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科幻电影有怎样的意义？ 第1页

《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成年礼。为中国科幻电影照亮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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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看了《流浪地球》的预告片，那时总疑心是不是把好看的场面都剪到预告片里了。毕竟我也是受过好几回别的电影的预告片欺骗的人，而且中国电影业在此之前还从未出现过任何合格的大型科幻电影。有限的几部科幻电影，评价都不高，很多连平均水平都没有达到。然而，《流浪地球》确实是让我彻彻底底惊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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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电影业和电影工业是完全不同两种概念。

电影业早期是手工业。依靠的是手把手的教育，小作坊式的生产。导演和制片人常常来自一家公司，摄像师基本都是“御用”的，主要团队都是跟着导演跑活。一旦需要的资源显著超出导演团队的社交圈，或者组织规模超出了导演习惯的规模，质量就难以控制了。

小作坊式的生产，带有非常浓重的个人风格，偶尔也能产出一些小投资的闪亮之作，这在各国都有先例。欧洲几个知名电影节上，我们时不时就能看到有些小作坊电影作品拿奖。但是，小作坊手工生产的方式，产出速度慢，品质不稳定，难以掌控大预算的商业巨片电影。

而大型科幻电影则是电影工业的制高点，是电影工业各生产部门的能力的集中体现。

它对道具、服装、特效、布景、音效、剧本、调度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

拍个都市剧情片，服装、道具都是现成的，上街买就是了。就算是历史片，也总是有据可依。但是你要拍《流浪地球》，在制作道具和布景之前，就要先考虑行星发动机是个什么样子、宇航服是什么样子、飞船/空间站是什么样子。这个活儿，不是一般的美术或道具人员能做好的。作坊式生产中，小作坊不能提供足够优秀的科幻概念设计，最后的视觉冲击力就不够，甚至可能产生一种“特摄片”的粗劣质感。

要想让这些布景和道具有足够的视觉冲击力和可信度。它的设计就必须非常专业。那么你到哪里去找这样擅长科幻场景设计的专业设计公司呢？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足够大的电影工业市场，是根本养不起来的。必须有足够多的类型片，才能养得起专门为这种类型片服务的专业公司。

还记得当年大家都吐槽时尚剧里面的人穿得丑吗？还记得大家总是吐槽抗战/解放战争片里面武器、服装不对吗？还记得59式坦克客串日军坦克吗？还记得《集结号》要从韩国请特效爆破团队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因为中国的影视产业不够成熟，没有相关的服装、道具和特效爆破服务公司。

电影业的所谓工业化，就是标准化、分工化、专业化、高度组织化。

电影中的每个部分，都要拆出来作为单独的专业工作，分给专业的人和公司来做。从融资顾问、剧本、选角、特效，到道具、布景、摄影棚、音乐，再到餐饮服务、外景选址、周边商品、宣传发布。这些专业的人和公司为很多的制片公司服务，业务量很大，见多识广，因此能够沉淀出足够专业的技术能力。任何一家制片公司，都没有足够多的类型片，所以不可能养得起全部专业门类的专家。

很难想象，我国电影产业仅仅在数年之前还几乎没有特效导演。有的电影尽管明知要做大量的后期特效，在拍摄时却没有正确使用绿幕。导致后期做特效的人光是抠图都抠得想要去死。那么最终效果显然不会好。连特效都做不好，就更不要说什么科幻商业巨片了。

当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比《巴顿将军》和《狂怒》两部影片的服装、道具就能看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进步。《巴顿将军》拍摄于1969年，距离二战不过二三十年光景。但是里面的坦克，打眼一看就知道不是二战时期的坦克。而《狂怒》的道具就专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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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人员角度讲，现代商业巨片无一不是极度复杂的工程项目。

据说流浪地球整个“项目团队”最多的时候有7000人。要知道即便是在很多大型公司，一个项目牵扯到的人员也极少达到这个规模。更何况一般公司里，整个团队都是经过多年合作，已经磨合得很好了。

而电影团队，会随着拍摄的进程而不断扩大和缩小。根据拍摄的需要，签约的小团队不断进进出出。整个团队并不稳定，磨合时间也很少。其项目管理难度，远超绝大多数公司内部的项目。这意味着电影项目管理也需要专业的流程和专业的知识。没有这样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整个电影项目就会是一盘散沙，流程极度混乱，拍摄周期拖长，预算难以控制。即便是好莱坞专业导演，也不见得每次都能精准控制整部影片的拍摄周期和总开支。

听说《流浪地球》的导演，于2014年参加了一个电影总局组织的培训，被送到派拉蒙影业去学习电影工业的套路。这大概也对《流浪地球》的组织工作有很多帮助。

项目管理能力和品类齐全的专业服务公司（可能还要加上多样化的融资途径以及完善的金融服务），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才能像生产工业品一样以较短周期、保质保量地、源源不断地生产商业电影。

