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有可能是假的吗?

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经典的史料错误事件，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日期问题，参与孙中山与宋庆龄婚礼的宾客信誓旦旦的说他二人结婚时间为“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的时间却为26日,然而这确实又是孙中山结婚誓约书的原件无误。好在当时宋庆龄尚在人世，在询问她之后才得知当地风俗认为双日结婚更为吉利，日期写成26日就是图个吉利罢了。这种史料错误若非当事人在世，只怕永远也无法纠正了。

类似的还有我党的建党日，题主如果上过党课应该知道，我党真正的建党日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那么为何七月一日是建党日呢？因为当时定建党日的时候，所有当事人都记不得具体日期了，只记得是在七月，所以就定在了七月一日，后来翻档案这才翻出来具体的日期。

以上，这类错误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人类的记忆不是绝对正确的，史官就是一个个拜访当事人也未必能还原绝对正确的事件。

如果要详细说史料会出现哪些错误，推荐一本书，叫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从书中归纳一下出现错误的情况

1.伪书

明人胡应麟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这方面的问题，今人古人都做了许多工作，清人万斯同有《群书质疑》、崔述的《考信录》、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及张心徵的《伪书通考》、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论著,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近年由邓瑞全、王冠英主编的《中国.伪书综考》将全部伪、部分伪、作者伪、时代伪、疑伪、误题撰人的古籍,全部作为伪书统计,竟有1200种之多。

伪书这种东西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但名头又不够，怎么办呢？托古人之名，例如六韬这本兵书，全篇以姜太公和武王的问答来展示军事理论，然而其中内容却明显是战国时代的战术。毫无疑问可以算作伪书，研究西周军事是没人拿六韬当资料的。

再有就是为财，历朝历代建立，因为战火总会导致书籍损失，此时往往会重金收集民间藏书，此时不乏有人为财而伪造失传的秘本藏书。

2.句读

古代没有标点，这个其实很麻烦的，在文化变更的情况下，有些语句在后世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是很可能出错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序言中提到了断句问题，最初，关于吕太后本纪的一段话是这么断句的

“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

这么理解的话，就是这俩诸侯王朝贺，到了十月的某天，跟惠帝和吕后一同参加宴会，但后来考证到当时汉朝是以十月为一年的岁首，十月初一要举行祭天大典，因此才有他们一同赴宴，正确断句其实是“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还有有名约法三章这个成语，其实也是断句错误所致，正确的断句是“与父老约，法三章”。

3.引用史料者推断错误

雍正十一年四月，雍正皇帝曾谕内阁曰:

“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

雍正这段上谕说得如此严厉和明白无误,史料的正确性当然无可怀疑。但是,如果有人从清统治者遵守祖训的前提出发,以这条史料为依据,推断出从乾隆朝起，史书中再也没有删节或改写类似胡、虏、夷、狄等字的现象,真可谓是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打开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库全书》,就会发现这种删改仍然俯拾即是。

4.史料内容含蓄，后人理解错误

《史记.高祖纪上》载:“高祖...父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段话常被认作是神话刘邦的出身，但是帝王出身加以这种神话色彩，其实已经有数百年没有这么用了，而秦汉以降,帝王以这种方式诞生,史书记载没有第二例。而真实情况，很可能是司马迁含蓄的指出，刘邦并不是刘太公的亲生儿子，近人王云度先生经过周密考证后指出:“刘邦原本并非太公之子;(淮南王)刘长原本并非刘邦之子。”当然，这里也不能完全下肯定的结论，但至少这种可能性要提出来。

5.史料传抄错误

这个就更多的数不胜数了，如南北朝时候有一个权贵,他读了一篇载有《蜀都赋》的抄本,里面有“蹲鸱”两字，注解曰:“芋也”,但这里“芋”字被误写成“羊”字。一次,有人送羊肉一方馈赠这位权贵,他在复信中用了“损惠蹲鸱”一语以示感谢,同时也显示自己学识之渊博。可是明明送去的是羊肉,怎么变成了芋头呢?收信人读后很是疑惑。《吕氏春秋》有这样一条记载“有读史记者日:‘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古代有一句成语，叫“鲁鱼亥豕”,就是指这类错误。

