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皇帝为什么不实行汉朝"推恩”，导致成为后期财政支出过大原因之一？

明朝中后期皇帝未能推行类似汉朝“推恩令”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加剧了后期财政支出的压力，但其原因复杂，并非单一因素可以概括。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入剖析明朝的制度设计、政治生态以及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汉朝的“推恩令”。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核心是将诸侯王的封地，按照“父死，子不得继，诸子皆得分封”的原则，进一步细分。这看似是对诸侯王封地的“恩赐”，实则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中央集权。通过不断分割，使得诸侯王的封地越来越小，势力自然也难以与中央抗衡。同时，这种制度也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地方的财政资源，因为分封的诸侯王虽然需要缴纳赋税，但其庞大的封地和随之而来的俸禄、开销，对于中央而言，并非一个纯粹的财政负担，而是一个维护政治稳定的工具。

那么，明朝为何没有走这条路呢？

一、 明朝的宗藩制度：一个“既成事实”的巨大包袱

明朝的宗藩制度，从朱元璋开始就设计得异常庞大和固定。朱元璋为了安插子孙，巩固皇权，册封了大量的藩王，而且这些藩王拥有的封地和俸禄，在制度上是世袭且相对固定的。具体来说：

庞大的数量和固定化的俸禄： 明朝的藩王数量非常多，而且他们的俸禄，即“岁禄”，是根据藩王品级和所在地的粮价、人丁等因素确定的，数目极其可观。例如，亲王岁禄二万石，郡王万石。这些岁禄并非像汉朝那样，随着封地的产出变动，而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
封地与权力的分离： 与汉朝诸侯王拥有相对独立的封地和行政权力不同，明朝的藩王更多的是一种“禄养”的制度。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的名号，但这些封地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际的行政管辖权和独立的财政收入。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中央财政按期发放的岁禄。
“不与民争利”的原则： 朱元璋在设计宗藩制度时，就明确规定藩王不得干预地方政务，更不能“与民争利”。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藩王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完全依赖中央的财政供养。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藩王数量庞大，他们的岁禄是固定且不断消耗中央财政的。如果皇帝想要仿效“推恩”，即再分封更多的王爷，按照明朝现有的制度，意味着更多的岁禄需要从中央财政中支出，财政负担只会雪上加霜，而不是减轻。

二、 制度的僵化与皇权的局限

汉朝的“推恩令”是在一个相对早期、制度尚未完全固化的时期推行的，而且其目的明确——削藩。而明朝的宗藩制度，经过明初的精心设计，已经成为了一套相对成熟但僵化的体系。

宗法制的根深蒂固： 明朝高度重视宗法制，皇室成员的待遇是宗法观念的重要体现。皇帝要“推恩”，实际上是要大幅度削减现有藩王的待遇，这会触及到“祖制”，挑战皇帝的合法性根基，尤其是在明朝，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继承自朱元璋的“祖制”。
政治阻力巨大： 藩王虽然不能干预政务，但他们在各自的府邸内拥有庞大的仆从、护卫，并且与各地官僚、士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旦皇帝试图削减他们的待遇，即使只是减少岁禄，都可能引发强大的政治阻力。藩王们可以通过上书、贿赂、甚至联合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的政策。
皇帝的“恩”与“威”的权衡： 皇帝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在“施恩”和“施威”之间进行权衡。大规模削减藩王岁禄，会得罪大量的宗室，可能导致内部不稳。而继续“恩养”，则会不断加重财政负担。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往往更加倾向于维持表面的稳定，避免引起宗室的不满，从而选择继续“恩养”。

三、 财政支出过大的其他原因，宗藩是其中一个但并非唯一

需要强调的是，宗藩岁禄只是明朝中后期财政支出过大的原因之一，而且，相比于其他方面，它的比例并非绝对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明朝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军费的长期高企： 明朝在长期的边疆防御（如北疆的蒙古，东南的海盗，以及后期对后金的战争）以及多次的内乱平息中，军费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万历年间的“三大征”，对财政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宦官集团的膨胀和腐败： 宦官在明朝享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常常仗势敛财，导致大量的财政收入流入私人口袋，增加了财政的实际负担。
官员贪腐普遍： 尽管有法律约束，但官员贪腐在明朝中后期屡见不鲜，这也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
税收制度的僵化和征收效率低下： 明朝的税收制度主要依赖于土地税和人头税，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实际的税收增长远不如预期。同时，税收征收体系中存在的层层盘剥，也导致国家实际获得的税款大打折扣。
“逃户”问题： 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逃亡，成为“逃户”，他们不再承担赋税，导致国家税基不断萎缩。
对内廷支出的限制不足： 皇帝及其后宫、宗室等内廷的开销，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朝廷财政的严格约束，这也会造成财政的隐性支出。

总结来说：

明朝中后期皇帝没有实行类似于汉朝“推恩令”的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其宗藩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制度的僵化。明朝的宗藩制度是以“禄养”为主，而非封地权力，再分封只会意味着更大的财政负担，而非削弱地方。同时，宗法观念的束缚、政治阻力的巨大以及皇帝在“恩”与“威”之间的权衡，也使得这一政策难以推行。

因此，与其说是因为没有实行“推恩”，不如说是因为明朝“宗藩制度”的设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难以削减的财政支出项。当这个制度与明朝中后期其他财政压力（军费、腐败、税收效率低下等）叠加时，就导致了财政支出的失控，最终成为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朝的“推恩令”是在一个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解决的是与明朝截然不同的问题。

皇亲明显不是后期财政支出过大的主要原因。

崇祯朝岁入四百万两白银左右，康乾时期岁入年年九千万两白银以上。

你现在跟我说，明朝的皇亲们每年吃掉了八千多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