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韩国闹很大的 N 号房事件？ 第1页

这个国家的电影可以随便揭露丑恶现象，反正揭露了也不会怎么样

这几天，N号房事件传的沸沸扬扬，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在Telegram的“N号房”系列聊天室中，大量的SM，QJ等视频被买卖传播，受害者均为女性，不乏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而且聊天室居然有26万用户，占韩国成年男性的相当比例。官方数据韩国有5164万人，即每百人就有一个人看过，在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无人举报。（目前据韩国官方信息，付费用户数为1～3万名，26万人为注册会员数，数据供参考）

韩国人都疯了吗？

我们来讨论一下韩国人的国民性好了，我们会看到，其中确实有某些疯狂的东西。

首先，韩国人在很久的时间里都是被殖民统治的，至少也是作为藩属国存在。所以，韩国人的精神里有复仇和反抗的一面，但也有服从和忍受的一面。当这两种性格存在于一个个体身上，表现出的就是在平时的服从外表下，利用恶劣的方式减压的行为。

2017年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儿童的犯罪数量在韩国是相当庞大的，这意味着，韩国人很喜欢对比自己更弱的个体施以暴行，这个比例接近千分之一：

据韩联社9月14日报道，韩国法务部门提交的虐待儿童相关案件资料显示，2016年警方登记在册的涉嫌虐待儿童的嫌疑人达4580人，同比增长70%。
　　数据显示，2012年韩国虐待儿童的嫌疑人为252名，但之后每年这一数量都在急剧增加，以2016年年底的数据为准，4年来犯罪人数激增了18倍。仅2017年上半年，就有2463名相关犯罪者被检举揭发，这一数字与2015年全年的相关犯罪人数持平。
　　有分析称，这一数量迅速增加是因为，2104年韩国出台对虐待儿童犯罪者的特别处罚条例之后，韩国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相关报案数量也在增加。

在韩国电影里，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前辈对后辈，上司对下属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平时就随时敲脑袋打巴掌的举动，似乎这种准暴力行为司空见惯，乃至于人们根本不以为意，就连喜剧片里也会使用打嘴巴这种桥段。试想，我们国家或西方的电影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好像没有，这种随意对旁人施以暴力的现象只在韩国和日本电影里存在。

所以，至少从电影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民众的心理对于“向他人施加暴力”这件事并没有我们这么强的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韩国电视剧中霸道总裁或暖心少爷的数量出奇的多。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看电视剧的人群女性比较多，她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关心？

韩国的社会治理中也有非常强的暴力性，当年的两件著名丑闻，“清洗太平地”事件和“兄弟之家”事件就是例子，这两个事件有很强的相关性，一起看一下。

韩国于1988年举行了汉城（现首尔）奥运会，在奥运会前夕，韩国政府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清洗太平地”事件。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当局将大批无家可归者投入黑狱。关于此事的调查几经波折，但至今仍无人对此事负责。
　　4月19日，美联社发布关于韩国政府清洗太平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韩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将超过16000的无家可归者投入黑狱，在狱中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层出不穷。美联社重点调查了位于釜山的名为“兄弟之家”的黑狱，其中关押了约4000人，绝大多数是儿童和残疾人，其中90%的人根本不符合当局对“无家可归者”的定义。他们在狱中饱受殴打、强奸和苦役，但“兄弟之家”利用苦役却赚得盆满钵满。

　　以下引用美联社报告全文：

　　这个14岁的少年盯着自己的球鞋，心扑通扑通狂跳。警察指控他偷了一小片面包。
　　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崔胜友（音译）在描述当时情景时仍会流泪。
　　1982年的那天，警察扒下少年的裤子，用打火机灼烧他的下体，直到他认罪——尽管他根本没有偷窃。两名警察将崔胜友拖到了“兄弟之家”，那个韩国近现代史中最臭名昭著的黑狱。

