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日军为什么不怕死？

因为日本化学水平高，二战前发明了大杀器甲基安非他命。嗯，也就是冰毒。使用这东西之后，兴奋度上升，注意力提升，反应速度加快，性欲大增，有狂暴倾向。日军的种种表现就和这个相关。

现在看来，当时的法西斯军队为保持战斗力，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如日军主要靠吸食冰毒，而德军则靠往食品里掺毒品。

1919年，日本研制合成冰毒，是一种美其名曰“觉醒丸”的兴奋药。这种让人不知疲劳甚至不觉饥饿的神药，让日军非常着迷，所以他们也很早就将毒品用在士兵身上。

日本研究人员始终无法减少或消除冰毒的极大副作用，它可造成吸服者精神偏执，行为举止咄咄逼人，并引发反社会及性暴力倾向。

但日本军方根本不会去考虑冰毒的副作用，他们需要的是冰毒的“正作用”。所以二战时期有许多日本兵死于吸食毒品。

日本人把毒品做成“行军丸”，分配给扫荡的部队，吃一口一天不困。偷袭珍珠港的日军飞行员在上飞机之前，都大量的吸食“猫目锭”、“突击锭”和“空击锭”等，以解除对死亡的恐惧。日本人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样勇敢，他们只有通过冰毒的麻醉才敢上战场。

当时德国的诊所会将甲基苯丙胺等直接作为感冒药开给病人，因为当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物质会对人体产生多大危害，而在德军的巧克力中就掺杂了各种各样的毒品。

在1939年4-12月这段时间里，仅柏林一家制药公司，就向纳粹陆军和空军，提供了2900万片代码为“OBM”的药物，这就是二战时期的“军用型毒品”。

其实，美军也不例外。英军美军都吃“不睡药片”。证据显示，美军飞行员如不靠吃药，根本不可能驾驶B29，飞行20多个小时去轰炸日本，而且这样复杂的飞行勤务一个月要好几次。

现在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因为科技水平低下，理解力低下，根本无法理解日本法西斯的精髓其实是依赖毒品支撑的，而误以为是军国主义、神道教或其它武士道什么的毒害。

神道教、军国主义等精神鸦片对人体产生的物理、化学作用，显然无法与毒品在人体内产生的巨大化学作用相比。毒品的大批量使用，确保了德日法西斯对士兵肉体与灵魂的控制。科学研究与历史现实均表明，吸毒的人如被控制，则完全就变成了任意驱使的奴隶。

根据各国缴获、战俘口供、文字记录等显示，只有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吸毒的。

因为种种原因，中国人对二战的历史研究的不仅不够，而且极不严肃。二战历史基本就是一堆二货文人在那里胡说八道。应该引入科技工作者，研究我国的各种文科，尤其是历史学和考古学，这两个所谓的学科极其烂，并严重毒害着我们的社会。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是2018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作者[德]诺曼·奥勒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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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泥湾。

有帖子反复说鸦片问题，为此补充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当时陕甘宁太穷，土地贫瘠，粮食品种单一，根本没有粮食产量。八路军留守部队等尽管不多，但也存在养不起、饭不够吃的问题。留守兵团总计约9000人，粮食需要量是有限的。故而，派驻南泥湾359旅的开垦部队人数也肯定有限，估计也就是一个旅的部队，359旅顶多也就是3、5千号人吧。所以，南泥湾当年开发的区域并不大，也不需要很大，就足以满足边区部队的粮食需求。

胡宗南当年占领了延安，把陕北翻了个底朝天，曝光了TG各种问题，如果发现了南泥湾的鸦片的任何迹象，也早被胡宗南曝光了。

国民党虽然是公开提倡禁烟的，但实际做不到国统区的禁烟。但如抓住南泥湾有种植大烟的问题，则可肯定进行绑架道德。实际上，国民党只有把TG描写的很坏，如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等等，这样才能显示国民党的道德优势，但在大烟方面国民党对TG没有任何描述。

共产党为显示自己的道德优势，就提出延安10个没有的问题。毛主席公开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且美军当年在延安有联络组、顾问团，这些人当然是情报人员。根据美军相关人员回忆，美军在延安不受任何限制。他们也必定去南泥湾看过的。而包瑞德等人的回忆或文章里，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实际上八路军军费主要来源于胶东根据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过程中，TG在胶东根据地控制着金矿产业的相当大的产量，其中玲珑金矿是亚洲最大的金矿，胶东根据地仅黄金就向延安提供了43万余两（抗战约13万余两），不算胶东根据地提供的其他物资和资金。

按当时比值计算，1两黄金最少相当于30块大洋。红军初到陕北，徐海东一共有大洋7500块，送给中央红军5000块大洋，就是立了大功。5大洋就可以让任何人在上海过上1个月的小康生活，因为地区差别，在陕甘宁过上幸福的生活，用不上2块大洋。到了部队，也就是1块大洋，因为部队没有普通老百姓面临的房租等压力。

