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为什么发展方向不同？ 第1页

两晋的庄园社会在中国如白驹过隙，此后一千多年的小农意识支配下，人们从没有读懂过魏晋南北朝文明史。

　　国外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变的社会。他们只看到宋明清时代（元朝有些特殊），农耕型社会已达到顶峰，社会可以一承不变。小农社会自给自足。失去推动‘科技’发展的‘欲望’。而其实在小农经济建立之前，农耕社会经过了很长的发展期，这期间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而在南北朝结束之前，有三本影响重大的农书，西汉的《汜胜之书》，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和北齐的《齐民要术》。

　　西汉的《汜胜之书》主要还是讲小农生产，说明当时的庄园大规模管理式的生产还没有形成，最少是还没成为主流。北齐的《齐民要术》也是讲小农经济为主，证明北朝后期庄园生产模式处于消退之中。

　　而东汉末的《四民月令》则是专门针对庄园模式农业的一本书。证明庄园农业在东汉已经占一定地位。《四民月令》讲在每个月中如何安排生产。其中特别讲到如何存储大量的粮食，在农闲月份开矿、修渠，这些都不是个体小农能完成的。

　　从东汉时起，冶铁大多由大庄园来完成，需求产生科技，冶炼技术有了重大进展。《四民月令》虽也主张重农抑商，但是此书却教授一些商业方法。因为士族庄园主可以生产超过本身所需的粮食、蚕茧、美酒。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卖出去换成钱，将会坏掉。《四民月令》先教授财物的储存方法，再教授什么时机下卖出剩余财物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总不能在麦熟季节卖麦子吧）

　　所以在士族庄园主主导的社会下，远程商业必然会发展起来。庄园主要求社会必须流动起来。也因为这些，南朝的商业一直优于北朝，南朝士族地位高，社会流动性更大。

　　庄园经济存在之下，社会必然变成流动的自由（是大贵族自由，不是底层，底层是农奴）式社会，王朝也会走成小政府。无为（那只是王朝政府）而治，贵族分担了大部分政府责任。

　　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大多数时间，这种“自由”只是贵族庄园主的自由，贫苦大众没有自由甚至公正可言。在公元330年左右，罗马帝国出台政令，规定：禁止佃农离开租种的田地。集体将佃农变成农奴。这道法令及其配套发令，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蛮族入侵并非简单地中断欧洲历史导致西方史学家所谓的黑暗，而是强化了某方面。

　　而中国从北朝开始一步步向小农经济社会演进，到宋代基本进入小农社会。由于小农不能自发组织干大事（如修水利，修长城），也不容易集中管理，农村的长老对农民的管理当然不能和贵族对农奴的管理权相比。中国进入大政府，公平式的社会（提倡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理念）。

　　西方士族统治演进成近代自由式（注意不是全民的，只是特权的）社会，中国王朝走入公平式社会。看到这个说法，估计那些旧有史观的都会指责我胡说八道。

　　中国王朝怎么会是公平的呢？这不是无稽之谈嘛。这还要从两种社会同期对比来看。

　　如果现代人可以穿越回一千年前的中世纪，如果要您去做地主，那您选择去东方，还是西方？您在全面衡量之下，一定会选择去西方做地主。手下的人全是您的农奴，在庄园内您就像一个土皇帝一样自由自在，在庄园外您也很高贵。最诱人的一点，庄园主对农奴家的年轻女性有“初夜权”，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到法国革命后才逐步全面废除这一法律（狄更斯的双城记节选，曾经多年前英语课文）。“初夜权”是现在废宅撸管屌丝最大的憧憬。

　　“初夜权”被中国汉朝人听到，也会觉得匪夷所思。注意：西方全面进入贵族化社会之前也没有所谓的“初夜权”（个别原始部落的信仰搁置一边不论，我们探讨的是文明时代）。庄园主们真性福啊！

