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晋绥军？ 第1页

晋绥军是辛亥革命时期由起义的山西新军改编而成的一支军事力量，在随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支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到了北伐战争结束时已经扩充到20余万人。蒋介石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大权后，多次与晋绥军系统的首领阎锡山发生冲突，尤其是中原大战时期，双方还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尽管阎锡山一方落败，但晋绥军由于及时撤回山西老巢，并没有伤及元气。

冯玉祥、蒋介石、闫锡山合影

不过，随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蒋介石和阎锡山开始携手抗敌。最初，为进一步鼓励晋绥军抗日，蒋介石将晋绥察三省统统划为第二战区，并任命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下辖第19、33、34、35、61军和骑1军等部。蒋介石还特意指示对晋绥军要“尽可能增发武器经费，加强实力，使其继续不断扩大展开游击战，以达成消耗敌人之任务。”

随后，蒋介石也的确不断增加着晋绥军的番号。1939年7月，成立第83军和暂编第1军；1940年3月成立第23军和第43军。整个抗战期间，晋绥军先后拥有10个军的番号。尤其是1941年前后，晋绥军又逐步将步兵旅改编为暂编师，先后成立了14个暂编师，番号从暂编第37师至暂编第50师，还新成立骑兵第4师等。

蒋介石虽增加了晋绥军的番号，但对阎锡山的指挥权限、晋绥军的作战地域及后勤补给方面却做出许多限制。1937年10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晋绥军招架不住，要求蒋派兵增援，卫立煌部中央军和川军等其他派系的军队30余万先后进入山西。当时山西面临存亡关头，中央军及其他派系的军队又多于晋绥军，阎只得将指挥权拱手相让：“实际上则均归卫总司令指挥，并决定以后增加部队均归卫总司令统一指挥。”

在太原保卫战期间，蒋介石再次来电：“委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晋绥军部队）外，均归其指挥。”太原失守后，中央军退到晋南的中条山地区，卫立煌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负责继续指挥第二战区内除八路军和晋绥军以外的所有部队。

除对阎锡山的指挥权限做出限制外，蒋介石还不断缩小第二战区的作战区域。1938年11月军事委员会对战区重新划分，将绥远省从第二战区划归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的第八战区；第二战区改辖山西全省和陕西省东北部，但后来陕西省东北部也被划归第八战区，使得阎锡山辖下仅剩山西一省。

而实际上早在1940年2月阎锡山与共产党闹摩擦失利的时候，胡宗南部第90军就渡过黄河，进入晋西。卫立煌部中央军也趁机进驻晋东南，晋绥军只好全部蜷缩晋西一隅，直至日军投降。晋绥军除作战地域狭小外，在装备、兵员和经费上均不充足，很多时候领的军饷尚且不足规定标准的1/4。

此外，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还几次试图将阎调离山西。1938年11月，蒋提出让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移驻南郑或天水。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故，蒋请阎到重庆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夏，又一次请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移驻兰州。不过，阎锡山死活都不离开山西，稳稳地呆在黄河岸边的吉县克难坡，晋绥军的控制权也始终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抗战时期的闫锡山

抗战刚刚胜利，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晋绥军集结了几万部队大举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长治等地区。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上党，上党因“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而得名，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八路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根据晋绥军分布在各路的特点，集中兵力逐一击破。从9月初到10月底，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晋绥军损失了11个师，3万多兵力。其中，第19军属于晋绥军的主力，在这次战役中几乎被全歼。晋绥军一共只有10万余兵力，此战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还损失了24门火炮、2000多挺轻重机枪、16000多把步枪和手枪，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后勤物资。在这次战役中，晋绥军元气大伤。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守卫山西省。

经历了上党战役之后，晋绥军集团的控制区，已经开始以太原、大同等城市为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晋绥军集团的控制力很差。尤其是进入解放战争后期，华北地区大局已定，依靠晋绥军的力量，根本就无力扭转。

1949 年4 月24 日，太原战役结束，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城防司令王靖国被俘。

