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国企私有化会怎么样?

回答
国企私有化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深远影响的议题,其结果并非单一或预设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私有化的具体方式、改革的配套措施、市场环境、监管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等。下面我将从不同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国企私有化的潜在影响:

一、对企业本身的影响:

效率提升与成本削减:
市场化驱动: 私有化后,企业将更直接地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盈利的追求。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获得利润,企业会更积极地进行成本控制,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运营效率。
管理层激励: 私有化可能引入更市场化的薪酬和激励机制,使得管理层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从而激发其经营活力和创新能力。
资源配置优化: 私有化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高回报的项目中,并可能剥离非核心或亏损业务,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大锅饭”打破: 原本可能存在的效率低下、冗余人员、缺乏竞争的国企内部文化,可能在私有化后被打破,形成更具活力的工作环境。

创新与技术进步:
研发投入: 为了保持竞争力,私有化企业可能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引进先进技术,并更注重技术创新以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市场导向的研发: 研发方向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避免过去可能存在的政策导向但市场接受度不高的项目。
引入外部人才和技术: 私有化可能允许企业更自由地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和合作项目。

财务状况改善:
债务减轻: 在一些私有化方案中,政府可能会承担部分国企的历史债务,从而减轻私有化后的企业负担。
融资能力增强: 私有化后的企业如果经营得当,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利润驱动: 股东的盈利期望会促使企业更加关注财务健康和利润增长。

风险增加与脆弱性:
市场风险: 私有化企业将完全暴露在市场波动和竞争风险之下,一旦经营不善,可能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经营风险: 新的管理层或股东可能缺乏对特定行业的深刻理解,导致决策失误,增加经营风险。
短期主义: 为了快速实现盈利和兑现股东价值,部分私有化企业可能过于追求短期利润,忽视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二、对员工的影响:

就业变动:
裁员与优化: 为提高效率,私有化企业可能会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人员分流或岗位优化,导致部分员工失业。这通常是私有化过程中最敏感和最具争议的方面。
技能要求提升: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对员工的技能和素质要求可能更高,不适应变化的员工可能面临淘汰。
新的就业机会: 私有化成功发展后,也可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对员工的技能和适应性要求可能不同于以往。

薪酬与福利的变化:
薪酬差异化: 市场化薪酬体系可能导致员工之间薪酬差距拉大,高绩效者可能获得丰厚回报,而绩效不佳者薪酬可能停滞甚至下降。
福利调整: 部分原有的国企福利,如医疗、住房、养老等,可能在私有化后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调整,甚至部分取消,转移给个人或引入商业保险。
激励机制引入: 股权激励、绩效奖金等市场化激励手段可能被引入,为优秀员工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工作环境与文化转变:
竞争加剧: 工作环境可能变得更具竞争性,强调个人能力和绩效。
管理风格变化: 原本可能相对扁平或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可能转变为更注重层级、规章制度和结果导向的管理。
归属感和稳定感降低: 部分员工可能因为工作不稳定、福利变化或企业文化转变而感到失落和缺乏归属感。

三、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低价出售: 如果私有化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评估不公或腐败问题,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以过低的价格被收购,造成国家财富的损失。
“内部人控制”或“关联交易”: 某些情况下,原国企的管理层或与之相关联的个人可能通过不当手段低价收购,形成“内部人控制”,并可能进行不公平的关联交易,损害公共利益。

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经济活力提升:
竞争格局改变: 私有化可能打破原有垄断局面,引入新的竞争者,促进产业升级和市场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市场化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可以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减少资源浪费。
宏观经济效率提升: 整体而言,如果私有化能够普遍带来效率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
贫富差距扩大: 私有化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一部分人(如成功转型的员工、新股东、管理者)可能因此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如失业员工、低技能员工)可能受到冲击。
社会稳定风险: 大规模裁员、福利下降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不稳定因素。

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权:
国家安全考量: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或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国防、能源、通信、金融等),私有化需要极其谨慎。如果这些领域的控制权转移到非本国公民或不负责任的实体手中,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政策调控能力减弱: 私有化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调控能力会减弱,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产业政策或社会目标的难度可能增加。

政府职能转变:
从“办企业”到“管市场”: 私有化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直接经营企业向监管市场、制定规则、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需要政府自身进行改革和能力提升。
税收与财政收入: 私有化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利润分红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私有化企业发展良好,税收会增加,但利润分红可能会消失。

四、私有化的具体形式及其影响:

私有化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方式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管理层收购(MBO): 由企业现有的管理层购买企业。优点是管理层熟悉企业情况,但风险在于管理层可能存在信息优势和寻租空间。
员工持股计划(ESOP): 员工购买企业股份。优点是能提高员工积极性,但员工可能缺乏专业管理能力和资本。
公开上市(IPO): 将企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面向公众发行股票。这是最常见的私有化方式之一,可以实现资产的公开交易和多元化所有权,但上市过程复杂,且上市后仍需面对资本市场的压力。
战略投资者引入: 将企业部分或全部出售给有特定产业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优点是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需警惕战略投资者“套利”或损害企业长远发展的情况。
打包出售: 将多个国企打包出售给同一家买家。这种方式可能简化交易,但对买家资质要求高,且可能导致一些优质资产被低估。

五、改革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成功的国企私有化往往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积极作用,规避负面影响: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健全的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各类产权。
有效的监管体系: 建立独立的、有能力的监管机构,负责市场监管、防止垄断、打击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规等。
公平公正的资产评估体系: 确保国有资产评估的科学、公正、透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失业员工提供充分的再就业培训、失业救济和基本生活保障。
清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界定: 政府应专注于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而非直接干预企业经营。
反腐败机制: 加强对私有化过程的监督,严厉打击腐败行为。

总结:

国企私有化是一把“双刃剑”。 理论上,它能提升企业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励管理层和员工,私有化后的企业有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而,现实中私有化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和风险。 最显著的担忧包括 国有资产流失(尤其是在评估和交易环节),以及对 员工就业和权益 的潜在冲击,可能加剧 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此外,在 战略性产业 的私有化问题上, 国家安全和控制权 的考量至关重要。

私有化的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执行的审慎性、配套措施的完善程度以及监管的有效性。 一个没有良好监管、没有充分社会保障、没有严格资产评估的私有化过程,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反之,一个精心设计、稳步推进、配套措施齐全的私有化改革,则有可能为国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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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懂时政二不懂国事。唯有对俄苏东欧历史有那么点了解,为此被各路来客扣上的帽子都堆成摞了。所以先上一点”前人之事“。


然后,本答案全文只讨论俄-德-波的私有化历程及其历史教训,在当今〇事上个人不持立场。

有些朋友看了一半就要跳着脚要“打我脸”,给我扣了无数帽子,说些完全不对题的话,没头没尾的秀完一波优越便不见踪影。

还有些朋友看了本题之后一口气把我30+个答案和无数评论全部举报一遍,何苦?