　　但是，在古代绝大多数人是穷苦人，您如穿越回古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概率会成为穷苦人。如果穿越回去做穷人，您全面衡量之下必到中国王朝（一千年前是宋朝）。在这里您最少是个普通农民，虽然贫难，也总算自给自足，靠天吃饭。就算运气实在不济，做个佃户，受到的人身压迫也比西方农奴小得多。

　　地主若被证实无故打伤您的脚，他会被县令逮走。他也不敢随便玩弄佃户家的妇女，地主也怕被塞进猪笼，扔到河里。

　　今天的中国的人们认为社会有些不公平，是拿今天和八十年代的半农耕社会比。那时候咱们还自称农业大国。而西方人却从来不会说自己不公平。因为现今女王、天皇的存在，只有一个社会意义：世界原本不公平，人民必须承受。

　　如果这样看，今天的东、西方分别多么像中国古代的南北朝，只是大庄园换成了所谓大企业。

　　北朝以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制了大企业高层的自由。他们反倒比南朝大企业统治的社会做得更好。北朝可是在人均生产力上也后来居上超越了南朝。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中国的改革的红利，不是已经吃完了，而是刚刚开始！因为还有很多改革措施没有到位。公平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所谓“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论，引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震动。本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不公平。西方经济学界传统观念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大企业主统治社会会自然的被改造。可是《21世纪资本论》举出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西方靠自身无法平稳走出大企业主统治社会。社会将越来越不公平，而矛盾会越来激化。

　　西方社会模式跟我们有距离，我们当然没必要替人家操心。反而现在是融合的时代，首先应该学会的是相互借鉴。

　　西方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曾经非常重视公平的建立。

　　当然我们不可能从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答案，而只能在历史中找寻“灵感”。

中国的二十四史由从战国到农业社会的人来写，由于基于农耕的社会模式没有根本改变，使中国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人与人关系“（说简单直白点就是宫廷剧脚本）的专著，但它对研究社会价值不大。

　　中国历代最缺乏的是社会学“专著”，在农耕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的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传统社会越来越陌生。今天人们奋斗的主战场已经不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社会之中，股市、房产、资源成为主战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魏晋南北朝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经济、士族执政，到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才逐步走出这一段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走出这一社会模式？恰恰是因为某些人污蔑的”五胡乱华“。

　　北朝的少数民族执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数民族“部族”武装。士族阶级依旧重要，但并不完全执政。当灌钢刃口的镰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现之后，小地主、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主力。北朝以强力的手段拆散了士族阶级，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从此之后，和西方历史彻底分道扬镳。

　　南朝虽也多次尝试土地改革，甚至重用寒门，但是寒门也是广义的士族阶级（只是地位低下一些，下层刹帝利种姓）。在执政主体不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模式根本不可能彻底改变。

　　很多汉民族主义者误认为南朝比北朝更先进，士族执政宣扬“无”，希望朝廷无为之治。而朝廷的无为，其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庄园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那点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民众庄园主们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放达（自由）留给人间。

　随着庄园经济成为最高级的生产力，士族崛起，成为统治阶级。士族作为掌握财富的主体，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和经济自由。由此，以“豁达”、“个体自由”为理论核心的玄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体。

　　但是北方士族统治的社会还没有进入它的高峰时期，就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而夭折。

　　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古罗马帝国有一些类似，都是形式统一的大国，庄园经济。甚至连思想学术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

　　罗马帝国在3世纪已盛行斯多葛派哲学。斯多葛派哲学认为，宇宙存在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德行是唯一的美。