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左右逢源的手段彻底失灵，解放军先后发动了闻喜战役、同蒲战役、晋北战役、大同战役等多场战役，阎锡山的晋绥军基本被消灭。1949年4月，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在彭德怀、徐向前等指挥之下，坚守太原的最后13万晋绥军被歼灭，太原解放，阎锡山军事集团——晋绥军彻底覆灭。

国军21军团属于晋绥军系统，前身为陆军新编第1军；军团下辖3个师约2.5万人，长期在绥远地区作战，装备一般，战斗力一般。参加过百灵庙战役，太原会战，五原抗战等。其下辖的86师512团抗战初期驻守在秦晋边界黄河岸边的陕西府谷县，这个府谷县也就是抗战时期，陕西唯一被日军攻入的地方。

1938年3月5日上午7时，日军5架轰炸机在陕西府谷县、山西保德县投弹20余枚，炸毁府谷街市民房20余间。下午4时，日伪军1000余人攻占保德县城；3月6日拂晓，日军在保德城头用4门火炮隔河炮击府谷县城，5只大船载日伪军600人强渡黄河，入侵府谷。

府谷沿岸马连圪尖守河哨兵发现情况，立即鸣枪报警，县城驻军立即还击，但日军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于马连圪尖岸口强行登陆。

当时的512团团长张子英因公赴榆林，不在驻地。由营长张博学指挥一个营和游击队长李躬如带领游击队参加战斗。

日军登岸后即与守军接火，李躬如的游击队实力不支开始撤退。张博学部也逐渐不支，向后撤退。日军尾追攻击，然后又被驻守在高家窨子常振明营所截击。随后，入侵的日军不清楚国军增援有多少，为防止后路被抄，于是退回县城，放火烧杀。

在榆林公干的团长张子英，听说日军打来了，立刻启程回府谷，路过神木县时，借调驻神木守军高耀璧一个营赴府谷增援。

这时日军在预估到国军增援可能会源源不断的赶过来，自己后面又是黄河天险，如果被包围，自己的增援过不来，自己还回不去，肯定会被全歼。于是在占领府谷烧杀了一个下午后，就渡河又撤回了山西保德县境内。

团长张子英率领援军赶回府谷时，发现府谷城几乎被烧成一片废墟。于是在第二天清晨渡河开始反击保德县城的日军，这时日军大部已经向武宁方向撤退，只留下少量守军。512团立即攻克保德县城，全歼守军四十多人，还俘虏一名日军军官。

3月21日，日军以2000余人、轰炸机2架的兵力卷土重占保德县城。占领保德后，日军隔河炮轰府谷县城企图再次渡河，府谷驻军坚守阻击打退；

3月22日，日军企图强渡再攻，被守军再次击退，一连数日，日军无法强渡，于是将保德县城付之一炬，3月23日撤离保德；3月27日，府谷守军乘胜追击将保德、河曲、偏关三县收复。

此后两年日军在也没有主动进攻过保德县，但是1940年6月，日军趁着国军主力在包头东南作战时，又再次攻占保德，依旧隔河炮击府谷，准备找机会渡河攻占。但是府谷守军先行一步，从上下游抢渡过去，侧后方迂回攻击了保德的日军。逼迫日军再次撤退。这次日军撤退后到抗战结束前就在没来过了。

三次保卫反击战都得到了胜利，不光是守军抵抗坚决？黄河天险也是个重要原因，当时附近驻守了不少军队，有贺龙兼任司令员的八路军晋绥军区，马占山的东北挺近军，高双成的22军，还有傅作义的部队，这几只部队共同协防。日军害怕过了黄河。一旦渡口被中国军队抢占，那就无法撤退，也无法德到增援，绝对的有来无去。

