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学得好,对现实的政治一无所知。
只举一个例子,这位UP认为易学习带农民进城打工,说明易学习能力很强,比李达康都强。
看到这里不开玩笑,我以为他在钓鱼,没想到人家是认真的。
那就说一说带农民出去打工这件事,结合时代背景来说。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后李昌平把他的这段经历撰写成书《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李昌平的这本书开头写的就是1999年正月棋盘乡大量农民出去打工,当地干部接上级命令赶去阻拦。
农民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因为农村穷农村苦,农民活不下去。种粮倒贴钱,粮食统购包销政策执行打折,政府向农民摊派负担大,于是农民抛下亲人的故土,进城打工。
政府为什么又不准农民进城打工?离开农村打工的基本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劳动力的离开就意味着农田抛荒,人走了粮食没人种,粮食和各种税费收不上来,基层政府的税收粮食收不上来,公共服务没有劳动力支配,当然不同意农民离开。
把易学习带农民出去打工当做其能力的体现,只能说明该UP对国史国策和政府工作的无知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这里涉及到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即1994年起执行的分税制改革。简单粗暴理解,分税制改革就是之前的财政包干制度让大部分税收被地方政府包揽,中央财政收入困难,中央就搞了分税制改革,通过重新厘定税种税制和税收权限,把大部分收入划给中央,增强中央对经济的宏观影响力。地方各级政府腰包鼓鼓的好日子结束了。
当时基层政府的管理水平远不及现在,分税制执行之后村镇两级没钱花主要就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借钱,二是向农民摊派。借债甚至借高利贷导致基层政府债台高筑,每年的大量收入被利息吃掉,于是向农民的摊派就逐年加码。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向农民摊派的钱是合理的吗?钱都花在哪里了?除了机构运转、社会服务之外,日益增加的开支中有很多是不合理的。
2000年左右人员严重超编,机构冗杂,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财经纪律废驰,对外借高利贷,干部自己放高利贷给政府,这些骚操作放在今天早就判刑了。此类现象在周梅森同时期的小说中可见端倪,《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等小说中就经常写到锐意改革整顿纪律的干部裁撤冗官冗员的举措。
李昌平粗略估计1999年一户农民每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为了解决农村的危机,他写了四条改革意见。他的信打动了总理,并派工作组前来调查,后来有了李昌平在湖北监利县搞改革试点。
关于带农民出去打工,李昌平的老乡做过,但越做越绝望。李昌平的早有结论:农民是牵不完的。带农民出去打工解决不了农村的实质问题。
以上聊了这么多农村的处境,就知道说老易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出去打工,得出他能力强的结论有多奇怪。
带农民出去打工,恰好证明了老易对农村顽疾的无能为力,对农村发展的束手无策。他跟那些被困在农村的农民没有区别。老易的思维是农民式的,他坚信精耕细作、挖空心思照料田地就会有好收成,他用他的勤劳和汗水缓慢前行,得到亚当的诅咒“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
这位UP的水平可以知矣。
我觉得鬼子有点自作多情了,人家泽连斯基讲话是给你们听的吗?在泽连斯基眼里,鬼子和黄皮猴子不见得有啥区别,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呢?就算听懂了,有什么资格感到不满吗?
所以总结起来,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泽giegie和你拜爹爹在唠很重要的事情,你跟那裹什么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