　　这和王肃引道入儒后的儒学思想何其相似，王肃也是放弃天命论，而提“天道”与德。

　　而中国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进入了蛮族执政时期。虽然南北二朝还都是庄园经济为主，可是政体有了很大的不同。东晋由于依靠士族部曲完成统一，并在之后依赖士族部曲力量。所以东晋和后面的宋齐梁陈，形成了士族专政的局面。士族一旦获得专政也不会轻易放手。皇权衰弱。即使是在南朝最强硬的宋武帝刘裕时代，士族仍占有很高地位。其推行的废除士族“免役”政策，遭到名士、寒士的巨大抵触。刘裕死后，三个顾命大臣中两个名士，一个寒士（也是士族）。可见士族在政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虽然刘宋之后，士族不能再与皇家共天下，但是南方的士族社会模式已经成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

　　南朝士族和皇家共天下，士族就要拥有荆州和扬州的实际统治权。在东晋，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焦国桓氏，先后做到了与司马共天下。皇家想改变这一局面，最终得到的结果，往往是被士族“清君侧”。（就是政变乃至换皇帝）

　　而在刘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后，为了防止再次产生与士族门阀共天下的局面，改用亲王督荆、扬。这样，在老皇帝嗝屁后，往往又迎来一波西晋“八王之乱”式的动乱。

　　这一时期，皇家内部因亲王督军，而矛盾很大。另外皇家和大士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大。皇家一有机会就打击大士族，而大士族在最终获得最高军事权力后，也就不再选择与皇家共天下，而是皇帝自己做。

　　皇家亲王督军权，使得皇家在继位问题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见，生死之战。几代下来，就像西晋一样，皇家人物凋零，最终不得不请大士族插手。

　　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从曹魏后，中国进入士族社会。高官士族们首要责任是维护其家族利益。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完全忠于皇帝的个例。但总体形势是，首先维护家族利益。因为士族个体的崛起，首先有赖于这个家族的支持，即使他有一些才华，也是因为家族的推荐而获得成功的。即使不是本家族的推荐，也是因为其他姻亲家族交叉推荐。士族个体的成功，首先并不全是来自于皇家的赏识，而是家族的扶持。

　　而在那种一人有罪，诛三族，诛九族的时代，士族个体的成败，直接关乎整个家族的兴衰。所以，他们首先是要对这个家族负责，他们负不起因自己出事而对家族的打击的代价。

　　这样，从统一的西晋开始，汉人王朝进入亲王督军，则天下乱；士族崛起，则“共天下”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一点也其实与后来西方历史发展的特点惊人类似。

北方王朝也在很长时间内，无力改变士族社会本质。因为，他把庄园主们都杀光，反倒会导致生产急剧下降。大多数人们生活更艰苦，政权也失去财政支持而垮台。

　　这一点应该很好理解，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庄园经济代表最高生产组织形式，你无法除去他。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大企业主都用法律或者暴力拿下，或者课以重税。盲目拆分大企业。后果将是，资本外逃，人民的生活更艰苦，社会所能创造的价值更少。

　　可是，北方王朝虽然也依赖于士族社会，但是士族没有绝对统治权利。因为，北方王朝是以“本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

　　这样北方王朝对士族的管控能力很强。在北方，士族往往有‘参政权’。即使如崔浩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没有执政权，军事决断权。

　　而南方士族在东晋几乎有‘执政权’，即使在宋齐梁陈也有很强的”干政权“。不要认为南方王朝的表面法制松散（那是对士族的），广大平民就能获得比较轻松的生活。政府少有作为，是让权于庄园主，而庄园主对人民的管理就更加的毫无法制，私刑泛滥。更糟糕的是，士族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源，将这种私刑和蛮横带到了庄园之外的社会中。使自耕农和小地主生活在惶恐之中。

　　而北方政权在无法排除对庄园经济依赖的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士族的方法。

　　这种政策不妨叫“内松外严”。为了满足生产，北朝首先承认士族在庄园内部的特权，以支持生产。士族庄园里管理的农民成千上万，如果士族在庄园内部没有一定的行政处罚权力，将无法调度、组织生产。就像今天各国对大企业在企业内也有一些法律倾斜。比如说，员工迟到五分钟或者早退，往往会被重罚。现在好多行政部门都没有罚款权，可是大企业内部却能轻松做到。

