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信度有多高？ 第1页

　　在公元279年，西晋大举征讨叛乱的鲜卑首领，尽起中原之兵。而养兵的粮饷徭役自然就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三国末期的兵民比之高本就仅次于战国末期，拿蜀国举例，90万人口竟然养出10万军队，说是丧心病狂也不为过。承袭自魏的晋国情况稍好，但是也好不到哪去，平时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战时真的是打起来后方死的比前方还多。于是河西征战，中原腹地的老百姓普遍表示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

　　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河南的农民学了魏武王的生财之道，盗墓。这一挖就不得了了。史载汲郡人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书数十车，全是科斗文书写，称“汲冢古文”。这些竹简经过整理,有《竹书纪年》12篇，因为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这个竹书纪年非常不得了，致于为什么不得了，还得先说说史家第一经典《史记》。

　　对史记有超过历史教科书水平的研究读者通常会有怪怪的感觉，说哪里怪呢，又说不出来。近年来吐槽爱好者们总结了一些，比如司马老爷爷也没亲临现场，怎么对方说啥都知道？再比如夏朝和商朝灭亡的故事实在太象了。但是这些根本不是史记最怪异的地方。真正让人起疑的是，史记叙述的上古历史太少年漫画了。尧舜禹互相和平禅让，伊尹掌国，见太甲有德，就把政权让给太甲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总的感受古人的思想觉悟高过今人几个档次。而我们的经验判断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是青年漫画式的你死我活，阴谋阳略一起来。而史记中的记载，简直比新闻联播还和谐，少年漫画一样热血，这是不符合所有人的经验认识的。

　　但是竹书纪年就完全不一样。竹书纪年对于尧舜禹的记载是这样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够不够黑暗？而关于贤相伊尹的记载是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够不够血腥黑暗？虽说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这更符合一般人的经验认识。

　　而且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也更符合考古证据。

　　在日本有一派古史学者，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只要不能证伪，就应该认为它是真的。我国长期以来也有类似观点，尤其是甲骨文上商王世系非常接近史记的描述时，这种观点集体达到高潮，他们认为史记是真理，没发现的也一定会发现。直到《竹书纪年》出现。中国近现代有一个历史哲学学派古史辨派，发现历史记载，越是古老细节越少，而越是新近细节越多，并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他们的方法论就是“疑古”。只要不能证实的，一律是假的，这个和之前的史家学派方法论非常不同。虽然他们极端到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一律不认的地步，但是他们依旧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思路：他们推广了历史记载要和文物发现互相印证才能算是证实的方法论。

　　早年《史记》的支持者认为，竹书纪年之所以黑暗是因为该书的作者魏国史官们的危机意识，因为魏国地处中原，是十战之地，要教导国内臣民，尤其是贵族了解世界的残酷，提高警醒程度。但是后续的考古事实证实了黑暗史观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需求。比如纪年中“（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同时，竹书纪年与西周青铜铭文和汉初古墓史书的吻合度也更高。　

　　所以，我们的上古史到底是怎样的？茫茫历史早已散落在不可知的时间迷雾之中。竹书纪年最早的部分也是成于春秋早期，而竹书纪年的价值只是向我们论证了人性的不变，却不能向我们提供更多信息。而作为胜利者的周人，有没有可能篡改历史？事实上成王败寇，这几乎是必然的。比如我们现在通过文化考古学知道，纣王并不“纣”，文王也不一定圣德，商朝灭亡的时候甚至并称不上不衰败，其原因更多在于两面作战和军事技术的落后。要复原我们的上古史，单靠文化考古学和史学几乎已经做到了极限，所以想搞明白三皇五帝时代的中国发生了什么，甲骨文里的“鬼方”，“人方”到底是些什么模样，就必须彻底的交给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考古学顾名思义，而分子人类学并不是大家脑中想的那种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它实际上是一门遗传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学科，是一门实证科学。

　　仅仅这样介绍分子人类学未免让旁人觉得费解，但是如果举些例子，大家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20年前，我国宣传的一直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中国本土起源的（譬如铲型门齿北京猿人与现代中国人相同等体质人类学证据），但是90年代后分子人类学这个新兴学科以不可阻挡的威势横扫了全世界，因为它直接着手于我们的遗传信息，通过研究Y染色体和MTdna的演变来还原我们的迁徙与演化进程，直接证明了所有人类（智人）都起源自非洲，黄白人种于数万年前分离，而华夏族的祖先在一万年前左右才从东南亚进入中亚，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也是前9000年左右的，之前则有长时期的断层。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教科书，基本都在讲述走出非洲的学说。所以，当文化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研究结合时，虽然我们不知道山海经中奇肱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三星堆文明，也许被考古学家们命名为牛河梁遗址之类的土气名字的背后，正是古籍中赫赫有名的黄帝族的来源之一。所以，真实的上古历史在近二十年离我们首次如此接近，尤其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有颠覆人们历史常识的研究出现，而我们却事实上还在进行着千年来相同的历史教育，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而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在走近真实的上古时，多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激动，而真正的上古史，还是要从开篇说的商人谈起。

