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值得尊敬的小人物？ 第1页

说说两位明英宗时期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吧。

一个叫袁彬，托了明史近年来普及的福，稍有名气；另一个叫杨埙，基本不为人知。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他之前信用的一个太监喜宁公公，投靠瓦剌人首领也先，成了侵略者手下红人，尽告边关守备详情，给瓦剌军出谋划策，同时对朱祁镇各种迫害刁难，欺凌故主。

而朱祁镇身边信臣，非死即逃。唯有一个锦衣校尉袁彬留了下来。

这时的袁彬，已接替父职做了十年的校尉而不得升迁，年纪也到了中年；其个人奋斗前途显然非常有限，绝对不属于大明帝国官场中春风得意的那类人。不论从哪方面，都是几十万北征大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可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将这个小人物推上了大舞台，他也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成为后世记述这段历史时，不可缺少的一份暖色。

袁彬顶着喜宁的压力，对朱祁镇不离不弃，将他照料得无微不至。

朱祁镇在寒夜难以入眠，是袁彬解开衣襟帮他暖脚；每逢随军到车马不能行的泥泞地，是袁彬背着朱祁镇前行；

朱祁镇遥望星空长吁短叹时，是袁彬时时宽慰，打消他寻死念头；

朱祁镇和瓦剌人的各种交涉，都由袁彬做为中间人一力承担，尽心竭力为他筹谋；

朱祁镇写给孙太后、代宗朱祁钰、众群臣的书信，都是请袁彬代为起草和执笔；

也先想招朱祁镇为妹婿，又是袁彬苦口婆心劝说，让朱祁镇婉拒此事，因此不致有“生为俘虏却贪恋敌寇女色”之嫌，损伤自己声誉；

他的竭诚无私和赤胆忠心，让朱祁镇对他依赖备至，如幼弟对长兄一般依赖，将他当做了自己的生活支柱。两人出入同行，寝则同床，几近形影不离。

喜宁因此怀恨在心，有次唆使也先，要将袁彬五马分尸。朱祁镇放下大明天子尊严，苦苦哀求，跪地哭诉，让也先饶了袁彬一命。还有一次袁彬受了风寒，朱祁镇急得用身子紧紧抱住他，发了一身大汗，竟然好了。苍天亦庇佑善人矣。

袁彬保护朱祁镇，怒斥喜宁。——《大明王朝1449》

也先俘虏朱祁镇后，野心膨胀，更欲南侵大明，挟制朱祁镇攻宣府、攻大同，令他在关下叫门。幸好两关守将拒不开门。其后，喜宁领瓦剌军改道攻紫荆关，四日破关，杀守将孙祥，打通了直抵北京城之路。一路沿途不知多少黎民百姓，因此惨遭瓦剌军蹂躏。

又是袁彬定下计策，诱使喜宁充任替瓦剌勒索大明的使节，同时密信于谦，请于大人帮忙斩了这个奸佞小人，也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和瓦剌军的败退，除掉了一个狡猾劲敌。

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朱祁镇回国了，不出意料地被囚入南宫。袁彬也理所当然地仅升一级，被授予锦衣卫百户，他的功劳和忠诚，在瓦剌一年的传奇经历无人在意，或刻意不被在意。就像通常那些偶尔跃入历史大潮的小人物一般，终究要回到碌碌众生中去。

几年后，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为帝，立刻对袁彬升官加爵，让他掌管锦衣卫，为都指挥，所请之事无不听从，各种厚赏。先赐给他原内阁辅臣商辂的居所，又特意为他别建宅院。还让自己母家的外戚出面，给袁彬续弦主婚，并时常召入宫中，谈论当年患难时事。

可惜， 故事到这里发生了转折，不再是一个蒙难皇帝和护驾忠臣终得圆满的童话故事。

又过了几年，当时最为朱祁镇宠信的锦衣卫已并非袁彬，而是参与“夺门之变”的门达。其人广布旗校于四方，制造多起冤案，按察使、参政、巡按这级地方大员被他罢免和下狱无数，因此权倾一时。

而朱祁镇经历瓦剌囚俘、南宫岁月，他不信群臣，不信宗亲，只信厂卫，需要以特务统治来威慑百官，门达和逯杲（此时已死），便是他最信任的耳目和鹰犬。

（之前一个匪夷所思的案子，朱祁镇曾经为了维护这些鹰犬的权威，不惜在毫无凭据时将错就错，硬指自己的堂叔弋阳王朱奠壏母子乱伦，将其二人处死并焚尸。）

到最后，满朝文武就剩下内阁首辅李贤和袁彬两人，不肯对其顺从，因而成了门达的眼中钉而深恨之。

门达查访到袁彬的继室之父千户王钦骗人财物，便奏请朱祁镇，将袁彬定为此案主使，下狱，然后判了自赎徒刑还职。（《明史》误将写为王钦写为袁彬妾父，其实此人是朱祁镇舅舅孙显宗的姻亲，这门亲事还是朱祁镇拉郎配的……）

这一投石问路后，门达认为袁彬自持的旧恩已不足道，便再接再励，依次给袁彬加上了受贿请托、收受叛臣石亨曹钦贿赂，用官府木材建私宅、向督工的宦官索要砖瓦、夺人子女为妾等等莫须有罪名，对袁彬严刑逼供，此时年近花甲的袁彬，被拷打得遍体鳞伤。

从前生死相依的知己和恩人，正因他品行正直无私，对此时的大明皇帝而言，已远不如那些毫无道德下限的小人有用。所以朱祁镇就一句话：「随便你怎么整，人别弄死，给我活的就好。」

【时门达恃帝宠，势倾朝野。廷臣多下之，彬独不为屈。达诬以罪，请逮治。帝欲法行，语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达遂锻炼成狱。】

天下人都知道袁彬是冤枉的，都在为皇帝当年的恩人落到如此下场而不平，可惜“内外咸冤之，莫或敢发也”。

这时，一个和袁彬素不相识的漆工杨埙，另一个在帝国亿万生灵中犹如草芥的底层小人物，因此愤然不平，击登闻鼓冒死为袁彬诉冤，上疏更直斥大明天子本心：可还记得袁彬当日“保护圣躬，备尝艰苦”之功？“陷彬于死，虽止一夫，但伤公论，人不自安”更是诛心之论。

袁彬一命于国家政事本是一件小事，可一个忍心如此对待自己大恩人的君主，心性实在太过可怕，足以令天下所有人不寒而栗。

杨埙疏云：「正统十四年，驾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护圣躬，备尝艰苦。及驾还复辟，授职酬劳，公论称快。今者无人奏劾，卒然付狱，考掠备至，罪定而后附律，法司虽知其枉，岂敢辨明。陷彬于死，虽止一夫，但伤公论，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审录，庶得明白，死者无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无禄秩，见此不平，昧死上言。」

「ps：历朝历代在国都或陪都设有登闻鼓，由专人管理，一有冤民申诉，皇帝必须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小民之冤，亦可因此上达天听。

明太祖朱元璋沿袭此制。所以杨埙即使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漆工，也能仗义击鼓鸣冤。

直到清朝才特别规定，击鼓者不分是非，先先廷杖三十，以防所谓“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而且“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才能击鼓，否则重罪严惩，登闻鼓制从此形同虚设。」

朱祁镇不得已，却令门达审理此案。门达拷打杨埙，用尽酷刑，逼他自称是首辅李贤指使，欲借此案将李贤和袁彬定为一党，好将朝中异己一网打尽。

杨埙假意顺从，却在午门外众臣会审时翻供，当众揭发门达如何污蔑大臣，同时袁彬也历数门达纳贿情状。门达以为大势已去，气极无言，几乎垂头待死。

岂知正义终究还是没有伸张。朱祁镇和朝廷法司最后的裁定，却是袁彬叛处绞刑，输财赎死，贬去南京，之前朱祁镇特命修建的居所也被拆毁；杨埙诬告门达，本应处斩，从轻改禁锢。

袁彬到了南京，闲住无事，开始回忆和整理当年和朱祁镇的点滴，将他们在瓦剌时的经历写成《北征事迹》，是后世研究这段重要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行文字里行间，并没有丝毫的怨愤，反而带着怜悯和温情。

或许也只有沉浸于这种回忆中，他才能真切感觉到瓦剌时那个寒夜中搂着自己哭泣颤抖的那个少年人，并不是高举皇座九重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子。

直到朱祁镇死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门达失去靠山，被众臣群起弹劾，被罢职流放，而袁彬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重新掌管锦衣卫。袁彬还是一如既往地厚道与仁恕，特意去给门达送行，对这位差点致自己于死地的老同事，赠送大笔程仪。

