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结局为什么翠平不能和余则成一起走，就因为情报吗？ 第1页

不想拍续集，或者是没法拍续集。

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在台湾被叛徒出卖，被枪毙了。即使没有被叛徒出卖，余则成后面的潜伏工作也没有意义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攻占台湾已经是不可能了。

高亮回答我个人是不支持的。

因为高亮回答很可能猜对了编剧的心思，但是脱离了史实。有的人连"国家欠他们一个未来"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话都说出来了，是入戏太深吗？

我们要看到编剧的局限性，亮剑和潜伏作为同一时期的电视剧，同样作为经典，但是都在剧里不阴不阳的黑了一把我方，这两个经典电视剧都是原稿都是诞生于21世纪初期，那个时候的主流舆论氛围是什么？中国GDP30年内超日本被冷嘲热讽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亮剑和潜伏的一些不完美的小小黑，其实倒也无伤大雅，不妨碍整部作品的经典。

当然，我这里不分析亮剑，我说潜伏吧。

潜伏最让人堵心的当然是不完美的结尾，结尾一黑黑了一片，成为弃子的姚晨，禁止归队的孙红雷，强迫和不爱的人结婚，面对入党的嘉奖只有苦笑。正因为这个结尾，大家总是认为，余则成的结局肯定不会好，在台湾，可能是吴石一样，被叛徒出卖而被反动派杀害。

我这里不说剧情，直说史实，在整合史实的基础上做一把推演。

1吴石去台湾，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吴石1949年7月在香港和我方人士见面，我方人士明确表示，没有把握就结束任务，回解放区，吴石基于对革命的信仰，认为自己对人民的付出太少(吴石1948年才入党)，想继续为人民做贡献，而且为了避免嫌疑，他把一家都带到了台湾。

原文如下

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2] ：“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2] 。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2陈宝仓，吴石案人员，其并非直接对我党负责，而是民革成员，但是其去台湾做事，是1948年春天在香港定下来的，也是他自己的意愿，那个时候三大战役都还没开打，谈不上无法享受胜利果实。

3聂曦，一直是吴石的副官，资料不多。

4朱枫，朱枫同志确实是被我方委派过去的，但是朱枫同志是女性，其从事的工作为联络和运送工作，并不需要以公开身份抛头露面获取情报，和余则成同志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牺牲的烈士中，没有和余则成情况类似的。

实际上，大多数潜伏人员并没有暴露，而是顺利活到了80年代台海交流时期。

而且，从吴石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我方每派出一个人，都会 1充分征求个人意见，不强迫，2充分评估风险，绝不轻易让同志冒不必要的风险，3充分评估价值，没价值的事情不做。

这其实很正常，潜伏人员长期深入敌后，对个人信仰和主观能动性要求很高，如果派出去一个不情不愿的人，你怎么能保证其忠诚？如果派出一个风险很大的人，那么一旦暴露了就是整条联络线，损失会更大；如果派出去一个没价值的人，让他混吃等死，我党钱多的烧的慌？

也就是说，从实际情况来说，只要余则成希望和翠平结婚回归组织，组织不可能不考虑实际情况。实际上，活到解放的特工人员绝大多数平安脱险，也有相当多的假夫妻成为了真夫妻。组织在天津已经要求余则成归队了，余则成本人也愿意归队，这种情况下，我方是不可能让余则成继续潜伏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我们也看出来了，余则成恰好在个人意愿，风险，和价值上，都不符合要求，和吴石完全相反。

1余则成个人意愿上服从组织安排，但是更希望和翠平团聚，他已经立过大功，考虑其个人意愿和家庭，组织不会在没有充分做家属工作的情况就擅自决定，这是组织原则，而剧中所谓的做工作，其实就是下指示，这是对我党的误解，是编剧的锅。如果个人意愿不是很愿意，而是想团聚，那么即使不论个人意愿，从任务把握度来说也不会让他去，个人有情绪的敌后任务，就算不考虑个人安危，任务完成的把握也会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我党几个著名的叛徒，在叛变前都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悲观和对事业的消极。这一点吴石完全不同，他是我方明确提出有困难可以回解放区的前提下仍然坚持要去的。