6.史书倾向性

是人就有立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情，魏收乱修家谱自抬身价，这家谱照样让写进正史了。再有崔杼杀史官，史官立场坚定就等于所有史官都是这样了？许敬宗修史妄改不也是出了名的？不谈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说个趣事，马戛尔尼出使大清，乔治三世的国书内容，现代根据英文原件翻译为

夫伟大而仁慈之君主之天性, 即如陛下登其大宝, 为人类造福, 重视领土内之和平与安固, 不辞劳苦, 以散播幸福、德智予臣民, 尽其所能以各种和平的艺术加惠于人类。我朝之初, 即抱此感, 故每不得已而战役, 得胜之后, 祈祷和平, 不敢夸伐, 但仍不能在各方促进吾民之繁荣。以前吾民之优秀者, 驾船四出, 以求新地……

信上乔治三世除了自称"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护者"之外，还特意给自己加上了"海上霸主"的称号来表现英国拥有的强大实力，但与此同时他对乾隆也算是极尽称赞，称他是"伟大仁慈的君主"并且为人类福利而行天道云云，内容可谓不卑不亢。

然而乾隆皇帝看到的内容却变了大味了，1924年从故宫档案里这封国书当时的翻译版被翻了出来，是怎么翻译的呢？

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 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 叫他们尽兴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安宁，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安平，造了许多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国书到了乾隆手里，他看到的简直像是小学生作文，而且内容谄媚，更有趣的是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回忆说，这封国书的翻译版是先呈现给了军机大臣和珅（没错，就是和中堂），和珅看了后似乎十分满意，之后才给的乾隆。这里的种种，显然是臣子知道这样的翻译才更会讨乾隆开心，如果我们是古人，要研究这段历史，看到的就是那篇啼笑皆非的小学生作文。

当然。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各位太祖高皇帝诞生的时候，哪个不是天放金光金龙飞天祥瑞四起。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但这和野史是不是更可信无关。

就好比民科也能出牛人，「官科」大批不学无术之辈。但若说民科整体比官科更靠谱，这不是扯淡么。

有啊，曹操的身世

《三国志》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也就是说，曹操是曹参的后裔。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是被宦官从夏侯家抱养的。

然而根据曹操后代基因证据，发现，曹操和曹参不是一家子的，曹操也不是夏侯家的人。

这是根据曹操后裔的采集范围以及计算出来的曹操家系[1]

也可以看网上这张翻译的图

课题组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曹操后人，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曹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与此同时，课题组专家对全国各地258个曹姓家谱（其中118部在上海图书馆）做了全面的梳理研究，并与史书和地方志参照，试图找到曹氏迁徙的可能线索。“比如曹氏各个分支的祖先以及现居住地与历史记载上曹操后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合。”
韩升说，经过这一步骤的研究，课题组筛选出8支持有家谱、经过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找到这8个曹氏族群后，专家再对他们的DNA进行了检测。“人类DNA共有30亿个碱基对组合成23对染色体和线粒体，男性独有的、碱基对也比较稳定的Y染色体是最合适的检测对象。”李辉说，“经过复杂的Y染色体DNA全序列检测，最终发现其中6个家族属于O2*－M268的基因类型，这6支O2*－M268类型样本的祖先交汇点在1800年至2000年前，这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

而曹操叔祖父（granduncle ）的DNA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

这个DNA来自于曹氏宗族墓考古挖掘过程，“元宝坑一号墓”墓室内中央位置的墓砖铭文“河间明府”，确定两个牙齿均来源于曹操叔祖父。提取DNA后进行检测，发现和之前从曹操后人推出的DNA一致[2]。

1 Wang C, Yan S, Hou Z, et al. 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 years ago[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2, 57(3): 216.

2 Wang C C, Yan S, Yao C, et al. Ancient DNA of Emperor CAO Cao’s granduncle matches those of his present descendants: a commentary on present Y chromosomes reveal the ancestry of Emperor CAO Cao of 1800 years ago[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3, 58(4): 238.