图为“兄弟之家”，骇人听闻的暴行曾每天在这里发生

　　当晚，警卫对崔胜友实施了强奸，第二天亦是，然后是第三天……崔胜友在兄弟之家度过了地狱般的五年，几乎每天都遭受着强奸、殴打和苦役。那五年，他亲眼看着男男女女被殴打致死，他们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运走。
　　像崔胜友这样的，大约有4000人。他们其中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醉汉，但绝大多数都是孩子和残疾人。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他们均被带去兄弟之家，因为统治者想让全世界看到一个现代的、干净的汉城。
　　美联社对此进行了数年的调查，最终发现当时的情况远远比想象中可怕太多。
　　至今无人对兄弟之家中发生的暴行负责，对于韩国政府来说，这是最高机密。美联社先前的两次调查都被韩国高级官员镇压，这些官员现在仍在韩国政府中混得风生水起。那些由兄弟之家里关押着的“犯人”苦役生产出的产品，行销世界各地。甚至在2年前，经营“兄弟之家”的家族，仍到处运营慈善机构和学校。
　　现在，韩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备2018年奥运会，与此同时，在兄弟之家遭受过苦难的这几千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的补偿，甚至连一声公开的道歉都没有得到过。
　　韩国现任政府拒绝重新讨论该事件，他们称证据过于年久，无法翻案。
　　内务部的官员安政泰（音译）称，咬着仅仅发生了一次的事件不放，只能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补充说，兄弟之家的受害者早该把自己的情况上报给“真相委员会”。然而，“真相委员会”不过是韩国政府在21世纪初建立的一个暂时的委员会。
　　“我们无法事无巨细地给每一件小事立个法，自朝鲜战争以来，这样的事件太多了。”安政泰说。
　　但受害者无法忘怀。一位曾被关押在兄弟之家的受害者举着一块要求声张正义的牌子，在韩国国会大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个月。崔胜友曾数次试图自杀，现在每周都需要进行心理治疗。
　　“他们一直试图埋葬过去。你如何抗争？即使我们发声，谁能听到？”崔胜友问道，“我在悲鸣，我几近绝望地想告诉你我们的故事。请一定要听。”

地狱中的地狱
　　前身是孤儿院的兄弟之家因为1988年的清洗运动而攀上了顶峰，它一度建了20多个工厂，压榨“囚犯”无日无夜地大量生产木制品、金属制品、衣服、鞋和其他的产品。兄弟之家位于韩国南部城市釜山，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外人根本无法察觉。“犯人”被关押在高墙之内，日夜由带着棍棒和猎犬的警卫看守。
　　高墙后发生的一切，都与韩国现代史息息相关。
　　那时，韩国还未从1950-53的朝鲜战争中恢复元气。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一直被军人独裁所统治，彼时的当权者将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提高经济上。
　　1975年，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出台了“清洗”政策，要求各地清洗“无赖”。这些被视作“无赖”的人不仅包括乞丐、街头小贩、残疾人、流浪儿童，还有异见分子，甚至包括一名曾手持反政府传单的大学生。
　　他们最终被带往全国36家机构，即黑狱。到了1986年，被关押的人数从五年前的8600人一路涨至超过16000人。
　　韩国前检察官金龙元（音译）告诉美联社，约4000人被送往兄弟之家，其中90%的人根本不符合政府对“无赖”的定义。

“兄弟之家”中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儿童和残疾人

　　关于兄弟之家内部发生的事，大多数都是由曾被关押在那里的李采植（音译）告诉美联社的。现年46岁的李采植曾充当监狱执法者的私人助手，因而可以获取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美联社通过政府文件，亦证实了李口中的许多细节。
　　李采植13岁的时候就被赶入了兄弟之家。他在兄弟之家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内科病房。他和其他四位犯人一起，每天两次巡视病房，为患者上药、清理伤口。但他们都对医学一窍不通，用的医疗器械也完全未经消毒。
　　“人们痛苦地哀嚎，但我们无能为力，”李说，“这是地狱中的地狱。病人只能被丢在那里等死。”
　　李采植说，比较健壮的犯人会强奸、殴打弱者，还会偷他们的食物。李曾被警卫强奸，他之后曾试图自杀。
　　一年后，李被提拔为兄弟之家大当家金光硕（音译）的私人助理。和其他许多守卫一样，金原本也是个“犯人”，但因为忠诚而被提拔。很多兄弟之家的受害人至今都清晰地记着金光硕，所有人都很害怕他。美联社一度试图联系到金光硕，但最终依然无法寻找到他的下落。
　　李采植说，当这个矮壮的男人几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殴打犯人时，他都在场。李每天都在记录当天的死伤情况，一天下来，基本上都会有4到5人死亡。

苦役和暴利
　　在兄弟之家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血汗工厂。表面上，兄弟之家自称是为“犯人”的将来考虑，训练他们以保证他们今后有工作。但实际上，兄弟之家只是觉得有利可图。
　　文件显示，根据这些“犯人”的工作时间，兄弟之家本该向超过1000名“犯人”支付约170万美元。但实际上，兄弟之家一分钱都没有付。
　　在兄弟之家，成年人需要做一些建筑工作，而孩子们有时需要拖地、砌墙，但大多数孩子被分配去组装圆珠笔和鱼钩。