2余则成个人身份早就在军统内部引起了怀疑，执行任务风险极大，吴敬中早就怀疑他了，余则成也很清楚这一点，要不是吴敬中一门心思放在捞钱上，他早就暴露了(不想捞钱的话吴敬中可以公开调查他，余则成毫无抵抗力)。在台湾拥有大量军统残余人员，包括吴敬中本人的情况下，余则成很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更何况49年解放天津的时候，余则成为了尽可能快速获取情报，做了大量简单粗暴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压根没有考虑未来，因为就是打算做完了归队的，这样一定会留下大量的线索，而且他作为一线人员，接触过的人非常多，社会关系复杂(翠平说，全天津的美女你都认识啊)，如果他继续去台湾，鱼龙混杂，暴露的风险极大，我党是勇于牺牲和奉献，但不是有勇无谋不讲策略，因此我党不会派他继续潜伏。这一点也和吴石完全不同，吴石出身正统，是国防部高官，又是嫡系，没有暴露身份，而且一直身居机关，社会关系相对简单，风险并不高，后来出问题也是叛徒出卖，而不是被侦查出来的。

3余则成不是国民党核心人员，接触不到核心机密，我们也看到了，余则成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真正对全局有价值的情报就几个，一个是杀袁佩林(还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充其量占了6成功劳)，一个是保护钱教授，一个是天津城防图，一个是营救邱掌柜和挖出佛龛(老吕可是挖出了几十个个)，都是恰好落在了天津而已，其整体情报价值比起那些直接在国防部制订作战计划的特工差了十万八千里，从历史来看，即使最大的功劳天津城防图，我方也有多个情报来源可以获取，比如国防部，而不是非他不可，其他的工作，要么是舆论情报，要么是自保，即使是最后的那个直接导致他走不了的潜伏人员名单，组织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获取，而是说拿不到就算了，个人安全第一，因为天津一旦解放，几个小小的特务掀不起什么大浪，就算没有这个名单，以我党对敌人的熟悉，以余则成留下后对天津的熟悉，以沈醉等功德林级别的战犯，天津的几个特务早晚得落网。换句话说，因为他不掌握核心机密，所以他的可替代性很强的，他的上级吴敬中自己也不是核心人物，也是一个没了戴笠就没了根的人，天津站作为一个没落组织的地方办事处，就160人编制的一个组织，放到整个国民党就是个芝麻绿豆，败退台湾之后做鸟兽散，组织都不存在了，那么余则成这种没有嫡系，没有核心军政人员关系，无法接触国民党核心决策层的人，去台湾有什么价值呢？毫无价值。稍微对比下就知道，吴石国防部的，郭汝瑰国防部的，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亲信，沈安娜直接就是老蒋的机要秘书，余则成既不是国民党机关成员，又没有嫡系，派过去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自己都没啥出路，更别提获取情报了。在历史中，余则成的领导吴敬中抢了一架飞机逃离去了南京，下了飞机就被囚禁，然后3年后去了香港，足足等了6年，后回到台湾，1980年去世。可见历史中的吴敬中，在上飞机离开天津后，不论是囚禁还是赋闲在家，从未再在国民党中担任任何一官半职，那么作为他的下属余则成，派去台湾干嘛？流落街头吗？剧中说安排他和晚秋一起在台湾继续出任要职，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国民党从管理几亿人的大陆败退到管理当时只有百万人的台湾，哪里有那么多职位，哪里需要那么多编制，充其量也就是原来的10％的位置，连老蒋的各种嫡系都安排不过来呢(吴石确实是老蒋的嫡系)，好多人去了之后要么郁郁而终，要么移民海外，要么想方设法回大陆，不都是因为在台湾没事干嘛，现实中吴敬中也都没位置了，而像余则成这种地方上的杂牌游勇军官多如牛毛，余则成是多有面子啊能谋个一官半职？甚至现实中他这种人连搞到逃亡飞机票的资格都未必有，大概率就是天津城解放前就做鸟兽散了。戴笠死了，吴敬中屁都不是，毛人凤甚至可能压根都不知道余则成这个人是谁，毛人凤，吴敬中在离开大陆之后都郁郁而终，余则成去台湾干嘛？扫大街吗？这是第3个不符合逻辑的，也是编剧的锅。这一点当然和吴石不同了，吴石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比余则成的老上级吴敬中都要大的多(吴敬中说过，在国防部眼里我们都是小人物，一个天津站站长也不过是个少将)，又是老蒋的嫡系，其价值100个余则成都比不上。