就这样德国银行交易的黑幕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公开,1998年特别调查组被解散,但根据联邦审计局还是调查出西德银行吞噬了东德惊人的资产。至今审计局的调查细节还没有被公开过,但大致情况如下: 东柏林城市银行以4千9百万马克的价格出售给了西柏林银行,审计局指控这个出售价格过低,因为东柏林城市银行对外发放了110亿的贷款没有收回,而这些贷款都是钱。 东德合作社银行以1亿600万的价格出售给了德意志银行,而东德合作社银行却出借了155亿的贷款。 而这些钱都白白送给了西德银行。而西德政府都为这些贷款给予了保证。 西德银行成为了两德合并最大的赢家,他们将东德金融一口气全部独吞,一丝也没有给东德民众留下,不仅如此,还将原东德民众的贷款利用货币统一变本加厉的提高汇率换算,增加利息,明目张胆的高利贷。

Dieter Stephan说到:欺瞒行为已经到了不可形容的地步,工厂负责人要求各部门将工厂价值压倒最低限,举例说企业的工程车辆,一辆工程车的价值本身为2万东德马克,但在两德合并后,投资商对于车辆的估计竟然是1马克一辆车。至此我就感觉到企业价值大大的被缩水。

WBB是东德最大的供暖设施建造厂,基本一半以上的东德锅炉厂,供暖,供气设施都为此厂所制造,同时他们还生产暖气包,以及其他家用制暖设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DKK是只猫,那么WBB Berlin就是一头狮子。 像WBB这样的重型企业,因为实力雄厚,加上行业的特殊性,在西德马克冲击时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Dieter Stephan和Wolfgang Weber当年的部门负责人在1991年对于工厂在市场经济下的前途十分乐观,他们和很多工友甚至打算合资接手WBB。Dieter Stephan回忆道:无论从技术,人员还是设备上来说,我们当年都是非常优良的。我们有着最先进的工厂技术,有着专业的各方面技术人员,而且我们还将自己从马克带来的经济变革中解救了出来。Dieter Stephan和Wolfgang Weber当年认为工厂的资产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后盾来支持他们向前发展。 直到1991年夏季为止,供暖设施建造厂WBB Berlin拥有不动产总价值3千8百万马克,尚有真实资金(或者说现金)1亿5千3百万马克,这笔现金的一部分为客户的预付款,减去合并时产生的债务3千1百万马克,WBB的真实资金约为1亿6千万马克,其次WBB计划能在未来几年得到超过1亿的利润。

不过下面的事情就比较惊悚了

一个人在这场诈骗中成为最大的赢家:Michael Rottmann,一个西德成功企业家。对于拥有1万2千人的供暖设施建造厂他只用了2百万马克就将其收购。Michael Rottmann接手后做了很大的承诺。 Michael Rottmann在1992年的采访中说道:使用世界最先进技术,拥有最专业的人员,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像生产面包一样建造供暖工厂。 Michael Rottmann通过一个很小的瑞士企业CHEMATEC AG购买了WBB,这个瑞士企业在整个能源业内无人知晓,而且它的办公室是在一个居民区的居民楼内。 Michael Rottmann用WBB的现有资金给两个不知名的公司贷款,4千3百万贷款给一个瑞士公司,3千9百万贷款给一个列支敦斯登的公司。 之后WBB彻底丧失支付能力。Michael Rottmann此时有足够的理由宣布WBB倒闭,并且让1万2千名工人就此失业。 之后他买掉了WBB所有不动产,WBB在柏林的办公大楼和工厂车间在托管局的估价中不到1千万马克,而Michael Rottmann卖出了1亿4千7百万马克的价格。

然后Michael Rottmann带着诈骗来的2亿马克优雅的离开了德国。

西德负责甩卖民德资产的国有财产托管局负责人Hans-Peter Grundermann则辩解称:

“Nach herrschender Lehre gilt fuer den Fall der Unternehmenverausserung allgemein der Betragwert....”(这是此人当时发布的行政指令) 简单点说就是:估算一个工厂的价值要以当期其盈利净额来决定。

“计算利润是很正常的估算价值方法。一个有利润的企业就代表他拥有市场力,现有资产是无所谓的。”

理论上我们必须对8000个买家,后来发展到1万4千个买家进行挨家挨户的档案审查,必须为每一个买家组成调查小组到买家所在地进行核查。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员,国有财产托管局没有这个能力进行这个行动。

听上去好有道理!不过听上去如此合理合法的解释还是不能把某些“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

Uwe Schmidt今天的联邦刑事犯罪主管,当年的两德统一犯罪科ZERV特别调查员,他的主要任务是监控和调查东德货币机构的转让。 他在1992年注意到前东德商业银行内不寻常的资金流动,但就在他想深入调查时,托管局将东德商业银行卖给了西德联合经济银行,而联合经济银行并不想让调查局翻起旧账。 Uwe Schmidt回忆道:新雇主利用他雄厚的影响力和势力拒绝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提供线索和档案,彻底阻拦了我们的刑事调查工作。

托管局的诸位大爷们啊!不说警察和刑事犯罪专家,你们的西德买家都不敢相信你们贱卖民主德国资产的那一套“合理合法”的“靠谱”解释,心虚的很呐!!


联邦刑事调查局并没有放弃调查,他们发现在东德商业银行被转让时,上千万的资金异常流动,还发现联合经济银行只用了很少的钱就收购了东德银行。 Uwe Schmidt代表联邦刑事调查局两德合并犯罪刑事科主调查组,指控西德政府利用过早的将东德商业银行大部分股份的出手而阻拦联邦刑事部门对其中的经济犯罪进行调查。

当然,心虚的不止西德资本家和国有财产托管局。


Volker Neumann回忆道:其实很多人根本不希望我们得到更多的线索,本来我们和审计局应该拥有对所有资料的绝对使用权,任何一套资料,无论是谁的,我们都有权阅读。但科尔政府却不敢给我们这个权力。

不论私有制本身如何,单就西德托管局本身的行径而言,玩忽职守显得太过于轻飘,还是这两个字更为合适:犯罪。


就这样国有财产托管局甚至没有注意到,买家根本就不是用自己的钱收购的WBB: 托管WBB的“新政府工业联盟”向CHEMATEC AG支付2百万的顾问经费,CHEMATEC AG用这笔钱收购WBB。

国有财产托管局被西德财务部长Theo Waigel颁发了免罪牌,他们不用为他们的一切作为,犯下的一切错误,一切玩忽职守付任何法律责任和代价。 Theo Waigel回忆道:赦免托管局人员的过失是必要的,不然我们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一群优秀的专业人员在这个高风险的职位上完成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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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如果真的私有化了,我们普通P民能在其中获益多少呢?你看俄罗斯私有化之后,辣么多土豪寡头全球各地买买买富得流油。兴许我们也能够咸鱼翻身,借着私有改革的东风一跃成为亿万富豪,成为CEO走上人生巅峰呢!

俄罗斯在1993年的统计数据: 俄罗斯新银行家群体中88.2%是原苏联国家银行的工作者。 私有化的机构中42.8%是由原苏联的企业领导、经理把控。

民主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中 37.1%出身于苏联共青团 12.9%是原先的苏共干部 37.1是原先苏联的各部门机关领导 5%曾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担任高级职务。

1991年后的俄罗斯顶级商业菁英中 17%来自于苏联共青团 23%来自于苏联工业部门的各实业家 14%来自苏联国家银行 8%来自于苏联的精英权势家族

“俄罗斯的商业成功人士,90%来自于过去的权势机构以及同权势机构关系密切的人。” ——霍多尔科夫斯基 叶利钦时期著名寡头

我现在是赵家人吗?不是。

以后要真的快速全盘私有化,我能姓赵吗?

没什么可能...

那我还是洗洗睡吧......