之前的锦衣卫缇帅，大都弄权索贿，声名狼藉，天下苦之。而在整个朱见深在位的二十三年里，袁彬治下的锦衣卫却异常安静，尽忠职守，大有长者之风。

年届九旬高龄的袁彬去世时，已经是朱祁镇的孙子在位时了。这时德高望重的他，是大明的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其母邹氏、其妻王氏都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两个儿子被特许世袭锦衣卫都指挥佥事。

虽没有被封爵，也得以和大明一众勋贵联姻。（长子娶了名将兼名臣，靖远伯王骥的孙女；一个女儿嫁给定国公徐家的孙子，另一个嫁给了西宁侯宋恺。）

前半生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一番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终究也算是位极武臣，寿终正寝。

而另一个小人物杨埙，也在袁彬冤案平反的当年被释放，成为天下知名、士人尊敬的义士。

朝廷想破格授予他官职，表彰他的义行，让他摆脱底层民众的境地，却竟然被他拒绝了，视官职名利如粪土，宁可以自己的漆工手艺糊口。

他的父亲曾遣人去日本习得该国的泥金画漆法，而天资敏悟的杨埙则潜心对其加以改进，创制了五色金钿并施法，所做漆器之物色，让倭人也自叹不及，被当时称赞为“其艺绝出古今”。

遂有士人特别为他撰写传记，称颂他「于袁彬无恩，于门达无隙，又非御史言官职责所在，却能以公论所激，挺身以突虎口，仗义维护国家栋梁、指斥权奸」，也因此得以流芳青史，传于后世。

在大明王朝官方史书《明实录》的《英宗实录》一卷，记下了“义士杨埙”这个名字。

男儿汉大丈夫行事坦荡，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得起祖宗家国，则奸佞或负你，君王或负你，苍天大地不会负你，斑斑青史不会负你。 因此，这终究是个好人终有好报的幸福故事。

谢邀，介绍一位神秘的小人物，但是他的历史作用可太大了。

他的名字就叫丁龙！

一、

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出了一份寻人启事，寻找100多年以前一位名叫丁龙的中国人。2012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也在《华人世界》中，寻找这个丁龙。除此之外还有《南方周末》等媒体也都寻找这个人。

那为什么要寻找这个人，这个人究竟干了什么，这还要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和米亚夫妻的故事寻人启事的故事讲起。

保罗•安德尔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副校长，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倡议将东亚系肯特楼更名为丁龙楼； 米亚•安德尔，保罗的夫人，美籍日裔，早年学法语，从未接触过历史钩沉。从寻找丁龙开始，成为职业“考古”学家。

前些年，安德尔夫妇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看到学院“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头衔是世界汉学学者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他们原以为这个丁龙是一个当时的大人物。但是发现丁龙仅仅是一个一百多年前到美国的一个普通华工。正是因为他当时捐助了一万两千美元，哥大才开设了汉语专业，这也是东亚学院的前身。哥大的汉语言专业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影响巨大，民国时有一万多中国人到此留学，象胡适，陶行知，徐志摩，冯友兰，马寅初、闻一多等人都在此深造。一个普通的华工间接推助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米亚早年专攻法国语言文学，此前从未做过任何跟历史有关的工作，这个故事让她着迷，甚至走火入魔。她对丁龙产生强烈的兴趣。

2、

２００５年秋天，米亚开始全力以赴挖掘整理丁龙的身世，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２月，她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大量地阅读旧报纸，翻拍照片；驱车去到卡朋蒂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线索，但是，能够得到证实的丁龙的生平事实少得可怜。在夫妻两不断的努力和研究下，总算能把丁龙的人生经历大概梳理出来。

丁龙，1857年生于中国广东，他的童年经历和家庭情况现在一无所知。1875被“卖猪仔”，来到美国当一名华工。1901年6月28日丁龙写给哥大校长写信，要求设立中文教学项目以及愿意捐款一万二千美元。至今哥大东亚系在介绍本系历史时，就引用此信，表明哥大东亚系饮水思源不忘当年创立者的心意。1906年回到中国，再也没有任何他的任何消息。

那么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华工怎么挣到12000美元（相当于今天两千万人民币），他是靠什么起家的？又对当时美国社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就要必须提一个人：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加州发现的金矿，引发了淘金热，卡朋蒂埃立刻前往加州，并在加州建立了自己公司。后来创办加州银行，并成为总裁。卡朋蒂埃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取名奥克兰，并自任市长。他拥有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大量股票，后来又兼任加州电报公司和欧弗兰电报公司的总裁，建立起第一条从西海岸通到犹他州的电报线路，连接了美国东西岸。同时他也是数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是说是加州最有影响力的大亨。

而丁龙一开始就是在加州建铁路的华工，后来成为了卡朋蒂埃的众多家仆之一。当时卡朋蒂埃的不择手段和暴脾气是当地出名的。一天，就是喝醉了酒，他怒骂惩罚所有的仆人，说要将他们统统赶走。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被早就心有不满的仆人们全都走了。卡朋蒂埃一生未婚，偌大的房子中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心情凄凉。但没想到的只有丁龙留了下来。卡朋蒂埃问他为什么能够忍受不走，丁龙说起自己记得孔夫子说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从这时开始，卡朋蒂埃被丁龙的善良真诚所感动，也开始真的了解东方的中国文化。二人关系也从主仆关系转变成朋友关系。丁龙成了他的朋友兼管家。

1889年，卡朋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1890年，丁龙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统计报告中，当时是作为卡朋蒂埃曼哈顿住所中的一员，被称为“华人帮佣”(Chinese help)，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经是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companion）了。

3、

卡朋蒂埃问丁龙，为了感谢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么回报。丁龙希望在美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了解中国文化。

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丁龙也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

但此时正是美国社会的排华时期，以一个中国仆人名字命名一所名校的一个文化项目这是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当时哥大的校长塞斯•洛非常犹豫。

卡朋蒂埃的便多次写信高度赞扬的丁龙的人格：“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

“……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也是７月２０日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书信中，卡朋蒂埃他指出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偏见：“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也不是残酷和落后的中国的辩护者。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艰难。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去更多了解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大约７亿人们的时候了。在我们模糊的概 念中，他们似乎只是抽食鸦片、留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的野蛮的族群或崇拜魔鬼的未开化的人。”

这件事情在当时美国社会造成巨大的舆论和影响，甚至都传到了中国。当时慈禧太后听说以后，立刻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李鸿章和清政府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赠。

终于，西方文化近代史上第一个以中国捐款人的命名文化项目诞生了。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汉学系之一。以后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卡本蒂埃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4、

一个美国大亨为什么能如此帮助自己曾经的仆人推行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丁龙的人格魅力，更体会到了这人格后面的中国文化深邃。而丁龙，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也许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仅仅以卑微之身，微薄之力，让美国能更好全面的了解中国，其爱国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一个人并不是高贵并不是全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他的高贵更体现在他的人格和想法上。这点正是丁龙赢得卡朋蒂埃尊重的原因。1901年卡朋蒂埃和丁龙从中国回来，两人共住一个高级包间。旁边的乘客提出抗议，要求这个中国仆人去下等仓。卡朋蒂埃告诉大家，他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而这位中国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于是此后，船上的人以便以崇敬眼观去看待丁龙。

在这个真实故事里我们可以感到，在卡朋蒂埃眼里，丁龙不就是一个让他知道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朴实的哲学家”么？

但是1906年，丁龙买船票回到中国，以后他回到中国住在哪里，又干了什么，再也找不到任何资料了。一个普通人面对回国可以出名的机会却保持了沉默，这样的灵魂不高贵么？从一个华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本来也是传奇。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建立世界上最好的东亚学院，这样小人物人不值得尊重么？

米亚认为丁龙回到中国以后查不到一点消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英文名字“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译音被翻译为“丁龙”，可是Ｄｅａｎ可能并不是汉语中的姓氏“丁”，而有可能是“田”。在英国伦敦发现的资料上，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后面所附的汉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天 ”，有可能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的中文名字很可能就是“丁天龙”。

说个抗日战争的故事吧。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头，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他刚刚将全日本纳入自己的控制下，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李朝，以及李朝背后的大明。于是在秀吉的命令下，整个日本都开始动员起来，厉兵秣马，准备对半岛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侵攻。