成年人需要做建筑工作，而孩子们则去组装圆珠笔和鱼钩

　　有些苦役产品行销各国。比如兄弟之家服装厂生产的衣服均售往欧洲，并且是由大宇集团的员工来专门训练在服装厂里工作的“犯人”。大宇集团在上世纪80年代专攻服装出口，主要出口国是美国和欧洲。但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音译）称，大宇集团在提出合作之前就已经对兄弟之家有了大概的了解。大宇集团发言人对其予以反驳，称由于缺乏对当时情况的纪录，这些细节无法证实。
　　上世纪70年代被关押在兄弟之家的受害者说，他们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将鱼钩和鱼线系在一起，包装盒上写的都是日文，这些产品都是要出口到日本的。
　　被囚禁于兄弟之家长达八年的金希刚（音译）说，在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钓鱼用具因组装问题被退了回来，自己和“同事”因此遭到痛打，差点送命。从1975至1980年被关押在兄弟之家的朴京博（音译）说，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着韩国公司”Kukje Sangsa”的标志，该公司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曾向美国和欧洲出口鞋品。
　　兄弟之家的苦役“蓬勃”发展，因为所有人都从中获益——除了“犯人”。
　　当地政府每年都需要和兄弟之家更新合同，并且需要了解犯人的情况以及工厂的运作情况。由于关押的“犯人”很多，兄弟之家也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为了让自己的工厂盈利更多，兄弟之家促使当地政府抓捕了更多的人。
　　在美联社的调查中，釜山政府一直声称无法证实这些情况，因为兄弟之家30年前就已关闭。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得到了韩国颁发的两枚奖牌，以嘉奖他在社会福利工作上的杰出贡献。他口中的“英雄”人生甚至被拍成了电视剧。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右）受到了全斗焕（左）的嘉奖

　　朴最终还是在监狱中度过了短暂的时光，但不是因为兄弟之家事件，而是挪用公款等一些较小的罪行。当兄弟之家在1987年被查封时，调查人员在他办公室的地下室发现了总价约500万美元的日元、美元和存款单。
　　通过他的自传、听审会以及与他密友的交谈，美联社发现朴一直否认自己的罪行，坚称自己仅仅按照政府的指令行事。美联社一直未成功联系到朴本人。
　　但美联社找到了地位仅次于朴恩槿的兄弟之家管理人员，林永颂（音译）。林是一个新教教徒，现居澳大利亚，他是朴的小舅子。林永颂把朴恩槿形容为一个“全心全意付出的”社会活动家，称朴为釜山的清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林甚至说，兄弟之家的关闭“损害了国家利益”。
　　林永颂承认兄弟之家中殴打致死事件确实存在，但称其不过是犯人之间的斗殴罢了。他也将兄弟之家的高死亡率归咎于犯人自身的身心状况。
　　“反正他们在街头一样会死。”林永颂说。

“我活得不像个人”
　　当兄弟之家的老板忙于敛财时，受害者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崔胜友在兄弟之家的第二天就目睹了死亡。他看见警卫拽着一名妇女的头发，用棍棒狠狠地殴打她，血从她的头上汩汩流下。
　　“我呆在那里，止不住地发抖”，崔胜友说，“甚至在警卫再次强奸我的时候都不敢尖叫。”
　　崔胜友说，另一次有7名守卫殴打一个男犯人，用一块蓝色的毯子将那个男人裹住，一边用脚狠狠踩他一边痛殴他，血染红了那块蓝色的毯子。毯子耷拉开，他看到男犯人已经翻眼死了。
　　在1975年到1986年之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513，但实际数字远远不止。前检察官金龙元在采访调查中得知，兄弟之家的官员拒绝将病人送往医院，直到他们奄奄一息，再无力气逃跑。
　　“兄弟之家就是朴恩槿的王国，他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金龙元说，“当你被关在一个天天有人被打死的地方，你就不大可能对苦役、虐待或者强奸有所怨言。”
　　据政府资料显示，绝大多数被投入兄弟之家的人起初身体状况都不差。但在1985年，大约有15人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月就突然死亡；到了1986年，该数字飙升至22。
　　在1985和1986年，记录在案的180个死亡案例中，有55人的死亡证明是由同一个医生开具的，该医生名为钟明古（音译）。并且，死亡理由多半为“心脏衰竭”或“体虚”。
　　兄弟之家的生活在日出前就开始了，每天早晨5点半，所有的“犯人”都被强制送往长老会教堂进行晨祷。晨跑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
　　当有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或者社会义工到访时，一些身强力壮的“犯人”会被选中打扫兄弟之家，其他所有人都会关在各自的房间。崔胜友说，所有人都感到绝望，这些到访者并不知道自己来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们被困在监狱里，但谁能帮助到我们？没人。”崔胜友说。
　　每天晚上6点，牢房就会被锁上。崔胜友说，他所在的牢房里有60到100个孩子，守卫在晚上会对他们进行“毫无节制的暴行”，包括频繁的强奸。