综上所述，从正常逻辑，余则成是不可能去台湾的，只能说编剧太业余。

那么余则成留在大陆的话，就一定逃不过那十年吗？

显然不是的。

十年确实很多人挨整，情报人员也逃不掉，但是绝大多数人工作很快就恢复了，比如熊向晖，而且熊向晖后来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真正没有善终的名人只有潘汉年，但是潘汉年情况特殊，他未经汇报擅自接触反动派头目，且没有旁人作证，确实是犯了忌讳，而且潘汉年也并没有因此被杀，只是被软禁，在软禁期间病逝了。余则成本人的接头人员翠平，罗掌柜，李克农，秋掌柜都活到了解放后，为他作证并不是一个难事。而且剧中最后说找不到翠平了，纯属编剧脑残，不管是编的还是真的，我党组织工作要是真这么烂，那也不可能迅速推翻反动派。我们知道的几个著名特工，李克农，熊向晖，廖承志，申健，沈安娜，郭汝瑰，何基沣等人都善终了。

那么余则成现实中的原型结局如何呢？我还真找到了和余则成身份极为类似，工作类似的几个人。

以下为转载内容

鲜为人知的是，在整整66年前，为粉碎蒋介石与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的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计划，保卫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和当时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确保“石门无战事”，从地下工作者的紧急背诵到著名记者的酒桌采访，从粮草炸药的军情细节到“石门情报站”的绝密消息，我党在第一时间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同时截获并传回了一份重要绝密情报。

短短几天时间内，经过军事上的火速调动和政治上的宣传威慑，我党彻底粉碎了傅作义南下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也留下了“毛泽东三篇雄文退军”的千古佳话—

66年前，四条地下情报确保“石门无战事”

“傅作义部队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这场情报大战堪称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2014年10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岳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作为长期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局地下工作的党史专家，刘岳曾经亲身访问过战斗在当年四条隐秘战线上的近半数地下工作者，抢救性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

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与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穿心战术”可谓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从局部战场来说，的确是步狠招。然而，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作战密令下达前一天，地下工作者背下全文

“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

“逐字逐句背下这条绝密情报的是两个人，一位叫刘光国，另一位，只能说叫金××，出于保密需要，即使是在66年后的今天，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仍然不能公开。在隐蔽战线，还有许多像金××一样的人，他们个人的情况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却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生。”介绍这些情况时，刘岳突然严肃起来的态度骤然把记者带进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这两位地下工作者隶属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当时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在当时那样紧张的作战气氛下，他们二人已经预感到了部队要有大动作。于是，二人巧妙地向参谋处的同事、绘图员崔德义了解情况。崔德义对他俩毫无戒心，表示上峰让其绘制石门、阜平一带的地图——显然，行动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事实上，偷袭石家庄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10月22日，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

而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另一条战线上一位特殊的地下党人，也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取得了与之相印证的重要情报——

推杯换盏间，名记者套出了部队动向

距离西柏坡30公里的平山县里庄，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地。66年前，毛泽东“吓退”傅作义大军的三篇雄文，就是在这里最早见诸报端的。如今，在人民日报里庄创刊旧址纪念馆里，在刊登三篇文章版面的展板旁，还展出了一位特殊记者的照片。