像漫威那样，每年好几部，不断产出高质量的中高投资额的商业片（而且其中至少大部分可以归为科幻片），其实就是当今世界电影工业标杆级的能力体现。

所以，想要小作坊时代的电影导演来操刀商业巨片，可谓难上加难。

我们会发现好莱坞平均水平的商业片和中国电影平均水平的商业片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无论好莱坞的商业片有多平庸、烂俗，它总是能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中国平均水平的商业片，常常是连故事都讲得七零八碎、重点不明、节奏全无。这常常不是剧本的问题，而是电影工业的问题。如果项目组运作流程混乱（比如制片人、投资人随便加角色、演员随便改剧本等等），服务不全，管理漏洞百出，那么就无法指望最后的成品能像点样子。

而有些导演评论其他国产片的问题可能头头是道，结果自己拍起电影来却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这并不是说他的审美标准有问题。他一样知道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差电影，但是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和相关的知识技能的积累决定了，最终成品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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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想一下，中国电影业“前工业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成果。

你看陈凯歌，拍个小成本、低复杂度的剧情片，还能掌控得了。到了《妖猫传》这样叙事复杂、场面复杂的片子，剧情就彻底崩了。谋篇布局的节奏感很差。很多地方拍得不知所云，对白台词常常莫名其妙，不像正常人说的话。

你看张艺谋，布景、摄像、色彩往往都很棒，如果依赖于成名小说改编剧本，那多半还过得去。如果剧本是他自己攒的，那一般就不怎么样了。

还有一些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更是掌控不了大投资。不知道花多少钱能做到什么效果，更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没有电影工业的知识技能以及工业体系的支持，就算有了商业巨片的预算，也没办法拍出合格的片子。

而《流浪地球》虽然有诸多缺陷，但仍然不输绝大多数好莱坞科幻巨片，对于好莱坞顶级科幻片，也可以望其项背了。该片尽管概念是来自于原著，但剧本几乎是原创的。能把一个原创剧本做得这么好，最终完成度这么高。实在是了不起。尽管《流浪地球》在部分领域使用了外国成熟电影工业体系的专业公司，但能把所有专业力量用好，组织顺畅，已经算是很厉害的成就了。有越来越多的合格电影工业产品出现，才能养得起、养得好本地的各类专业公司（听说该片的特效大多是本土公司制作的）。

最近这两年，中国合格的商业电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新人导演能够把商业电影玩得转了。但不得不说，能拍出成功的科幻商业巨片，仍然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成就。这大概标志着我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称之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成年礼。商业巨制的组织方法、运营方法、资金用法都会不断成熟，相关的知识会不断扩散，相关的电影工业的专业公司会开始出现、发展壮大。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合格的科幻电影出现。

而且，起码不会再有人用一些非常愚昧的理由来争论说中国不可能出现大型科幻电影了。

让那些不看好中国科幻和不敢往科幻题材的影视资本有了新的投资选择。

1980年冬天，全国各大出版社收发室，相继收到一封奇怪来信。

信中称“我们是心系祖国的海外学者，想打造探索不明飞行物刊物，自行组稿，每月仅收1200元成本，出版社只需负责卖”。

因来路不明，各家出版社无人敢应，最后只有远在西北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回信，“言之成理”。出版社称，既然不知道飞碟到底是什么，刊名不妨叫《飞碟探索》。

1981年《飞碟探索》创刊，编辑部一墙之隔，便是同时创刊的《读者文摘》。

《飞碟探索》创刊号封面，模仿美国《国家地理》，1厘米宽红框之内，一只巨大飞碟，凝望世间。

一个想象力满溢的时代拉开帷幕。外星来客带动着科普浪潮，中医养生掺杂着气功异能，亦真亦假，如梦似幻。

1990年《飞碟探索》发行量超31万册，居全国科普杂志之首，连旅居海外的三毛都曾写亲笔信，讲述她在撒哈拉沙漠目击UFO经历。

《飞碟探索》负责诱发好奇，而另外一本试图幻想答案的杂志，则命运多舛。

1983年的时候，科幻小说被称为“精神污染”，全国科幻类杂志纷纷停刊，最后只剩四川的《科学文艺》。

《科学文艺》当年在青城山举办笔会，编辑在火车站苦等一天，最后敢来者寥寥无几。

杂志如弃儿，被告知只能自负盈亏。编辑们去一所所学校恳求征订，女主编杨潇脱掉高跟鞋，蹬三轮运送刊物。

最后，杂志社要靠做少儿图书挣钱养活杂志，编辑们常当街卖书。最窘迫时，《科学文艺》一期只发行了700册，并一度改名叫《奇谈》。

所剩不多的中国科幻小说家们满心绝望，奇谈之后，往往是怪论。

1990年，世界科幻协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杨潇等人受邀参加。为了省钱，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坐了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最终，当面色苍白两腿肿胀的杨潇等人走进会场，满场皆惊：“乘火车来的？这真是科幻！”

