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什么时候就已经输了？ 第2页

日本的政治军事体制本身的矛盾，一定会在某个点上爆发，这是无解的。

我们一谈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肯定会涉及一个词：下克上。大家其实没有想想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个东西呢，而日本的政治家们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东西呢。

因为当年商定制定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的明治宪法的时候，倒幕运动的一些元老觉得，不能把行政权力和武装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一个人，这样做容易造成首相的权力太大，当天皇幼小的时候，这种的首相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利，欺压天皇，抢夺天皇的权利，形成另一个幕府体制，而这种体制对于希望成为现代国家的日本是非常不利的，对日本象征的天皇体制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试想了各种办法，把行政部门最高长官，即首相的权力减少了很多。颁布的明治宪法就规定了，所谓的政府不是对议会或者国民负责，而是天皇本人的“协赞”，辅佐天皇的机构，内阁里面的每个成员，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首相负责，所谓的首相绝对跟现代意义上的首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时的日本首相基本上算是一个大领班，只是对内阁有一个带头的工作，绝对谈不上领导。而就这样，日本的老狐狸们还不满意，山县有朋这个老狐狸，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内还通过了《军部大臣武官制》，规定了内阁里面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这就导致了军部的相对独立性，自己对天皇负责。可是由于宪法规定，如果有一名内阁成员无法产生，那么整个内阁就必须推倒重来，这就为军部利用自己的合法权益挟持政府提供了条件。

本来还有另一个部门可以监督内阁的，就是日本的议会。山县有朋内阁和松方正义内阁，都曾经制定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但是议会都给否决了，说明日本的议会在刚开始还是起到了监督内阁的作用的，但是轮到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这个老狐狸根本不屑用山县有朋贿赂议员的那种方法，你们不是不同意我的议案吗，我直接找天皇汇报，日本天皇直接颁布诏书表示同意，议会无奈同意，从此以后，议会也在权力运转中乖乖听话。

这个体制到现在，已经形成的差不多了吧，但是前期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天皇是明治天皇，还算是比较英明的，还有一帮子顾问老臣比如老狐狸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黑田清隆什么的，而且，山县有朋更是陆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中地位说一不二，当时权力斗争的主流是官僚系和政党系，军队只有依靠官僚，才能勉强上个台面。但是问题到后来就开始变化了。

首先是天皇换人，明治天皇1912年去世，大正天皇继位，这位天皇有病，根本就无法正常的管理国家，好在一棒子老臣还在，但是对局面的控制已经开始降低了，首先是十月革命时期，日本陆军表示要干涉苏俄的革命，于是要求发起一项出兵的法案，这个法案里面留了一个扣，说是是否扩大战争规模，由日本军部自己决定，本来是决定出兵占领库页岛和远东一带的，内阁听从美国的建议只派了7000多人，但是军部自己趁机扩大战争的规模，从远东一直打到了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最后人数也增加到了70000人，整整增加了十倍，各国干涉的军队加起来一共十二万人，日本占了一半还多，后来苏俄奋起反抗，日本边打边退，前前后后从1918年开始，到1925结束，一共打了七年，耗资达9亿日元，最后毛便宜也没占，灰头土脸的回来了。你以为这事就算了吗，并没有，海军看到陆军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花了这么多，就找内阁要钱，给陆军多少就要给海军多少，于是出台了著名的“八八舰队”计划，舰队规模一扩再扩，1919年到1921年之间，日本的军费达到了财政开始的一半，政府的支出方面已经被军部绑架了。

这才仅仅是开始，随着大正天皇于26年的去世，一大批的明治维新的老臣也逐渐死去，山县有朋22年，松方正义24年，大隈重信22年，原敬21年，加藤友三郎23年，加藤高明26年，再加上早已去世的寺内正毅，桂太郎，黑田清隆，伊藤博文。明治的大佬们，只剩下了西园寺公望了，而且西园寺公望还被军部整过，当年他作为首相，不同意军部的扩军计划，导致山县有朋特别生气，勒令当时的陆军大臣上原勇辞职，并且拒绝提名新的人选，内阁由于没有陆军大臣，属于违背宪法的行为，所以整个内阁流产，西园寺下台。所以西园寺虽然对军部很不满，但是他并不愿意主动出来反对军部的事情。