“经常有《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我们这里凭吊，有人看到这张照片时会惊讶地说，没想到一个记者起过这么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有人会说，这位名记者做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多了……”纪念馆工作人员康贵起指着展板上的照片说。

这位记者就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刘时平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真实报道了李公朴事件，也曾经冲破重重阻力探明了沈崇的身世。”刘岳告诉记者。“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因为刘时平与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而骑兵十二旅正派驻涿州练兵，所以这个任务最终交到了他的手里。”

于是，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一次到涿州的采访，回到北平后，10月23日晚，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忙于杯来盏去之中把情况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乘鄂昏睡未醒之际，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通过了军警盘查，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接着又在巧妙地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后，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报。

与此同时，注意到敌人动向、特别是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炸药运输的，还有一位身份更加特殊的地下工作者——

“南有基沣，北有龙韬”

“我们兄弟俩都在电视上追着看《北平无战事》，还一直在QQ里讨论，它和当时的历史氛围确实很接近。”电话那头，82岁的北京警察学院离休干部赵明勇这样对记者说。他和84岁的兄长、国家物价局离休干部赵明仁，都是60多年前亲历过那段特殊历史岁月的地下工作者，而他们的父亲赵龙韬，正是为“石门无战事”传回特殊情报的第三条渠道的关键人物。

“赵龙韬是东北军出身，作为少帅张学良的亲信部下，曾参与过西安事变，捉蒋用的就是他的佩枪。”刘岳告诉记者，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士兵前往西安郊外华清池扣押蒋介石，自己却忘了带手枪，于是顺手要了赵龙韬的手枪。

抗战胜利后，赵龙韬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国民党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龙韬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联系，而为之牵线搭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二儿子赵明仁——当时不满16岁的辅仁附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赵龙韬的三儿子赵明勇则是北平市三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

“从此，国民党华北‘剿总’系统的后勤供应、军事调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我家当时住的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秘密传向华北局城工部。”赵龙韬的二儿子赵明仁告诉记者。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赵龙韬的“将军府”成为中共在北平有效的情报来源之一。

“1948年10月，傅作义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备突袭我石家庄和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傅作义准备突袭西柏坡同样的情报。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事后刘仁曾带来口信，对赵龙韬提供这项情报表示感谢。”与赵龙韬秘密联系的王甦，在《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伪军工作》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刘仁在王甦的陪同下，特意到赵龙韬将军家中探望。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则讲过这样一句话：“南有基沣（指我党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佩剑将军’何基沣），北有龙韬”。

1948年10月23日，当甘陵情报组和刘时平、赵龙韬等方面分头截获傅作义部偷袭计划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拟定的偷袭行动时间27日只有3天了。如何把情报迅速安全传给党中央，成为摆在地下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上天入地，绝密情报殊途同归急送党中央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刘岳告诉记者，戴继清是甘陵情报组抄写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级离休干部，刘岳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据戴继清回忆，当时为了保险，甘陵让他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

1948年10月23日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亲历者刘之骥两个月前以92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接下来的故事，只能按他生前回忆来讲述：与甘陵分手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时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和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当夜12时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于半宿的疾行，刘之骥双脚已经打起了血泡。

10月24日凌晨，就在刘时平急奔西直门了解爆破队动向的时候，刘之骥他们已经离开了小店，沿拒马河、穿青纱帐，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这时候，继续赶路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

“根据记载，刘时平方面的情报则是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的，有关地下党组织冒险破例开机，于1948年10月24日上午10时许，将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以无形的电波形式通过华北局城工部和华北军区，一直传向中央军委。”刘岳告诉记者，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等原因，这条情报的具体传递链，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说法。但正是由于绝密情报由不同渠道源源不断传向西柏坡，24日这天上午，一条由周恩来副主席起草的战斗指令很快发向四面八方，冀中、北岳两区的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奋战抗敌。

紧急动员起来的并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极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一部电台，而这也正是确保“石门无战事”背后的第四条情报渠道——

