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区，包括严格的入会仪式、等级制度、以及对清洁和律法的遵守。他们强调社区成员的平等、共产主义式的财产共享、以及对圣洁生活的追求。这些文献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犹太社会远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像埃塞尼人这样强调纯洁、脱离世俗、等待神圣审判的群体。
宗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著作： 除了教规，死海文书还包括一些关于末世论、天使学、宇宙观以及宗教实践的著作。例如，《创世的启示》（The Book of Genesis Apocryphon）是对《创世记》的补充和解释，加入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更详细的叙述。《光明与黑暗的争战》（The War of the Sons of Light Against the Sons of Darkness）则是一部充满末世色彩的著作，描绘了一场善恶之间的最终决战，对于理解早期犹太人和基督教对末世的想象至关重要。这些文本揭示了当时人们对神圣世界、善恶力量、以及救赎的深刻思考和期盼。
圣经注释（Pesharim）： 这些文献是对《圣经》部分书卷，特别是先知书的解释。它们将《圣经》的预言与作者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并且常常暗示这些预言将在他们的社群或特定历史时刻应验。例如，对《哈巴谷书》的注释就将预言中的“迦勒底人”解释为罗马人，并将库姆兰社群的敌人指向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些注释是研究古代犹太人如何解读和应用《圣经》的重要证据。
其次，死海文书讲述了关于库姆兰社区本身的故事。虽然这些文献的大部分并不是直接描述库姆兰社区的生活细节，但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推断出居住在这里的人的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当时犹太社会和宗教的看法。普遍的看法是，这些文书是由一个名为埃塞尼人（Essenes）的犹太教派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之间抄写和保存的。埃塞尼人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注重律法、强调纯洁、过着半隐居式生活的团体。他们对圣经有着独特的理解，并可能预言着即将到来的救世主和最终的审判。
更进一步，死海文书为我们理解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联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耶稣生活的时代，正是犹太教内部各种思潮涌动、不同派别并存的时期。死海文书所展现的埃塞尼人的一些观念，例如对律法的极度重视、对洁净的要求、以及末世的盼望，都与新约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及其门徒的教导，以及早期基督徒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强调贫穷、社群生活、以及对圣经的特殊解读，在埃塞尼人的规章和早期基督教的实践中都能找到回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基督教就是直接源于埃塞尼人，更准确的说法是，死海文书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广阔、更多样化的犹太宗教图景，而早期基督教正是在这个图景中孕育和发展的。它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其内部的张力、改革的呼声以及对弥赛亚的期待，是多么的复杂和多元。
总而言之，死海文书不仅仅是几千年前的羊皮纸和莎草纸，它们承载着的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它们讲述了《圣经》的早期面貌，揭示了犹太教在希律王朝和罗马统治下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一个特殊社群（很可能是埃塞尼人）的信仰世界，并为我们理解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犹太教的多元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它们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两千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大门，让我们得以更真切地触摸历史的脉搏。
网友意见