此外，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是人民银行与人民币的最主要的奠基者，为正义的战争提供了强力的金融支持。

《华北治安战》高清晰PDF版本

无解的阳谋：《论持久战》令己方士气大振，还策反了天皇之弟_腾讯新闻

陕甘宁边区的禁烟毒立法

任何辩论陕甘宁毒品的问题，请看明白如下法规后再来讨论。

1941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1月颁布《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命令；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再申禁种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彻底铲除鸦片的快邮代电》《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修正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1945年5月1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严禁料面入境的命令》

请参考：

朱子明被放回去了为什么还要叛变?

日军的战斗意志和单兵素养在二战各国里是否是很高的？

主要是毒品制造工业发达，冰毒供应充沛。

二战，日本生产并消耗了全世界七成的甲基苯丙胺。

甲基苯丙胺的盐酸盐就是冰毒。

把这东西给日本兵吃上，药效一上来，他就不怕死了，武士道精神就有了。就这么简单。不仅不怕死，还精力旺盛。可以几天不眠不休，不间断的行军。

在当时的日本，服用甲基苯丙胺是合法的。甲基苯丙胺在日本一直被合法的应用到一九五几年，才开始立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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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看到了其他人的回答。有人在吹嘘日本人的白刃战。日本人的白刃战，之所以厉害，是因为日本人在白刃战之前，先要释放一波失能毒气。等到中国军队被毒气熏的晕倒了，麻醉了，或者剧烈呕吐剧烈咳嗽的失去了战斗能力。鬼子这才上来“拼刺刀”。而且为了保守毒气弹的秘密，严令不留活口。 然后战场上遗留的中国军队尸体都是刺刀伤。于是，拼刺刀的神话就传开了。

日军之所以更愿意使用失能毒气，是因当时国军配备的防毒面具，防不住失能毒气。共军更别提了，连防毒面具也没有。而日军的防毒面具，可以有效的防住失能毒气。所以日军施放失能毒气后，仅有中国士兵中毒。日军戴上防毒面具就可以来去自如。所以不是日军对毒气有特殊抗性，而是装备有差别。

而日军使用的芥子气这类剧毒毒气，不仅中国军队的防毒装备防不住，日军自己的防毒装备也防不住。日军使用芥子气，等同于封锁了那个区域，日军也难以进入。所以日军更倾向于采用失能毒气加补刺刀的战法。并称之为决胜瓦斯。

如果日军的毒气弹数量不足，或者是风力风向等气象条件对释放毒气不利，中国军队没有中毒。结果就是，平均身高1米48腿短手短，拼刺刀先天不足的小鬼子在拼刺中，被中国军队教怎么做人。国军和共军都有这方面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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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都能施放失能毒气，为什么不施放剧毒毒气？

这是因为日军使用的芥子气这类剧毒毒气，不仅中国军队的防毒装备防不住，日军自己的防毒装备也防不住。日军使用芥子气，等同于封锁了那个区域，日军也难以进入。所以日军更倾向于采用失能毒气加补刺刀的战法。并称之为决胜瓦斯。

另外日军也施放很多次的剧毒毒气。并不是不施放。1937年，死于日军毒气的中国士兵，占总伤亡数的28.6％；抗战八年其它年份，平均大概是8.5％～9％左右。可见日军使用剧毒毒气也是很频繁的。

限制日军在中国大陆使用毒气战术的主要瓶颈是毒气产能不足。

只回答一遍，有些人是看不见的。再回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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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拼刺刀也有幸存者偏差。如果一场拼刺刀战之后，A方抬下来110个刺刀伤员，B方抬下来6个刺刀伤员。你们想一想，A方和B方哪一个拼刺刀比较厉害呢？

个人认为应该是A。因为B的士兵都被捅死了，不用往下抬了。所以B的统计结果中，很少刺刀伤的伤员。

所以要正确的理解，刺刀伤员数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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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吹真的是很能吹。

但是数据摆在那里。以下数据，统计的不全。没有计算日本进口的弹药量和缴获的国军的弹药量。日军进口弹药量非常庞大，有些年份占到40％多。所以如果统计的更全一点的话，耗用量将会更高。所以，以下均表示为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有谁能统计的更全一点的？还请讲解。

鬼子或杀或伤1名中国士兵，平均要耗用不少于660发子弹再加22发以上各种炮弹再加1.5发毒气弹。这里边还不包括飞机航弹、炸弹、毒剂罐、毒气喷洒车、细菌弹等等杀人武器。还得另外再往上加。

