郤正为什么要让刘禅说思蜀?

关于“郤正为什么要让刘禅说思蜀”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清楚几个背景信息：

首先，“郤正”这个人，在三国历史记载中并不显眼，他的存在感远不如诸葛亮、蒋琬、费祎这些蜀汉后期的重臣。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刘禅投降前后这段关键时期，他的活动更是难以寻觅。

其次，关于“刘禅说思蜀”这个说法，它更多地来源于文学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等小说，以及后世的戏曲、评书等民间艺术的演绎。在正史（如《三国志》）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刘禅在投降时说了“思蜀”这样的话。即便有，也更可能是在投降之后，面对魏国提出的“乐不思蜀”的诘问时，刘禅的回答被解读为“思蜀”，或者是一种反语。

如果我们将问题理解为：“在刘禅面临亡国、投降的重大关头，如果存在一位像郤正这样的人物，他可能会出于什么目的，去引导或劝说刘禅表达出某种与‘思蜀’相关的情绪或言论？” 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推测，并尽量将它描述得像是由人思考、推演出来的：

推测一：出于对刘禅个人命运和名节的考量，想为他保留一丝体面。

你想啊，刘禅作为一个皇帝，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昏庸无能，但他毕竟是蜀汉的君主，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兴衰。在国家灭亡的这一刻，如果他只是默默地交出玉玺，接受投降，这在当时讲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和“国破家亡之君不与共天下”的士大夫眼中，未免太过于窝囊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亲信，比如我们假定一下这个“郤正”，他可能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以如此狼狈的姿态结束这一切。他可能会想，与其毫无尊严地被俘，不如 “以退为进”，或者 “以情动人”。

如果能让刘禅说出一些 “悲壮” 的话，比如感叹蜀地山川秀丽，感叹百姓的疾苦，或者流露出对国家衰亡的深深遗憾，哪怕只是作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挽回一点点作为君主的尊严和色彩。让他显得不那么“阿斗”，不那么“毫无担当”。“思蜀”这个词，如果用得恰当，可以表达出对故国的眷恋，对失去一切的痛苦，这总比被形容成一个只顾享乐、毫无情感的木偶要强吧？这就像一个士兵在战败后，哪怕是为了面子，也要吼出几句壮词，而不是直接跪地求饶。

推测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新的政权（魏国）面前制造一种“情分”或“政治筹码”。

投降不是简单的“结束”，而是 “权力交接” 的开始。刘禅交出的是一个已经倾覆的国家，但他手中握着的，是蜀汉最后的 “合法性” 和 “象征意义”。

如果刘禅能表现出对蜀汉的“眷恋”，比如“思蜀”，这在魏国看来，会怎么解读？

一种“无奈”的证明： 他不是主动放弃，而是因为力量悬殊，不得不接受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他“叛国”或“卖国”的罪名（虽然在投降的情况下，这个罪名也谈不上了）。
一种“人性化”的弱点： 一个会思念故土的人，在魏国看来，可能比一个毫无感情、冷酷无情的人更容易被操纵和控制。他会是那个更容易被“笼络”的对象。
潜在的政治工具： 魏国可能会利用刘禅的这种“思蜀”情绪，来安抚蜀地百姓，或者在未来的统治策略上，有所顾忌。比如，如果刘禅公开表示“思蜀”，而魏国却对其进行残酷镇压，这就会引发负面舆论。

所以，如果郤正想为刘禅争取更好的待遇，或者想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为他留下一线生机，他可能会建议刘禅在某个时刻， “表演” 出一些“情真意切”的姿态。这种姿态，可能就会被概括为“思蜀”。这是一种 “风险投资”，用一点情感的表演来换取对方的善意或至少不那么苛刻的对待。

推测三：对历史和后世的一种“表态”，试图在失败中留下一些“正面”的评价。

虽然在当时可能没人会这么想，但“郤正”如果是个更有远见的人，他可能会考虑到 “名留青史” 的问题，哪怕是对刘禅这样的君主。

一个被记载为“思蜀”的君主，在后世的评价中，可能比一个被形容为“乐不思蜀”的人，会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 “血性”，或者至少 “有人情味”。

比如，当魏国的官员问他是否“思蜀”时，如果他能巧妙地回答“我非不思蜀，只是不敢思蜀”，或者一些更委婉的表达，这在一些史家看来，是一种 “隐忍”，一种 “不得已的苦衷”。这比直接说“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思念蜀地”，显得更有人格魅力。

所以，“郤正”或许是想通过引导刘禅说出“思蜀”的言论，来 “塑造” 一种不一样的形象，一种在亡国之际，依然保持着基本情感和人性，而不是完全麻木不仁的形象。这是一种 “临死前的挣扎”，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那个已经逝去的国家的 “最后告别”。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都只是基于逻辑和对人情世故的推测。因为“郤正”这个人物在史料中的模糊性，以及“刘禅说思蜀”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郤正”确实这样做了，或者这样想过。

更可能的情况是，历史上真实的刘禅在投降前后，内心可能确实有过复杂的情感，但并没有“说思蜀”这种明确的表述。而“思蜀”的说法，更像是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将刘禅的某种情绪具象化、戏剧化的一种表达，用以突出他作为蜀汉亡国之君的悲剧性，或者讽刺他最终的“乐不思蜀”。

但如果非要从“为什么”的角度去揣测，那么以上提到的几点，或许就是一位“郤正”那样的人物，在极端环境下，可能会为自己的君主考虑的 “一番苦心”。这是一种在绝境中，人性、尊严和政治考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的体现。

司马文王问曰：“颇思蜀否？”孝怀帝曰：“此间乐，不思蜀。”何曾哂之，文王问其故，曾曰：“先人陵墓在西蜀，而云此间乐，是何全无心肝之人！何不投之荒裔？”孝怀帝曰：“不然。朕幼年失怙，诸葛相父尝教之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都岂是久居之地，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朕不度德量力，常思继先帝之志，弘相父之德，而洛阳路远，长安不见，蹉跎岁月，将及于暮。不意今日乃能宅于洛阳，是光复汉室，指日可待也。”文王大笑曰：“昔年卿父居于洛阳，尚且只能浇园种菜。卿驽钝之才，尚欲为衣带诏事耶？”孝怀帝曰：“良田千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须当归。诸事皆虚，诸行皆允。能复汉室，岂必在我？”贾充大惊曰：“阿萨辛！快逮捕他！”孝怀帝手出袖剑，断无名指，遂杀文王。卫兵重围之，孝怀帝于九重高台跃下，不知所终。后数十年，而刘元海果兴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