这场在一年之后爆发的战争，被称为壬辰战争，前后持续了足足七年，规模巨大，伤亡惨重，将中、朝、日三方都卷了进去，对东亚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为了筹备战争，提前一年在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地区开始囤积大量物资、士兵，修建名护屋、打造火器、兵器和战船，蓄势待发。至于李朝和大明，他们对此全无觉察，没人注意到即将飘过来的战争阴云。

但也不是完全没人觉察。

日本人在九州的频繁活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寇之手。因为他擅长医术，便幸运地活了下来，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本土。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视为心腹。

进入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保仪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许仪后对大明很了解，傲慢自大又迟钝，不能指望朝廷主动对日本的举动有所警惕，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他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并完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发战争的日期只差一个月——以及日本的侵攻路线图：“翌春渡高丽，征辽东，取北京城”。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 日夜并杀。斯时也, 倭不及饱食, 丽不及为应, 途分主客, 后无援兵, 不习水战, 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 合如契卷内中所云” 。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甚至朝鮮国王和臣下聊天，都把许仪后挂在嘴边：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上曰：“賊有添兵之勢乎？”忠謙曰：“觀許儀后書，則言日本之地六十六州，而來寇我國者，只六州云。若六十州有餘丁，則秀吉兇狡有餘，豈不繼援乎？許議后言六十六州，不如中原之一州，      

       《宣祖实录》二十八年二月六日。上曰：“然。倭賊本是禽獸，其於天朝求封，有何關乎？”經世曰：“倭賊通書于中朝曰：‘日出處天子，寄書日沒處天子’云。自爲一方天子，此乃犯順之意也。”上曰：“以許儀后上書見之，則可知矣。”      

当时还是兵部尚书的石星，仔细地研读了朱均旺带来的许仪后报告，又综合了朝鲜以及明军搜集来的各路情报，惊奇地发现，日军开战前后的动向，与许仪后的报告惊人地吻合。

石星心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才，他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于是他提笔给福建巡抚许孚远写了封信，让他派精干的人前往日本九州，去会一会这位许仪后。许孚远接到石星的请求以后，很快召见了两个锦衣卫的指挥使，一个叫沈秉懿，一个叫史世用。沈秉懿老不堪用，很快被淘汰，许孚远见史世用这个人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史世用把自己化妆成商人，和另外两位同伴张一学、郑士元乘坐海商许豫之船前往日本。他一路飘洋过海，最后在七月四日登陆于九州平户川的内浦港——顺便提一句，三十一年以后，一个叫做郑成功的中日混血，是在这里降生。

史世用登陆之后打听了一下，发现自己下船下早了。内浦和萨摩虽然同属九州，距离还是差的有点远。他再一打听，得知岛津义久和许仪后去名护屋去见秀吉了。他胆子不小，直奔名护屋而去。到了名护屋以后，他与张一学兵分连两路，史世用去找许仪后，张一学、郑士元负责去把名护屋的地理形势偷偷画下来。

名护屋是日军的侵朝大本营，军队补给俱从这里发出。有朝一日万一明军打过来，这些情报便有了用武之地。

专业的情报人员，素质就是不一样。史世用没费多大力气，就联络上了许仪后。许仪后对史世用的到来喜出望外，他万万没想到大明居然会派人来主动联络，这对于一个寂寞的海外赤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

不过许仪后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名护屋是秀吉的地盘，耳目众多，他让史世用先返回内浦，稍微联络。

八月十三日，秀吉跟岛津义久谈完了事，让他返回萨摩。许仪后找了个机会开小差，溜到了内浦，并于八月二十七日见到了史世用、张一学、郑士元和许豫。史世用向他提出来，听说岛津家对秀吉一直不满，能不能见一下。

岛津家当初在岛津义久的带领下，于户次川之战打败丰臣军，种下了祸根。后来秀吉亲自率大军讨伐九州，为了保全岛津家，义久不得不宣布出家归隐，把家督之位让给弟弟岛津义弘，投降秀吉。

在去年六月份的梅北一揆中，岛津义久在秀吉的逼迫下，不得不要求自己的三弟岛津岁久剖腹自尽。所以要说岛津义久对秀吉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许仪后说，要见藩主不易，不如先亲近他身边的重臣。内浦港恰好属于岛津家重臣伊集院忠栋的领地，应该先去拜会一下他。

九月初三，许仪后带着许豫、史世用前往伊集院忠栋的府邸，名义上是作为客商拜访，由许仪后做翻译。伊集院忠栋老奸巨猾，一见许豫就眯着眼睛说：“我看你不像是商人嘛。”许仪后赶紧说：“也算是大明的一位武士吧。”两边都试探着说了几句客套话，没谈出什么实质内容。伊集院忠栋倒没细究，还送了一副铠甲给许豫。

没想到这次会面，不知为何被泄露出去了。到了九月十九日，有个叫玄龙的和尚跑来找许豫，说“你是不是大明福建官府派来侦查情报的呀？”许豫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也不否认：“没错！你们侵略高丽，胡作非为。我们万历皇帝不愿意杀戮太重，派了沈惟敬来讲和。许军门派我过来调查你们的虚实，看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一番话半真半假，玄龙和尚也怕自己担上破坏和谈的罪名，只得悻悻离开。

在此之后，史世用感觉到有些危险，放弃了面见藩主的想法，一心一意搜集各类情报。

时间推移到十月份。当时岛津义弘驻扎在巨济岛，瘟疫流行，义久派了许仪后前往高丽去当医生。许仪后走了以后，史世用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也乘船离开归国。可惜他运气不好，中途碰到了台风，不得不返回九州。

很快岛津义久和伊集院忠栋派人来调查许豫，许豫坦坦荡荡地把自己对玄龙和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岛津义久点点头，没有扭送他去见秀吉，反而拿出一封信和一些礼物，请他转交给许孚远，算是官方答复。

这封信里没提及任何战事，只是说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贸易还是要开展云云。这是岛津义久留下的一点心眼，希望万一日军在朝鲜不利，也不至于波及岛津家的生意。

许豫得了岛津义久的批准，在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日本，史世用也在他出发前后不久乘坐另外一条船离开。他们前往日本的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许豫于同年三月一日顺利返回福建，回来以后，他问许孚远，说史世用回来没有？许孚远一楞，我还正要问你呢。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同样是今年一月份出海的史世用，居然到现在都没动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他还在九州……

史世用出海以后，满心以为可以尽快返回福建，上报情报。可他万万没想到，船还没走多远，居然又遭遇了强台风，真是太倒霉了。在大自然的暴虐天灾之下，船队全都沉没，张一学在海难中丧生，只剩下他跟郑士元两个人幸免于难，被海浪推送回了九州。

两个人身无分文，语言又不通。此时许仪后已经离开日本，许豫也不在了。举目无亲的两位间谍，在日本渡过了无比凄惨的七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底，两位琉球的使者到日本拜访秀吉，顺便侦查情报。他们走到萨摩的时候，忽然被两个乞丐拦住。这两个乞丐穿着破烂不堪，口称是大明指挥史世用与承差郑士元，希望能得到帮助返回福建。

比起日本，琉球毕竟还是亲近大明。使者当即把两人藏匿起来，带上船返回琉球。琉球人对史世用颇为照顾，特意派遣了朝贡船给他送回国。史世用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回总算他娘的可以回家了。

然后，然后他又遭遇了风暴……

朝贡船快接近福州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把船只一口气吹到了泉州泉州府平湖山附近海域，吹的是人仰马翻，几乎全船罹难。史世用福大命大，硬生生熬过了这一劫，被大明官府救援下来。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朝鲜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说回到许仪后。

战争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一年，中朝联军与日本停战，双方坐下来和谈。日方的小西行长和大明方面的沈惟敬，两人联手搞了一个惊天大骗局，试图把两边都瞒住。（这是另外一个大故事了）

当时许仪后就在巨济岛，对前线动静很了解。虽然他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细节不清楚，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送了一封密信给当时的大明援朝总经略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大明使团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份，一个叫做吴景禧的朝鲜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朝鲜。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 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日军主力开始从朝鲜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朝鲜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请允许我再贴一次许仪后在万历二十年送别朱均旺的诗作。我想无论古今，正是有无数这样几乎湮没于史料的义士的存在，才能扛过一次又一次危难。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隗顺，生卒年不详，南宋首都临安的狱卒，因掩藏民族英雄岳飞的遗骨而闻名于世。
高宗年间，岳飞被冤杀于风波亭。英雄含冤而死，奸雄甚嚣尘上。

岳飞的尸首卧在临安的监狱里，畏于秦桧的淫威，亲人流放千里，门生故吏不敢叩门。

岳飞的遗体只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腐朽，最终化为白骨？

有一个人说，好吧，没有人收尸是吗？那我来收。

此人，临安狱卒隗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生年不详的人，一个在当时都不会有人提起，未来更不会有人知道的人。