神吹日本的刺刀战术，等同于宣传鬼子枪法太烂：660发子弹打不中一个人，再轰22炮还是没打中，又轰了一发毒气弹，弹着点距离目标太远，那人还活着，最后刺刀决胜。

有人跑到评论区，吹鬼子的什么狗p精确射击。什么400米外一枪爆头，800米外命中率80%，吹的尴尬癌都犯了。本文虽然统计结果并不准确，比实际值少很多。但用来反驳这种神吹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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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一下共军的命中率。

八路军平均每消耗30发子弹加7颗手榴弹，就能消灭一名敌人。

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平均每28发子弹加5枚手榴弹就可以消灭一个敌人。

1944年的车桥战役，新四军平均每12发子弹就消灭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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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鬼子的据点。

在华北平原地带，鬼子的据点，通常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岗楼。

而是四周有厚厚的城墙的一个城堡。老百姓一般俗称是鬼子院。

它的形制一般是这样：四周大概有一圈八、九米多高，四、五米厚的土墙。土墙外边是五、六米深的壕沟。土墙下半部分大概有四五米高，外侧墙面是有斜坡的。剩下的上面的部分，外侧墙面是垂直的。土墙内部有台阶，有坡道。土墙的上面是可以设置防御工事的，也是可以架设迫击炮之类的武器的。放个掷弹筒阵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整个据点的占地面积很大。土墙内部，修有很多炮楼、很多间平房、楼房、仓库、马棚、牲口棚等。还有操场、刑场、地牢之类的空地。整个据点是堡垒加工事加粮食弹药仓库加住宅的建筑群。一个据点可以驻扎很多人马。小一点的的据点，可以住三、五百人，囤几万斤粮食。大一点的据点，可以住上千人到几千人，囤十几万斤甚至是上百万斤粮食。

有一些据点在修建时，直接强占了半个村子。这样就可以少修很多的平房。而另外的半个村子，拆除大半或全部拆除，以清理射界，并抢走砖瓦房梁木料及全部家当。而家被强占的村民就遭了殃，直接彻底倾家荡产。

所以有些人认为鬼子据点里不能向外开炮是错误的。

英国人尼尔弗格森的《世界战争1904--1953----20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

在美军收复菲律宾的战役中，菲律宾人向日军想方设法派发了5500万份传单-----二战中，几乎没有谁有耐心向日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思想宣传，以承诺用文明、温和、安全的方式，对待它们的投降。

结果，这种宣传使日本俘虏与日军死亡士兵的比例，比1944年底的1：100，下降到1945年7月的1：7，也就是说，对日军意志的削弱效果，短时间内提升了十多倍！！

而在战场上，盟军出于对日本这个民族深刻的恶心讨厌与歧视，普遍不愿意尊重日本人生命。

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就比如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差异。例如，在之前的诺门坎战役，双方交换战俘后，日军勒令日军被俘军官全部自杀，而并非自愿想要自杀，士兵全部退役，送往东北深山老林中的开拓团，并且监视日常。不是日军不想投降，而是不能投降，不让投降，没有机会投降，有机会不投降吗？面对苏军时，可是大规模投降了.

当苏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百万关东军不也是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抵抗，基本不就是望风而降吗？

你或许会说，那时候日军已经军力下降，士兵素质下降不如从前，那欧洲战场后期的德军又未尝不是吗？还有解放战争的国军是主要败在士兵素质和装备上的吗？那是因为国军在精神和信仰方面就已经输了，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看看抗日战争的国军，跟解放战争被大量俘虏的国军，是一个情况吗？战争后期失败的一方不都是一样吗？

美国人 迈克尔。亨特、史蒂文。莱文合著的《太平洋上的大国争霸》一书，则清楚的勾勒出盟国军人对日军的看法与态度：

"被战争激发起来的仇恨又因为把日本人看做劣等民族的先入之见而被放大了，日本人不像（与美国人）文化相近的德国人，他们更容易被看做非人类。'我希望自己是在同德国人作战'，一位陆战队员在瓜岛上写道。'他们是人，像我们一样。。。。但日本人更像畜牲'。"

--------第114页

“盟军看待日本人----把他们看作是劣等人，澳大利亚的将军托马斯。布莱米对部队说：对手是‘介于人与猿之间十字架形物件’‘害虫’‘原始的东西’。科西马的皇家西肯特团少校约翰。温斯坦利：‘日本人。。。。已经放弃了被视作人的权利’”。多西特郡团林唐。海勒中尉说他们“在与昆虫作战”------第180页

“日军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只嬴得了部分美国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尊重也是十分勉强的"-----第115页。

另外要指出一点，旧日本军较少投降，与国民党军队、盟军普遍杀俘泄愤也有一定关系。毕竟，日军确实是人类史上最丧尽天良的禽兽不如的反人类武装。其残暴与肮脏下流，都可谓在地球史上登峰造极。