别急别急,对于我等P民来说,兴许不只是”还是不能姓赵“这么简单。


俄罗斯篇:

1992年1月份开始,一个月内物价上涨3.5倍,整个1992年物价上涨了2500%,1995年的物价是1990年的3668倍。


<img src="pic4.zhimg.com/d9cbcdfb" data-rawwidth="789" data-rawheight="2275"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789" data-original="pic4.zhimg.com/d9cbcdfb">俄罗斯的购买力计算,第一栏年份、第二栏工资、第三栏这些钱能购买的土豆,第四栏为将工资兑换成美元后在美国市场上能购买的土豆。

俄罗斯的购买力计算,第一栏年份、第二栏工资、第三栏这些钱能购买的土豆,第四栏为将工资兑换成美元后在美国市场上能购买的土豆。

我们可以看到1941-1945战争期间以及1941-1947年的配给时期,尽管工资上涨,但由于票证供应和供给不足。人们有钱也买不到(很难买到)东西。这也就是冷战史学中“苏联物资匮乏,人民排长队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现实版本。


而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9年,俄罗斯农村居民的46.2%、城市居民的57.6%,其人均收入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

从1989年到2002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180万,如果刨掉同期移居俄罗斯的550万人。那么实际上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减少在700万以上。


男性预期寿命从64.9岁下降到58.8岁,女性从74.2岁下降到72岁。


民主德国(统一后的德国东部)篇:

到1991年3月东德原有的6百万在职人士中有2.5百万失业。国有财产托管局的作为惹怒了东德民众,人们更迁怒有德国政府,德国总理科尔1991年访问德国东部城市哈雷时被愤怒的人群扔掷鸡蛋、番茄并泼洒油漆,暴怒的科尔冲上前去就要打人,东德民众愤怒的冲他大喊:骗子! 骗子!

而1991年4月1日国有财产托管局局长Detlev karsten Rohwedder在家中被枪杀。

EvaThiedemann非常愤怒:我们要接受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偿还我们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的贷款,我根本无法理解。当年在东德完全是不同的体制,那些贷款根本就不是西方银行意义中的贷款和债务。我们没有买过房子和土地,这些从始到终都属于国家的。为什么我们要每月每月的偿还这一切。这是不公平的。

一开始托管局估算东德大小企业拥有总资产6000亿马克,而在托管局4年的私有化后却留下了3500亿的债务以及百万失业人士。

Werner Schulz,当年托管局的调查小组成员评论道:

自从托管局私有化企业后,他们留下了山一般高的债务,所以不要嘲笑希腊突然负债累累,在当年我们的国家因为愚蠢的行为,也突然间被巨额的国债吞噬,这笔债务不单吞噬了东德,也同样吞噬了西德。一系列愚蠢的行为让整个德国至今从头到脚被巨额国债包围着。

与此同时,在神一般的队友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指导下,后来被誉为“经济转型模范”的波兰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波兰篇:

此时的波兰不但经济转轨陷入困局,在政治上也陷入纷争和动荡。1989年团结工会所提交并被通过的议案剥夺了1953年波兰人民共和国以宪法规定的保障波兰工人及普通百姓的近乎全部的教育、医疗、养老金及专项福利。此举使大量波兰平民家庭破产,生活居于贫困线以下,抗议与暴力活动此起彼伏。也直接导致了团结工会在1993年9月份选举的失败和崩溃。

同时,由波兰社会民主党所主导的民主左翼联盟(SLD)和波兰农民党(PSL)组成左翼联合政府。着手致力于收拾“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的烂摊子,恢复经济并保障民生。




这时候,波兰人可以一边悠哉地喝着茶,一边得意地望着水深火热的俄罗斯人大口吞下药丸。然后对着以前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甩出这么一句嘲讽。

“波兰的成功得益于对华盛顿共识教条的明确拒绝” ——哥泽克·科勒德尔 时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虽然说我对(哔——)的宏观经济政策信心满满(......)深以为“〇食者”绝不会带你们走弯路死路(......),也不会拿“全盘私有化”当政治工具,更不会拿私有化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并将其合法化。

而且话说回来了,

解决经济问题方式多种多样。私有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一个途径、一个过程而绝非目的本身!而私有化本身也应当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变化手段来得到理性看待,而不是作为迎合政府意识形态转变的工具或受到内外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强行推动。

例如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就允许并鼓励私有企业、私有工商、其本人也提出要“引导商业”。而斯大林时期的1936年宪法更是确保了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性,获得平反的旧贵族、旧军官、哥萨克和富农的私有财产权利同样得到保护。私有小农和商人也一直持续到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由于票证制度而停止。


此外听说有人

算出了我的颜色,替我预设了立场

称我“反对私有化”,“保留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化是罪魁祸首”。

都说要“以史为鉴”,好嘛,我就干脆在民主德国·俄罗斯两节中将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监管不力,玩忽职守、没有群众监督(波兰人用工会和游行来做抵抗。不过西德政府可没那么好说话,而叶利钦这个“超级权力总统”则调来坦克炮打苏维埃),为了迎合某些特殊“口味”而进行的“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和由此对普通百姓造成的影响给大家贴出来。也展示了波兰是如何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使国家和民众转危为安,成为”经济转型楷模。”

某大国现在这个生态,要真的搞以私有化、私有国产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是成为第二个俄罗斯还是俄罗斯,自己想。


画外音:“历史往往会上演两遍的。”

樱铃莉:“你....你....你是谁!?”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幽幽幽幽......好吧我是黑格尔,人一死就会很无聊的。”

樱铃莉:“.......”

画外音②:“我是马克思,老黑你〇炸了。”

黑格尔:“......”

樱铃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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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税收,而税收的成本相当不低。卖掉国企,是不是提高效率暂且不论,就算提高了效率,也必须考虑效率是否能抵消税收成本。如果不能抵偿,对政府,对社会都是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的利润除了直接上缴外,还要在许多指令性工程上消耗,比如说向西藏修铁路,向偏远的乡镇架电网,优先保障利润较低的住宅用电……这都是在消耗国企利润。没了国企,这些项目都得靠代价高昂的税收。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税务系统也是一个超级“国企”。而且体制比国企更固化,分配和经营方式更不灵活。如果放弃一部分国企利润,就必须扩大税务局这个“国企”的规模和权利,增加税务系统的浪费和消耗,否则社会就会停转。我不反对大家讨论国企的问题,但必须记住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们永远只是在不同的缺憾之间取相对的最优方案。我四年前为此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

国企头上的几宗罪

在贴全文之前,我先转一个资料:

意大利税务警察_Michael_Mc_Migao

税务警察是意大利第一个专业性武装集团,具有国家军队的性质,是该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所有警官及警员均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税警由财政部(专司收入,实为税务总局)直接领导,和平时期接受内政部协调,战时则归属国防部指挥,参加作战。


意大利现有税务警察6万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海空港边防口岸。总司令部设在首都罗马,负责税警的统筹、管理、控制和指挥。总部除设直属部队外,下辖6个督察署,分别是西北督察署、东北督察署、中部督察署、南部督察署等4个地区督察署和军校督察署、后勤督察署。其中每个地区督察署辖3至4个大区司令部,全国共有13个大区司令部。


请注意,意大利的人口只有6000万,和安徽省相当。中国如果按照相同比例配备税务警察,将有135万带军衔的税警(而且不含义务兵),其他税务官员另计。本次裁军之后的中国军队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人。

下面是正文:

国企头上的几宗罪

1 政府要言利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鲁迅

鲁迅是绍兴官宦家庭出身,对明清以来绍兴师爷和讼棍的写作习惯非常熟悉。自古以来,虽然读书做官是文人的梦想,但实际上,考秀才的成功率也就1/20上下,接下来考举人的成功率还要低,最后会试考进士录取率也不到1/10。这意味着大部分读书人都没有正途作官的机会,只能找个师爷(幕友)、书吏、讼师(律师)的岗位来展示写作能力。鲁迅描述的“讼棍体”文章,不能算是“非主流”,而是传统写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滥用名号,诱导事实的文风到今天也没有消失。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难以用三言两语解释,所以许多作者干脆放弃严密的逻辑分析,用煽情的文字来推销一个过度简化的模型,借此吸引眼球、甚至推销荒谬的结论。比如说,一谈到国企问题,不少人立刻就能义正词严地给国企扣一顶很有水平的大帽子:“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不是我们需要的


政府不要与民争利


说“与民争利”这个口号提的有水平,是因为这个模式很方便地抢到了道德制高点。很显然,读者不会拒绝“人民”的身份。所以作者攻击 “与民争利”就成了“为民请命”;人民的利益应该保护,和人民“抢利益”的国企自然就戴上了邪恶的帽子。“国退民进”的私有化路线因此成了人民路线,不可置疑。

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与民争利”的帽子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利用了普通中国人不愿言“利”的的心理。普通朋友尚且不好意思开口为利益争个长短,国家顶了个“人民政府”的头衔,还要开企业赚钱?那就更惹人厌恶了,哪如“藏富于民”的口号听来顺耳?。感性的煽情口号成了攻击国企的最好工具。


不过,煽情的说法一般都经不起推敲。就事论事,难道国家不该“争利”么?


国家是替所有人办事的组织,而办事必须要花钱。公务员固然不应该发大财,但也不能不养家糊口。枵腹从公的事情如果成为常例,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和动乱。所以,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供养公务员。此外,国家还要养军队、造军火、修道路、维持社会福利……每项事业都要花钱。现代国家的特征正是国家要主持庞大的公共事业,同时也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国家若不“言利”,不积极地寻求稳定财政收入,就只有两条路可选了:要么学美国政府,滥发国债,掠夺世界;要么学津巴布韦,直接印钞来应付开支。


美国印刷国债


100万亿面额津巴布韦币


不用说,印钱和发债都不可能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作为人民的代表和公共服务的来源,政府要光明正大的为民言利。


2 税收与国企


稳定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来源:国企利润和税收。对于稍有逻辑的人来说,反对国企的存在,就必然意味着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事实上,这正是某些人反对国企的理由——国企在为国家取得利润的同时制造了太多的运行成本,远不如收税节约。


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有一个默认前提——税收是无成本的。在他们的想象中,税收只是收钱,简单到只需要到纳税人的账户上转款即可,成本可以忽略。持这种看法的人,社会经验大概只限于AA制聚餐的水平,完全不了解现代经济的复杂性。现代经济包括几千个行业、几十万种职业,要从中抽取足够的税收,在不影响经济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这对信息搜集和社会控制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比如说,人头税最好计量,却是高度的累退税(穷人的税率百倍于富人),很不公平;企业所得税有丰富的税源,却很容易在虚报成本的手段下被逃避;营业税税源丰富,也不容易逃避,却抑制了物资流通。收税既然意味着从社会中抽出资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经济产生影响,降低经济效率或是影响社会稳定。无代价的税收体系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税务机关必须全面掌握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细节,对具体的行业甚至企业都派出专家,制定复杂的税收策略。这个获取信息——制定政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上监管成本。税收的成本并不算便宜。相比之下,彩票是从穷人手里拿钱来兴办公共事业,却还能被称为“无痛税收”,税收的成本可见一斑。在中国这种每天都出现新行业,每秒钟都会创立新企业的新兴工业国,税收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一般估计中国的税收成本在6%左右,即每100元税款有6元的直接成本。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的个例,各国征税都不是件简单事。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已经达到GDP的45%,所以即便能印钱发债补缺口,在税收上也不能松懈,美国有“唯死亡和税收不可逃避”的说法。美国联邦税务局有11.5万人,地方上另外有40余万雇员从事税务工作。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折算,相当于中国有超过200万税务人员(中国实有75万)


几十万税务人员并不能体现美国全部的税收成本,因为美国大量的税收工作要由整个社会分担。比如银行系统就承担了一部分税收监管任务,在美国,金融机构十万美元以上的业务、商业账目1万美元以上的结算都要向税务局备案,日常生活中几千美元的现金往来就会引发税务人员的关注。甚至每个人都要替税务局担负一定的计税、统计任务,填写纳税计算表格,预缴税款。美国人每年要填写80亿份纳税表格。


纳税人报税出现差错,往往会招来严厉的惩罚。所以美国又有几十万人律师或财务顾问代理税务申报,提出税务建议。这个职业的工资每年约350亿美元。再加上利润和普通美国人为报税而耽误的工作时间,美国社会在税务局之外付出的税收成本大约是2000亿美元,占全部税收的5.5%,或者说相当于中国军费的两倍。


中美之外,其他国家的税收成本也不低,许多国家的税务机关为了保证执法力度,需要管辖的警察甚至军队。俄罗斯的税务警察有4万人,武器装备和野战军相当,直接从税款中提取10%作为税务成本。人口和安徽省相当的意大利,由现役上将领导税务卫队,兵员多达6万,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个税务警察。(类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税警总团曾是比主力野战军还强大的精锐部队,是中国最先装备坦克的军事单位)可见收税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件轻松事。


意大利税务警察


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昂的税收代价是一种“交易成本”。在税收问题上,国家和私有制企业分属不同的立场,各自拒绝透露全面的信息,所以国家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去收集、验证已经被企业收集过一次的经济信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把部分经济活动的管理成本又支付了一遍,自然代价高昂。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企业的产权归于国家,向国家缴税、分红,信息壁垒比收税小的多。所以,在合适的行业和领域,用国企利润替代税收可以为全社会节约巨额资源。


3 跨国公司还是个体户?


十年前的中国,只要谈到时政与经济,有一个词几乎必然出现:“体制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体制问题特指产权问题,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会被归结为“产权不明”,公有制企业因此承担了学术界的大部分指责。既然国企是问题的根源,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要走彻底的私有化路线。通过国退民进来解决产权不明的问题。


这个说法不仅在学术圈里风行一时,在普通人中也颇为流行。当时谈体制问题,动辄把科斯定理抬出来唬人的媒体不仅仅是学术期刊,更多的是日报、周刊等生活性媒体。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全民当经济学家的时代”。


之所以谈体制问题如此风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用产权来解释问题很简单:不是自己的产业就不会全心全意的经营。这个逻辑链条很短,短到任何人都能在几秒内理解。再加上身边直观的例子,比如无主的财产先损坏,比如基层干部损公肥私、公款吃喝,这“私有制=效率”的说法一下子就能深入人心。在政策的鼓励下, 80-90年代个体户、私营企业大获成功,这也为“产权派”的说法做了佐证。


不过,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往往就怕认真二字。稍加推导,这个“私有化=效率”的简单逻辑,将直接引出这样的荒谬结论:越小的私营企业越有效率,个体户的效率最高。因为大企业的部门经理经营的是别人的资产,私营小企业主和个体户要对自己的资产负责,相比之下,自然是所有者直接经营的效率更高。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成立,我们将看到个体经济统治世界,世界上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企业。


这个结论显然和事实不符,甚至正好相反。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大企业当道,大部分行业都存在寡头甚至垄断企业,甚至连零售、餐饮这些传统上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现在也纷纷被连锁店、标准化的大型超市所占领。除了那些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非洲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以大企业为骨干。


4 效率从何而来?