有幸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交换一学期，期间拜访了不少考古遗址，其中也包括了收藏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博物馆（及其附属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以及出土死海古卷的昆兰古城。查了些相关资料，对这一出土文献的性质和一些相关的有趣故事也有了一些了解。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希伯来圣经抄本，它因此成为以色列的“国宝”。狭义的“死海古卷”专指1947年至1956年间发现于死海西北昆兰古城（Qumran）周围十一处洞穴（Cave 1-11）内的九百余件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古代文献抄本（一些历史上于该地区发现的古代书卷也在后续研究中被证明属死海古卷）。其上书写的文字大多是古希伯来文，同时也有一些亚兰文和古希腊文。而随着后来更多的相关发现层出不穷，“死海古卷”有时也被用来代指死海与犹大山脉之间广阔区域内发现的各类古代文献，同时也有人称之为“犹大荒漠文献”。本文主要讨论前者。出于对“死海古卷”的重视，以色列政府在1967年六日战争胜利控制西岸地区后便快速展开了对于其发现地昆兰古城的保护工作。今天的昆兰古城已被纳入以色列国家公园体系之内，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展陈。至于“死海古卷”本身则被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和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并专门为其设计建造了一座“圣书之龛”，成为耶路撒冷游览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死海古卷的发现
1946至1947年间，一个名为Ta’amireh的贝都因游牧部落在死海西北的洞穴里发现了一些陶罐，里面装有写满不明文字的皮革书卷。它们随即被带到了伯利恒的古董市场上，辗转流落到圣马可修道院（叙利亚东正教派）主教Samuel的手中。借由传世文献中所载历史时期死海地区古代书卷的发现，塞缪尔判断这批书卷应为重要的古代文献。与此同时，贝都因人在1947年夏又发现了一批书卷，最终被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Eliezer Sukenik获得。1948年，双方分别于媒体处公开了相关发现，圣经考古权威William F. Albright当即宣称其为“现代最伟大的古代手稿发现”。
由于几次商谈未果，同时作为叙利亚人，Samuel主教试图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外寻求更为独立的主体以展开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并最终将其运往美国拍卖。尽管如此，最后的买家事实上正暗中受著名犹太考古学家Yigael Yadin所托，最初发现的这批死海古卷仍回到了犹太人的手中，并一直收藏于以色列博物馆。Yadin其时正于美国讲演，他是Eliezer Sukenik之子，并将在之后死海古卷的考古研究、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乃至以色列建国后的系列军事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得到了犹太人和美国人的高度重视，但死海古卷的出土地其时仍处在约旦的控制之下。约旦政府宣称以上行为是文物走私，并组织开展了对死海古卷的系列考古发掘。发掘活动由法国圣经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Biblique）的多明我会神父兼考古学家Roland de Vaux负责，集合了多个国家的相关研究人员。遗憾地是，考古学家的速度与广度远比不上贝都因人，此时的死海古卷仍有大量流散至文物市场。
最初发现书卷的一号洞穴北据昆兰古城近一英里，二者之间并未被直接建立联系。直到1951年，于遗址上发现了与1号洞穴中类似的陶片及同时代钱币，随后才于1953-1956年对昆兰古城展开了发掘。
由于约旦政府对新发掘的死海古卷拥有所有权，最初的整理编辑活动始终将犹太学者排除在外，而主要由欧美各国的圣经研究者负责。其成果以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DJD）系列丛书得到出版，首册于1955年面世，最终出版四十余册。
1967年六日战争后，大部分死海古卷的收藏地东耶路撒冷，以及整个西岸地区被纳入以色列控制范围内。作为首相的私人军事顾问，Yadin时刻保持着对死海古卷的关注，并亲自带领一只行动小组从一些文物贩子手中重新获取了一部分书卷。犹太学者此后也参与到死海古卷的整理工作中来。上世纪90年代，现有古卷的所有内容均得到了出版且被免费公开。现可访问死海古卷数字图书馆浏览相关内容（https://www.deadseascrolls.org.il/home）。