被关押在“兄弟之家”中的流浪儿童

　　一位曾在兄弟之家授课的釜山某学校校长说，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迫无奈，他甚至承认兄弟之家就是一个“集中营”。但他害怕施以援手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因此只能对兄弟之家的暴行熟视无睹，甚至辩解称只有通过暴力和军事纪律才能运营好这样的地方。
　　但也有人成功逃离了兄弟之家。
　　朴颂伊（音译）在9岁的时候就在釜山火车站被警察抓住，继而被投入兄弟之家，那是1980年。
　　在兄弟之家的那五年，她目睹了太多殴打和死亡。对于很多尝试逃跑的人来说，这些血腥的场面你可能永远无法忘记。五年后，她终于无法忍受“我可能会死在这里”的想法。
　　一天晚上，她和其他五个女孩开始用一把破锯子慢慢锯开二楼的铁窗。这个工程并不简单，她们每天早上都要用口香糖将铁窗上的栏杆粘在一起。最终，她们从铁窗的缝隙中爬了出去，翻过扎满玻璃碎片的墙，逃进了深山。
　　当她最终走进了位于汶山的家门口时，她说，她的父亲晕了过去。

“我只想死”
　　兄弟之家的暴露一开始源于一个意外。
　　韩国蔚山新上任的检察官金是一个捕猎爱好者。有一天，他的向导告诉他，山旁边有一个地方布满了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大猎狗。于是他们开车来到了那里，有人告诉检察官说，他们正在为兄弟之家的老板在釜山附近造一个农场。金立即就明白了，他知道自己撞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罪行”。
　　1987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金命令10名警察对兄弟之家进行突袭。他们在高墙里面发现了面黄肌瘦的犯人被关押在拥挤的牢房中。
　　“我记得我当时就在想，’这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这就是一个集中营"，金说。他现在已经61岁了，是首尔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补充说道，“这些人躺在那里咳嗽、哀嚎，仅仅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被逮捕后，他要求与金的上司——釜山首席检察官见面。一天之后，釜山市长金柱赫要求蔚山检察官金为朴恩槿求情。金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随即挂断了电话。
　　在很多节骨眼上，高层官员都阻止了金的调查，他们害怕在奥运前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朴正熙遇刺后，全斗焕政变上台。全斗焕也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他光是应对学生示威已经够烦了。
　　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的调查推三阻四，并要求从轻发落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金说，釜山首席检察官、之后的国家司法部长朴熺太一直逼迫金缩小调查范围，包括要求他停止采访兄弟之家的犯人。同时，朴熺太也对美联社的采访要求一再推脱，朴的私人秘书称，朴已不记得当时的情况。
　　尽管困难重重，金最终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银行记录和交易信息。证据表明，仅仅在1985年和1986年，兄弟之家的老板就已经从政府补贴的1000万美元中挪用了300万美元的公款。但当时的釜山首席检察院勒令金将该数据减至一半。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将数据减至一半就不会被判无期徒刑。
　　金说，他的上司亦阻止他起诉朴恩槿，甚至不许起诉任何与此事相关的人。
　　金要求判给朴恩槿15年有期徒刑，但经过了漫长的斗争，最高法院于1989年最终只判了朴恩槿2.5年有期徒刑，罪名仅仅是挪用公款和违反建筑、草地管理和外汇等相关法律。在其他的涉案人员中，只有两名守卫被判刑，一名获刑1.5年，另一名只被判了8个月。
　　出狱之后，朴恩槿继续从自己的福利机构和房地产业中大捞特捞。兄弟之家旧址于2001年以27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一家建筑公司。朴的女儿开了一家残疾人学校，该校于2013年关闭。朴的家人在2014年出售一套房产，用以资助严重伤残人士。

无法忘记的伤痛
　　兄弟之家最终于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建筑工人在兄弟之家的旧址挖出了约100具尸骨。
　　崔胜友和李采植站在兄弟之家的旧址，他们都回想起了警卫将犯人尸体拖进树林的场景。