事实和理论不符。解决方案不外乎两种:无视事实,闭眼坚持自己的理论,或是正视事实,为理论补充逻辑。直到今天,私有化的拥护者还在重复几十年来的老口号,试图用口号来打造一个私有制的天堂。但如果读者要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须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世界,搞清楚为何大企业能够战胜个体户?国企是否因为公有制身份就必定会低效运营?


前面提到税收问题的时候,曾指出,税收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源于“交易成本”。国家和个人、和企业的博弈不是随口说说就能完成的便宜事情。类似的,企业之间的博弈、交易也同样要付出交易成本。因为企业之间同样存在信息壁垒,在市场上公布所有底牌的企业必然第一个破产。所以,采购者要找到最好的供应商,生产者要找到最好的客户,都得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消耗宝贵的时间。

当然,理论上说,无数个私营小企业的博弈总有稳定下来的时候。企业进行无数次的试错,不管付出多大的成本,最后总能达到最优的配合模式。这就是私有制和市场崇拜者所谈的“最佳状态”。如果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让全世界有20亿个体户也未尝不可。


不过,现代经济和农业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化速度。科技进步是现代经济最大的增长点,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资源的配置关系发生变化,迫使市场重新组合经济要素。这意味着所有的交易都要重新谈判,把高昂的交易成本再付一遍。科技进步连续不断,政治、军事对经济的冲击也无休无止,每一次经济变动都会重新定义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巨大的交易成本早晚会压垮最灵活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以小企业和个体户为主的社会不可能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


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开办企业——规模超出家庭的经济机构。用企业的下属部门来替代独立的小作坊,用企业内部协作来替代个体户之间的谈判,用领薪的职业经理替代小业主。从效果上说,这相当于用固定的长期合同把小企业结合到一起,不再为每次协作都重新签订合同,即在企业内部实行计划经济。从局部来看,内部计划经济或许丧失了某些灵活性,但从整体来看,这大大降低了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盈亏互抵,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会大大提高,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完成社会分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用更快的速度应对科技进步和市场波动。这就是企业存在的意义。


现代社会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复杂,科技进步越来越快,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越来越高,交易成本自然也随之增加。为了避免被交易成本压垮,企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越来越大。不管是自愿合并还是强行吞并,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谋生的方式不是经营自己的产业,而是在别人的企业里领薪打工,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来工作。但现代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这说明现代经济的效率绝不仅仅源于老板牟利的欲望,更来自管理手段的进步。企业内部计划创造的分工和市场制造的分工同样促进效率,前者甚至更有效一些。


既然效率并不依赖于老板的私心,那么所谓“公有制损失效率”的论断就属于政治口号,而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只要能落实先进的管理制度,做好监督工作,没有理由指责国有大企业必然会损害全社会效率。


当然,私有制的支持者会强调,即便是大企业也是私有化的好,因为私有制企业有老板,他自己会为资产负责,加强企业的管理。而国企的领导者却可能因为私利而损害企业的利益。这话也不无道理,毕竟你可以贿赂国企的领导,却不可能贿赂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


但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个假设也无从成立。因为私有制的企业也多半没有真正的“老板”。当今世界的私有制大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股份制。在股权分散到千千万万人的同时,少数职业经理人控制了企业的运营。股东大会上,拥有公司多数资产的散户从来只能坐视少数经理人和董事会呼风唤雨。即便像微软公司这种创始人还在世、直接参与经营的企业,比尔盖茨也不过拥有不足10%的股份。换句话说,和国企一样,私营大企业的高层经营者并不“拥有”这些企业,更不要说中下层的管理人员。在效率方面,国企并没有天生的劣势。


5 垄断有原罪?


国企的另一个常见罪名是垄断。的确,许多国有企业在行业内占有垄断地位,比如铁道部,或是几个国企占有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如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些企业树大招风,比其他国企受到了更多的攻击。甚至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干部对这些国企不满,打算以反垄断的名义拆分、出售国企。


不过,在攻击国企垄断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垄断为何有罪?


这个问题似乎显而易见,垄断企业没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可以随意提价。一旦价格由垄断公司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形成,垄断公司就对消费者进行了掠夺,也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所以人人都骂国企垄断。


不过,应该注意,这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不是垄断地位,而是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扭曲价格、排挤同行的行为。其中的区别就像足球场上的越位位置和越位行为的区别——球员处于越位位置本身并不违规,裁判也不会干预,但如果球员利用这一位置参与进攻,裁判员就会中止比赛,制止越位行为。类似的,反垄断的目标应该是制止有害的垄断行为,而不是禁止某个企业通过竞争取得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当然,只有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才可能制定垄断价格,消灭垄断企业的确可以釜底抽薪的避免企业谋取垄断利润。但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


前面提到,科技时代给经济带来的一大影响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大部分行业里,小企业会逐步边缘化。这意味着企业规模很快就会接近全行业的市场总容量,进入寡头竞争阶段。市场竞争寡头化,不是因为寡头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管理更有效,节约了更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如果更大的企业会有优势,那么寡头竞争迟早会进入垄断阶段。在大部分行业,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既然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既然最后获得垄断(寡头)地位的企业往往是效率最高的企业。那么破坏这种局面,本身就是反市场、反效率的行为。媒体无谓地攻击垄断企业,在情感上可以煽动读者的情绪,实际上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对市场进行监督,对垄断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予以处罚,而不是见到垄断企业就喊打喊杀。


总而言之,不论是私企还是国企,企业占据垄断地位都不是受攻击的理由。而监管垄断企业,避免垄断企业危害社会的力量只能是国家。如果我们不相信国家的反垄断能力,那么就只能接受私有垄断企业无法无天的现实,如果我们相信国家有监管垄断行为的能力,就没必要担心国有垄断企业会比私有企业制造更多的麻烦。


此外,在某些行业,比如土地一级开发、比如铁路干线运营,比如城市供水、供电;垄断本身并不一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无法开展市场竞争的结果。因为土地供应和基本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天然就具有垄断性。无论从技术角度看还是从经济角度看,同一个国家建设两套互相竞争的路网都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不管国有化还是私有化,这些行业都不可避免的要采取垄断经营的模式。


对于这类行业,计算“合理”的市场价格非常困难。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理想化的竞争条件。所以,与其让私有企业垄断,再进行代价高昂的监管,还不如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从而减少监管难度。更何况这些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关系民生,某些时候必须放弃经济利益,低价甚至免费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带来的物资损耗,如果由国家向私营企业补贴来抵偿,又要遇到信息不对等的交易成本问题。所以,国企在一部分交通、市政行业垄断经营是最符合效率的选择。


6 夺取讨论主动权


“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拿破仑

这句军事格言可以用更简单的词来概括:夺取主动权。在军事对抗中,兵力和火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胜负。握有战争主动权的一方可以逼迫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交战,或是避开对敌人有利的战场,从而更好的发扬自己的优势,取得胜利。在思想争论中,宣传正确的观点也同样要夺取主动权,至少不能被对手的思路所引导。否则正确的观点也可能被误解。

比如说,在国企问题上,“与民争利”、“国企没有老板所以效率低”和“垄断”是反对者常见的指责方式。这些指责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符合事实,而是因为用庸俗化的西方经济学观点歪曲了事实,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弱点。普通人对市场的直观感受是交易成本很低的菜市场,所以能接受这种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经济学理论占据主流媒体版面。


反驳这些错误观点要有策略。如果简单的反驳“国企没有争利”、“国企可以给管理层持股”、“国企没有垄断”,这种论述并不符合事实,无法找到足够的现实案例当依据,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国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反驳方式实际上等于认同了庸俗经济学,接受了反国企理论的基本前提,相当于在敌人设伏的战场上交战,绝不可能夺取主动权,达到预定目标(树立正确理论)。


合理的反驳思路是跳出这些思想陷阱,在正视事实的基础上构造正确的经济学模型,从而否定那些错误置疑的前提。有了正确的经济学模型,我们会发现以国企为骨干的混合经济是现代社会最合理的选择,国企有充足的理由为民争利,公有制并不是浪费的前提,甚至垄断也并不是必须接受的罪名。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说话。


最后转一个神奇的观点:


财知道299期:国企改革的关键

财知道:环球时报针对盛洪“国企存在就是问题”评论说,让国企通通把空间让给民企,会让若干个大家族主导全国的经济命脉,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形成这样结果吗?