谁创作了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实际上是包含了多种文书类别的出土文献集。其主要内容包括除《以斯帖记》外《旧约》的全部篇目（但大多是残篇），以及相关的经学文献。但除此之外则还涉及某个特定教派的规范训诫、一些预言书、诗篇、战争篇、一些杂经、宗教律法、历史书，甚至极少量的商业交易记录。这使得有些学者将死海古卷看作是一座“荒野中的图书馆（A Library in the Wilderness）”。那么，这座文献宝库的作者是谁？它又是怎样被带到这几乎杳无人烟的荒漠中的？这便是相关研究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最早的一些学者试图将之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正统社群相联系，认为这些文献是在罗马入侵背景下被一些流亡的学者携带至死海边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文献收集一般都是宗教性行为。然而，根据相关的传世文献记载，耶路撒冷圣殿中的文献收藏具有相当高的局限性，只有最重要的经典才会被纳入其中，而无法与死海古卷的内容之广相匹配。且从死海古卷的内容来看，其中涉及许多反对耶路撒冷拉比权威的内容以及一套独特的宗教行为规范，很难被认为会是耶路撒冷的主流文献。也有学者认为死海古卷是耶路撒冷多个文献来源的汇集，但这也与死海古卷显示出的一种共同取向相违背，它们更可能是单一教派收集、积累形成的。昆兰古城的发现与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出土文献数量最大的4号洞穴就正好位于昆兰古城下方。有趣地是，这些文献也并不为昆兰的居民所独有。其中的一些文献的创作年代显著早于该遗址的最初年代，还有学者通过笔迹分析认为创作这些文献的书手数量远不是昆兰这座小城所能拥有的。这带来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死海古卷实际上是分布在周边地区多个聚居点的一个宗教社群的收藏。
那么，这一宗教社群又是何身份？他们为什么来到这篇沙漠中独处？又有着怎样的特质？早在50、60年代死海古卷发现之初，多位学者便分别指出他们最可能是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艾赛尼派（The Essenes）。关于这一犹太支派的记载不见于同时期的犹太文献，而主要来自希腊、罗马文献之中，主要包括斐洛（Philo）的《善人皆自由》（Every Good Man Is Free，有中译，收入文集《论凝思的生活》中）、约瑟夫斯（Josephus）的《犹太战记》（Jewish War，已有多个中译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译本已由上海三联出版）等篇目。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艾赛尼派定居于死海西侧，在恩戈地（En Gedi，位于死海中部西岸，于圣经中出现）“上边”，这恰好于死海古卷的出土地点相吻合。
艾赛尼派极具特色，他们过着一种同居共餐的集体宗教生活。反对婚姻，推崇禁欲主义；信奉灵魂，寻求死后福报；崇尚苦修，每日需面对初升太阳祈祷诵经。这样一种有别于当时犹太正统的宗教信条使他们很早便进入了神学家们的视野之中，并常将这一支派与后世的修道院相对比。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早期基督教的先锋，甚至耶稣、施洗约翰等基督教人物都被认为曾属于艾赛尼派。一些学者则认为他们仍属犹太教，只是高度强化了正统拉比的各类宗教信条，走入一种极端的修行生活。尽管有着分歧，但学界基本同意这一支派应源自更早的法利赛派（Pharisees），主张应保持纯洁并与俗世保持距离。他们与撒都该派的分异与斗争构成了从巴比伦之囚到罗马征服期间犹太教的主流。
死海古卷中关于教派准则以及该教派与耶路撒冷关系等内容可与传世文献中对艾赛尼派的描述对应，这与地理位置共同成为将此二者相联系的主要证据。但这一观点的论证模式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排除法，实际上艾赛尼派只是有记载的犹太教教派中最有可能成为死海古卷主人的一支。与其他许多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案例一样，相关的证据仍然太少，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但无论如何，从死海古卷本身出发，其确实展现了第二圣殿时期至公元前后犹太反抗罗马革命时期犹太教内部的高度多样性及其与早期基督教在某些方面的相关性，这仍使得其在早期近东宗教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昆兰古城
de Vaux在50年代的发掘并未出版完整的发掘报告，而仅以一本阐释遗址的专著（de Vaux 1973）公开了相关内容。之后对昆兰古城的大规模发掘则要等到90年代，由以色列文物部门与国家公园系统组织开展了长时间的发掘与保护工作。
该遗址在铁器时代晚期曾有小规模的人类活动，但其主体年代则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晚期，其中存在着数十年的间隔，可能因地震等原因而遭短时间废弃。
