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历史是否是周公篡改了的？ 第1页

谢 @司马懿 @长歌扬 邀，所谓商朝历史被周公篡改了，是个标准的民间故事；所谓周公制了完善的周礼，也是个标准的寓言故事；所谓落后迷信血腥的商朝，被先进理性文明的周朝取代了，更是个标准的童话故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明白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是结论：三代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变革也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突飞猛进，商周的文化面貌才有了根本差异，但是当时人把这种差异追溯到周初了，所以周公才被打造成圣人，纣王才被黑化成万恶之首。

1、西周对商朝制度、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仍然是继承。孔子就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汉书》也认为“周因于殷，尚文”。近现代一些学者也得出相同结论，如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的异同》等均从考古学、古文字等角度出发，认为商周文化虽有小异实则大同。现在流行也把夏商西周统称“早期中国”，秦汉以后称为“成熟国家”，春秋战国则视为向成熟国家的过渡期。

2、关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早在清初就有学者认识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日知录》论述了春秋战国间制度和风俗的变化。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等方面论证了春秋战国的剧变，郭沫若提出的“战国封建论”亦成为主流认识。可以参阅本人另一个回答 春秋和战国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简单说，春秋以前社会主体是氏族，战国以后是家庭和个人。

3、孔子以周公为偶像，孟子“法先王”的观念，才会夸大殷周两种制度的异处。实际上，不但先周文化本身深受商文化影响，西周初期、周公一个人也没有能力作出根本性改变。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反映较少，而在考古层面却反映较多，这就是所谓“西周中期礼制改革”，包括丧葬等级制度、册命制度、青铜器形制及组织等等。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就把青铜器形制从商朝后期到西周穆王称为“勃古期”、西周共王到春秋中叶称为“开放期”。

4、比较受关注的一点是，周人对商人的神权政治否认，走向敬天、敬祖、保民的“德治”。但同样必须认识到，这种趋势在商朝就有端倪了。比如商代最受诟病的人祭风俗，根据姚孝遂先生对有关甲骨的统计，殷墟早期（武丁时期）用人牲计数者有5418人、不计数有247次；中期（祖庚到文丁）用人牲计数者有1950人、不计数有189次；晚期（帝乙到帝辛）用人牲计数者有75人、不计数有29次。反映了明显减少的趋势，但西周也没有彻底根除。

5、西周最明显的变革，应该还是分封制。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社会变化：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林立，互相没有统属关系；进入夏（如果夏朝存在）商后，开始有了一个“诸侯之长”，但是方国往往仍然是一个血缘氏族；到了西周初年，正式有了“诸侯之君”，通过分封制使新建诸侯国内各氏族聚居，比如鲁国内有殷族和周族，这就为各民族融合奠定基础，也提出了华夏的概念；到了春秋兼并战争，进一步促进华夏族的产生；而到了战国，才真正实现了华夏族的形成。

（以上主要摘抄于自己一个旧回答，以下再针对本题补充三点新的：）

6、纣王是怎么被黑化的？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讲述得较为详细。个别细节可以根据出土文献修正，大体还是没问题的。周初纣王的罪名，记载于《牧誓》檄文，其中大概只有六点：酗酒、不用贵戚、登用小人、听信妇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对纣王的黑化，早在春秋末年的子贡早就指出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就是胡适所谓“箭跺式人物”，前朝的亡国之君，成了寓言的典型案例。

7、我们仔细看《牧誓》的罪名，不但没有所谓的暴虐，而且其中有几条，比如不用贵戚、登用小人、不留心祭祀几点，不仅不是商朝妖魔化的表现，反而体现的是商纣加强王权、排除族权和神权的成绩！《大雅·荡》也说“殷不用旧”，这首诗被认为是讥刺周厉王所作，周厉王也是因为专制才引发的国人暴动。那么商纣和周厉王的做法，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周厉王骂名也不断，不过毕竟是当朝天子，不像桀纣被黑化得这么惨罢了。

8、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王权和族权的斗争。一方面，商纣的改革是在排除氏族血缘因素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变革和族权政治是存在着根本矛盾。而对于早期国家初建、氏族政治浓厚的周国，这自然会成为武王伐纣的口实，并得到其他利益受损部族支持，矛盾的结果就是纣王众叛亲离，大邦商被小邦周灭亡，王权输给了族权。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是落后战胜先进的，但是周王朝一旦坐稳了天下，必然还是重复商朝的轨迹，最终从国人暴动走向平王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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