整个日本政坛，内阁很弱势，议会很弱势，官僚很弱势，政党很弱势，唯一强势的是天皇和军部。当大佬们都死亡以后，唯一有希望控制军部的人就是裕仁天皇了，可是这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让天皇也对政局袖手旁观了。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列车从北平撤回东北，次日凌晨，在皇姑屯附近被日本关东军安置的炸弹炸成重伤，不久身亡。他的儿子张学良在全国纷纷的抗日情绪中，宣布东北易帜，加入了国民政府。当时执政的是传言写过田中奏折的田中义一，他和张作霖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就是他救了身为马贼的张作霖，并把他一手捧上东北王的宝座，关系颇深，而且作为日本的首相，他也不同意皇姑屯事件，因为这摆明把日本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在野的政友会也借机生事，质问田中，天皇也召见田中义一，田中对天皇表示，这就是关东军干的，并且保证会把主事的河本大作严惩不贷，他会内阁开会质问军部，没想到军部已经行动起来，急忙把河本大作召回国内保护起来，然后让陆军参谋长宇垣一成告诉田中，这个事情根本不是关东军做的，而是南方的蒋介石等人做的，如果想要把责任赖给军部，然后处理河本大作的话，军部将会以辞职来表达不满。田中义一这才发现左右为难，于是急忙进宫见天皇，表示皇姑屯事件不是关东军做的，自己上次说错了，天皇非常生气，直接把他轰出去了，还对自己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说：“这个人前言不搭后语的，以后让他别来见我了，浪费时间。”侍卫长把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田中义一，田中直接呆在当场，然后回去就辞去首相职务，没几天就心脏病发，死了。而真正应该接受惩罚的河本大作，被所有少壮派保住了。这个事件让日本天皇意识到自己要少说话，不然不知道倒霉的是谁，明明是想惩罚河本大作，没想到自己的重臣田中义一给自己吓死了，于是天皇决定减少对政局的干预，除非大事发生，小事就由他去吧。于是连唯一可以制衡军部的天皇，也不再起作用了。

我们来理一理整个过程，本来形成这种制度，是怕首相作为行政长官，掌握的权利太大，对天皇的地位造成威胁，所以军部独立，必要时候以军部的辞职，让内阁倒台。这样，行政和军事分开，分别向天皇负责，天皇独掌大权，以老资格官僚辅佐，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国家战略。但是到了二战前呢，军部利用宪法赋予的地位，随时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对军部有利益输送，不然只能倒台，老资格官僚去世的太多，新官僚没有威望，对军部无法统领，天皇没有魄力，对政局不大上心，于是乎就造成了日本军部一家独大，226兵变后，军部内部的派系也被清理了，军部把自己的资源全部整合了，于是作为胜利一方统制派领袖的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他不仅是首相，还是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还是内务相，军需相，外相，文相，商工相。。。军部权力达到顶峰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或者是重要原因之一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应该是由政府来制定的，因为它会统筹各方面的信息，最终做出最适合国家发展的路线，但是日本的国防战略一直是日本军部自己制定的，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战略，军部内部，海军建议以美国为假想敌发展，陆军前期是以大清国，后期是以苏联为假想敌发展，内阁对此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得罪，明明干预苏联革命的时候不想花费这么大，但是还是被军部牵着鼻子走，7000人变成了70000人；明明炸死张作霖，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对日本来说是巨大的错误，但是没有人对此负责，整个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军事体制，也就是为什么政府（内阁）被绑架，制定整个日本侵略方针的人，不是政治家，是一群光想着战功，战利品，共荣圈的军人，这样的仗岂能不败。。。。

返场小段: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美国二战结束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对东亚问题的不同看法，看看到底是哪一种结论更正确。

1949年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NSC37/9号文件）指出，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是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基于这一点，参联会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同一天，国务院也发出一份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这份秘密文件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想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

两者看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阐述12月23日各自制定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场。辩论中，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夺取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联会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武力，而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2）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作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要从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苏联想把中国北方的几个省分离出去的前景本身就包含了“中苏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种子”。