此战主将张子英 团长。陕西咸阳人。苏联基辅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任第22军86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陕北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1947年在榆林战役高家堡战斗中被俘。至于后来张子英的经历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还曾任过绥德县复兴社东区中队长。复兴社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前身。沾上这个可能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中国近现代史上，军阀林立，派系复杂，先后有北洋时代的奉系、直系、皖系、鲁系，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系、桂系、冯系、西南诸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军阀派系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这动荡不安时代，以阎锡山为首，以晋绥地缘为特征的晋系军阀集团，屡屡与诸强角逐中原，并一度占有晋绥冀察四省区和平津等北方六省区市。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利后，晋系军阀集团实力、地位大幅度下降，但仍然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直至1949年太原解放，晋系军阀集团方土崩瓦解。晋系军阀集团萌芽于辛亥革命，发轫北洋时期，二三十年代逐步膨胀，至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达到顶峰。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上林林总总的大小军阀派系，可以说晋系军阀集团是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派系。

本文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对晋系军阀集团做一些评述。

晋系军阀集团的创始人是阎锡山。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自辛亥革命发迹，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人称“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1947年改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5月22日病逝台北，终年78岁。

阎氏出身科班，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又先后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任山西陆军小学监督。统治山西后，他一直十分注重官兵素质提高。

到30年代初，晋绥军基本上形成从军士到基层军官(排连长)，再到高级将领(军师旅长)的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以及特种、卫生、后勤等门类较为齐全、层次清楚的官兵培养培训体系。

1912年末阎氏攫取山西都督宝座后，即创立了将校研究所，由日本宏文师范学校毕业的赵戴文亲任所长，副所长为路福保(生平不详)。参加研究的人员多为辛亥革命后整编军队时编余的军官，约100余人，集中起来专事较高层的军事研究。

1915年成立军事教育团，由山西都督府参谋司司长孔繁蔚兼任团长，招收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和从军队挑选出来的士兵，毕业后担任正副班长，军事教育团一共训练两期，毕业生1000多人，后来这批人均成为晋绥军的基本干部。

1918年秋，阎锡山责成商震筹办学兵团干部培训队，招收学兵300人；

1919年以学兵团干部培训队培养的干部为基础，从全省各地招收具有高小毕业的学生1200人，建立学兵团(番号为“第四混成旅第九团”)，以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荣鸿胪(时任阎锡山中校副官)担任团长。学兵团实行文武合一教育，修业两年．毕业后愿学习军事者转入斌业学校，不愿学军事者转入普通高中三年级。

斌业学校成立于1919年，分中学部和军事专门部；前者修业4年，毕业后可报考大学，后者两年毕业分发军队任职。为了应付当时的教育部，避免称军官学校，故报称“斌业学校”，“斌”者，文、武兼学也。北方军官学校是在斌业学校与学兵团合并基础上成立于1926年，又称“山西军官学校”，仍以荣鸿胪为校长，分步、骑、炮、工4科，招收初中生，修业4年，毕业后充任排长，共办两期，毕业生2000余人。

1926年冬，阎冯战争结束后，又积极整顿军队，“委杨爱源为训练总监，孙楚为训练副监，负责督促部队训练”。同年成立军官教导团，委张荫梧为团长，楚溪春为教育长，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在此期间，晋绥军还先后创办了精武社、军士教导团、太原军官学校、辎重训练所、兵工训练所、卫生学校、航空学校等。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先后躲避的临汾、宜川(陕西)、晋西吉县一带仍然先后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随营学校、第二战区行营军官团、校尉级军官集训队和在旧、新军各成立8个分校的军事干部学校；

另外阎锡山还先后成立了青年军官教导团、政治干部训练团、政工干部深造班等。晋绥军对官兵教育和训练，不仅注重一般军事素质，艇『i着眼精神教育、军纪教育，阎锡山、赵戴文等军政领导经常性亲自下到部队，向官兵演说，灌辕阎锡山的思想，诸如“中”的哲学、“村本政治”等。抗战时期，阎锡山等偏居晋西一隅，衣食住行均遇到极大困难，人心不安。时任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亲自为二战区干部们上课，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大力提倡“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时常引证《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晋绥军的军纪在当时各军阀派系中是最为严明的。