可他，做了这样事。

他偷偷背着岳飞的尸体出城，悄悄埋在九曲丛祠边，他将岳飞的玉环系在遗体的腰上，又种上了两棵树。

他将这个事情藏在心里，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起，直到将死之时，他告诉儿子，岳飞被我埋在那个地方，你要记住了，岳帅一心精忠报国，总有昭雪的一天。

二十年后，宋孝宗赵昚即位，降旨为岳飞澄冤昭雪，并悬赏寻找岳飞的遗体。

隗顺的儿子找到官府，提供了埋尸的地点。

最终，岳飞的遗体被起出，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是为“宋岳鄂王墓”。

所有人知道岳飞是莫须有入罪，但只有隗顺甘冒风险将岳飞埋葬，只有他做到了知行合一。

就凭这一个举动，他就在史书上留下了清名。

谢诸位邀。

木太守、曹骏甫、史夏隆、李寄……

对了，大家可能不会知道他们。

看到前面有知友贴出唐诗的保存，我在

里也写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故事。

原本不想重复发文，但的确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知道哪些默默无闻付出一生，然后被后世慢慢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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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所谓浪漫，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可能是是云间穿透清空的金彩。

我想起了现代社会里所谓的旅行，人们穿梭在喧嚣里，向别人宣告自己的烂漫，却极少在内心激起什么感触。

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是游历？

是探求内心？

还是寻找自己？

徐霞客告诉我们，因为我想去。

仅此而已。

徐霞客是一个让人敬仰的旅行家，但在当时，人们更愿意视他为肝胆相照的朋友。

他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一个南京的和尚找到了他，说想跟着他一起去云南看看。因为云南有个鸡足山，他要去看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

徐霞客答应了。

可走到湖南，在湘江上就出事了。

因为他们碰到了拦路抢劫的。

那个叫静闻的和尚，被一帮流氓狠狠踹了个半死，他们把东西抢走了以后，静闻就奄奄一息，后来就真的死了。

徐霞客没有太过沮丧，他默默地为静闻收尸。像这种情况，随便找个地方把和尚的尸骨埋了也是可以的。

但他没这么做，他背着静闻的骨灰，一路连卖绸、蹭饭，甚至要饭，跑到了云南。他不仅是为了完成朋友的梦想，还兼顾自己的梦想。他游历了山川河流，到了丽江南的时候，自己也不行了。

这是徐霞客的第二十四次出游，他的腿脚已经走坏了。在病患的极度痛苦中，他花了三个月写好了《鸡足山志》。

丽江的木太守得知徐霞客病重，备好了竹轿和粮食，派人一路把他从丽江抬回了江阴。

这时候，已经是崇祯十四年，也就是1641年。

徐霞客回到江阴，呼吸都很困难。

他听说朋友黄石斋被皇帝下了诏狱，让长子徐屺去打听朋友的消息。

徐霞客等了好久好久。

有多久呢？

他大概不会记得了，徐屺三个月以后才回来，还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徐霞客听完儿子的描述，据床而叹，他曾无数次向朋友诉说自己的志向。那些走向仕途道路的朋友，他也没有刻意阻拦，但是他是知道仕途艰险的。曾经说好的一起去旅行，可惜，无论是黄石斋，还是徐霞客，他们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徐霞客据床浩叹，不食而卒。

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

徐霞客死后一年，也就是1642年，他的外甥兼家庭教师季梦良根据他的委托，和朋友一起整理了徐霞客写的六十万字的游记，装订成册。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不知道大家看到1642年、江阴两个词后，有没有联想起什么。

是的，在

里我已经说过这段故事了。

徐霞客是江阴人，徐屺自然也是江阴人。

徐霞客死后的第四年，清军就对这里进行了不留活口的大屠杀。江阴的徐氏并没有幸免，徐霞客的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等一门二十余人全部被屠，《徐霞客游记》原稿被焚毁，季梦良的整理版也不见踪迹。

于是，《徐霞客游记》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可惜并没有。

因为季梦良、王忠纫在紧锣密鼓地整理徐霞客游记的时候，王忠纫接到命令，要去福州上班了。

原稿还给了徐屺。

然后，在追悼会上，一个来自宜兴的名叫曹骏甫的家伙硬要徐屺借给他看看，说是要誊录一遍，很快就还。

你也知道，借书借画这种事真的很操蛋，一般都是有借无还。曹骏甫拿到手稿以后，抄了一年才把手稿还给徐屺。到这时候，季梦良才拿到手稿，继续他那个版本的抄录。

所以，江阴大屠杀的时候，徐霞客的手稿、季梦良整理版大部分焚毁，但《徐霞客游记》并没有丢。虽然有所散失，但很大一部分最终被人整理以后留存了下来。

我觉得，这是天意。

因为承担起整理重任的人，是徐霞客的儿子。

但他不姓徐。

他叫李寄，母亲周氏是徐霞客的小妾，不知什么原因，总之刚怀孕就被族人赶走了，再嫁给了李家。在江阴被清兵围困的时候，李寄在江阴城东面组织反抗，与阎应元、陈明遇遥相呼应。城内的徐家人全部死亡，而身为徐霞客的亲生儿子的李寄，却得以存活。

李寄开始整理徐霞客书稿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打听到宜兴有个名叫曹骏甫的人有誊抄本。曹骏甫却告诉他抄本没了，十八年前就让人借走了，是宜兴的一位热爱学习的同好史夏隆借走的，你找他要。李寄找到了史夏隆，那时，史夏隆已经七十三岁了。

他等得太久了。

就为了等到这一天！

史夏隆颤颤巍巍地从书柜里翻出了徐霞客的游记，郑重其事地把书稿交给了李寄。他是徐霞客的粉丝，为了能整理徐霞客的稿子，他从曹骏甫那里央求了二十年，终于如愿以偿。

但情况并不乐观，他发现曹骏甫当年为了快速完成六十万字的誊录，采取了摘录的手段，已经相当于把精美文章缩水成了快进版。所以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整理了曹版《徐霞客游记》。

四十年，他从三十来岁的壮年，变成了行将远去的过客。他把书稿交给了李寄，嘱咐他，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啊。

李寄答应了，他把书稿带回了江阴，又整理了五年。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之后，《徐霞客游记》几乎恢复了庐山真面目：

根据线索，周宁霞和吴应寿终于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刘翰怡所藏的季梦良的第二次抄本。此后便把复印件带回，决定以季会明抄本与乾隆刊印本为底本，再参考其它抄本进行整理，互相对照，增补缺漏，核正误字，规范标点成新的整理本。这样沪版《游记》较“丁本”《游记》便多出156天日记，增加文字14万字。从而使《徐霞客游记》基本上恢复了原始面貌。通过这次整理，《游记》产生了质的飞跃。褚、吴整理本于1980年11月正式出版。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群神经病。

是的，举杯邀明月的人，在现实里也是会被骂作神经病的，一些口口声声说那叫浪漫的人，在真的碰上李白后，可能也会觉得这孩子这么个喝酒法，早晚得得肝硬化。大家，只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

徐霞客们呢？

徐霞客是天纵奇才，不去当官，却偏偏离群索居，翻山越岭，写什么狗屁游记，最后因为朋友入狱，病重的自己也绝食而死。

他那个儿子李寄，更是不可理喻。从小就被人誉为天才，也学着祖先的样子，不去当官，书全是连蹭带拐借来的，他住在山野，穷得叮当响。江阴有人去山里玩耍，看见树杈上晾着一条裤子，但见一个人坐在树下面搂腿看书，正是李寄，他不敢起身，因为他只有一条裤子。

但我认为，他们的确都在做着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

他可真是个小人物啊。

他生于1913年，家境贫寒，从13岁便给人打短工，家里更没有钱让他念书。

1944年因为生活实在维系不下只得跑到天津做了个三轮车夫，跟祥子差不多的车夫。

1974年退休，此前并无光辉事迹，似乎再过几年，这个已经六十岁的老人就要了此余生。

1987年74岁的他决定做这辈子他一直想做的一件事——让贫困孩子能上学。

他这么一做就坚持了十八载，不论春夏秋冬，你若在天津看到一个已经七八十岁老人骑着三轮车，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那个人就是他。