　　这里就又解释了，为什么明清基本没有大庄园主这个阶级（或许有少许这样的人，却没有这个“阶级”）。就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成为赋税的主体之后，王朝不再允许大庄园主这样的内部权力。

　　明清的所谓大地主和魏晋的大庄园主相比，简直就一个“破落户”。魏晋大庄园主直接管理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可以按内部法剥夺其生命（犹如西藏喇嘛对付农奴）。其中原因就是，明清大地主没有王朝更大的法律倾斜，明清大地主无法管控太多人。管松了，形不成强制生产；管严了，打伤佃户一只腿，扒了房，大地主就被县令扔进大牢了。明朝的亲王强抢民女，天子也要发配他到凤阳去守祖坟。

　　北朝对大士族阶层首先是“内松”，松到什么程度？甚至比南朝还松！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认了大士族阶层在庄园内部的宗主身份，权力极高。这一点比南朝对士族阶层还要好。

　　但是，北朝对士族阶层在其庄园外则管理甚严，不允许他们将庄园内的特权带入社会。打击乡间恶霸，尤其是对伤人案件严厉惩处。

　　大家要理解，那个时期的“恶霸”基本是士族庄园主，庄园主手下有几百上千部曲，单个的侠士武功再高怎么敢在他们面前做“恶霸”。

　　在士族社会中，士族有做“恶霸”的潜质。先不说他们对农田的贪婪，对自身无限自由的渴望，单就从经济层面讲，他们也有作“恶霸”的需求。因为，随着士族庄园主开垦农田的增加（清朝以前中国可开垦的荒地还是很多的），渴求大量廉价人身自由受限的劳动力。而购买部曲或强迫自耕农加入，是捷径中的捷径，成本最小，见效最快。

　　如果等着部曲内部小孩的自然繁衍，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清朝皇帝子女一半以上不能活到成年）则周期太长，太不划算。

　　所以，北朝对士族阶层的“内松外严”，不仅确保了生产、赋税，安定了社会。还产生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庄园没有庄园外部特权，逼迫他们比较重视保护庄园内部的原有农奴人身安全问题，重视人口增长。这样，北朝即使在庄园经济为主时，人口也比南朝多，农奴受到的保护也高，以至于被美化为”抚养如子弟“。后来，北朝破除了庄园“统治”的经济模式后，人口就更多，倍于南朝。使北朝可以靠人口经济优势轻松统一南朝。

　　士族社会买人、抢人，远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人口跟汉朝相伯仲，可是他们在一千几百年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所以，到了中世纪，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数倍，相当于中国宋代时，宋代人口上亿，而欧洲最大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本国人口不足千万。从罗马帝国开始，欧洲的奴隶社会是以奴隶贸易昌盛而成名的。到现在，中国学者基本不认可中国有过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当然承认有奴隶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很早就不存在这种繁荣的奴隶贸易。过去在读《中国古代史》时，也对这一点产生迷茫。按西方的说法，应该是占领一个地方，而将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变为奴隶。但是很显然，早到西周灭亡商国，不仅没有把商朝遗民当成奴隶，而贵族还是贵族，只是将他们弱化。一部分迁到各地，一部分建立宋国，这一点非常不符合西方人对奴隶社会的定义。这也说明，中国以“德”治国的理念，源远流长。和西方丛林哲学完全不同。

　　直到欧洲七年战争时期，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欧洲大陆才步入大革命时代。

　　战后欧洲人口少的可怜，普鲁士不足三百万，英国几百万，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也都是近千万。自大革命以后，人口才爆发式增长。

　应该说，不管是南朝皇族，还是北朝皇族，从自身利益和感情上都是很讨厌大庄园主们的。试想，有一个阶层，他们个个都能轻松的拉出一支上千人（甚至上万）的武装，哪个皇帝不提防他们。