公元前后的昆兰古城西侧为断崖，北侧和东侧设置有城墙。东墙外为墓地，包含上千座同时期的墓葬。东墙墙体一直向南延伸约两公里，直接与Ein Feshka遗址的东墙相连。古城主体城墙则均有建筑依附其上，并开口于北侧中部。开口处设置有一大型方塔，内部包含了多个较大的公共空间。方塔西侧为一南北向的大型道路，将整个古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以西发现有一些牲畜棚、田地和普通建筑。主要建筑都分布在东侧，包括方塔以及围绕中心空地的其他大型建筑，后者因其中发现的墨碗和带字残版而被看作是创作死海古卷的场所。这组建筑以南的建筑被推断为集中用餐的场所，其面积是古城中最大的，还伴有一藏有上千件碗碟等的附属建筑。其东南侧则发现了一些制陶工坊及窑址。出土书卷最多的四号洞穴便位于古城西侧断崖内。
昆兰古城内设置有精巧的蓄水系统。对于约旦河谷两岸的山腰遗址，其水源主要来自山体内较高地下水位流出的径流或泉眼。在昆兰，其西北侧建设了一条直入山体、长达数百米长的水道，直接水源处将水引入城内。水道在城内延伸，并与数个大型蓄水池相连。这些蓄水池有的作为澡堂或洗礼的场所，这从其侧设置的分割台阶（用于区分入和出）可看出。
昆兰古城最初被认为是一座孤立的城镇，一处自绝于外的宗教场所。但更多的证据表明，它与周边聚落有着许多联系。从遗物上看，陶器类型与耶利哥（相距约14公里）等遗址的高度相似，物化分析则显示其部分陶器可能制作于耶路撒冷（相距约21公里）。昆兰和其南部的Ein Feshka遗址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后者可能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放眼整个死海及南黎凡特地区，昆兰在地理上也并不隔绝，而处在传统的主要交通线上。
关于昆兰古城的阐释，最初的发掘者de Vaux一开始便抱有它属于艾赛尼派的预设，许多遗迹现象也与之存在可对应的地方，如大量大型公共建筑便正好满足了同食共居生活的要求、大形水池也被认为与宗教洗礼相关。在这一解释下，古城是宗教中心，供上层人士居住及公共活动的开展。更多的信徒则居住在周边的棚屋或洞穴里，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不大的昆兰古城旁有着包含上千墓葬的大型墓地。但同时也存在着另外的一些解释，如贸易中心、制陶中心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则是军事中心。这一观点首先来自相关的历史背景，实际上在罗马于公元前63年征服该地区之前，哈斯蒙尼王朝在死海周边、昆兰的南北都设置有大量军事堡垒，很难想象在它们不远的中间存在着一处由独立宗教支派占据的城镇。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昆兰在公元前63年之前同样是军事堡垒，北侧高塔和中心建筑便是堡垒的核心组件。其后昆兰可能才逐步变为一处宗教城镇。但遗憾地是，由于初次发掘年代过早，遗址中各建筑遗迹的详细地层关系并不十分清楚，这使得更细致的聚落变迁的研究较难展开，许多问题也仍待解决。
文献拓展
1、关于广义死海古卷：
简要介绍、目录及百科说明：Lawrence H. Schiffman & James C. VanderKam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更为详细的目录：Emanuel Tov et al., The Texts from the Judaean Desert, Oxford: Clarendon, 2002；此后作者的更新版本：Emanuel Tov, Revised Lists of the Texts from the Judaean Desert, Leiden: Brill, 2010；
2、死海古卷入门：
本文主要参考内容，文笔精要简练，强烈推荐，同时每章后还附有极为详细的延展书目，强烈推荐：John J. Collins, The Dead Sea Scrolls: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牛津通识读本死海古卷篇：Timothy H. Lim, The Dead Sea Scroll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昆兰古城：
早期发掘阐释：Roland de Vaux, Archaeology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较新的考古成果汇总：Jodi Magness, The Archaeology of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Michigan: Eerdmans, 2002；
较新一次学术会议的文献集，包括一手考古资料及重要的研究论文：Katharina Galor et al. (eds.), Qumran: The Sit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Debates, Leiden: Bri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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