幸存者崔胜友（左）和李采植（右）在“兄弟之家”旧址

　　“还有成百的尸骨仍在那里”，李采植说，指了指不远处的陡坡。
　　从兄弟之家中被解救出来的受害者们现在无家可归，他们住在收容所，或住在精神病院。很多人饱受酗酒、暴怒、抑郁和贫穷之苦。
　　一些受害者现已开始大声呼吁正义：他们需要一声道歉，政府不应遮蔽这一事实——官员鼓励警察绑架、囚禁那些完全不该被绑架、不该被囚禁的无辜者。
　　“我们如何能忘记那些被虐待的苦痛，那些尸体，那种苦役，那种恐惧……那些可怕的回忆，”李采植说，“它们将一直萦绕着我们，直到我们死去。”

在国级层面明目张胆实施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得到惩治。这两件事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韩国社会的病态和残忍实际上是从上到下根植在人们心里的，所以在N号房事件中，在两年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人把那些受害人的遭遇当一回事，他们只想减压，只想宣泄，只想猎奇，只想获得控制他人人生的快感！这种上位者的快乐即便是虚假的，也让他们上瘾！

韩国的邪教信徒数量巨大，全球也是名列前茅，为什么？实际这也和韩国人的国民性有关。当被控制型的人失去他们的控制者，或者对他们的控制不够强力，他们就会空虚，会失去目标，会茫然失措。邪教就在这时趁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这些人的脑袋。

当然这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都是邪教信徒，那普通人又会怎么做呢？

2016年10月31日下午2时58分，当崔顺实从一辆黑色EQUUS车上下来时，数百部相机立刻对准了她。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办公楼前等候已久的韩国民众和记者像潮水一般涌过来。用宽沿帽子和围巾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崔顺实踉跄地挤过人群，在检察厅的入口留下了一只售价70万韩元的黑色普拉达牌鞋子。这只鞋子的照片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为自己的主人戴了一个新称号：“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当地时间10月31日，朴槿惠“闺蜜”崔顺实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应检方传唤接受调查

　　在这次亮相之前，崔顺实和她的家族一直是隐蔽在媒体聚光灯之外的神秘人物。丑闻发酵至今，崔氏家族40年来结成的大网隐约浮出水面，但依然存有诸多疑问。网络热传的“假定”之一是朴槿惠受到崔氏的邪教蛊惑，甚至传言当年韩国世越号事故是朴槿惠在为崔顺实父亲崔太敏的祭日献祭。但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尚无任何事实的证据。
　　崔太敏是崔氏家族连接上朴槿惠这艘政治航船的第一环。1912年出生的崔太敏早年在日本殖民政府当过警察。他信奉过佛教，后来改信基督教并成为牧师。但网传他是韩国永生教的创始人并不属实。永生教是1981年一名叫曺熙星的人在韩国京畿道富川市创立的，曾经在1994到2000年间衍生出不少包括监禁、杀人等犯罪行为。崔太敏并没有创立自己的教派，他只是擅长搞亡人或神灵托梦，持有一个名叫“永世戒”的理论：在墙上画一个圆，对着这个圆念咒就可以治百病。
　　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朴槿惠多次参加崔太敏举行的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留下的视频里，信徒泪流满面、前合后仰地狂热祈祷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但事实上崔太敏并未被定性为邪教头目。韩国传统上盛行萨满教，基督教在韩国传播时借鉴了萨满教的元素。韩文圣经甚至用萨满教最高神灵的名字来称呼上帝，韩国教会长期盛行牧师驱鬼。

崔太敏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崔太敏一起开展宗教活动的全琦永(音译，78岁)牧师在接受《国民日报》采访时透露，崔太敏曾这样告诉他自己接近朴槿惠的过程。崔给朴槿惠写信说她的母亲陆英修女士给自己托梦。崔被邀请到青瓦台，在朴槿惠面前模仿陆英修女士的表情和声音，表现出陆英修女士附体的特征。崔太敏告诉全琦永：“陆女士借我之口向女儿(朴槿惠)说，跟随着我(崔太敏)将可以把她(朴槿惠)引往好的方向”。据说朴槿惠看到崔太敏的表现曾一度晕厥过去。在朴槿惠担任大国家党党首时曾做过朴的发言人的田丽玉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朴槿惠曾在自传中详细描述母亲的遇刺给她带来的痛苦：“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感觉母亲会随时推开那扇门，穿着白色丝绸韩服走进来叫我的名字。心里就像破了个洞一样，冷风飕飕地吹进来，食而无味，寝而不眠。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每天都会打喷嚏。”
　　母亲葬礼结束才不过六天，二十二岁的朴槿惠就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胸口别着白色小花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