显然，军人只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而国务院则要求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军人的眼中永远想着有没有仗可以打，有没有军功可以拿，只有政府才能摆脱这些片面的看法，从实际看问题，不仅美国日本如此，中国也是，上次国防部一个什么将军不就说，中国的武器能不能用，只有上战场才知道吗，简直有病，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值得我们警惕，不打仗才对中国这种贸易大国有利（中国是一百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只要动乱了，中国就有一大批商家要面临着危机。只要稳定，中国就能把生意做好，而不是相反）。

如果当年真的是日本相对成熟的政治家来制订国防战略，中国才是真的药丸，离岸制衡，跟英国一样，所有中国军阀，谁强就挑动其他人联合起来打另一方，中国绝不会跟现在一样，天佑我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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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很多人说我批评国防部官员的话，评论区很不服气，仿佛他们是国防部的某某一样，真是闲的，你们是屌丝，你们是键盘侠，喂，醒醒啊！

军队不应该随便发声，这就跟不能经商一样，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国家不能被军队绑架，如果需要发出强硬的声音，有外交部就够了，军队要做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有评论说，军人就是以打仗为天职，所以这些话没啥问题，真牛逼啊，我头回听说，您说的是日本皇军吧，反正我知道的解放军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还有的说军队就是应该制订各种计划，然后洋洋洒洒把我批判一番？exm？？我可没有批判他们制订计划哦，您不要给自己加戏哦！

我就是这个观点，军队应该完全服从国家利益，不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国家的大战略是和平的情况下，不要瞎给国家出主意，扬言什么打不打，什么上战场才知道，不认同的请点关闭，谢谢

日本的最终失败是在1945年8月15日，但是在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就彻底失去了一切体面退出战争的可能。

迟至1945年初，蒋介石就认识到要为战后早作打算，因此派出密使、抗战后被枪毙的第一个汉奸背着美苏盟国单独与日本秘密媾和，一直到1945年5月底，希特勒死后，蒋介石才放弃了这一奇葩操作。

因此，在脑子迟钝的人看来，日本注定失败，是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时候才决定的。

即便是脑子迟钝的人也明白，一旦美国参战，日本就输了。珍珠港事件以后，亚太战场的反法西斯参战方是十分振奋的。美国是早有参战的考虑，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

聪明的将军，会通过调动敌人，让敌人陷入到易于被歼灭的境地。愚蠢的将军，则会通过自己的指挥，调动敌人，使敌人居于易于歼灭自己的有利态势。

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敌人绝佳的口实。

实际上如果日本一直憋着不参战，甚至以退为进，真正难受的是美国和中国。

所以日本主要还是输在战略上。

战略是谁决定的呢？

一直以来的说法都是日本军部。

是这样吗？

日本军部只是一个官僚机构，他们的整个运作都服从于日本天皇。这就好像清朝雍正设立了军机处。乍看上去，战略都是军机处下达的，但是军机处的整个运作都服从于清朝皇帝，决定战略的人说到底还是雍正自己。

很多历史文章都谈到“无法无天的日本参谋”，但是从未有人真正深入得谈及这些人的权力从何而来。一般都说他们出身于著名军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些说法都很空洞，毕竟，西点军校毕业的优等生一毕业就可以直接调动美军各战区司令部了吗？这理由跟观点根本就不对应嘛。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参谋是怎么来的。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建立现代陆海军。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设立陆军参谋局。1872年2月，兵部省拆分为海军省和陆军省，陆军参谋局改为陆军省参谋局，1878年12月改称参谋本部，并独立。参谋本部在1886年至1888年间统管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军令，内部分设海军部和陆军部。1888年，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称海军参谋本部和陆军参谋本部。1893年，海军参谋本部改为“海军军令部”。188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内阁之外，议会和内阁无权过问。明确规定：
“天皇统帅陆海军，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
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军令机构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
简单说，日本军队军令系统为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军政系统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军令系统直接向天皇负责而不受内阁制约，军政系统是政府行政机关，行政上听命于内阁首相。