17封“假情报”，“石门情报站”助推“空城计”

如今，在石家庄市人民警察博物馆，一张照片被赫然挂在显眼的位置，照片下方有简短介绍：“李智，曾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在石家庄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过突出贡献”。

石家庄市公安局档案科科长冯朝勇告诉记者，作为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保存至今的李智历史资料并不多，整个博物馆只有这一张历史照片。

而在曾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石家庄地下工作进行过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的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福民看来，李智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地下情报工作所做的，远非一句“作出过突出贡献”所能概括。

在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计划实施时，李智有两个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余则成也是中校副站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为了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全部肃清，党组织决定李智仍潜伏在军统特务组织内，专门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

1948年春起，经我方上级批准，李智利用军统方面配发的电台向华北“剿总”二处“汇报”情况，并换回国民党的有关情报。当年10月，就是这部秘密电台突接国民党方面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求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他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

收到电报的李智立即将情况报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同时，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

“李智‘余则成’似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反偷袭斗争中，不但能及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还遵照中央领导指示，连续向华北‘剿总’二处发电报17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直接打击了敌人的士气、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谈及李智在此次反偷袭中的作用，刘岳如此评价。

三篇新闻稿，打破傅作义偷袭西柏坡幻想

1948年10月25日一早，刘之骥在定兴县西洛堡村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他知道情报要点已经到了党中央手里，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及时”收听到这条消息的，还有傅作义的新闻秘书。根据史料记载，当傅作义收到秘书抄录的这条消息时，立即指示秘书长王克俊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

一条一条情报陆续传向西柏坡。10月26日，毛泽东撰写了第二条新华社电讯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 紧急动员一切力量 准备迎击匪军进扰》，并于10月28日刊载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此时，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已在望都、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严阵以待。10月30日晚，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离石家庄约100多公里。华野三纵星夜兼程，于10月31日凌晨赶到沙河，从正面挡住了敌军。至此，情况全面转危为安。

10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石庄人民充满信心，准备歼灭蒋傅匪军》的消息，当天，毛泽东撰写了第三篇新华社评论《蒋傅匪整个北方战线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 妄想偷袭石家庄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发表在1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

我军事打击和政治威慑使傅作义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即下令退兵。傅作义军袭击石家庄，是这个武装集团最后一次出击。辽沈战役胜利后，我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平津战役随即拉开了战幕。

偷袭西柏坡失败后，傅作义开展内部大审查，刘光国等人成为了怀疑对象，刘光国和战友经受住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最终反而策反了搞清查的敌方工作人员(余则成一个人都没策反成功，工作极为失职)，继续潜伏、报送情报，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那么，李智等人最终结局如何？我们继续看。

新中国成立后，刘光国仍在隐蔽战线工作，直至1987年从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局局长位置光荣退休，至今健在。

甘陵，新中国成立后则先后任过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和中央直属机关一局局长等职，长期从事国家机密情报工作，晚年定居河北省石家庄市。1994年12月11日病逝于石家庄，终年91岁。他的骨灰，就撒在西柏坡附近的岗南水库。

刘时平也曾被北平宪兵三团一个营长用枪口顶住额头威胁，最终侥幸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1999年9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他的个人文集叫做《我就是记者》。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北平之后，赵龙韬用四天四夜拓出了完整的北平布防图，秘密送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赵龙韬作为起义将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7年病逝于大连，享年87岁。花园大院甲9号的将军府邸，现如今也变身为国家大剧院。

李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侦科副科长、科长，市民政局副局长，市劳动教养所所长、党委书记，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市公安局顾问(享受地市级待遇)。1991年5月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1996年6月30日因病逝世，享年79岁。

也就是说，作为资历，地位，作用和余则成最为相似的(同为国民党中校，站长副站长)，李智回归后从科长干起，最后以市级干部光荣退休，那么，如果编剧多查阅一下史料，或者不是那么热衷于结尾玩伤痕文学或者残缺美的话，余则成应该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也就是回归后进入天津公检法司，从基层干部做起，继续发光发热，最后以厅局级干部身份退休。