朱海就:即便出现家族主导各个行业的状况,那也比国家垄断好。因为家族企业毕竟是私人的,是面向市场的,必须把消费者服务好才能生存。没有政府保护的家族企业始终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总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使一个家族企业主导了某个行业,实际上该行业还是处于竞争状态。但政府垄断就是真正的垄断,会损害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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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就是官黑富花三百万买下价值三亿的国企。奇妙的是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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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人云亦云地反对或者支持国企时,我们到底在反对和支持什么?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深刻了解,来源于我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答案想通过系统梳理,为大家提供国企问题思考的角度和素材。文章较长,只想简单了解阅读黑体部分亦可略知概貌。

一、国企存在的意义

很多人一提起国有企业就想到中石油、中石化,可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是哪家吗?

历史学家说,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是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建议齐桓公设的“女闾”——也就是国营妓院。女闾为国库赚钱,加上管仲团队所提出的“官山海”,充实了国库,给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打下了经济基础。

这里已经说到了国企的第一大意义,为政府赚钱,让国家做事有本钱。那些初期投入巨大、盈利回报慢的行业、或者干脆没有盈利可能但又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指望民间资本基本不现实,国有企业赚了钱,供国家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有着没法替代的优势。

而《管子》一书中,更是提出“官山海”,也就是由官府垄断经营山海之产,当时所谓山海之产,其实就是盐和铁——注意,这两样东西,几乎人人、家家都会用到。

现在经过几轮国企改革(后面具体讲)之后,国家集中抓的国企基本都在石油、水、电、煤、天然气等人人、家家、企企必用的这些资源领域,其实玩儿的还是“官山海”这套。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中国古人就已经发现,这些人人、家家要用的东西,你要是放给民间去经营,做这行的老板只需要一两代人,就会富可敌国,他们一旦富了,你想向他们收税充实国库,怎一个难字了得,求爷爷告奶奶还不算,你要得多了,而国家手里的军队又没强到让他们忌惮,这帮手握巨资的大爷很容易花钱组建军队,把国家给你推翻了。

即使他们没这么大的胆造反,他们好歹长了脚吧,携金银细软妻儿老小逃到他国总可以吧?可问题是,他们赚到的那些钱,真的本就天经地义被他们赚走吗?他们真的有资格得这么多吗?

总而言之,钱一旦进了个人的口袋,你想再掏出来,人家必然不爽,这是人性,不是针对某个人。

把最核心的物资国营了,把国家需要花的钱直接加在卖的东西的价格里,分散在老百姓一次次的购买行为里,他们就不容易感觉到国家拿了钱;国家也不用等钱集中到商人手里,再去求那些有钱的大佬给你捐钱盖皇宫、养军队了。

与“官山海”相对应的,叫“不与民争利”,也就是盐铁也放给民间经营——从古至今,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官山海”和“不与民争利”之间切换,或者说摇摆。

很多人坚决拥护“官山海”未必真的是了国家有钱花,可能只是某个从中得了贪天之利的权贵们的御用文人;有些看起来为民请命,要求国企“不与民争利”的人,也未必真的是为了百姓好,很可能只是民间资本家花钱雇来的摇旗者——真真假假根本分辨不了。

以上这些说的不仅是历史,也是当下的现状。

本来到了这里已经足够回答题主的问题了,但我想把自己这三五年对国企的观察和思考系统地整理出来,帮助有心之人对此能有更全面的认识,不要轻易被别有用心者煽动、左右,所以有了下面的三个部分。

二、新中国国企功过

新中国建国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改造私营资本,实现了100%国有制——当然,这种做法不是得了管仲老祖宗的真传,而是片面理解了外来和尚马克思的理论。

一切国有可以集中调度资源,帮助中国挺过了建国以后最困难的时期,而且还让中国在那么困难的年代,打下了坚实的重工业基础,实现了卫星上天、核弹氢弹爆炸。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公有制为前提,这些事情做到的可能性恐怕有点低。

但是,公有制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低,不管是物资、还是时间,或者人的精力和潜能,都浪费严重。

那些年,中国生产一件东西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上游的厂需要生产多少原材料、生产的时间节奏、生产好卖给谁,都是分管的上级部门决定的;中游负责用原材料组装产品的厂,接到上游各单位的产品后,组装多少产品、生产的时间节奏、生产供应到哪儿,也是听上级指挥的;最后这些东西生产好了,再按照国家指令,运到全国各个供销社,统一销售。

全国的建筑、公路、博物馆、路灯、桥梁、能源、住房等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都有一个自上而下、上下对口的行政机构,各自下辖领域内众多的专业性国营企事业单位。

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计划、统筹、组织、调度都是由政府逐级上报,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决定的,国务院相当于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大脑;各个厂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完全没有没有自主权,像被大脑指挥的手脚一样。

为了管理全国的方方面面,国务院部门众多,到了1981年,国务院的部门数到了史无前例的100个。

三、国企改革改了啥?

国企改革现在是热门词,很多不了解内幕的人以为是这两年的新提法,其实中国的国企改革从1978年就开始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同时也是一部国企改革和私企发展的历史。

那中国至今40年的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改?改了些啥?取得哪些成果?我们不妨来说道说道。

1、1978—1984年,关键词:放权让利

前面说过,全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是没有自主权可言的,有人总结为“六不能”:

(1)企业不能自主决定雇用什么样的人;

(2)企业不能自主支配收益;

(3)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企业的资产和投资;

(4)企业不能自主决定生产哪种产品;

(5)企业不能自主从哪供应原材料;

(6)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产品卖给谁。

既然如此,改革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呗,简单来说就是让企业有一部分投资、生产、经营的决策权,以及收益享有权。

所谓收益享有权,以前企业所有的经营所得,全部都是交给国家财政的,现在国企也可以像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承包到个人,你的经营所得,一部分以利和税形式上交给国家,剩下多生产的都归企业自己分配。国家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国企追求利润最大化。

这项改革很深入,到1987年时,全国78%的企业都承包出去了。

而且在这段时间,国家为了支持国有企业,还实行价格双轨制,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同样的原材料,提供国企的价格比提供私企要便宜。

既然企业可以承包了,其实就已经在打破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开始默许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了,而且刚刚提到的价格双轨制,本身就在区分国企和私企。中国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1993年,但其实从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就已经开始探索了。

这轮改革,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提升了国企的积极性,企业生产经营提升了,国家收的利税也增长了,可几年之后,承包国企的老板开始瞒报营收,这样就不用给国家交利税了。