换言之，日本的军事战略，军事指挥，主要取决于参谋本部，主要取决于日本天皇本人。

所以，这些所谓“无法无天的参谋”，实际上是作为天皇代言人存在的。

套用中国古代的版本，这些人的权力稍微接近于“假节”，只是没有权力直接杀人罢了。

之所以二战结束后一再宣扬参谋无法无天，一再宣扬日本下克上，不过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国际战略，保留日本天皇制，为当时的日本田黄脱罪而已。1948年，二战结束不过3年，美国就大批释放了日本战犯。如今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必要追究天皇制的责任，但是事情还是要弄清楚的。

日本在近代化以来，到在二战战败，不过就是三代天皇，一个是明治，1868年—1912年，睦仁。一个是大正，1912年-1926年，嘉仁。一个是昭和，1926年—1989年，裕仁。明治是一战以前的日本君主，主导了甲午战争、侵台战争、日俄战争等重要战争，实现了日本的扩张，将日本变成了横跨日本海、南至台湾岛的东亚海洋帝国。大正是一战时期的日本君主，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并且民主主义思想席卷日本，被视为日本历史上的盛世。但是这个君主被日本政坛所不喜，最后被政变搞下台。因为大正天皇嘉仁会有意做一些彰显日本豪门难堪之处的事情，比如在阅兵时突然抽检士兵背包，于是被扣了个精神病的帽子，在1921年就被迫交出权力，由昭和掌权。按照大正天皇有精神病的逻辑，作为大正的儿子，昭和……大正时期的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最终在昭和摄政时期签署了《九国公约》。昭和时期，日本天皇的权力大大膨胀。大正时期，山县有朋权力极大，气焰滔天，但是，裕仁娶了与萨摩派势力有关的久弥宫良子女王之后，山县有朋的势力被压制乃至萎缩。反过来说，昭和的权力比山县有朋更大，更加滔天。

就在昭和摄政以后的1922年，张作霖就宣布东北自治。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掀起了救灾运动，昭和摄政的日本则掀起了打击中国及朝鲜移民的浪潮。同时，日本在华企业经常杀害中国工人，引发工人运动。1928年，蒋介石北伐抵达济南，日本挑起五三惨案，屠杀中国外交使节团，屠杀济南军民，蒋介石勒令不得抵抗，命令北伐军在营房里等死，随后放弃济南。1931年，日本连续挑起60多起外交事件，包括万宝山事件在中国境内屠杀中国农民并召开会议决定在朝鲜煽动反华情绪、中村事件派遣间谍在中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侦查军队布防情报被中国军队枪毙。对此蒋介石一再要求不得抵抗。最终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发几天内，蒋介石以忙于对广东作战的前线军事指挥为由中断了无线电联系，张学良继续执行了不抵抗命令，命令东北军在营房里等死。最终日军在挫败了东北警察的激烈抵抗后侵占了沈阳，并进而侵占了锦州，堵住了东北大门。后来张学良放弃不低抗政策，组织东北军在黑龙江等地开展抵抗，但是为时已晚。侵占东北后，日本继续侵略热河、察哈尔、河北。1935年，《何梅协定》，经过蒋介石何应钦“斡旋”，日本基本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东部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宋哲元29军所在的北平城，已经只有西南方向卢沟桥一条通道可以通往外界，其他四面八方已经全部被蒋介石送给了日军，中国军队还没有开打就已经被日军包围了。

可以看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昭和时代，日本采取了十分激进地侵华战略。特别是1926年裕仁继位以后，对华屠杀、侵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从日本的战略来说，明治天皇时代的主要精力在于侵吞朝鲜、台湾，渗透东北。大正时代的日本夺取了青岛，并积极渗透山东。昭和时代初期则侵占东北、侵占河北，攻击北平、上海、南京，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总的来说，昭和时代日本的扩张战略十分激进。针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重心一般集中于中心城市的形势，先大举渗透掌握城乡军事地理信息，再利用国府退让直接解决中心城市，然后大举清剿乡村抵抗力量。每次集中吃掉一块战略区，然后慢慢消化。简单来说，就是先城市后乡村。所以日军很喜欢搞清乡、屠村。一般来说，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这种激进策略十分容易遭到挫折。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在1928年就坚持采取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的激进策略取得了显著成功。