1925年樊钟秀入侵山西，晋军屡战屡败，阎锡山手下菩名将领商震到前线后一次枪毙4个营长、13个士兵，“以示镇摄”，才稳定阵局。战后，阎锡山又以作战不力，交军法会处死了老资格的晋军将领旅长蔡荣寿。

1924年晋直战争，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亲往石家庄督战，力斩骄纵恣意、延误军机的阎锡山手下爱将旅长龚凤山、刘树藩，全军肃然。龚凤山系张培梅学生，据记载，“一进司令部，龚就口称老师跪倒地下，未数语，张即令绑出门外，将二人枭首悬于正丰公司门外示众。顿时空气紧张，各部官兵，不敢怠慢，积极赶筑工事”。通过系统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苦心教育和培训，加上较严明的军纪，大大提高了晋绥军官兵整体素质，晋绥军历经多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倾轧，地盘不断扩大。但是从战况来看，晋绥军善守不善攻，守者固若金汤，攻时兵败如山。

晋系军阀集团历史上参加军阀混战10多次，比较著名的两次省境外军阀混战均以失败告终。一是1917年8月，商震率山西第一混成旅(两个团一个炮兵营)赴湖南参加征讨“护法运动”，在湘潭全军覆没，商震本人在外国传教士帮助下逃至汉口。二是蒋冯阎中原大战，虽然冯阎联军实力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晋绥军主攻津浦线，仅战半年，冯阎联军兵败，阎锡山下野。晋绥军由张学良暂时统一节制，兵力大为削弱。从此晋系军阀集团在军事上无力再与蒋介石公开抗衡。

晋系军阀集团在阎锡山“保境安民”口号下，守土作战却十分成功。如1913年的“征蒙”、1915年的讨伐土匪卢占魁、1917年晋南抗击陕西军阀郭坚、1925年激战樊钟秀，尤其1926年春夏与国民军绥远战争，阎锡山采取“钉钉子”战术，阎部傅作义、荣鸿胪、孙祥麟三员猛将死守天镇、左云、右玉三座城池，李生达、傅汝钧等部固守大同；战争以国民军失败结束，阎锡山轻得绥远，从此晋军改称晋绥军。