而且这不是价格双轨嘛,我辛辛苦苦生产半天赚一点点钱,那我何不直接把我拿到的便宜资源以低于市场价但高于国家给我的价格卖给私企呢?躺着赚钱多美好——万科的王石,就是在那个时代,凭借着自己的关系,承包火车皮倒卖国企资源赚的第一桶金。

而且那时虽然说共享收益,但毕竟还是国企,很多掌握技术的工程师薪水并不高,但私企又渴望拥有技术,于是愿意花钱雇佣国企的人做技术指导。当时上海国企众多,江浙一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小企业野蛮生长,国企工程师们工作日在单位上班,周末就到周边小企业收费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星期天工程师的现象。

这样的情势下,做同样产品的国企,竞争不过私企再正常不过了。

80年代后期,全国国企只有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到了90年代,完全亏损扩大到48.6%, 当时国家已经不提国企盈利了,而是说“降低亏损比例的增长速度”。

2、1993—2002年,关键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先随大家做,让它乱几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才总结经验,或者出台政策来管理。

这么说还显得有些复杂,更简单的说法,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最高的智慧,总是以这种大家一听就懂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打土豪分田地”,简单六个字概括了土改的对象、路径和目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话,明确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谁的思想,不是谁的指示,也不是谁的“凡是”,而是实践,而且明确说了,是“唯一”标准;再比如“闷声大发财”,一句话让我知道当下工作的重点和基调;“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句话顶一万份枯燥的文件和通知,基层的干部一听就知道最高首长什么思路。

中国第一支股票是飞乐音响,1984年就发行了,可中国直到1990年才成立上交所;

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1986年宣布的。

中国正式拉开第二轮国企改革大幕,是1992年的“砸三铁”——也是砸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现在看起来,这个提法抓到了国企改革关键点,但却也最难落地,直到现在,这三点依然是国企的顽症,只是换了幅面孔存在罢,所以牛刀初试并不成功。

1992年,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用科学化的管理手段,提升员工效率、减少企业浪费、提高盈利能力。

1995年提出“抓大放小”,意思就是国家只管大的国企了,帮他们想办法;小国企你们自己看着办,自生自灭去。

这些改革,都没能阻止国企亏损比例进一步提高,到1998年前后, 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有企业亏损, 全国总利润只有213.7亿元。

那一年,正好遇到索罗斯奇袭东南亚(参见答案:人民币为什么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为什么要进行外汇管制?),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国企改革再不痛下决心,中国经济告急。

1998年前后, 全国下岗分流国企职工66万;1998年~2006年, 23.8万家国企关闭,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人,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

1999年春晚小品喊出了时代最悲音:“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现在提起国企下岗,不熟悉内情的人觉得不就是一些员工丢了工作,出来自谋生路,走街串巷卖雪糕吗?

可真的经历过的人,会觉得整个家庭从天国坠入了地狱:原先的国企,说是企业,其实是一个小社会,国企大院里有学校、医院、澡堂子、舞蹈中心;宿舍单位给分,柴米油盐单位给发;孩子中专、高中毕业了还可以优先招进厂里上班;连面包、冰淇淋都吃到想吐;有的胆儿肥的,还偷偷把厂里能卖的产品、设备拿去外面,卖给私企。突然有一天,国家宣布你失业了,自谋职业收入还不如在原先单位,所有的福利又全没了,有的工人在国企混日子那么多年,几乎成了废人,自谋生路对他们而言无异于等死。

3、2003—2013年,关键词:股份制改造

1998年前后开始的国企下岗分流虽然残酷,但算是国企第一次割疮排毒,舍弃了烂肉,留下了还会生长的好肉。

1998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了22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由3家增加到15家,其中内地的14家企业都是国企。

2002年 中国骨干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76%。当时,为了解决大企业的资金问题,国家允许很多国有大企业重组上市,通过股市直接融资,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很多人说中国股市先天畸形,说的就是别国上市的企业是盈利能力强、潜力巨大的企业,但中国却把许多盈利能力有问题的国有大企业推上了股市。

2007年,中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千亿元的就有26家,利润过百亿的有19家;全球500强,中国内地企业有22家,全部是国有控股企业。

10年间,中央企业的营收从2002年的3.36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2.5万亿元,年均增长20.9%, 2012年世界500强上榜的69家中国内地企业,有54家是国有企业。

4、2003—2013年,关键词:混合所有制

如果只看上面罗列的数据,可能大家会觉得上一轮国企改革真棒,但请大家注意,我们前面说过,国企问题的症结在人,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不能真正破除,国企的问题其实是根治不了的。

国家发展经济需要五种基础资源——货币资源,实物资源(如矿产、能源),物流资源(如铁路、民航),信息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如果仔细统计目前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会发现大部分企业正是垄断了这些资源的企业——这不,兜兜转转几千年,中国又回到了“官山海”的时代。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企业之所以能盈利那么多,未必是因为他们他们管理效率高,而是因为他们手里掌握了人人、户户、企企都得用的资源,只要国家经济好了,他们只需要躺着卖资源就好了。

还有人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原先全部有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不断开放的过程,然后民营企业冲进来,用更高效的方式,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这么说不无道理,中国最早开放的行业是纺织领域,然后是家电领域,苏南、温州、广东、武汉就是在这个时候快速崛起的;然后开放的是汽车,中国汽车行业其实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因为核心技术都在别人手里,中国只是发展了汽车零配件;电信领域开放,但其实不是完全开放的,只是开放了电信设备制造,电信服务还是由移动、电信、联通垄断,于是崛起了华为、中兴这样的佼佼者;之后是房地产开放,于是有了各大房企的崛起;目前中国在尝试开放保险、水务、能源,但其实民企还没怎么进来。

关于民营企业,现在有“五六七八九”的说法,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既然国有企业退一步,民营企业就发展一大截,民营企业似乎更能打啊!是的,在效率方面,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优势,关键原因在于企业是老板的的,老板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别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给你整没了,为了利润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情。可国有企业呢,我在国企工作时最常听到的员工交谈是“反正钱都是国家的”,不光员工这么想,很多管理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基本没有动别人利益得罪人的必要,于是效率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里一天天往下掉。

于是国家想办法,在国有制掺入私有制的成分,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观念就这么简单,比如引入私营投资参股并担任股东,这几年甚至进一步打破原先国有控股必须50%以上的规定,只要国有股份是大股东即可。

混合所有制虽然是2003年才正式提出来的,但国企的混改,其实早早就开始了。比如上海,从上世界80年代一直在尝试,到2018年底,80%的国企都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

5、2014年至今,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

我们经常见到的说法是,改进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意思就是一脚踩下去,不知道下面是美味的鱼虾,还是有绊人的海藻,或者别人埋下的想弄死你的水雷。

国企改革也是如此,容易的改的,比如什么放权让利、企业上市,都相当于是给企业发福利,自然容易推;现在你要动人家已经拿到手的蛋糕和权力,谈何容易。

所以国企效率低下的顽疾,还是没有真正得到的解决。

现在国企改革领域,提得最多的是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混合所有制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股权激励简单来说,就是试图通过给骨干员工股份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活力,让大家有激情为企业干事;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意思就是原先国企参与具体的生产、建设,现在不如退出来,只掌握资本,决定自己想投给哪些行业、哪些企业。

这些改革都还在进行中,不方便去评价,如果有机会当面私下讨论,我是乐意交流的,这里我只通过下一部分,对做得好的案例的分析,融入我的看法和观点。

四、国企改革未来会往哪里走?