最终，当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转而合作抗日以后，日本担忧中国抗日力量动员起来增加入侵难度，于是继续加快激进策略。日本寄希望于通过打击北平、上海、南京、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摧毁中国的地区中心城市，形成对乡村地区的经济压制、信息压制、金融压制和交通压制，迫使国府继续退让。

国府在这一背景下果然积极与日军谈判，希望获得较好的条件投降。

但是，由于西安事变，国府被迫放弃了“奢言抗日者杀”的反华立场，中国抗日力量得以站在合法立场上公开活动。虽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府依旧禁止宣传“抗日到底”、只允许宣传“抗日”，将抗日的底线模糊化，希望以山海关以内为抗日极限，但是他们也同时不得不以确保山海关以内的国防安全为投降底线。国府与日本的谈判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不能够像《何梅协定》退缩。

而这就意味着日本要退出1935年的侵略所得。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发动七七事变不但没有获利反而要受损。这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与裕仁之间无法取得一致，战争被迫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双方保持了良好的默契，没有宣战。于是，日本得以从容地从世界各国获得大量军事资源，而中国面临着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任何军事援助的窘境，保持了有利于日本的态势。

如果形势这样持续下去，对于中国抗日是不利的。特别是此后苏德局势持续紧张，苏联的支援力度难以为继。

对于日本来说，当七七事变无法以中国妥协结束时，他们就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

日本有能力发动战争，却没有能力结束战争。

局势已经失控了。

面对这一超出自身能力的局势，老练的政治家会立即选择从复杂的局势中脱身，避免将主要力量无谓地浪费在旷日持久地消耗中。

但是日本进行了十分奇葩的操作。他们既没有能力通过后退来退出战争，又没有能力通过进攻来打赢战争，而是展开了反复的拉锯作战维持现有局势。在抗战初期的快速推进之后，日军就进入了不断向国统区出击，歼灭刚刚聚集起来的中国军队、而后就迅速返回出发地休整等待中国军队重新聚集的“穷折腾”状态。此举仅能维持局面，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任何积极效果。

战略的摇摆与迟滞意味着日本没有做出有实际价值的决策。

由于局势的发展，后来日军又将大量精力用于攻击沦陷区抗日武装。

清剿占领区抵抗力量，原本是扩张作战的正常后续操作。日本侵占台湾后，用了大约一年时间粉碎了台湾抵抗力量，又用了几年时间粉碎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又用了十几年时间扫平了高山族部落在内的抵抗力量。日本侵占东北时，事先进行了几十年的渗透移民，然后经过十年的作战才基本将抗联压制。但是到了七七事变以后，对于控制这么广阔而又缺乏足够渗透的土地需要投入多少力量，日本似乎没有进行充分估计，或者估计了也没当回事儿。甲午战争之后三十多年才进行了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6年就进行了七七事变，日本的步子明显太大了。消化吸收占领区需要很长时间。日本侵占的台湾一直到了二战后期才成为日本十分有限的兵源地，那个时候台湾沦陷已经四十多年近五十年了。日本过早扩大侵华，在计划受挫以后又不肯面对现实，自己将自己送上了失控的深渊。

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如果日本以《何梅协定》为谈判筹码，将河北北部地区作为拉锯地点，集中力量消化吸收东北地区。那么，蒋介石不是没有机会挺过西安事变以后高涨的抗日浪潮然后再背信弃义屠杀抗日力量的。但是日本急于开启新的棋局，反而破坏了自己的局势。

在敌后抗日武装蓬勃发展以后，日军做出的选择不是评估自己的实力，对占领区进行取舍，而是继续投入重大力量进行“扫荡”作战，为此甚至将日军编制进行了调整，将原本适合一战战场的师团制变为更加适合治安战的旅团制，投入大量旅团到占领区作战。这样，在日本一开始就无法结束战争的情况下，日本的战争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

局势已经显著失控。

这样，日本陷入了后来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美国在阿富汗的窘境。打又打不完，撤又不肯撤。