他就是白方礼，这个名字是他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

其实就算他最后坚持了十八载，也不过是区区三十五万元，对如今这个社会来说，一顿饭都能吃几万元，三十五似乎并不值得拿出来说。

值得拿出来说的是年近九十岁的他没有力气再骑三轮车，就替人看车，把一毛两毛钱放到饭盒，存够五百元后捐给学校。

当捐完钱他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默默想了许久。

你说他怎么能算历史上呢，你也许一定不知道他已经在2005年9月23日走了。

今年是他走的第十年。

————

以上为原答案，还诸君清净。

大明万历年间，东南沿海粮食歉收，随时可能闹饥荒。这个时候，有一个一直在吕宋（现菲律宾）经商的商人，叫陈振龙，发现了机会。什么机会呢？当时西班牙人将番薯在东南亚大量种植，陈振龙发现，这个番薯产量大呀，做粮食再好不过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月，陈振龙花重金购买了几棵番薯苗，想要带回国内。但是当时整个吕宋岛都是西班牙的地盘，严禁将番薯带出国，哪怕是一棵苗也不行。陈振龙想了一个办法，帆船有缆绳，他把缆绳涂上泥，然后把番薯苗种在上面，用这个办法，成功将几棵番薯苗带入福建。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大旱，眼看就要闹饥荒。这个时候陈振龙向当时的福建巡抚上书，建议推广种植番薯，于是福建大面积种植番薯，救了很多老百姓的命。

番薯真正在全国大面积种植已经是清朝时候的事了。清朝时期全国人口从一个亿增长到四个亿，番薯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振龙，这个普通商人，当时也许只是想做点生意，他应该怎么也想不到会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1935—1936年间，在江西遂川、万安一带，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叫花子，渴了就到山涧喝几口山泉水，饿了就到附近的村民家讨些吃的，晚上露宿在桥亭或庙角里。

他身上背着个发霉的褡裢，从不离身，晚上也紧抱着褡裢入眠。他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落脚。

这个叫花子叫刘启耀，万安邻县兴国县龙口乡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他已与组织失去联系，正在寻找党组织和失散的战友。

身上背的布褡裢可是江西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三根金条加一些珠宝首饰，是个“腰缠万贯的叫花子”。

刘启耀为什么与组织去了联系呢？这得从头说起。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在地方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同志以及伤病员奉命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配合中央红军转移。

大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军迅速猛扑过来，形势急骤恶化。

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组织省委、苏区机关领导开会，传达了中央苏区局书记项英和陈毅老总的指示，要求大家迅速分散突围，去打游击。

临出发时，曾山拿了个褡裢给他，并对他说：“启耀同志，这是组织的全部活动经费，务必妥善保管，待组织恢复时再交给组织。”刘启耀向曾山保证，人在经费就在。两位战友就此分别。

刘启耀接过褡裢后，先用油布包裹好，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将其埋入地下，然后带领队伍向于都山中转移，和敌人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一次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刘启耀沉着冷静地指挥部队英勇出击，奋力突围。

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被打散，刘启耀身负重伤，昏迷不醒。正在此时，战友刘国龙将重度昏迷的刘启耀推入死人堆，拿起他的党员证想把敌人引开，最终中弹牺牲。

敌人清理战场时，在刘国龙的遗体中捜出了刘启耀的党员证。敌军营长如获至宝，要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

后来，《南昌日报》刊文说“击毙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

后来，刘启耀被刺骨的寒风冻醒。

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强忍着伤痛，来到打游击时藏身的山洞，白天就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采集野果充饥，寻找山药治疗伤口。就这样过了半年野人般的生活。

待伤口基本痊愈，刘启耀先赶到埋藏包裹的地方，取出褡裢，开始下山寻找党组织。

但此时，国民党军队早已完全占领了苏区，到处设关堵卡，排查抓人，十分凶狠，所以，刘启耀就打扮成乞丐，一路乞讨。

到1937年时，刘启耀联系到了120多个失散的苏区干部和战士。

由他牵头组织成立了临时江西省委，在遂万泰吉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接待和安置失散的革命同志和负伤患病的红军指战员。

可是，临时省委要开展工作，没有钱怎么行？这时，骨瘦如柴满身伤痛的“叫花子”刘启耀取下腰间那个脏兮兮的褡裢打开，十三根闪闪发光的金条子和珠宝展现在同志们面前，曾山交给他保管的东西未曾动用一分一毫。

刘启耀在兴国老家有老婆孩子，这几年一直未曾回家，只因他有家不敢回，而家中的亲人以为他早己牺牲，因为报纸上都己公布他被国民党军队击毙。

刘启耀的夫人也是非常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的。

1934年，刘启耀当上省苏主席后，为了支持前线将士打仗，他就一直自带粮食去工作。刘夫人曾嗔怪地和他开玩笑：“老公，你原来当长工时还能养家糊口，怎么现当省主席了，连饭都赚不到了啊！”

刘启耀也笑笑：“革命成功，吃穿不愁么。”后来，刘夫人还曾走几百里山路给丈夫送粮食。

组织临时省委后，刘启耀先后担任临时江西省委书记，遂万泰中心县委书记，泰和县委书记。

其间多次被捕，由于以前国民党早已认定刘启耀被击毙，也拿不出确实证据，每次都得以保释。1941年7月再次被捕，保释出狱后又与组织失去联系，再次流浪。

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多次入监狱的摧残，刘启耀肺病发作，于1946年病逝于泰和县马永洲，享年47岁。离世时，仍穿着烂缕的长衫和补丁累补丁的单裤。

最近单位在搞党史学习教育，有幸读了刘启耀的故事，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本人自诩略通党史，竟然从没听过刘启耀的事迹，现在想想，革命28载，为党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仁人志士不计其数，有些党员名声在外，如雷贯耳，而有更多的党员默默无闻，直到牺牲不为人熟知，更不用说后来人。

但正是这些人，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从1953年到1991年，厦门和金门之间一直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心战，也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隔空喊话。从彼此破口大骂到呼唤彼此叛逃投诚，再到用心战大喇叭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两岸历史不知觉间已走过38年。两岸长期对峙时代，厦金之间每天24小时从不间断的“吵架”式的广播宣传战，几乎是两岸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戴鸿雁就是厦门的广播员。

“你不要做丢脸的事。”

厦门人戴鸿雁听父亲说过两次这句话，第一次是在1961年。那时高中还没毕业的戴鸿雁应征入伍，正准备到厦门、金门对峙的最前线海岛上担任心战闽南语广播员。很多年后戴鸿雁终于明白父亲这句话的用意。他害怕水性太好的儿子叛逃，投靠国民党军队。戴鸿雁在鼓浪屿长大，四岁学会游泳，可以轻轻松松绕着鼓浪屿岛游一圈而不必休息。游泳到近在咫尺的金门，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作为鼓浪屿美国人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戴鸿雁的父亲阶级成分不好并屡遭不公。在戴鸿雁母校送其参军的欢送会上，戴父演讲时涕泪横流：“我这个旧社会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我的儿子今天也能参军为国效力！”

戴鸿雁当时非常兴奋。能参军入伍，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他的一生从此改变，情报与广播成为他一生中的两个关键词。与他一起被改变命运的人共计五千人左右，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参加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斗”。他们隶属于一个曾经的部队番号：536部队。这支部队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对台心战部队”。

从1953年到1991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心战，也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隔空喊话。从彼此破口大骂到呼唤彼此叛逃投诚，再到用心战大喇叭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两岸历史不知觉间已走过38年。两岸长期对峙时代，厦金之间每天24小时从不间断的“吵架”式的广播宣传战，几乎是两岸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无论如何争吵，双方的出发点却并无分别：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戴鸿雁今天想起“心战”，仍会不断感叹其威力实在太大，“说句实在话，林毅夫当时就是听我们的心战广播听太多，‘中毒’了，才游泳投诚大陆。”

海上上甘岭

敌我双方长期稳固对峙，同时阵地间隔不太远。

厦门的角屿岛与金门马山阵地天造地设一般符合开展广播战的条件。

1953年春，从朝鲜战场俘获的美军“九头鸟”广播器材被运到厦门角屿岛，组建角屿对敌有线广播站的事被提上日程。“九头鸟”顾名思义，是用九个小喇叭组成一座小喇叭墙，重达40多公斤，声音可传到数公里外。

角屿岛距离金门最近处不过1800米，成为设立心战广播喇叭的最佳地点。3月6日，第一个对敌有线广播组——角屿对敌广播组宣告成立，四天后开始对大金门的国民党军广播。两年内，先后又有四个广播组在厦门沿海建立，对大小金门成合围之势。后来投诚的金门士兵回忆，金门没设立广播站时，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广播，命令他们在厦门播音时敲锣打鼓。