现在世界上国有企业运作最成功的国家,是新加坡。德国、英国都问题很多,俄罗斯直接死翘翘。中国国资系统,还有大部分央企的高管都到新加坡学习过国企管理经验,大部分人的感慨都是真牛逼,但同时也会明确说“我们用不了”。

很多人以为是因为新加坡国家小,好弄;中国太大,不好弄。

其实不是,之所以学不了,不是因为新加坡国企的管理不科学,根源在于这个答案最开始说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想要改弦更张太难。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一建国就实行新加坡的国企管理模式,中国现在可以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甚至比他们好很多,但现在要学习,真是学不了。甚至可以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做成,是因为他们刚建国没多久就这么弄了,如果他们也从计划经济开始出发,现在才弄这套,同样困难重重。

尽管暂时学不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下新加坡国企管理厉害在哪里,了解了新加坡的国企管理,你可以看明白中国国企改革未来十年的前进方向。

淡马锡的国企有两类:

一类是具体服务国家战略的基础建设、服务国家未来发展的产业园的实体类企业,这类企业的经营原则,主要是进行前期开发,当运营得差不多可以自负盈亏了,就会交由法定机构管理,或者转为政府参股但不做大股东、但不参与具体管理和经营的民营企业。

另外一类是掌握着国有资本,只做投资的投资公司,比如淡马锡控股,淡马锡控股并不是只投国有企业,而是全世界找优质企业,能赚钱的企业他们都投资,比如中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滴滴、美团、阿里都有他们的股份,还有马来西亚电信,美国硅谷的很多公司,而且他们是很早就参与投资了的。

截至2019年3月底,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为3130亿新元,折合人民币1.6万亿,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复合年化回报率仍维持在15%,成立45年,手里的国有资本翻了880多倍。

淡马锡堪称全球的资本怪兽,盈利能力在世界名列前茅。

如此牛逼的淡马锡控股,管理层加所有员工,不过才500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淡马锡的盈利,不是说给你100万,财政年结束你资金不少于100万就算盈利了,而是要计算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评估下来,即使把资金保守投资,也有7个点的收益,也就是7万。那一年之后,你持有的资金需要超过107万的部分,才能计入你的盈利里面。

但投资这个事情吧,毕竟是高风险高回报,不可能只赚不赔,所以淡马锡的要求是,总理在5年任期内,上一届政府结算下来的资金必须能不亏损,也就是5年才是一个考核周期。

淡马锡之所以能这么牛逼,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开全世界最好的待遇、延揽全世界最牛逼的投资人才到淡马锡当员工,新加坡总理一年的收入大约在200-300万新币之间,他们的薪资是透明的,总理得自己付钱买房,非公务活动得自己付工资雇司机、请保姆,付子女教育费。而他们淡马锡的员工,一年三、五百万新币的收入只是正常,优秀的员工一年可以拿到1000万新币以上。

但是,要拿到这笔钱并不容易,因为交给你拿去投资的资金,你运作一财年下来盈利了,你可以分到利润的三分之一,比如100万变成了116万,那盈利的9万,你可以分到3万。但这3万会根据你投资的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如果评估下来风险低,你当年就可以拿到三分之一,也就是1万;如果评估下来风险达到最高级,你第一年只能拿到十二分之一。剩下的部分,会存进公司给你开的专用账户。如果下一财年,你负责的投资亏了,对不起,你得按照规定的比例,把你的钱赔给淡马锡。

除了聘请全世界最顶级的投资人才,淡马锡还对全年投资的行业、国家、企业进行整体的风险收益评估,并通过他们自己设计的投资分析模型,对每个行业、国家、企业的资金分配比例给出范围建议,从而保障投资风险降低和回报率。

虽然中国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淡马锡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很多经济学家鼓吹国企退出经济舞台,这样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一切朝利益看起,中国的高铁根本织不成网(参见答案:中国高铁只有6条线路盈利,那么中西部地区真的有必要建高铁吗?),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基础项目也没有上马的可能性,而这些领域,正是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

前面谈到新加坡的国企重点负责国计民生项目前面亏损期的投资,当项目开始盈利后转给民企经营,国内得此精髓的城市是深圳,深圳国企基本从所有竞争性领域都退出来了,有利可图的行业都让民企进场发挥民企效率高的优势;而那些事关民生、公共服务的项目,国企主动承担责任——虽然国企的效率相对私企比较低,但事情终究可以做成,只是投入多了些,但这些事情如果交给民企,不能说永远都做不成,但可能性真的不大。

注意,这里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如果你所在的国企所从事的事情,躺着都可以挣钱,交给民企效率还更高,请放心,未来的趋势肯定是开放给民企,而一旦开放给民企,因为国企效率低这个顽疾极难根治,所以国企必然惨败,直至退出舞台。

如果你所在的国企所从事的事情,基本是亏损的,而且民企碰都不想碰,那恭喜你,你的工作未来还能稳定——我刚刚说了,国企效率偏低,这是极难根治的顽疾,包括前面一直在夸的新加坡,他们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的事情比比皆是,他们做得好过我们的,是国企贪腐基本是杜绝了。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国企的未来改革发展趋势。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坚信,像美国一样99%的经济都由私人资本的控制的模式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资本逐利的本性,只会让少数资本需要人的(比如资本家、高级管理者、研发人才)成为赢家,随着未来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按照资本逐利的本性,已经不被资本需要的低端劳动力必然大量失业,要么资本有能力把这些人全部消灭,要么社会陷入混乱,或者资本被推翻退出历史舞台。(参见答案:若有一天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大部分工作,《资本论》是否还有意义?

强大而不自制的资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解毒,政府要有能力跟资本抗衡,必然需要自己手里有钱,有钱才能组建让资本有所顾忌的军队,才能为国家长远发展计,而不是想干啥只能伸手向资本家乞讨,那些的政府不被资本灭了,也会被资本挟持。到那时,国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别国,而是本国的资本家。政府有钱的路径,并不是简单的“官山海”或者“官一切”,而是赚到钱这个结果——至于这钱到底是用公有制赚的,还是用私有制赚的,路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钱得是你自己赚的、自己可以花的。

这就是我判断未来国企改革方向的逻辑起点。

除了深圳,上海,浙江的国企改革也颇有特色,重点落在了成了成立大型企业集团、建立统一的投资平台上面,比如浙江这几年新成立的港口投资集团,试图把整个浙江的港口资源整合到一起,统一投资、管理、运营,野心不可谓不小。

国企改革领域另外一个眼明手快的地方是江西,他们大刀阔斧把全省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整合,成立了三大资本管理公司,分管不同的产业领域,国资委重点管理这三大投资集团,下面具体的国有产业公司,由这三大投资公司负责管理。

越是往北,国企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就越为复杂,特别到了东三省。甚至可以说,东北经济的问题,关键就是国企改革的问题。为了保护答案的性命,具体省份和城市就不去点了。包括前面说的上海、浙江、江西,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自行检索下他们的做法,然后对照前面说的新加坡和淡马锡的做法,思考下就会有答案。

以上答案,是根据自己这三五年的对国企的观察、思考,跟各地国企高管、员工访谈,并跟行业内诸多专家交流之后的感悟写就的,包括对国企改革的阶段划分,更多是自己的判断,和权威专家未必完全一致,挂一漏万,细节和数字肯定还有蛮多错漏之处,请各位大侠批评时,温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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