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四川人,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每年到了5月12号,就有人开始缅怀死者开始发蜡烛。
距离08年已经11年了,每年都来一次,就不能放过这事吗?每一年都要全网怀念让灾民想起那一天,想起那些人,残忍不残忍?缺德不缺德?
至于调侃之类的我不敢乱说,只知道这件事让我知道了以后跟同学聚会少提那一年的事,免得被人抓了把柄上纲上线。
对于心理有伤的人,你提了那两个字就是在揭伤疤,对于已经痊愈的人,他自己都会把那段事当谈资拿出来说。
所以跟调侃不调侃无关,只要提了就是在揭灾区人民的伤疤。国难那也只是灾区人民在受难,其他没有经历的人哪来的资格去站道德高点去骂那些揭伤疤的人,疼不疼只有人自己知道,关你道德警察啥事?
还特意要在512当天说?缺德不缺德?
我能接受马三立老先生说《买猴》讽刺的那种官僚主义的马大哈干部。
但是有人不能接受。
当年《文艺报》曾对《买猴》组织过讨论,一些知名人士对作品热情赞扬,支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买猴》的作者丑化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相声里群猴闹千货公司的情节象征着一帮作家“大闹”社会主义。
1957年,何迟先生因创作《买猴》而被第一批打成“右派”,说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严重诽谤。表演过《买猴》的马三立也被株连,一天,他被带到一间楼上办公室。
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吗?
答:说过。
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
答:不知道。
问:共产党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
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右派”,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右派”的狗腿子!
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
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以攻为守”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
“那你也难逃罪责!”一句“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又一句,“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再一句“想找个靠山吧!”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我能接受姜昆老师在《特大新闻》里用使用首长和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乃至革命先烈等内容来塑造喜欢传闲话,编造小道消息的市民形象。
但是有人不能接受。
《中国电视报》还刊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写到,看了这段相声之后我们十分“气愤”,“这简直是给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抹黑。”
很长时间里,文艺创作不能让庸俗的小市民角色成为主人公,有一个词,“高大全”。百度百科里是这么说的。
“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原则”),而“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那样的角色。
相声和这个原则正好相反,相声塑造人物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人物在情境中的语言和行为让观众发笑,而不是听完了相声肃穆庄严的情感体验油然而生。为了塑造这种人物,一种方式就是让他说错话,做错事,由此迅速的让观众给这个人贴上庸俗、愚蠢、无耻、无能、自私、下流的标签,然后观众就可以站在一个心理的道德制高点上,对其最终遇到的失败、倒霉、受愚弄、受损失的下场报以鄙视,嘲笑了。
所以相声乃至其他表演和文艺形式中,出现题主说的这类语句是否可以?
我认为可以,只要说这些话的人被塑造成一个庸俗、愚蠢、无耻、无能、自私、下流的人,情节中安排他被鄙视、耻笑、愚弄、伤害,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日本鬼子杀中国人,黄世仁逼死杨白劳,最后在故事中都没有好下场,这我完全能接受。
下方先要手动狗头一下。
当然,如果没能起到这种效果,让这种人物有了好下场,或者让一个伟光正高大全的人物说出这种语句,没有给人民群众像看神圣且天然正确的新闻联播一样,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走上了庸俗现实主义的反革命文艺黑线。
这种失败的作品必然被广大革命的、正义的人民群众所唾弃,开票数日,售票网页没点击量,送票演出当天都没人来,合同违约赔的倾家荡产。
好不好呀?
“小美,你也不小了……”
“哎呀,妈。”
“你不是有个男朋友嘛,那个大东。”
“他家狮子大开口,非要500万的陪嫁,还要房子……”
母女俩一起叹了口气。
“那,要是咱生孩子呢?”
“200万陪嫁,也要房子。”
“这是什么世道啊。”
“妈……我,我不想结婚了,我自己生一个吧,我去买个精子。反正现在那么多男的都是买个卵子自己生……”
“你跟妈说说你拿啥养?就你那点工资,还三天两头不上班,口红香水一大堆,连自己都养不活吧。楼下的大潘都告诉我了。闺女啊,你咋又辞职了?”
“那公司太变态了,天天让我顶个大太阳跑好几公里去送文件,我抹了三层防晒霜都给我晒黑了。女人的皮肤可怕晒伤了。那经理还不乐意。我那几天不是生理期嘛…结果没控制住,就,就把一杯水泼到经理脸上了……”
“啊?那你自己说说,上次那家合资公司呢?为什么不干了。”
“那天天加班加到深夜,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我怎么干啊。”
“也是,辞了就辞了吧,那董叔叔帮你找的那份工作又为什么辞职了?”