强迫自己分散注意力，成为免受“共军”洗脑宣传的手段之一。

角屿岛的喇叭响了不到半年，国民党也运来日本生产的大喇叭，安装在正对角屿的金门马山，成立马山广播站。马山广播站招收的播音员也都是从大陆赴台的专业播音员。他们的发音也字正腔圆，从声音很难分辨，哪边是台湾广播，哪边是大陆广播。

一场两岸攻心宣传戏，正式开始。飞机大炮的狂轰并非厦金对峙的日常戏码，而没有硝烟的攻心战则一日不停。

1953年底，当时在28军担任文化教员的吴世泽因闽南话普通话都讲得好，经历层层审查后担任角屿广播组广播员，后来他也成为戴鸿雁的闽南语播音老师。

战友将角屿形容为“海上上甘岭”，但吴世泽觉得这五个字不足以形容角屿岛的艰苦。

这个0.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也基本没有可用于建造工事的材料，一切必需品都靠补给船运来。角屿岛上由28军的一个连队驻守，广播组最早时则与他们搭伙吃饭。一遇大风天无法走船，两天吃完淡水后就只能干熬。

戴鸿雁至今仍记得用海水煮粥的味道，他把这种独创的粥饮命名为“角屿粥”。在他担任广播员期间，时任厦门副市长施耀曾带团到角屿岛慰问，点名要吃“角屿粥”，说自己早年打游击时，连这样的海水煮粥都吃不到。

广播组刚上角屿岛时，住在一个挖出来的简易地坑里。播音员和组长四个人住不足八平米，还需放两张桌子当工作台。这是他们广播、学习、吃饭、睡觉的唯一场所。另外三个机务人员则住在芦苇搭盖的棚子里，常年与两部轰鸣的发电机作伴。

雨下得稍大一点，地坑里吴世泽的铺板会漂在水中，上床睡觉得先把铺板垫高。在岛上，如厕这一基本生存需要也与在其他地方很不同。没有地方修建厕所，广播组成员都趁着退潮跑到礁石上解决。慰问团医疗队的女同志过来，角屿的官兵才不得不临时挖一些简易厕所。在吴世泽和戴鸿雁看来，到海边角落上大号后用海水洗屁股，其实干净又消毒，“但这又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作为最重要的“对敌”前线，金门早期曾部署国民党陆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创造驻军密度的世界之最。此外，金门很快也建立心战部队与厦门隔空喊话。金门的心战大队设有物质空飘站和播音站。物质空飘是用大气球将饼干、姜糖、衣服和反共传单等带入大陆，传单背后则注明：保存本件，可用以证明反共心迹，享受各种优待。

两岸的广播站，理所应当成为两岸炮兵“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喇叭打成哑巴，是重要的战斗立功条件。双方广播组也都把被波音喇叭毁坏后多久能复播，作为衡量战斗力和士气的指标。“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采”……广播组工作做得好，驻扎角屿岛的炮兵也会用这一类的话语来表达气势上压倒敌人的优越感。

广播一响，金门的炮弹巡着声音打过来。白天会有炮手专打喇叭，夜间看不清喇叭位置，敌人会先打照明弹，再找目标攻击。如何保护喇叭，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吴世泽和战友常会背着40多公斤重的“九头鸟”，同金门的大炮打起“游击广播战”。

从金门守军打出照明弹寻找目标到敌人的炮弹出膛大约要两到三分钟。照明弹升空后，他们立刻停止播音，拉跑带走把喇叭转移。即使如此仍防不胜防，广播组先后共被金门打坏过十几部“九头鸟”。后来福州军区将全国缴获的所有美制喇叭都送到福建前线，优先保障对台广播组的宣传战。

吴世泽仍记得1956年4月的一天，海上起大雾。这种天气能见度低，一般无需对喇叭实施伪装。吴世泽把喇叭放好后就下到播音地坑里吃早饭。谁知吃饭的功夫里却又起大风，雾散云开，喇叭被对方的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

他丢下饭碗，拼命往阵地上跑，战友们也跟着向上冲，“当时想的就是宁可人受伤，喇叭不能坏。”他刚背起九头鸟跳回地洞，一发炮弹紧接着落到刚刚放喇叭的位置，喇叭的音膜被震坏。

晚两三秒，吴世泽会成为散落一地的碎块。

吴世泽心里后怕，但也高兴：敌人越打，说明他们广播效果越好。

工作高强度，饮食无保障，他有时会陷入恍惚。有一次他背着喇叭往回走，一脚踩空跌倒在一个大弹坑，实在无力气挣扎起来，居然就躺在弹坑里，熟睡一整个晚上。

吴世泽说：“当时的部队教育，就是越艰苦，越前线，越光荣，最艰苦的地方最光荣。”

这是早年很多人民子弟兵的心里话。

六条保证

相当长时间内，厦门金门之间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敌我对打的炮声，另一种是敌我对骂的广播声。炮声初停，播音立刻开始。

厦门广播站骂对方“蒋匪”，金门广播站回骂“共匪”；厦门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金门的口号则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有一点则是共通的，双方的广播员，彼此都骂对方“卖国”。

厦门的播音多以《解放军进行曲》为启始，由于喇叭功率高，“气势就像下暴风雨一样”。广播站的播音为杜绝出错，多为录播，平均每分钟120个字。语速必须偏慢，再快则传到金门后听起来并不清晰。收听体验的调整，也是根据身在金门的地下党的收听反馈而进行。

曾有一位普通话广播员，一不小心把“弃暗投明”说成“弃明投暗”，结果被立刻关禁闭。戴鸿雁回忆，他被查清祖宗三代后直接复员回家。后来广播站增补了监听员和录音设备，录音后必须再通过监听，没有政治问题，才敢广播。

新兵怕炮，老兵怕瞄。戴鸿雁刚入伍时听炮响总害怕，后来习以为常，听炮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打炮的方位与去向，该吃饭继续吃，该躲藏时也心里有数。

对台广播也是一种看天吃饭的工作。因播音条件有限，一旦海面狂风四起，声音会无法传到对岸。只要风力在三级以下，角屿岛的广播日夜不停。

“有线广播的特点是强迫性，喇叭一响，不听也得听。”戴鸿雁说。为避免喇叭过热，每广播一个小时多会让喇叭休息几分钟，平均下来每天的广播时间也接近23个小时。

两岸广播战的彼此喊话，也是厦金两岸士兵的催眠曲与起床号。

每个广播员最熟悉的广播内容，莫过于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六大保证”：一、保证生命安全；二、不打、不骂、不侮辱；三、不没收个人财产；四、伤病者给予治疗；五、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就业者帮助就业；六、起义投诚立功者给予奖励。

吴世泽说，这些话都是大白话，但都是起义投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官兵、金门的同胞，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广播现在开始……”按毛主席的话，对台广播要天天讲，夜夜讲，不听不行。戴鸿雁回忆，一年360天，平均广播280到300天，一天“六条保证”至少听16遍，一年总共听多少遍？

后来戴鸿雁感到惊讶：国民党士兵游泳过来投诚，“六条保证”居然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岸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政策我很清楚’。”而北方籍的士兵投诚，甚至已会用闽南话背诵六条保证。

“他们整天在金门站岗，无聊得不得了，只听广播已经把闽南话学会了。”戴鸿雁笑着说。

广播站运行经年，对台广播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宣传投诚，也会参与到地下斗争中。戴鸿雁透露，广播站只要接到电话要求24小时不停记录敌人广播内容，则说明解放军有叛徒投敌；要求今晚几点一定要广播一首什么歌曲，则说明是给对面的地下党发特定信号。

具体歌曲对应什么指令，则只有上级领导和身在金门的地下党才知道。

私人定制

戴鸿雁曾经无数次拿起望远镜看汤丽珠。她有时会从播音室走出来散步，有时会穿着超短裙。

他有点想不明白：这是一个长发苗条的漂亮女人，为什么一张嘴却像泼妇骂街呢？

她从1958年待到戴洪雁上岛还在，已坚持三年。其他金门马山播音站的播音员，通常四五个月会调走。戴鸿雁和汤丽珠算是老对手。他骂国民党，她骂共产党，他讲大陆如何好，她夸台湾如何好……嘴巴官司打得没完没了，从来也都是公说公的话，婆讲婆的理。

从军区获得的情报显示，汤丽珠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属于去台人员。

特殊人员，会得到私人定制的特殊待遇。

戴鸿雁和他的战友们特别发动了一场“汤丽珠攻势”。

广播组陆续获得汤丽珠大陆老家亲戚的照片、故居的照片和老家的土特产……精心准备后，好戏开场。

“请国民党马山播音站播音员汤丽珠注意！”