1927年奉阎战争，晋军名将傅作义一部苦守涿州3个月，令外震惊。除蒋介石的中央军外，晋系军阀集团长期保持了稳定的领导阶层，这一点明显好于其它杂牌军和派系，主要原因如下。1)作为晋系军阀集团首领的阎锡山在用人上能够招贤纳才，比较注重新陈代谢。虽然有“会说五台话，便将军刀挎”之说，但在晋系军阀集团中长期有一批外省籍和非晋北籍将领受到重用，他们为阎氏“小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比如早期(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国梁(陕西人)、孔繁蔚(山东人)、马开崧(浙江人)、商震(河北人)、孔庚(湖北人)等，以后又有朱授光(湖北人)、陈长捷(福建人)、杨效欧(湖北人)、楚溪春(河北人)、张荫梧(河北人)等。他们充任晋绥军政集团要职，如朱授光曾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陈长捷、楚溪春、张荫梧、杨效欧均官至军长、集团军司令。早期的非晋籍将领占了当时晋军旅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三分之一以上。2)晋系军阀集团领导层大多经过正规军官学校教育，他们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强盗马贼武夫，草莽英雄。根据领导层来源，基本上形成山西武备学堂(包括陆军小学)——日本士官学校(警察学校)——保定军校——山西各级各类军事学校和训练机构，有梯度的领导层过渡。早期的温寿泉、张瑜、黄国梁、孔繁蔚、马开崧等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赵戴文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校，张树帜毕业于山西测量学校，张培梅毕业于山西陆军小学。南桂馨毕业于日本警察学校。在1918年左右晋绥军第一次扩编后。保定军校毕业生逐渐代替早年留日生，如傅作义、杨爱源、周玳、荣鸿胪、王靖国、李生达、陈长捷、杨效欧、楚溪春、张荫梧等；随着晋绥军不断扩编，30年代后主要干部大多来自山西各级军事学校和训练机构。即便那些目不识丁军官，经过多层次的培训也渐渐成为“儒将”。3)作为晋系军阀集团创始人阎锡山比较爱惜将才。比如商震问题。商震(号起予，河北籍，1887年生于保定，卒年不详)，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洋文班毕业，原为山西旧军阀陆建章部属，1916年陆建章兵败后，商投靠阎锡山。由团长升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当时山西仅有四个旅)。商震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尤其在早期的晋系军阀集团领导层中更是鹤立鸡群。1917年阎锡山为了讨好段祺瑞，特派商震率山西第一混成旅赴湖南参加征讨“护法运动”。行前，商震信誓旦旦，岂料兵至湖南后，形势发生变化，商震所部孤军作战，在湘潭全军覆没。商震本人在外国传教士帮助下逃至汉口。阎锡山闻讯后十分着急，担心商震因口出大话，无颜见人，便派心腹副官荣鸿胪、张汝频先后赶到汉口探听虚实，一方面急电劝商返晋，另一方面又派其副官长李德懋星夜赴汉，反复做工作。商归后。阎锡山大加安抚，盛宴招待，不咎既往，仍然委以重任。商震感恩，在历次军阀混战中屡为阎氏立功，官至山西省主席(蒋冯阎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下野后，商震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乘机脱离晋系军阀集团。后历任蒋军军长、军团长、河南省主席、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由于阎锡山知人善任，聚拢了一大批既有军政才干，又对阎锡山忠心耿耿的人物。如赵戴文(号次陇，1866-1943，山西五台人)。赵与阎锡山同为晋系军阀集团齐名的人物。同为山西同盟会元老、1911年太原起义领导人之一。历任山西都督府秘书长、督军署参谋长、将校研究所所长、第四混成旅旅长、总参议、察哈尔都统、山西省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蒙藏自治指导长官署副官长、监察部长等。赵为人谦虚，生活简朴，生性耿直，极具眼光。忠心爱国，在晋系军阀集团中颇有威信。赵与阎过从甚密，1943年赵病逝于克难坡，阎亲书祭文。“语极悲恸”，并要求部属学习赵“八个没有”精神。著名将领徐永昌(号次宸，1889-1959，山西崞县人)原为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因同情阎锡山，反对樊钟秀攻阎，1926年投诚阎锡山，徐为人缄默、行事谨慎。极赋军事才干，尤其在蒋冯阎大战阎下台躲至大连后，徐力守晋系军阀集团江山不倒，深受阎锡山信任。后徐任南京军令部长，成为调解蒋阎二人关系的桥梁。阎、徐可以说是终身朋友。徐于1959年病殁台北。晋系军阀集团领导层大多出身贫寒，他们从基层干起，“渐积功升充要职”，一步一个台阶。腥风血雨拚杀中爬上领导层，而阎锡山能够慧眼识才。大胆提拔他们，如杨爱源、周玳、杨澄源、孙楚、孟宪吉、傅存怀、关福安、丰玉玺、陈长捷、史泽波、李服膺、赵承绶、彭毓斌等。所以他们绝大多数对阎锡山忠心耿耿，为阎氏马首为事，从而保持了晋系军阀集团领导层的稳定性。以上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阎锡山用人上过人的一面，但是阎锡山在许多方面暴露出他那心胸狭隘、狡诈残忍的本质。他决不容许部属与其他军政集团接触，尤其不能向蒋介石靠拢，更不能容忍有叛逆行为，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最为典型的是李生达事件。李生达(生年不详，卒于1936年，字舒民，山西晋城人)，保定军官学校结业，历任晋绥军排、连、营、团、旅、师、军长，英勇善战，在晋绥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赵承绶、高鸿文、李服膺等齐名，属晋系军阀集团第二代领导层人物，亦是阎锡山一手提拔上来的。