　　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文明，注意，不是说夏朝不存在，而是说，夏朝即使存在，也很可能还称不上文明。因为它缺乏文字，文字是在商朝初次出现的（龙山骨刻文属于符号还是文字还在争论中）。在普通中国人的认识中，自古以来这片大地上只有一片人，同样的文化，语言，文字，相貌。一个接着一个的朝代进行轮回.秦以后恐怕确实如此,但是在上古时期,商人,夏人,周人恐怕在文化与外貌乃至基因上都有巨大差异.这是三个不同的民族.挑选商族做为切入点,是因为商人代表的东夷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源与基石.什么，你说炎黄？那是什么玩意？上古的中原人民肯定不会理解，因为他们的君主是崇拜鸟图腾的东夷部落首领．商文明直接承袭自东夷文化，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窝萌萌哒

，而鸟崇拜正是来自东方的少昊部落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统治了中原的全部地区．除了山东龙山外，还有山西，河北龙山与陕西龙山文化．如果说龙山你不理解，那么说起十日与羲和，大家就该了然了，羲和正是东夷部落联盟在汉族神话中留下的印记．我们现在不确定这是政治统一还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是少昊显然不是黄帝的儿子，而该是黄帝的老子．因为早期的汉族艺术与建筑乃至礼制和文字，商周以来都直接承袭自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直接承袭自大汶口文化，也是来自山东的东夷文化．

龙山一统治天下

龙山之前，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二分天下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汉族文化的主体，包括汉字都来自东夷而非华夏．如果仰韶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代表华夏的话，那么显然华夏先是文化落后，后是直接被人家文化输出剔发易服了．

　　但是这足够反常识了吗？不不不，完全还没有！我们根据分子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分别得出了相互对应的结论：

其次，

复旦人类所的论文比较隐晦，并且只更多的强调商人对汉族的遗传贡献，但是实际上按照复旦的数据，商人贵族的遗传类型与体质外观均接近蒙古族与朝鲜族之间，可以说在基因上商人与北方汉族／蒙古，朝鲜族的接近程度相似，而相貌与蒙古／朝鲜族更为接近，近似为古北亚和古东北亚类型的结合．我们也许不能就此认为宇宙都是朝鲜人的，但是朝鲜人确实与我们至少就母系上（父系汉族以O3-m117 O3-m134 O3-m122为主，而日韩以O3的其他下游点位,O2,C,D为主）共享一个伟大的祖先．而最有趣的是，朝鲜人与我们都不把东夷人当自己的正统的直系祖先．

　　这还没完．既然商人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长的都不象我们，那我们不会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当然不是，事实上，按照吉大的朱泓教授的分类，

因为夏朝到近代正好是从温暖期向寒冷时期的走向，所以中原地区的体质类型会因为环境影响与北亚，东北亚人群接近，这与基因无关．但是让马来人到俄罗斯繁育10代，马来人也不会更象中国汉族．这是环境影响无法逾越的．而中国北方各部落集团中，

．

．而仰韶－山西，河南龙山－夏二里头的脉络下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揭示，

　　所以真正的事实就呼之欲出了：华夏是一个从未有过辉煌的文明，反而是受东夷文化强烈影响甚至最终取代自己文化的带有南相的北方族群．而周人确实是他们所自己记载的那样“自蹿于戎狄之间”，同时带有古中原型和古西北型的特点．黄帝也许是周人对自己某个久远祖先的记忆，作为最终胜利者的周人，捏造了华夏臣服四方的上古史，只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合理性，周人重祖先，重礼制，周礼讲究一个＂合乎于礼＂．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势力，为了现实与情感考量，重新修改了历史，将上古历史改造成禅让与美德的理想世界，最终体现在了史记上．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因此产生自卑的文化虚无主义情感，因为汉族本就是华夏与东夷的文化，血缘双混血的结合体（后期还有百越等南方部落，这就是南方汉族的故事了．），我们共同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与神话，周人的礼制与神话，这才是汉族的真正形象．毕竟，商人与周人都是操着原始汉语的兄弟民族．