“那什么破单位呀。单位里有几个女的老是针对我,天天说我坏话,上次我不小心把笔掉地上了,那个陈蓉竟然骂我没用。你说有她这么伤人的嘛。还有那个徐佩佩,特讨厌,天天穿得那么low,还各种看不起我们,还老跑到老板那告黑状,上次我就和她吵起来了,最后我让她自己在水房睡的午觉。还有那堆男同事,天天在我面前讲黄段子。厂区里那帮操作工还光膀子,你说我受得了嘛。”
“哎呦,我说闺女啊,你这跳槽经历比你妈我都丰富。你知道现在女人找份工作多不容易嘛!就你这份工作,我还是托了楼下大潘叔叔,给你找的。你妈我都失业三四年了,这把年龄,又是女的,根本找不到工作啊,要不是靠你爸现在还在挣命,咱娘俩早饿死了。”小美妈妈叹了口气,“要说你爸对我是真不错。孩子他生,这把年纪还养着我。我们年轻时,那是真爱呀。那时候刚有男性生孩子的技术,你爸就怀上了,生了你。可是你看看,今天找个愿意结婚的男孩,比找五条腿的蛤蟆还难。陪嫁也是水涨船高。嫁不起呦,嫁不起。”
“妈,那我再找一份工作不就得了。”
“你以为那么好找啊!”
“楼下的鹿涵姐不就刚当上她们公司的总设计了。”
“哎呦,闺女呀,你和人家能比吗,人家爸爸是财政局副局长,人家随便吐口唾沫都比咱拉坨屎大。”
“那黄阿姨她闺女呢?”
“人家蔡徐琨可是国际注册会计师,精通四门语言,布鲁西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妈原来就让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你就是不听啊。现在连个工作都找不着。”
“妈!你这又来了。”
“你爸爸前几天还给托人问了单位人事处,问问要不要女的,人事处赵大伟直接就告你爸,单位都三年没招过女的了。”
“那贾叔叔那呢?”
“贾老六他们幼儿园?更甭提了。现在的男孩子温柔起来比女人还女人,又有劲,又能照顾小孩子,还能加班。他们幼儿园现在就十个女的,听说都是教育局领导的闺女们。”
“那您说可怎么办啊。”小美有些着急。
“不急不急啊,这种破地方,咱不遭那罪!”
“您说,我要是生孩子,那不是更没单位要了。”
“不会不会。现在都是国家掏钱,产假期间都是国家发工资的,还会给单位一笔误工费。单位都不会拒绝生孩子的。唉,还是工资高的生孩子合适啊。”小美妈咬了咬牙,“要不这么着吧,200万就200万,我们老两口把房子腾出来,住到老房子去。这房子给你结婚用。”
“那哪行啊。我不同意。”
“傻孩子,我们老两口还有个地方住。这房子不也是你在住嘛。将来你说你真失业了,跟你妈我一样,你说你怎么活下去呦。”小美妈叹了口气,“上个月你看那新闻了嘛,允许筛选性别了。将来一定要生个男孩。”
这篇小文发布了以后,就引来大量女权的围观和评论。今早我还看到有人竟然把这篇文章改成男性找不到工作的版本。
男性能生孩子,其实是不可能的。男人又有孕激素,又有雌激素,还得来个大姨妈吧,那不是成了女人?我认为还是人工子宫更靠谱吧。因此这里面的事情其实并不会真实发生。但题主既然这么设定了,咱就这么答。
男性能生孩子后,社会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过去社会的惯性,许多男性会认为老婆辛苦,或者为了爱情,为了家庭,自己生孩子。在这个阶段,政府在政策上会改为对生孩子的人有所倾斜。这一阶段事实上是现代家庭的延续,只是改为男性生育而已。
第二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政府会取消对女性在政策上的扶持,社会普世价值也会取消对女性特权的维护,底层男性的婚姻议价能力变强,底层女性的婚姻议价能力变弱。男性可能会更偏向于谈恋爱而不结婚,女性更偏向于结婚。谁经济条件差,谁就生孩子,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灰小子通过婚姻逆袭的事件不绝于耳。由于政策对于一男一女生孩子这种态度大概率没有变化,而且男女之爱并没有受到影响,男女型的婚姻也就大概率没有大变化的。这一阶段,对底层女性的冲击其实是最大的,由于体力上和精力上的劣势,底层女性将彻底被边缘化,她们可能会成为出卖肉体和出卖卵子的主力军。而中高层的女性的职业生涯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她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足够多。这个阶段中下层民众更偏好男孩,在经济条件的恶化下,也许就会筛选性别,造成男性过多。由于社会认知变化、地下黑市的猖獗、性别比例的失衡、生育率过低,政府会不会将生殖细胞的买卖合法化,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底层女性被边缘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政府可能干脆就放开性别筛选。本文也就写的是这个时期,主人公就是典型的低端女性。
第三阶段,女性减少,男性增加,最终的男女比例会稳定下来,社会又将达到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