　　我们在这里重点以东晋和刘宋为例说明，因为东晋对士族管理最松，而刘宋最狠。

　　即使是东晋，仓皇南逃，皇族缺乏力量，必须靠这些大族武装打下天下。但是，在东晋刚刚安定没几年，皇帝司马睿就开始急不可耐的开始限制士族权力。

　　讽刺的是，士族的全面特权，正是司马睿在三年前登基时公布的。司马睿登基时，为了争取士族们支持他，所有士族有官的一律官升三级，大小士族包括寒士，一律免除“劳役”（以前名义上不免，需要出钱免役）。所涉及的人数超过二十万。

　　当时朝廷限制士族权力，无非就是两方面。第一，命令士族释放一些部曲、食客。第二，就是给自耕农一些政策扶植，时不时的再免除一点政府贷款。另外就是，打击士族在社会上半抢半买土地，强迫农民依附的不良行为。

　　士族阶层大怒，于是王敦在荆州宣布“清君侧”。从荆州到石头城，一路上都是士族分子把守强关，竟没有一人闭关阻拦的。王敦一路上兵不血刃开到石头城西郊。大家不要以为王马共天下，王敦的实力就超强了。因为当时王敦还没有拿到扬州的兵权，实力并不比见比窝在石头城里的司马睿强。可是火烧眉毛时，司马睿派出三路大军，全部由大士族统领。

　　实力最强的一路竟然是王敦本家王导，去哪里赢！另两位是周顗和戴渊，他们是原南方大士族。南方本土士族和北方来的士族有矛盾，本该好好打吧，竟然也不给皇帝出力，一上来就败了。王导巴不得二军败绩，也不援助，直接给皇帝上表，说自己这一路也败了。

　　王敦心中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对王导说：“周顗、戴渊应该封为三公（政治局常委），这是肯定的了。”王导没吭声，王敦又说：“那怎么也得当个副宰相吧（尚书仆射）。”王导还是不语。王敦就说知道了，把周顗、戴渊骗来杀了。可见，南方土著士族和北来的的士族矛盾很深。但是皇帝敢动了士族阶层的奶酪，没几个人真心助他。

　　其实，在王敦出兵时，他身边强者林立，但都不去抄他后路。可是几年后，王敦临死时想过把皇帝瘾，以王导、王氏家族为首的大小士族都反对他。王氏家族的官员也和他兵戎相见，王敦败亡。可见，王敦清君侧的成功不是军事成功，而是政治成功。东晋一朝的皇权衰弱，不足以动摇士族统治基础。

　　东晋皇族再一次公然和士族作对，是在司马道子执政时期。趁着桓氏和谢氏大人物的去世，道子和他儿子以为时机到了加强皇家集权。可是有着地方实权的大士族，马上开始攻击他们，多次找借口抨击他们。虽然再没有哪个士族能有和皇家共天下的实力，但是墙倒众人推，他们最后被士族灭掉。

　　到了南朝宋齐梁陈，皇家不再和士族共天下，往往以亲王督荆州、扬州。刘宋对士族最狠，一有机会就把大士族铲除。可是，植根于庄园经济的士族统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庄园经济没有没落之前，皇帝再有才干也很难动摇其根本。有时刘宋甚至小批量的族灭士族，可是他们留下的官位，还要由大批的下层士族也就是寒士顶上。在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不变之下，这些人也很快也发展成大士族。这里面最著名的是兰陵萧氏，他们本来是寒士中的寒士，后来跟着刘裕沾亲带故一同起兵，成为了大士族。

　　刘宋往往提拔中低等士族，也就是寒士。可是这些人也会很快发展成大士族。例如史书记载刘宋的颜师伯，“颜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朝拜、纳贿者门庭若市，家产积聚丰厚，妓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宅第，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不可一世。”