　　70年代，朴槿惠在母亲遭枪击身亡后扮演起“第一夫人”的角色。

　　“母亲的离世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法国留学后要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我而去。”朴槿惠在自传里写道。
　　崔太敏在给朴槿惠的信中说，母亲的死是在为她的人生铺路。也许正是这一点——而并非崔太敏的宗教学说，击中朴槿惠已经被宿命感充斥的内心。事实上，朴槿惠的宗教观非常实用主义。她年轻时就开始追随母亲陆英修笃信佛教。2005年，她甚至在大邱桐华寺拜领法号善德华。但同时，她中学就读的是天主教学校，也受过天主教洗礼。在大国家党陷入丑闻，朴槿惠决定站到政治前台时，她当天下午先去了教堂向上帝祈祷，傍晚又接着去了佛寺。
　　2007年韩国情报机构KCIA有关朴槿惠与崔太敏关系的文件泄露，当时的文件就涉及“控制身体和灵魂”的说法。当时，朴槿惠曾被要求说明与崔太敏的关系，参加了一个三小时的大国家党内部听证会，面临150个质询问题。朴槿惠称：“你们的质疑是没有实际根据的。”事实上，这次质询并未作实任何指控。
　　与其说崔氏家族以宗教控制了朴槿惠，不如说他们为朴槿惠的悲剧人生提供了某种情绪出口，恰当扮演了总统亲信的角色。
　　危险丛生的政治生涯令朴槿惠难以信任他人，她与妹妹朴槿令和弟弟朴志晚的关系也十分疏远。1989年，弟弟朴志晚因为沉迷毒海被拘押，朴槿惠不拯救也不探视。妹妹指责她冷血。在2008年的议会选举过程中，朴槿令公开与姐姐唱反调。2009年5月，朴槿令的丈夫申东旭甚至在网络上以他人名义40多次上传诽谤朴槿惠的留言，后被判刑。朴槿惠、朴槿令姐妹一直管理母亲陆英修创办的育英财团。朴槿惠任命崔太敏担任该财团顾问。
　　1986年，朴槿惠与妹妹朴槿令在育英财团的运营问题上产生摩擦，朴槿令向财团理事长朴槿惠举报称，担任顾问的崔太敏专横跋扈。朴槿惠十分维护庇护崔太敏。1990年，朴槿令与弟弟朴志晚给时任总统的卢泰愚写亲笔信称：“我们姐姐唯一的罪，就是被崔太敏彻底骗了。”
　　“崔顺实是在我患难之际，伸出援手的关系。”10月25日，朴槿惠在向国民致歉时如是说。崔太敏一生共结过六次婚。崔顺实是他的第五任夫人所生。结交朴槿惠后，崔太敏1976年成立“新心奉仕团”，邀请朴槿惠担任名誉总裁，而他的女儿崔顺实担任该团大学生总联合会长，两人自此结识。