不管正史野史，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历史。

因为，历史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性，无论正史野史。历史的文本性是目前对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共识，正因为我们所能接触的历史基本只能是文本的编纂，所以，文本编纂过程中各种主观的或者客观的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的文本性是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出发点，何为历史的文本性，极端点的说法是：

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

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

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1]

这种论述，必然存在极大的可商榷的余地。但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中的编纂特征，是了不起的观点。

首先需要承认我们不可能完全重现历史，这是学习历史的基本前提，不然就成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的老夫子；但是，要坚信我们能够通过历史文本获取历史绝大部分的真实，这是学习历史的基本信念，不然就成了泪痕春雨之流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读书不如不读。

因此，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能简单的“信史”和“伪史”来一言以蔽之，正史与野史，难以用可信度来一刀两断。

任何“信史”中，都有很多“伪史”的成分，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考异》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再到黄云眉的《明史考证》，都是辨别“信史”中“伪”的成分；

任何“伪史”也必然蕴藏着“信史”的成分，例如葛洪的《抱朴子》自古认为是荒诞不经之言，而鲁迅独重之；《二申野录》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而记载灾异、地震等资料却又相当可信；小说戏曲从来是优伶之物，连“野史”都谈不上，而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小说和戏曲研究，极补社会史研究之缺憾。

所以，正史就是信史吗？不然。《元史》之错误百出，《明史》对于涉及后金之事的篡改，难谈信史。

那野史就是伪史吗？也不然。钱澄之的《所知录》，由于记录平允、忠实客观，从来就被认为是良史。黄宗羲便誉之为

桑海之交, 纪事之书杂出, 或传闻之误, 或爱憎之口, 多非事实。以余所见, 惟《传信录》、《所知录》、《劫灰录》, 庶几与邓光荐之《填海录》, 可考信不诬。^[2]

其实不只我们，各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史和野史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擅长用正史进行前后比对、交相印证，有的人喜欢野史或者说稀见史料的旁征博引、雄辩滔滔，其实，只要功夫深，无论用什么史料都能做出极精彩的成果。

对于正史的运用，出神入化的大家非常多。陈寅恪曾言：

我作研究，用的是大路货，没有什么孤本秘笈。^[3]

你看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虽然雄辩滔滔，但是所使用的资料基本都是他口中的“大路货”，你看他的读书札记，也都是大路货的书。

王仲荦老爷子也是一部《资治通鉴》一辈子读了差不多二十遍，他曾言：

要好好读《资治通鉴》，我已经读了十八遍，现在有问题还要查它。^[4]

除了这些前辈先生，如今，也有不少拿大路货、做实证史学的学者。像辛德勇对《史记》的熟稔不仅体现在《史记新本校勘》一书中，他在新书《生死秦始皇》中纯粹用《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来论证“赵高确为太监”一节，尤为精彩；再例如在《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一文中极力呼喊对于实证史学回归的姚念慈，其新书《定鼎中原之路》，其大量精彩纷呈的考证基本都是集中在利用《明实录》、《清实录》、《满文老档》等最常规的正史上面，这是最考究功夫的。

而对于野史的应用，基本算是明清史学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明末是时局动荡、正史无存，清初是文字狱所带来的“权利的毛细血管作用”。正如谢国桢所言：

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全祖望称“明季史乘，不下千家”，盖当时人士迫于清军入关，痛统治者之脧削，积愤于中，不能不吐，因之发为文章，冀以警策将来，此群众之义愤，人民之心生也。^[5]

所以谢国桢先生无论是藏书还是写文，基本都是野史为主，旁征博引、以证己见，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就是很好的利用野史写作的名著，其煌煌巨著《增订晚明史籍考》更是“野史稗乘，网罗考订，汇为斯编”。

再例如Franke对于西藏历史的研究，也是引用各种稀见元代汉文文献，以解读藏文诏令和文诰，解释西藏历史、宗教和人物史事，成就非凡。^[6]

因此，采用正史还是野史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将各种史料正确解读、勘误、对比，从而得出姚念慈所谓的“有坚实的基础，而不至流于空泛”的历史结论，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不管正史野史，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历史。

参考

1. ^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葛兆光
2. ^ 《桐城方烈妇墓志铭》,黄宗羲
3. ^ 《读史求实录》，蔡鸿生
4. ^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史德——怀念恩师王仲荦，刘统
5. ^ 《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谢国桢
6. ^ 《回归与文学学》，沈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