　　这里有某些专门爱挑骨头的会说，你说的没道理，士人有品流，所谓“士庶天隔”。相对而言，寒士（寒士也是士族）当了高官，也不能入士级。这一点上大家还不能太认真，皇帝都可以换，他个士族有什么不能换的。就是在如此严格的审批之下，也会有很多人插队。一般士族就来自跟上一届皇帝搞篡位活动，还有军功，这都是以前士族的插队来源。到了南朝，还出现改祖籍冒充（欧洲也有这类现象），以欺骗手段冒充士族的。在南朝，几十年皇帝都换一拨，士族除了个别名门有什么不能换的。

　　从东晋到南陈，刘宋对士族最狠。大州刺史往往选亲王来做。可是亲王督军事，又回到了西晋末期八王之乱的局面。王公凋零，士族又占了上风。

　　同样，士族对刘宋也不手软。在刘裕死后不到两年，三位顾命大臣就把小皇帝废了，没几天又把小皇帝杀掉。这是士族希望政府回到东晋门阀时代的一次努力。

　　原因有二。第一，废立皇帝，皇帝必须有大错，没有也得栽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是小皇帝还真就没什么可被废的理由。没杀过士族，没办过坏事，只是贪玩，就这也可被栽赃。十七八的小皇帝，一登基就能干好，还有他们顾命大臣什么事。

　　和遗臭万年的前后废帝比，刘义符就是一个十足的天使。

　　第二个依据，在选择新皇帝上，因为刘裕的二子刘义真聪明，有威望；顾命大臣不仅不选他，还把他偷偷宰了。选了看起来文弱又没有母族势力的的老三刘义隆，即宋文帝。可是没想到，宋文帝对待士族可比他爹手辣十倍。在他坐稳皇位后，把顾命大臣和参与废立的高官全部杀掉。

　　刘义隆后来不想传位于不肖的太子刘劭，刘劭就问在刘宋时代才成为大士族的兰陵萧氏该怎么办。萧斌竟直接说，杀了你老爸不就得了。刘劭果然当机立断，趁夜骗开宫门，杀了皇帝老爹。从始皇帝起，杀老爹继位的，刘劭是头一个，所以历史恶搞的称他为宋元帝（元凶）。

　　可是，刘宋一朝对士族比较压抑，可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皇族在每一次继位战中，都血拼到底。

　　大士族也对皇帝不再抱有幻想，一有机会对皇族也是出手狠辣。最后不再幻想和皇族共天下，执政后就自己做皇帝。刘宋建国不到60年。共有九位国君，最后一帝（被杀）是萧道成的傀儡。先不算他，单说另八位，出了三个废帝，五帝被杀（含三废帝）。惨烈异常。

　　后面的齐梁陈三朝，既不想像东晋一样和士族共天下，也不敢像刘宋一样给亲族过大兵权，于是想了个方法。反正大士族有的是钱，他们要的是声名和社会地位，于是就为大士族子弟杜撰出一些“官名”，位高又没事干。可是皇家也还是要用人，就只有选寒士干‘办事’的官。可是寒士并非庶人，他们几代为官之后也和大士族一样，只是不能一起步就是高官。

　　总之，南朝即使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看齐庄园经济的生产力之后，仍无法摆脱士族统治。因为士族的力量与意识形态已经尾大不掉了。（只有像西欧一样，靠大革命剪除，如果侯景革命都无法铲除，那就由北方来统一）

　　由于南朝士族不仅在庄园内有特权，还在社会上有特权，以至于不仅自身有力量，还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拥有‘评品流’的特权。庶民乃至低等士族就是富可敌国才高八斗，他们一样看不上你，给你评个七品的‘劣士’。你也只有老老实实滚回家。因此名士多数时候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最典型的就是顾荣一扇退万兵的典故。

　　很多中国历史爱好者乃至史学家错误的认为，南朝只是被北朝早早灭了，否则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迟早会自发走出士族社会。