朴槿惠与崔顺实年轻时合影

　　崔顺实于1979年前往德国留学，1985年回国时，她与朴槿惠的关系就非常亲密了。她在江南地区开了一家幼儿园，幼儿园所属的基金会就是由朴槿惠母亲在1969年创办的。她陪同朴槿惠参加一些广播公司高层领导人举办的晚宴，也陪她接受媒体采访。
　　崔太敏于1994年因慢性肾衰竭去世。但崔氏家族和朴槿惠已经紧密的勾连在了一起。在1998年朴槿惠当选议员后，她陪同朴出访外国，只不过，她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正式名单上。2006年5月20日，朴槿惠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朴在家养伤一星期期间，就是由崔顺德陪伴。64岁的崔顺德是崔太敏与第五任妻子所生四个女儿中的二女儿，曾和朴槿惠一起读高中。
　　除此之外，崔顺实的前夫郑润会成为朴槿惠在政治上的亲信和助手。郑润会于1955年出生于韩国江原道旌善郡。1981年，郑润会成为大韩航空的保安乘务员。1993年3月，郑润会获取韩国庆熙大学观光经营学硕士学位，1995年与崔顺实结婚。郑润会在朴槿惠身边的官方身份记录只有两年：2002年朴槿惠创建韩国未来联合党时，郑润会担任秘书室室长，负责安排朴槿惠的日常工作行程；但2004年朴槿惠成为大国家党代表之后，郑润会就再没有出现在官方场合。但韩国KBS电视台披露，1998年朴槿惠初入政界时，郑润会就以立法调查员的身份帮助朴槿惠做事；到了2007年，朴槿惠参加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郑润会还曾带领外围组织帮助朴槿惠竞选拉票。朴槿惠当选后，被称作“门环三人帮”的李在万、郑虎城、安奉根秘书官也是由郑润会、崔顺实夫妇推荐。
　　2014年8月，日本《产经新闻》驻汉城分社时任社长加藤达发表题为《沉船当日朴槿惠不知去向，究竟与谁见面？》的报道，称朴槿惠在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当天与郑润会在一起，把两人描写成情侣关系。加藤达一度遭到起诉。当年11月底，韩国《世界日报》曝光了青瓦台公职纪纲秘书室的一份内部报告，指现任政府“幕后红人”郑润会定期与3名青瓦台秘书等朴槿惠的10名亲信会面，干涉国家事务。
　　抛开邪教传说的外衣，朴槿惠丑闻并不是韩国政治的新鲜事。朴槿惠的总统任期到明年即将结束。韩国政坛的惯例即是总统下台前会遭受腐败丑闻的冲击，为下一轮的政治洗牌做准备。而亲信腐败和财团丑闻更是“套路”。
　　今年7月26日《朝鲜TV》（《朝鲜日报》社报道设立的媒体电视台）报道青瓦台首席经济秘书安钟范介入“Mir文化财团”的基金募集（共490亿韩元） 。随后，《韩民族日报》揪住了崔氏掌控高层管理的人事权，披露“K体育财团”的幕后操纵者是崔顺实。
　　朴槿惠丑闻的真正焦点是总统的亲信如何从政治权力中牟利。2015年2月24日朴政府在青瓦台举行以活跃“文化体育”为目的的韩国大企业人午宴。出席午宴的有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和现代汽车副董事长郑义宣等财阀集团的“三世”们。同年10月，“Mir文化财团”成立。以三星集团和现代汽车集团为首的16个大企业募集基金共490亿韩元。2016年1月“K体育财团”成立，大企业等募集基金400亿韩元。

在一些人眼中，朴槿惠是被操控的木偶

　　“Mir／K”文体财团宣称为发展文化体育事业而设。该财团设立24小时内即得到政府许可，通过青瓦台的介入由全国经济人联合会（FKI，以下简称“全经联”）主动募集资金。“全经联”正是1968年朴正熙政府促成成立的。当时，朴正熙推荐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董事长担任首任会长。“全经联”一方面作为政府募集资金的便捷渠道积极支持政府的经济开发并以提供“政治秘密资金”的方式协助政党参政，另一方面代表财团利益，向政府传达财团对政策的立场和意见。当年崔太敏的“新心奉仕团”也以开展志愿活动的名义，从大企业收受资金，显然也是受惠于朴槿惠的光环。以朴槿惠为轴心的权钱交易利益链在4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令韩国民众更为气愤的不仅是“嫁给国家”的朴槿惠重蹈韩国政治的覆辙，而是崔氏家族“干政”的明目张胆。除了邮件门，2016年韩国教育部支援的9个项目中，崔顺实的女儿以特权就读的梨花女子大学是163所私立学校中唯一得到8个项目支援的学校。

在全斗焕时代，还出现过其他影响巨大的社会暴力行为，如“光州事件”。

37年前的今天，韩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光州事件”，军队向游行示威争取民主的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开枪射击，由此掀起了韩国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的开端。

       1980年 五·一八光州事件     

　　矛盾在一瞬间剧烈爆发，往往是长期积累无法发泄的结果。
　　1961年，军官出身的朴正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独裁统治。上台后，朴正熙利用行政力量大力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先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推行出口导向型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实现了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史称“汉江奇迹”。

       工作定额14小时的女工在劳动之余抽空休息     

　　“汉江奇迹”的背后，是资本对韩国劳动者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在纺织业，女工们蜷缩在1.5米高如“猪笼”一样的小房间里工作，有时候为了赶订单，要在防瞌睡药片的支撑下持续工作三四个通宵。因为工作环境恶劣，粉尘过多，许多工人在短短几年的工作之后就患上了肺部疾病，成为对资本增殖无用的废人。当被资本抛弃的时候，他们也被社会所抛弃了。
　　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承受着深重的压迫。面对资本的无情榨取，工人不被允许结社，不被允许组建工会，不被允许集体行动。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就会受到防爆警察的野蛮攻击。讽刺的是，这一切都是专制政权在挥舞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大棒下合法地进行着。
　　1970年，一名22岁的青年工人手持《劳动基准法》，在大街上高喊着“我们不是机器”，引火自焚。他叫全泰壹。全泰壹的自焚，揭开了韩国了抗争的序幕。