1931年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开始与蒋介石接触。1933年李部调江西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与蒋介石及蒋部顾祝同、陈诚、熊式辉、刘峙、孔祥熙、贺国光等来往密切；1935年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渐生离阎之心，屡屡犯阎。岂料这正犯了大忌。1936年5月31日凌晨2时左右，李的卫士熊希月刺杀李生达于山西离石19军军部。李生达事件给晋系将领们敲响了警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但是事情总是有两面性，一方面众将领在阎锡山面前更加噤若寒蝉，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也促使部分将领设法脱离晋系军阀集团，投靠蒋介石。如傅作义、陈长捷、杜春沂、盂宪吉等先后借机脱离晋系军阀集团。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事工业有三大基地，即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和太原兵工厂；其中太原军事工业起步最迟，发展却最快，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还阴谋炸毁太原兵工厂。可以说晋系军阀集团之所以敢于屡屡角逐中原，令蒋介石等诸强不敢小觑，皆因晋系军阀集团有强大的军事工业作为后盾。而当年与之并肩的冯系、桂系、西南大小地方实力派、西北马家地方实力派以及遍布各地的杂牌军或称雄一时，或昙花一现，或很快被蒋介石降服，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辛亥革命前后的山西没有军事工业，只有人数很少，规模很小的机械局，只能单一地修理枪械。1914年机械局改为修械所，主要是修理枪支、小炮，制造简单的刺刀、指挥刀等冷兵器。当时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已颇具规模。1920年，以从汉阳兵工厂学习军火制造归来的人员为班底，加上从汉阳兵工厂请来的各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些人作为监工或工长，正式成立“太原军人工艺实习厂”，短短几年发展迅速，1924年该厂新设飞机制造厂，仿造飞机；又设育才炼铁厂和育才机器厂，专为军火工业提供钢材和设备；同年另组山西火药厂。到1926年底，“太原军人工艺实习厂”生产能力已达到日产手掷弹和手雷10000万颗、各种枪弹20000粒，炮弹最高日产量分别是：山野炮弹600颗、追击炮弹500颗，并且能够仿制、改进多种枪支，其中月产量步枪1500支、冲锋枪220支、轻机枪200挺、重机枪30挺，自行设计和仿制山炮、野炮、重炮，月产量分别为30门、8门、4门，迫击炮近百门。军事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晋绥军的实力；而且外销陕、甘、青、夏、豫、绥、察等地大小军阀。1927年初太原军人工艺实习厂改组为太原兵工厂，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总厂下设16个分厂，共有职工15000人”；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专设兵器委员会”，从事武器研制工作；“其规模与设备的先进超出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之和”，“军火工业达到极盛时期”，为晋绥军扩充提供了坚实的军事装备保障。至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晋绥军拥有步兵10个军、骑兵3个师、炮兵7个旅(山、野、重炮近500门，迫击炮1000余门)，同时还有按照军级建制的4个保安纵队(每个纵队辖3个旅)，总兵力近30万人。我们可以根据1928年东北军易帜时，国内主要几个军阀派系实力比较，看出晋绥军的地位。蒋介石的中央军：兵员61万，大炮839门，追击炮1010门，机枪2479挺，飞机143架。冯玉祥的西北军：兵员25万，大炮300门，追击炮172门，机枪3300挺，飞机无。张学良的东北军：兵员36万，大炮586门，追击炮1032门，机枪1338挺，飞机191架。李宗仁、白宗禧的桂系：兵员7．6万，大炮12门，迫击炮106门，机枪222挺，飞机无。阎锡山的晋绥军：兵员20万，大炮384门，追击炮近1000门，机枪1417挺，飞机22架。从武器装备比较看出，晋绥军人均配备在诸军阀派系中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晋绥军军火源源不断得到补充。晋系军阀集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产物，虽偏居华北一隅，但凭晋绥两省之力，在周边强势军阀虎视眈眈、风云变幻的环境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逐渐摆脱中央政府领导，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纵横捭阖，逐鹿中原，山西省经济、义务教育一度与江浙沪平津比肩，尤其军工企业和重工业领先全国。但是毕竟晋系军阀是与人民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集团，穷兵黩武，给中原人民，尤其给晋绥老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和祸害，最终为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