　　而到最后，我们就又可以转回竹书纪年的黑暗历史中了，这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东西，篡夏的后羿（不是射日的那个，这是两回事，射箭射的好的都叫后羿）是东夷族．而被坑的凄惨的尧帝也是出自东夷族．整个上古史就是东夷与华夏争权夺利的政治史，好吧我的朋友，这么一说，是不是又感觉，这是个熟悉的世界了？

夏商周年表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整个工程中武王克商年代研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课题之一。

如果你读过工程报告的话（《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已出版的简本是这样描述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说白了，就是用关键考古遗址的分期建立商周年代界限，再挑选被认为是商和周层位中的碳十四数据来划定绝对年代范围，然后才是依据多学科的方法筛选最合适的年份（有人统计过，单是武王克商的年份就有四五十多种观点）。

由此可见，这个关键性遗址必须含有能够代表武王克商年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层位关系，即不仅含有作为先商文化末期典型遗存的单位，还要包含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的典型单位，同时二者在分期上又能够截然区分，并能够获取各自的绝对年代数据。

那么工程认定的关键性遗址在哪呢，简本明确的指出了关键遗址是1997年发掘的沣西墓地。具体来讲，商周关系的分界是通过该遗址的97SCMT1中的H18和T1④这组层位关系来确定的。

1997年沣西墓地发掘报告是正式出版了的，报告的作者也是发掘者在发掘报告中给出了墓地整体的分期方案，断代工程的克商年就是在这个分期的基础上逐步推出的。

第一期：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

第二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第三期：成王后期至康、昭王

第四期：穆恭时期

第五期：懿、孝、夷时期

第六期：厉、宣、幽

一共六期，可以看出这个分期方案舍弃了我们常见的在商周考古中使用的先周时期，商末周初，西周早中期这样字眼，直接将考古分期和具体的西周王世相对应（从结果上看，这种分期表述就是为断代工程量身定做的），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以铜器铭文等其他能明确提供纪年信息的资料为依据，所依靠的完全是陶器的类型和组合的变化，而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它仅仅用陶器分期就把武王的在位年划为克商前克商后，把成王的在位期也一分为二了。

回到分期问题本身，按照这个分期，武王克商这个商周界限处于了第一和第二期之间。

那么这样分期的依据何在呢？

首先，发掘者认为H18含有先周文化晚期的典型因素，而与H18有清晰早晚关系的T1④（即T1第四层）又具有周文化早期的因素，故而H18的堆积形成于克商之前被划为第一期，T1④则被视为克商之后的堆积划为第二期。接着，发掘者开始论证H18所属的第一期的年代为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之间，而第二期则为西周初年至成王前期，但是依据陶器的型式演化和组合变化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分期的，因为堆积中成分的变化与具体的年代事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所以，发掘者必须找一个明显的事件来与陶器变化挂钩，首先他认为沣西第二、三期开始大量出现商文化因素，如分裆鬲、殷式簋和豆等器物，接着他认为这种现象与周人灭商后，尤其是平定武庚叛乱后，曾将部分商人迁徙到关中一带这一事件有关。因此第二期可以看作是武王伐纣后的分界。

但是，已经有学者论证了沣西的分裆鬲压根不是商文化的器物，殷式簋和豆是分别于沣西第二期和第三期才开始流行的，因此殷式簋和豆的出现只能证明东方的文化因素是逐步到达丰镐地区的。

更重要的是，从陶器类型上看，先周文化与西周初期在界限上是无法完全区分的，因为纯粹用考古层位和类型学以特定器物群为分期标准，是无法得到具有有明确界限的分期的，而只能是用大约，约略这样的字眼作为分期的界限。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即使H18和T1④在形成年代上有先后且不发生交错重叠，但把H18定为第一期，T1④定为第二期是根据它们各自包含的陶器群来判断的，到目前为止，武王克商前后的陶器群是相互重叠而无法完全区分的。两个考古单位在形成时间上的不重叠不代表这两个单位中陶器群在所代表的年代上也不重叠。

因此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的界限只能是模糊的，只能表达为商末周初或西周早期。这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的武王克商年既可能在第一期，也可能在第二期，那么在第一期取得碳十四数据和第二期的碳十四数据到底什么关系？到底能不能用来划分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按照简本的说法，武王克商年的日历年代范围就是依据沣西97SCMT1各堆积单位中所获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过匹配拟合才得出的。匹配拟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仇士华先生的说法。