这就必然引起各国中低层军人普遍的愤恨与仇视。

特别是眼看家国惨遭蹂躏，同胞被日军用各种惨绝人寰的玩乐式花样杀戮、侮辱的中国国军，何况国军部队又缺乏八路军那样的纪律素质，底层官兵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和血债血还的感情，往往私刑杀掉活捉的日军。

“在任何情况下，令人吃惊的是没有战俘的存在（上海战场）。马莎.盖尔霍茨将此归因于中国人对侵略者凶残所怀的仇恨。‘一名中国士兵’，她写道‘如果活捉任何一个日本战俘都能得到1000法币的奖赏。尽管这笔钱数额不小，但士兵们只要抓住日本兵就立即射杀，作为直接的个人报复，为那些在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一样的村庄里的人受到的苦难而复仇’。” -------《中国1945：中国格命与美国的抉择》

林彪1937年11月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谈及日军不肯投降的原因时说：

“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

1938年8月《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也提到：“军队纪律我们刚才讲过有对内对外之别，还有对敌军纪律，这主要的是优待俘虏，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对这些是作惯了，不成问题，但在其他军队及民众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主张杀俘虏。但这种狭隘的办法是帮助敌人、巩固敌人、健全敌人。”

对于国军杀俘虏的说法，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也有提到：

“杨团长一次讲话中……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史沫特莱文集1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09月出版P370）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滇缅会战中，远征军老兵张体留在回忆腾冲之战时说：“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曾参加腾冲战役的日军兽兵幸存者吉野孝公（卫生兵）的回忆，也有被俘日军受到国军报复的事例，比如它的一个少尉战友，因在战斗中表现十分猖狂，被俘后被国军士兵们重点盯住，想方设法的虐待，终于将之活活虐死。

而美英澳等盟军出于对日本民族的歧视，蔑视，和对日本暴行，特别是惨无人道虐待盟国战俘的愤恨，也有相当多的私自虐杀日本战俘的行为，又反过来固化了日本上层对日本士兵灌输的投降后会很惨的认识：

　　　在新几内亚，盟军军官承认“我们的一些士兵折磨日本战俘，就像日本人一样残忍野蛮，我们的人没有把枪杀日本战俘或企图投降者当一回事，他们对日本的尊重程度，一点也不比对动物多。而且这些行为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纵容”------第179页

“当在缅甸的英军部队服役的印度兵杀戮一群受伤的日本战俘时，当时在14军服役的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对此视而不见”

“一个海运公司颇受欢迎的指挥官在冲绳被杀，他的勤务兵抓起一把冲锋枪毫不客气地将一群手无寸铁的、刚投降的日本士兵杀掉了”

　　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旧日军的那种“死硬”，根本不是正常军队的精神产物，透着一种强烈的病态、愚昧、邪恶与落后的味道。所以，盟军方面对它们这种“死硬”，更多是鄙视，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没进化好的种群所特有的动物性的、野兽式的表现。而不是尊重。

其次，这种“死硬”更多是建立在岛国特有的封闭性、狭隘性之上，覆以变种的武士道加邪教式的“皇道”教的洗脑。所以，这种落后、封闭性的东西一旦更多与现代军事文明、俘虏文化（只要能落实到位）充分接触后，不用经过太久的过程，日军的意志动摇起来会很快。一旦对症下对了药，使日军看到另一个精神世界的处事方式，原有的思想有多顽固，那么后面瓦解得就会有多彻底。只不过美国原子弹扔得急了，加上苏联参战，使日本上层选择速降。否则，常规战争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将不难看到被长期愚弄的底层日军这种“死硬”在世人眼前的雪崩式解体。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中国，据余戈的《松山战役笔记》也提到，这些战役中，因战俘政策总体上落实得还行，被俘日军得到了较宽容的对待，日军在精神上受到强烈震撼，从另一种角度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强大，原有的旧精神世界彻底瓦解，被俘日军思想一转变过来，同样会让人大吃一惊，它们竟然开始对中方官兵有种种奴颜媚婢的行为。

抚顺战犯管理以及种种八路军所接收的各类日军，这群货色之前完全是一群反人类，泯灭了任何人性的嗜血狂魔、变态的性虐狂、肢解狂、斩杀狂、食婴狂们。最后怎么样？在受害者面前，各类高级将领、中级军官们一起跪下，痛哭嚎泣，似乎受到残害的，是它们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求那些受害者家属杀死自己，让自己解脱恢复人性后被过去的暴行回忆所折磨的痛苦。

所以，对这些岛国野兽，人类军队永远有办法，只要杀身与杀心相结合，而不是只专注其一，那么日军原来有多死硬，它们未来反向变化时，就会产生多强的反作用力。

对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来说，永远也不值得尊敬和赞扬，他们甚至连做禽兽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