这句话用普通话重复12遍，又用闽南话重复12遍，

戴鸿雁接着喊：“现在广播你的姑姑给你的信……”这还没完，接下来还有她的侄儿给她的讲话录音，并说明她的亲人都还健在，“国民党宣传说你的家人都被杀光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现在还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是浙江金华人，你的阿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明天有一艘礼船漂过去金门，请你品尝你老家的土特产。”

很快，汤丽珠被调离金门马山播音站。

角屿岛岛距离金门太近，戴鸿雁在播音之余常会拿起手中的望远镜窥探对方行动，偶尔还会来一段现场直播。

金门马山播音站前面有几个正对厦门的小岛，他们和马山只隔十多米的水面，每天三顿伙食需人工运过去。有一天，一个士兵挑担子不小心摔倒，饭菜洒落一地，身旁的军官抬脚一对踢打。

因为这一段现场直播的广播词带个人感情，戴鸿雁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刚才一个当兵的要从马山挑饭，不小心摔倒，你们当官的对他拳打脚踢，真是太惨无人道，你们国民党的当官的，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对敌广播，非常注重做好金门士兵的调查研究，以增强编稿和播音的针对性。吴世泽称之为“充分了解敌情”。了解到当前驻金门哪里的人多，就组织哪里的慰问团来录节目播放。福州军区的联络部，负责长期向广播组提供金门驻地部队指挥员的姓名籍贯等情况。而吴世泽在角屿的播音堡中，长期挂有金门敌军分布和人员构成的情报图表。

驻扎福建的31军有军部招待所，战俘招待所，也有起义投诚人员招待所。起义人员之所以建专门招待所被保护起来，原因之一是怕被特务暗杀。戴洪雁曾去起义人员招待所看望那些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工作成果”。

戴鸿雁发现，自己和他们聊天时只要一提“蒋介石”三字，那些投诚官兵立刻站起来立正——这已经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条件反射。

戴洪雁则马上教育他们，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提到毛主席，也不会搞这种形式主义。

他还曾见过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叫甘裕郎。甘在金门当兵时每天站岗，听到火车的声音就问班长：“这是什么声音？”

班长支支吾吾，说：“我不知道。”

厦门有火车站，也已通铁路。但在国民党的宣传中，一直说共产党不会建铁路，而且赴台官兵的亲属都被杀光，穷得要命没饭吃，三个人一条裤子……但甘裕郎真的在金门听到了从厦门传过来的火车汽笛声，从那时他开始感觉到，共军的宣传可信，并最终投诚。

被专门对待的并非只有国民党官兵。戴鸿雁曾亲耳听到马山播音站直接指名道姓：“共军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你不要太嚣张，再为虎作伥我们就派人暗杀。”

而小嶝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受到的特殊对待则出人意外：因为国民党针对他“私人订制”的广播服务，他直接升官。

徐六保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是第一个从地方大学招收的专业播音人才。从1963年上小嶝岛担任广播组机务员开始，一待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六保扎根海岛的事迹被总政发现，被树为全军模范。戴鸿雁透露，总政曾因此批评福州军区，说“你们搞什么？把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丢在海岛那么久，这个人就是不会拍马屁而已。”

通过收集大陆军方的宣传材料，金门马山播音站显然也知道了徐六保的名字。

“共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同志，你为共产党卖命，得了关节炎等一大堆病，我们对你很尊敬。共产党只用你，不关心你。希望你，好好把握。”

1985年春节前后，马山播音站开始对徐六保喊话。1986年4月，徐六保被调到厦门胡里山对台广播总站当副站长，从正营级升为副团级。

当时小嶝乡乡长曾对他开玩笑说：“徐站长，是国民党帮助你提拔的。”28年过去，已退役的徐六保回想当年被提拔的事，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能在艰苦的海岛待23年，我就是愿意把一切献给对台宣传事业。提拔不提拔我根本不在意。但上级知道我被金门的国民党部队盯上，可能还是觉得调走比较合适。”

事实上，在徐六保被调离小嶝岛后，金门马山播音站仍然没能轻易“忘记”他，并经常通过广播“嘘寒问暖”。

徐六保向我提供的一份解放军厦门有线广播站（1986年12月13日）台情调研文件显示，12月6日至10日，马山播音站反复广播一篇给徐六保的喊话：小嶝岛广播站徐六保站长，小嶝岛气候恶劣、环境条件差，再加上上级给养不足。所以，你要多多注意……当天，一位叫陈显增的记录员写道：对徐六保点名喊话去年春节期间已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徐六保同志已于今年四月调离小嶝，国民党重温他们的老黄历，可见，他们对我方一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零叛徒

心战效果如此好，大陆也有官兵听广播“中毒”后叛逃到台湾。但在广播站服役过的近5000人中，却无一叛逃。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奇迹。

戴鸿雁的父母曾在他的服役期到过一次小嶝岛，他们知道金门距离小嶝近，但到现场观看后还是觉得近得不可思议，他们第二次嘱咐戴鸿雁：“你千万不要做丢脸的事。”

广播站的人怎么才能不被敌人的播音内容腐蚀？戴鸿雁觉得，任何口头教育都没用，讲多了还反感，“我的班组长半夜起来为我盖被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上级只要关心自己的士兵，老百姓拥护你，这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渔民抓了螃蟹和鱼，都会送给广播组和连队，让他们改善伙食。戴洪雁当时熟识的四个渔民，现在仍然有一位健在。

会说相声的北京人邰宝林当时是少尉，也是角屿广播站的代理组长。广播站要求每播一次“六条保证”，“正”字就写一划，戴洪雁写字难看，“正”字也写不正。邰宝林就握住他的手写，纽扣掉了也帮他缝。戴洪雁缝衣服不会收线，邰宝林也教他。

数十年过去，戴洪雁至今感恩邰宝林对自己的教育。

每逢戴洪雁值班播音，他习惯把五六式冲锋枪放在手边，身上还带着两颗手榴弹，枪口则始终对准播音地堡大门的方向。

走出播音地堡，20米外就是大海。万一金门的水鬼（特种部队）过来摸哨，戴鸿雁还能靠打枪为角屿岛上的驻军发出信号。

离开角屿岛后，戴洪雁曾在福建省公安厅工作多年，其中跟赖昌星打过七年交道。他去过红楼，吃过饭到七点必走，不会参加其他活动。两三次后，赖昌星再也不叫他赴宴。

后来赖昌星出事，戴鸿雁身边的人被抓走不少。他至今将自己的坚定归功于角屿那些年枪林弹雨的磨练。这个只有0.2平方公里的小岛，在两岸炮战期间先后被上万发炮弹轰炸。广播堡周围少说也落下大小炮弹三四千发，弹坑遍地。

赖昌星请吃饭时，不知为什么，戴鸿雁端起碗总想起自己用海水煮的“角屿粥”。

在角屿那几年，金门什么地方是假岗哨，哪个方向最安全，雷达死角在哪里，戴鸿雁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笑言，如果要投敌，没有谁会比我的效率更高。

有一次慰问团来岛上唱《洪湖赤卫队》，戴鸿雁拿着录音机去记录，想作为播音素材使用。当他听到“娘啊……儿死后……将儿的坟墓向东方……”，眼泪突然掉下来。

后来他发现，其他专心听演唱的战士也开始流眼泪，演唱者也边唱边流眼泪。戴洪雁说，当时听这些歌词，内心已把唱词默默改为“将儿的坟墓埋在角屿岛，让儿看着台湾升起红太阳。”

最著名的投诚者

在台湾的宣传下，一些大陆军民会从内地来到厦门海边，要“奔向光明”。

曾经有个水性很好的人跑到厦门。他要游到金门去投敌，但不懂得潮水涨退规律，甚至基本地理常识也不具备。结果早上起来从厦门岛跳到海里，游到鼓浪屿，上岸就高喊“国民党万岁”。

这不是段子，是真事。

对普通人来说，即使水性好，不懂潮汐规律，想游到金门或厦门去并不容易。

林正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作为金门守军的一名上尉连长，林正谊长期观察，知道对岸哪里没有地雷，知道哪个角度游泳最不费力。