武王克殷的年代问题，碳十四测定并不能直接得出需要的年代，而考古材料也不能直接提供武王的碳十四样品。考古材料实际提供的样品是从先周开始到西周，先后分为若干期。将这些有先后次序的样品测出碳十四年代后，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作匹配拟合研究，然后根据武王克殷时代应属哪一期，比谁早，不比谁晚等，才能推定和估计具体年代。分期越细，数据越多，年代的误差就越少。最后同历史观点和天文历法推定的结果作比较研究，如果同天文历法推定的结果一致，就可以倾向于肯定武王克商的绝对历史年代是哪一年。

这段话很绕，但显然人为的分期会严重影响拟合的结果，而且就简本来看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拟合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

下面这个表是蒋祖棣（他也是工程年表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采用不同的误差校正程序对简本中H18（也就文王迁丰到克商前这一期）木炭样品所测数据进行的重新校正运算，表中的拟合行是工程简本中所得的年代结果，OxCal3.5行是蒋采用与工程同样的误差校正程序但未进行拟合的结果，其他几行采用的是别的校正程序。

结果是很明显的，工程中拟合过的结果在相同的置信度下，克商前的年代范围明显被大幅度的缩小到了50年。回过头来看工程所用的碳十四测年的两种方法：传统的常规测试以及加速器质谱法。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碳十四给出的原始数据并不是日历年代本身，而是置信区间，68%的置信度与95%的置信度所代表的年代范围显然是不同的。所以碳十四数据带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限制了它所给出的日历年代范围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显然，工程简本已经把碳十四数据视为最基础的年代范围依据和绝对年份筛选工具来使用。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出，通过一系列的拟合，简本碳十四数据的年代范围（置信度应该都是68%）全部都落入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最终简本说在对这些数据进行树轮校正后，得出，采用常规检测的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050-公元前1010，而AMS法的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060-公元前995。

之后，简本采用了相关遗址的年代数据对这两组数据进一步的缩小范围，它们分别是：

殷墟四期 公元前1080-公元前1040年左右

琉璃河一期一段 公元前1040-公元前1006年左右

曲村一期一段 公元前1020-公元前970年左右

注意上面这些年代范围也都是拟合之后的结果。然后简本是怎么说的呢：

考虑到殷墟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这就是这个著名的克商年年代范围的由来，整个过程我就不评价了，它非要取1050而不是1048，不是1045那谁也没办法。

好了，碳十四的年代范围有了，接着你就会看到工程使用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范围也是1050-1020，所以好像碳十四数据和甲骨月食推算完美的相互印证了嘛，这就叫多学科研究吗？！！这到底是多学科多种证据相互印证呢，还是假多学科之手筛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呢。

在这两个年代范围之下，以往2000多年间的众多学人依据各自的学问为我们提供了将近50个武王克商的年份观点，即从公元前1130到公元前1018年的112年的范围，被一下子压缩到1050-1020这30年里了。

然后在这个范围的基础上才开始天文方法的回推，也就有了1046，1044，1027三个方案。再后来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个日子被放在我们眼前。

不写了，吃饭

之所以要写这个答案，不是要评价断代工程取得了哪些成绩，人家就没问有什么成绩，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取得点成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武王克商年和西周年代序列是简本自己认定的标志性成果。但就结果的得来而言，是不是也应该给这笔钱和那些金主们一些交代呢。

就是参与断代工程的专家们，限于专业知识，搞古文字的不一定明白陶器类型，做商周考古的可能看不懂古代天文资料，搞测年的可能除了测试分析，其他的都所知有限。这答案改编自我的商周考古笔记，我虽然于考古沾点边，毕竟也是门外汉，去看工程报告和发掘报告，也是要反复比对参照，翻一堆书，来来回回好几遍才看出其中的机窍，再参照前人所写的批评文章才明白有哪些问题。

那普通人呢，除了简本给出的代表着从帝辛到厉王的确切年代学序列，他还能看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充分信任专业人士给出的研究成果的。如果这一成果被学界一致认可没有异议，普通大众知道商晚期到周厉王是从哪年到哪年，然后把这个写进教科书，那也就够了。可事实是国内国外对这个结果有着大量的质疑，而且这些质疑有些是直指整个工程的方法论的。我们承认考古研究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古文字有局限，古文献有局限，碳素测年有局限，但是把所有这些合到一起换个名字叫多学科研究了是不是就没有局限性了？这是我们要真诚反思的地方。

如果不把其中的问题交代出来，不仅对不起自己所学的东西，恐怕也对不住那点工资和科研补助吧。

所以问这个工程的可信度有多高，我只能说这个年表中每一个确切年份的得出都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复杂过程，厉王以前的年份最好都加上大约两字，然后爱用就拿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