讨论至此，结论已经很清晰了，我个人认为，一些时空错位的小纰漏无足轻重，但是潜伏最遗憾的就是结局，不论是从逻辑，从法理，从观众感情，从史实来说，余则成作为一个基本上已经暴露且没有价值继续潜伏的特工，都应该在解放后回归组织怀抱，和翠平一起继续发光发热奉献力量的，而编剧和导演在当时的整体舆论偏右的大背景下，违背了历史违背了逻辑违背了观众感情，强行上了一个让观众吃苍蝇的结局，美其名曰升华继续奋斗，实际上很可能是黑一把TG的恶趣味不说，还破坏了一个优秀的作品，有无病呻吟的感觉，实在是可惜了。

想想肖申克的救赎最后经典拥抱镜头，这个镜头是原作者和导演非常讨厌的，即使被迫拍了，也一直想把他减掉，最后是在投资人的坚持下违心加上了，结果反而成就了电影史的经典镜头，如果潜伏，当时也有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要求结尾按照圆满结局去拍，哪怕从下了飞机之后再加一集，不但逻辑上圆满，而且更加符合史实，也会有更多的观众爱看，这样潜伏才是真正趋于完美的电视剧了。

毕竟和平年代的观众，更喜欢的还是happy end

到最后，再说说大家对地下工作者的一些误解吧。

1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是搞情报，而是争取群众。敌后工作更重要的是各种工人学生农民运动组织，统一战线工作，等。

2特科的三大任务一不许

三大任务是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内部侦查，伍豪亲自定的，明确了特科的组织任务，避免了特科的特务化和匪帮化。而潜伏中天津站的人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内部侦查。

3严禁收买，色诱和暗杀

这一条不多解释，我方组织工作历来依靠的是信仰和政治觉悟，而非个人关系和利益这种不牢靠的东西。禁止暗杀也是非常正确，暗杀不但容易伤及无辜，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而且价值也不大，你就是干掉了吴敬中，南京还会派来一个魏敬中，对反动组织伤不了根本，除非是这个人有危害党组织的危险。从这一点上来说，潜伏剧中干掉陆桥山是有问题的，而且就组织原则来说，真要干掉陆桥山也不应该是余则成出手，而是另有人，就像干掉袁佩林一样。

4解放战争中隐蔽战线的三大工作是，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而潜伏中，只表现了第一条，第二条余则成是被策反的，作为有权力和军方高层对话的人，余则成这一点是失职的(其实是编剧的失职，而且史实中也没有在天津攻城中起义的部队，陈长捷被坑了，当然陈长捷这种级别的军官也轮不到余则成来做工作)，而第三条作为余则成的主要工作，也是最合适的工作，因为他熟悉天津地界和组织机构，不让他在天津继续肃清敌特，接管城市工作，而是让他去台湾，纯属编剧脑残。历史上去台湾潜伏的都是国民党南京方面的人员，而不是余则成这样在地方机构工作的人员。

包括编剧在内，很多人都默认了一个事情——两岸会长期对峙，但当时的人没有这种意识

我方认为，老蒋不过是苟延残喘，解放台湾不会比西藏、海南更难，最多一两年时间，等苏联援助的海军一到，老蒋分分钟灰飞烟灭。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方发现解放台湾可能会暂缓，但也就是缓上三到五年，美国人都打不过我们，难道害怕蒋介石吗？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我党基本上都是这个观点。

如果我党在1949年就知道海峡两岸会长期对峙，那肯定不会让派人去台湾，就算去了也会让他们想办法逃回来，毕竟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宝贝。

余则成这些人去台湾，那是为武装攻台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很快都会发生。

影片上映后，演员们也看了这个bug，比如余则成和翠平在机场见面时，两个人应该高兴才对，因为只要南方一解放，他们很快就能团聚了，根本不会有这是最后一面的想法。后来的DVD版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大家可以去优酷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