那届大会上，杨潇费力夺来下一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

1991年，《奇谈》改名为《科幻世界》，同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最后一天设在成都郊野，中外名家挤进车内穿越乡村，沿路农民停锄围观车队，浑不知车中坐着中国仅存的幻想家。

入夜，中外代表围拢篝火旁。快发不出工资的《科幻世界》编辑部，大声谈论着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

那些激情与幻想，最后随篝火一同熄灭，青烟散入九十年代，袅不可寻。

刘慈欣并未参加那届大会，那一年，他还在山西的娘子关电厂做工程师。电厂四野丘陵，山崖寸草不生，运煤火车从厂区大门呼啸驶入，大门边是一道小小的窄门，供人通行。

电厂内有医院、舞厅、电影院，如微缩社会，按照古老的规则缓慢运行。在这规则下，写小说无异于离经叛道。

刘慈欣谨慎地隐藏爱好，一个个瑰丽的世界诞生绽放，又被包裹藏匿。

偶尔，他会坐六七个小时火车去北京，到王府井书店查资料。

漫长夜晚，他会想起填完高考志愿那个夏夜，他翻完英国名作《2001太空漫游》，抬起头，家乡星空银河闪动，一切都很渺小。

在电厂，星空是奢望，厂区烟囱昼夜吞吐烟雾，长夜浑浊无期。

1994年，《科幻世界》编辑带领科幻迷，夜登峨眉，观看天文奇观“彗星撞木星”。峨眉金顶上，编辑部的天文望远镜吸引游客，有中年妇女说，她给孩子订了《科幻世界》。

“看武侠小说怕他打架，看言情小说怕他早恋，让他看科幻，引发对科学的兴趣。”

这段“金顶对话”成为第二年《科幻世界》广告词，杂志征订数开始上升。

在商业大潮中疲惫沉浮的人们，终于迷惘抬头，望向遥远的星空。

1999年，高考全国卷出了道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用科幻与时代作结。那些单纯与误解、冷寂与挣扎，俱成往事。

因为与高考撞题，《科幻世界》迎来创刊以来最高光时刻，历年过刊、合订本销售一空，杂志销量跃升至40万册。

那年青城山笔会上，刘慈欣第一次现身，他带了一部作品，名叫《流浪地球》。

到了2009年，刘慈欣已连续八年夺得银河奖，那些在电厂长夜中积蓄的故事，终于有了倾泻之处。

那是卡梅隆的“阿凡达之年”，刘慈欣特意从电厂跑到太原去看，看完有些失望，“想象力不足”。

他想起九十年代时做的一个实验。他编写程序，把每个文明简化成一个点，在十万光年半径内设定三十万个文明，然后扔进286计算机运算。

文明在窄小的屏幕中涛生云灭，变化诡异。

那是《三体》后两部的灵感来源，2006年，《三体》第一部在《科幻世界》上连载。

一年后，《三体I》单行本出版，科幻世界杂志社门口时刻停着面包车，每天不停地把书运到邮局，发往全国，“要发的书太多，邮购部的人上个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2008年《三体Ⅱ黑暗森林》出版，2010年《三体Ⅲ死神永生》出版。刘慈欣被粉丝封神，甚至衍生出“三体学”。

粉丝们说，这世上只有三类人，没看《三体》的，看一半《三体》的，看全《三体》的。

从2008年开始，各地书店的科幻小说区，《三体》总会垒成独立金字塔，十年未变。

2015年8月，宇航员林格伦在国际空间站宣布，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第七十三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刘慈欣因故未能到现场，译文作者代他领奖。领奖发言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2014年11月，《三体》英译本在美国发售，一度登上亚马逊的“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榜首。奥巴马度假时带着《三体》，甚至走后门找出版社，要当时尚未正式发行的《三体Ⅲ死神永生》。

他告诉书评人，和书中宇宙级别想象相比，平时和国会斤斤计较显得格外渺小。

星夜开始露出本来模样，刘慈欣之后，郝景芳也凭《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那些藏匿在大厦或荒野间的想象世界，有了落脚之处。

1999年那篇作文，山东少年郭帆差两分满分。很多年后，中影让他挑剧本，他一眼选中《流浪地球》，因为在《科幻世界》上读过。

《流浪地球》在春节档上映，虽然存在诸多瑕疵，但依旧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那些凝视谜题的奇思，那些远征星海的畅想，似乎才刚刚开始。

2018年年底，《飞碟探索》停刊，后来又传出只是休刊。杂志如飞碟般消失远去，归期未知。

然而，这一次人们投向星空的目光不会再消散。

刘慈欣在小说《朝闻道》中写道：

乱发披肩的原始人，第一次抬头凝望星空，黑暗瞳仁，第一次印出银色光斑。

外星人警报大作，认为这个文明已达阈值。

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