　　是的，他们发展下去，迟早会走出士族社会。可是这个过程将会出人意料的长，甚至长过欧洲中世纪（从罗马帝国分裂到法国大革命的跨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变形走样。这种观点就好比说美洲没有哥伦布发现会迟早进入铁器时代一样能够成立，但是没有现实意义，虽然美洲不缺易于开采的富铁矿。

看看古罗马之后，到了公元1800年左右，欧洲大陆的农业生产才走出贵族的庄园模式。

　　最晚在蒙古西征以后，欧洲得到了成熟的中国灌钢技术，在农业科技上，走出贵族庄园制没有问题。可是最后是到500年后有了殖民地的巨量财富加上法国大革命才走出庄园制。

　　当然，我们不能从西方的贵族社会自身发展找寻现成答案，可是我们可以寻找一点灵感。

　　到了四世纪，罗马帝国学术界发展出“天命论”，就是说贵族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这种区别是天定的。

　　士族贵族都对国家持有政治无为思想，这种无为是希望国家让权于士族，由士族来管理民众。这样，士族们就希望皇权衰弱。

　　在帝国瓦解后，贵族有钱、有人，可以轻松流动。你这个国家乱，他可以去那个国家继续享受爵位甚至继承王位（比如卡佩家族开枝散叶），贵族国家理念不强。可是，基督教当时在西欧各国发展，不管他们走到哪里，还是上帝子民（就是要受教会管控）。所以，西方社会走成宗教型国家，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而再往后发展，宗教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司马炎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神，只推崇祖先。虽然永嘉后，佛教首先由于石虎浮屠澄的扶持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更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至于梁武帝也要四次舍身佛寺。

　　儒学和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儒学首先强调“学习”，不管是《论语》，还是《荀子》，开篇第一章都是讲“学习”。《论语》第一章为《学而》，《荀子》第一章为《劝学》。因为儒学本身就反对“天赐之权”，人们要先学习，才能读懂它。古代没有白话文写作，五经极难被读懂。就拿《尚书》、《春秋》来讲，太难被一般学者读懂。更不要说今天的那几个叫兽。古人不写大白话，就只能给《论语》、《春秋》作注解。光在战国时候，《春秋》的注书出名的就有几种，可是一般的学者，连注解也看不懂，所以就要注上再加注。这样，四书五经成了一门庞大的学问，涉猎极广，不认真学个三五年，连门都摸不着。儒学统治两千年，这也是中国人爱学习的深层原因吧。

　　可宗教就不是这样，宗教更多的是口传身教。在没有文化人群中更容易普及，比儒学容易太多，它不需要普通人懂得真谛。宗教的第一要点不是“学”，而是要“信”（所谓迷信就是这样来的），你首先“信”了，后面的就好办了。所以西方中世纪愚昧是必然的

我们从西方士族社会的思想学术，后来走成“天命论”，最终走成宗教型社会来看， 中国南朝要靠自身走出士族统治，难于登天，而且很可能变成阿三那样的种姓社会或者暗无天日的西藏双修欢喜活佛统治。

应该说，北朝一获得政权，在政体上就力图摆脱士族统治。前面说了，北朝是以本族或士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北朝没有走出的只是士族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当然北朝也大量用士族出身的人做官。

　　在北朝没有走出庄园经济之前，就已实行对士族内松外严的管理方法，使北朝的庄园经济得到恢复，使长期战乱分裂的北朝，在经济上恢复了活力，人口也得到增长。随着农业技术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灌钢”技术划时代的发展，到了北魏时期，锋刃的镰刀可以大规模生产，进而应用于农业生产。这样，以家庭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可以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从此，中小地主可以获得比较稳定，比较高的粮食产量，他们也可上缴更多的赋税。北魏这才开始有能力大力扶持自耕农和小地主，实行均田制，建立小农经济式的社会。