       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持《劳动基准法》     

　　历史上的很多统治阶级，往往把政权的合法性构筑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韩国的专制政权也是如此。但建立在残酷剥削劳动者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既不可持续，也让人无法忍受。1789年的法国和1979的伊朗，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爆发了革命。
　　如果说，当时全泰壹的自焚只是韩国工人抗争的一股细流的话。10年后，无数的细流已经汇聚成汪洋大海。
　　1979年，朴正熙遇刺后，韩国人民期望有一个新的民主政府上台。但不久，军队出身的全斗焕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人民心中积蓄已久的不满终于爆发了。1980年4月中旬，全国爆发工人与学生的示威浪潮。5月初全斗焕政府宣布戒严，在汉城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与游行，但民众示威浪潮随之扩大化。
　　5月17日，全斗焕宣布《全面戒严令》，将戒严范围扩大到全国，并且拘捕了多名民主运动领袖与学生。在光州，军队与学生发生冲突，直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5月18日，数十万光州学生、工人、市民聚集于市政府前广场，他们占领了省政府，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对抗。光州民众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从警察和军队那里抢夺了武器，进行街垒战，一度逼迫军队撤至郊外，实现了短暂的解放。
　　列宁说，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每次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国家机器的本质才会真正暴露在人民面前。统治者怎能允许在这片领地上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所谓民主政权，又怎能允许其它地方也效仿光州呢?
　　之后几天，全斗焕政权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数千军人开着坦克强行进入市区，很快占领市政府，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市政府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从18日持续到了27日的光州事件以失败告终。
　　光州事件后，韩国民众开始进一步反抗。1987年6月，韩国社会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各地参与人群达到830万，占当时韩国人口近1/3，无数的警察机构被捣毁。军政府处处感受到到革命的幽灵。6月底，军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宣布结束独裁统治，开启了韩国的民主化时代。到1993年，产生了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

       1987年6月韩国的游行示威     

　　今日的韩国政府已经不再是往日军政府统治下的独裁政府，光州事件也从原来被贬低为“武装暴徒骚扰事件”转而成为全民公认的“光州民主化运动”。每年的“5.18”前一周，整个韩国都在纪念这一运动。
　　在光州民主化运动中，人民群众展现出了他们所蕴涵的力量。它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运动，但所展现出来的群众力量与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借鉴的。它再次证明了一个历史规律：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合法的权利都从来不是恩赐的，都是前人流血牺牲争取到的。面对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唯有通过群众自身的抗争，才有可能争取到属于人民自己的利益。
　　韩国工人的抗争，并没有止步于民主化。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只能保证工人获得集会权，罢工权，但却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人其实一直过的就是高压锅式的生活，实际直到93年，韩国的军政府统治才结束，光州事件之后，韩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改善太多，财阀统治代替了军政府统治，社会财富进一步集聚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不停拉大，电视剧更加理想化，偶像团体一个接一个的出道。

在印象中，韩国是一个充满帅哥美女的浪漫国度，拥有着坚实的经济实力、良好的教育水平以及不错的生活质量，一提到韩国，与之相关的名词也开始浮现在脑海——整容、代购、韩剧、韩式美食、韩版服饰等，外界眼中的韩国是这样的：

首尔夜景

然而就在离首尔不远处，有一个名叫古永（音译）的地方，却与这里千差万别，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定居点，位于一块私人土地上，大概有2500-4000居民。这里是在80年代末建造的，在1988年奥运会的时候，为了修建基础设施很多人被赶出家园，于是他们来到这里用他们所拥有的的一切材料修建了居住的房屋。

屋外

古永村

位于繁华江南区的古永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韩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与首尔仅隔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古永村，也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

屋内

外围

一名叫金秀贤（sohyun kim，音译）的国外摄影师从2014年冬天到2015年，在古永村居住了3年，花了6周时间记录这个村庄，拍下了这些照片。在他看来这儿并不是外界所认为极度贫困的形象，而是一个关于古永人民个人生活的故事，他从中看到了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独创性，一种坚韧的毅力以及深深的自豪感。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部分韩国人内心产生暴力欲望实在是难免的事情。N号房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心理的直接反映而已。

只要韩国的社会矛盾高度继续保持，N号房就不会真正消失，更多的N号房隐藏在韩国社会的阴影里，直到永远。

注:引用文字中“2018奥运会”为韩国平昌2018冬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