1979年5月16日，林正谊泅渡时为在黑暗中找准目标，始终顺着角屿广播站播音的方向游。在做出事关命运的重大抉择后，角屿广播站的声音成为他投诚大陆的灯塔。

他当晚曾下命令称，今晚有演习，有士兵扮演共军侦察兵登陆，所以看到海面有情况时，不要开枪。下水之前，他甚至用锅底灰涂在身体上，以免从岗哨走到海边的这一段路上暴露。

戴鸿雁从军队内部得知，为怕角屿守军误会，林正谊曾用手电筒和口哨打信号，让角屿岛的驻军别开枪。林上岸后，立刻被控制并上报，31军联络处长连夜赶到厦门。林正谊当时提了两个要求：要求不要公开；要求读书。

在金门地毯式搜寻三个月后，台湾军方宣布林正谊失踪。事实上这时林已更名林毅夫，并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戴鸿雁说，徐向前在北京曾跟林毅夫长时间交谈。徐当天谈兴浓，一直不停讲话，直到秘书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而出口劝阻：“徐老总，差不多了。”

徐大怒：“差不多？林先生怕还听不够呢！”

七元帅到访

晚上七点到十点，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每年会有数次到角屿岛一号岗哨站岗。戴鸿雁站在播音地堡外还能看到他。这些军区大领导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鼓励着戴鸿雁做好播音工作。

在他印象中，皮定均非常爱钓鱼。有一次还在白天，国民党望远镜看得见的情况下跑到海边钓鱼。鱼咬钩了，皮定均也不收线。他现在回想，皮定均当时有可能是在思考，想着如果再打金门，到底如何才万无一失。金门的守军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位坐着钓鱼的人是他们在对岸的“死对头”，而且来头不小。

皮定均是播音员戴鸿雁见过的“大官”，命运让他见到了七个更大的“大官”。

1962年夏天，戴鸿雁接到命令到厦门胡里山炮台（厦门对台广播站总部）报到，当时告诉他的理由是：你长期在角屿岛很辛苦，是五好战士，出岛休整一下。

戴鸿雁知道，肯定是有重要接待任务。

做广播员的戴鸿雁从来没出过晨操。其他兵种的士兵起床会锻练身体，戴洪雁起床则练嗓子。但之前在角屿岛时，他已被开始要求练几个月的走正步。对台广播站基本不接待地方领导，只有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领导才可能被接待。

这次任务的重要程度出乎戴鸿雁意料：从驻守福建的31军的军长、政委，再到福州军区联络部长、参谋长，来先期视察接待工作的人规格越来越高。

直到接待的前一天，戴鸿雁听到“罗总长要来”，罗总长是罗瑞卿。戴鸿雁对罗瑞卿的第一印象是个子高，气势逼人。他看过广播组的播音后指示：“你们一定要自然，有的人敢看我，有的不要怕得不敢看我。”

戴鸿雁明白， 这次肯定是中央或军委的大领导要来。

第二天七点半，胡里山周边已全部戒严，每隔十米有一个士兵端刺刀站岗。九点钟，罗瑞卿、皮定均先到，厦门市公安局并未进入现场，只负责外围警戒。

“下来了。”戴鸿雁站在胡里山广播电台总站播音室里，听见门卫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正在此时却出现意外。

胡里山广播站大门口一位岗哨不知脑袋犯什么晕，拦住走在最前面的罗瑞卿，问“首长你们是哪里来的？”

训练半年，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这种纰漏。戴鸿雁回忆，皮司令当时直接把岗哨拉到一边，双手左右开弓后脚再踹上身，然后怒喝：“叫你们连长出来站岗！”

罗瑞卿随即下令，岗哨全部撤换成自己带来的人，负责端茶的人也全部撤走。这只是开始。接待室里的桌椅也被撤换成他们带来的，开水也从随从带来的二十多只水瓶里倒出来。

直到此时，戴洪雁还不知道是七个元帅来视察。

一群人走进播音室。他拿眼角向上扫，第一个认出来的是陈毅元帅，其次是贺龙。戴鸿雁看过陈毅的照片，贺龙则有标志性的小胡子。除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十大元帅中的七个全部到场。

刚开始是一位女播音员先表演，戴鸿雁站在她旁边，还没发声，他的手和脚都开始不停发抖。这是他唯一一次站着播音，而且是表演性的。

他熟识的一位上级走过来说，平时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戴鸿雁慢慢平静下来。

女播音员用普通话播“六大保证”，戴鸿雁用闽南话播。七大元帅听到闽南话的播音时，戴鸿雁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整个表演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后来告诉戴鸿雁，朱德曾说“我一定要去，我这辈子不一定能解放台湾，但一定要到最前线去看一看。”

但朱德的专车到厦门大学附近仍被拦下来，他毕竟是朱老总，“去七个已经有很大风险，万一走漏风声，后果不敢想。”

此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有不少都来中国学习心战，朝鲜想对韩国广播，越南想对南越广播，阿尔巴尼亚想对苏修广播……作为美国的后院，古巴也想隔海向美国进行心战。

1964年，劳尔卡斯特罗到厦门观看心战播音。他曾问戴鸿雁，这个能听多远？

作者图|厦门大嶝战地观光园中的对台喇叭如今已成景点

“反正人不能站在广播前面。有一个江西兵不听话站在前面，当场鼻子和耳朵流血，随后三天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戴鸿雁回答。

劳尔卡斯特罗听完翻译，眼睛直接瞪得又大又圆。

戴鸿雁曾跟广播站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播放古巴歌曲《西波涅》。古巴歌曲《西波涅》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经典情歌。

劳尔卡斯特罗当时一听《西波涅》曲响，立刻跳起舞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人民日报报眉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整整12年后的1991年，确切说是当年4月23日，厦门对台有线广播完成最后一次播音。第二天起，日夜不停喧嚣了38年的对台心战广播从此沉默。

事实上，从1979年两岸炮击停止后，厦金两岸广播内容的战斗与对峙已慢慢转淡，人情味却越来越浓，互相播报天气、提醒对岸下雨记得收衣服成为惯常播报内容。

双方称呼也开始不一样。厦门广播站最早称呼对方是“蒋匪军”，随后对方变为“蒋军官兵弟兄们”，后来又改称“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亲爱的金门同胞们”。播音的风格、语气也有很大改变，“清晰、自然、亲切、动听”成为对播音员的播音要求。

整个20世纪80年代，金门马山播音站则有一个杀手锏一样的节目内容，叫“邓丽君”。

1991年4月23日，厦门对台有线广播完成了最后一次播音。第二天起，喧嚣了38年的广播站从此沉默。

作者商华鸽，知名摄影师

本期推荐故事：【一条走了53年的回家路】内战时期，金门青年陈镇被征派到大陆作战，厌战的他当了逃兵，并滞留在福建沿海。别人偷渡，是为了做工、赚钱；他偷渡，是为了回家。从厦门到金门，两公里宽的一条海峡，他走了53年。等他再度回到家乡，已经82岁高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76】自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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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民国38年。

上海闸北刑场，照片上的男子头发整齐，鼻梁高挺。面对生命的终结，他没有歇斯底里，而是露出了微笑。一名记者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刻。多年以后，照片背后的秘密公之于众，只剩下心酸和愧疚。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大同，190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在学校教书时，他看到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立志救国。于是，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接下来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34年，他公然叛变投敌，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接着他逮捕了我党重要人物，郭子化。

他散布反共言论，破坏统一战线，被日本逮捕后，帮助日本反共。至此，汉奸、卖国贼他一一坐实。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一贯见风使舵的朱大同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以“通敌叛国罪”判处死刑。人们以为朱大同的故事就此落幕，但几个月后上海解放，上海市政府追封朱大同为烈士。至此，朱大同的身份，他扑朔迷离的一生，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时间回到1931年，朱大同接到我党命令，潜伏到国民党内部。潜伏，意味着什么，他要忍受孤独委屈，他要忍受千夫所指，万人唾弃。但他义无反顾，上演了那出叛党投敌的戏份，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汉奸、卖国贼、叛徒注定成为他一个人，背负一生的东西。

1936年，他无奈逮捕了陈子华，之后，他不小心，让他“逃走了”。他宣传反共言论，是为了掩护身份，获得更多情报，他在日本人的审讯室里，严刑拷打，没有屈服。解放胜利前夕，他配合我党渡江，策反国民党将领，不幸被俘。当天，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三名中共地下党员。群众们不明就理， 对着他们扔烂白菜，扔臭鸡蛋。朱大同没有辩解，没有怨恨，而是露出了微笑。他知道，黎明已经到来！

朱大同的一生，笼罩在汉奸、叛徒的骂名之下，他是悲壮的，但是他的悲壮，远比我们看到的沉重很多。

他潜伏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牺牲，能否挽救中国。

但阴霾压日，他选择依靠信仰，为万民开路，我想历史应该执一支公正的笔，拨开混沌的迷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