　　北朝由本族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展开了均田制的建设。不管是士族本人，还是他的食客、佃户，甚至奴隶，都可依法获得农田。从此很多农民摆脱了豪强大族经济控制。士族庄园经济垄断被打破。需要注意的是，士族庄园在生产中的地位慢慢的不再占优势，但庄园经济在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消亡。

　　北朝实行“均田制”主观原因是为了增加赋税，而并不是为了消灭士族。因为北朝法律严苛，士族对整体社会危害不大。在北朝，即使是最大的士族“五姓七家”，也只能享受南朝寒士在政体中的地位。南朝的大士族子弟一起步可就是三品高官。

　　士族庄园经济统治地位在北朝被动摇，而且小农经济获得了极大地发展。北齐编写的《齐民要术》，是一本针对小农经济的农书。而在这之前，占主要地位的农书《四民月令》是一部针对庄园农业生产管理的书。由于，残唐五代的庄园经济还占有相当地位，所以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直到唐末庄园经济还很重要。但是从历史长河看，他这个说法缺乏根据，不能拿一个帝国末期的经济情况，来覆盖整个帝国时期。我们知道，唐末又出现军阀割据迹象，粮食生产对于军阀来说生死攸关，由此产生一定的管制农业。农业再次倾向庄园制，这很正常。土地在帝国末期再次加剧兼并，即使在明清末年也曾经出现过。不能由此认为，明清整个时期的农业情况都是这样的。

　　农民能摆脱豪强士族的控制，首先的原因不是“均田制”，而是农业技术的发展。这其中“灌钢”技术的成熟是重要的标志性科技事件。锋利刃口的铁农具可以批量生产，价格大大降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完全有道理。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早期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炼丹术士）。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百炼钢快速进化到“灌钢法”。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近千年。

　　东晋赠送倭国的宝刀，为百炼钢法制造。这种造钢法，费时太长，没多大意义，倭国现在还拿来装逼。曹操曾为自己打造五把宝刀，五把刀同时打造，竟然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所以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还需要“抢收”粮食。因为，粮食成熟伴随降雨，以前小农经济下没有足够数量的锋利镰刀。即使家中有十多个棒劳力，也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年的辛苦泡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中国有了进入小农经济的必备条件。北朝政体中士族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北朝比较顺利的向小农经济转变。

　　同时南朝虽然也想效仿“均田制”，但因士族的反对，总是无法开展，或半途而废。因为南朝士族武装势力太强了。最后，北朝率先走出士族统治经济，人口大量增多，产量大幅提高，国库充盈。北朝最后人口三千多万，而南朝人口不足千万，北朝靠压倒性的实力统一的南朝。

我们回过来看看东汉士族的崛起。在士族崛起时，他们必须努力学习调配工具，组织人员，还要努力学习农业知识。这其中最著名的农书是《四民月令》，叙述田庄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种农业活动。像光武帝刘秀就很会种田

　　这个时代，士族是最勤奋学习的群体，最有“管人”经验的群体，比如司马炎的爷爷辈司马八达个个才华出众，都是国家栋梁，封侯拜将。他们岂能不崛起。　　

南朝在新科技普及之际，没有走出士族社会，产生了一个悲催的现象，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士族的颓败。按说科技发展了，士族不用再去辛苦的调配、组织农业活动，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他们应该更强大。

　　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农业科技的发展，士族的食客、佃户、部曲不用士族们的调配、组织，就能更好的完成农业的生产。大士族不再需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可以坐享其成。大士族经济地位更稳定，他们彻底失去学习的动力。他们不关心实务沦为废宅，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闲谈装逼；他们成了社会正真的寄生虫。焉能不衰弱。最后侯景渡江鼓动奴隶造反，大士族不但无力抵抗，甚至死得也很窝囊，连逃跑能力都丧失了。怀抱珠玉活活饿死

　　可见，当新技术到来之后，还沿用旧的社会组织方式，其危害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