到了1941年12月，距离九一八事变10年、七七事变4年后，日本竟然在没有结束中国战事的情况下悍然挑起了珍珠港事件，将更加强大的美国作为敌人拉入战场。

至此，局势彻底失控。

这个时候，日本失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需要知道的仅仅是日本以什么方式失败。

不同于意大利，日本在这个局势中没有给自己留下认输的退路。

这种有头无尾的决策注定了日本会输掉战争。

昭和天皇裕仁的战略决策能力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夸张点说，当拥有军方支持的裕仁取代嘉仁成为日本天皇的时候，日本就输了。严格点说，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没有取得效果、但却又没有果断结束战争的时候，也已经输掉了。

没有自知之明、寄希望于对手太蠢，这样的决策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谢邀

看了下评论有很多种论调

1、九一八事变 2、七七事变 3、西安事变 4、攻击珍珠港

其实我个人觉得以上前三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都没有输。

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除了成为了国际的孤儿并没有实际上失去什么，相反还获得了战略要地东北。

而且蒋政权在七七事变后的对日和谈条件很简单，即“……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和“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要求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的另一重含义就是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现状。

哪怕是国内很多人想象中的正义使者美国，其也在后期谈判中删除了怀特草案中要求日本放弃东北的条款。可见美国并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删除怀特草案中 以苏联从远东撤军为前提，日本也必须从东北撤军 这一条款，可以视作美国当时承认东北为日本掌握的现状，不承认傀儡政权是一回事，默认存在是另一回事）。

七七事变也只是将日本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使得日本于1938年进行总动员，但是这个时间点上也只能说日本陷入的战争，国力在总动员后不断衰退。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美国的禁运，日本在与中国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至于西安事变，战后窜逃台湾蒋匪帮认为西安事变破坏了革命领袖空一格先生韬光养晦的大计，使日本人意识到了中国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领袖从而促使了七七事变的发生。大陆这边则认为西安事变使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两种观点无论站队哪种观点，都不能认为二战日本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即已经失败。

万一苏德意日四国轴心的方案实现了呢？或者是万一美国并没有介入事态呢？只能认为中国名义上团结起来提供了提供了彻底抗战的可能，并不能认为西安事变即已经决定了日本生死，这是不对的。

很多人最喜欢炫耀奇袭珍珠港所带来的战果，却无视奇袭珍珠港给日本既定对美战略所带来的破坏。

日本人很清楚的认识到日本并没有能力消灭美国（哪怕是开挂），最多只有能力迫使美国产生厌战情绪从而退出战争（退出战争和战败是两回事）。而旧海军在日美宣战前就对珍珠港发起攻击的行为无疑使得这一计划破产，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事后承认让美国因为厌战情绪退出战争已经不可能。可见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就已经输了，或者是说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能大大降低。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二战时日本在奇袭珍珠港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应该是九一八的成功注定了日本的失败。

九一八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经过严密策划而实施的一次军事冒险，典型的“下克上”，成功的“独走”。

但这次成功带了一个极坏的头，导致其他下级军官纷纷学习，“独走”大潮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后来石原莞尔这个最早的冒险者成了保守的代表。石原莞尔是有着全盘计划和周密部署的，其他军官大多就只是血气之勇和利令智昏了。

同时也导致了军部彻底坐大，本来还能给日本扩张势头踩踩刹车的文官政府被抽干了脊柱，沦为傀儡，国家大势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天皇和军部少壮派控制。

一次次战术的成功彻底将日本送上了骑虎难下的战略失败之路，整个对外侵略的战略完全被打乱，所有人只看到眼前的蝇头之利，越陷越深，以至于完全被撑死了。

如果，九一八之后日本就收手，不再图谋中国大陆，那么就没有后来美国的制裁，也没有南下掠夺资源的必要，就不会与英美法结仇，站在对抗苏联的立场上，可能还会获得英美的支持。那么，东北四省我们就别想收回来了。

问题是，得容易而舍难，在利益的诱惑面前，没有几个人能保持镇定，尤其是日本当时天皇握有实权，皇族、军部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只能说日本明治维新后成长得太快，活活一个暴发户，接二连三的冒险屡屡成功，赌国运已经成了习惯，事实告诉我们，老走夜路总会遇见鬼的，赌得多了总会输的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