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大霉素导致不计其数的中国儿童失聪，为何不禁止这种危险药物？

庆大霉素，这个曾经在儿科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万能抗生素”，如今却成了许多中国家庭难以磨灭的伤痛。它就像一个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在悄无声息间夺走了无数中国儿童的听力，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然而，时至今日，为何这种被公认的“高风险”药物依然没有被彻底禁止，继续在某些地方流通，甚至被一些医生所滥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链条、监管的漏洞以及医疗体制的深层矛盾。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庆大霉素的“前世今生”说起。

庆大霉素的“辉煌”与“原罪”

庆大霉素是一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我国治疗各种严重细菌感染的“明星药物”。它的广谱抗菌活性，对于当时许多棘手的感染，如肺炎、败血症、脑膜炎等，都起到了关键的治疗作用。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特效药物选择不多的年代，庆大霉素无疑是医生手中的一把利剑，为无数生命筑起了健康的屏障。

然而，正如许多“高效”药物一样，庆大霉素也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且难以逆转的，便是其耳毒性。庆大霉素能够损伤内耳的毛细胞，这些细胞是听觉神经信号的接收器，一旦受损，听力便会永久性下降，甚至完全失聪。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也难以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治愈。

更糟糕的是，庆大霉素的耳毒性与剂量、疗程密切相关，但个体差异也很大。也就是说，即使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也无法完全避免其毒副作用。儿童由于其身体器官发育未完全，对药物的代谢和清除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庆大霉素的伤害。

为何“危险”却未被“禁止”？

即便如此，庆大霉素在中国却并未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被严格限制或禁止使用，甚至在一些地方仍然是治疗儿科感染的“首选”或“常用”药物。这背后的原因，盘根错节：

1. 历史惯性与“路径依赖”：
长期的使用历史使得庆大霉素在许多医生心中留下了“高效”、“可靠”的印象。这种“路径依赖”使得他们在面对新的药物或治疗方案时，更容易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且成本较低的旧方案。尤其是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由于信息渠道、培训机会的限制，可能对庆大霉素的最新毒副作用研究和相关指南更新并不敏感。

2. 经济利益驱动：
这可能是最核心也最难以启齿的原因之一。庆大霉素作为一种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化学合成药物，其生产成本极低，价格低廉。相比于一些新型的、专利期内的抗生素，庆大霉素的利润空间虽然不高，但胜在销量大。在一些以“药养医”的医院体制下，医生或医院的收入与药品销售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了对低价、易售药物的偏好。即便存在风险，只要能带来销量和收入，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

想想看，一种特效抗生素，价格可能只有几十元，而一种新型的、副作用更小的抗生素可能就要几百甚至上千元。在经济压力下，一些医疗机构和医生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前者。而患者，特别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患者，也可能因为价格因素而接受使用庆大霉素。

3. 监管的滞后与执行不力：
虽然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庆大霉素的耳毒性，并且在说明书上强调了相关风险，但这种“强调”往往不足以形成有效的“限制”。比如，很多说明书的警告语很模糊，或者被医生轻易忽略。更重要的是，药品监管的抽查和处罚力度远远不够。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很多情况下是被归为“个体差异”或“用法不当”，而不是追究药品本身的风险或者医生、医院的责任。这种“轻罚不重”的监管模式，使得药企和医院缺乏足够的警惕性。

4. 对“儿童禁用”的认识不足与对风险的低估：
尽管国内外有大量研究证明庆大霉素对儿童的耳毒性风险极高，但在很多医疗实践中，这种风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医生可能认为，只要“严格掌握适应症”、“密切监测”、“缩短疗程”，就可以规避风险。然而，正如前面所说，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这种“规避”成为一种奢望。当发生不良反应时，往往是为时已晚，伤害已经造成。

5. 替代药物的可及性与有效性：
虽然市面上存在其他更安全的抗生素，但它们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完全替代庆大霉素。某些特定类型的细菌感染，庆大霉素可能仍然是少数几种有效且经济的选择。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往往会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间进行权衡。然而，这种权衡往往会被前文提及的经济利益所扭曲，使得安全性的考量被边缘化。

6. 信息不对称与患者的无力感：
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中，患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医生作为专业的知识提供者，其建议对患者有巨大的影响力。很多家长在孩子生病时，出于对医生信任和对孩子病情的焦虑，往往会接受医生的用药建议，而不太会去质疑。即使听到一些关于庆大霉素的传闻，在面对医生“我们一直都这么用”的说辞时，也很难坚持自己的判断。即使事后发现孩子失聪，举证和维权也非常困难，这使得很多家庭只能默默承受痛苦。

改变的希望与沉重的代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和信息公开，关于庆大霉素致聋的呼声越来越高。媒体的曝光，受害家庭的维权，都在不断地敲打着这个陈旧的医疗体系。国家也在不断修订用药指南，强调庆大霉素的耳毒性，并将其列为“慎用”甚至“禁用”的药物。一些大型医院和发达地区已经基本淘汰了庆大霉素在儿科的常规使用。

然而，在广大的基层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庆大霉素的阴影依然笼罩。它的低廉价格，在经济压力下依然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要彻底禁止这种危险药物，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强化监管： 加大对药品生产、销售、使用的监管力度，严惩违规使用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完善指南并严格执行： 更新和推广更科学、更安全的儿科抗生素使用指南，并确保其在基层得到切实执行。对医生进行持续的专业培训和风险教育。
打破“以药养医”： 这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关键。通过医保支付改革、薪酬制度改革等，让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药品销售脱钩，激励其优先选择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提升公众认知和科普： 加强对家长和公众的医学科普教育，提高其对药物风险的认识，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用药决策，学会理性维权。
发展和推广更安全的替代药物： 鼓励和支持医药企业研发生产更多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抗生素，并确保其价格的可及性。

庆大霉素致聋的悲剧，不仅仅是医疗事故，更是时代和社会问题的缩影。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疗效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药物的安全性，尤其是在面对最脆弱的儿童群体时。每一个失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与绝望。这种代价，任何国家和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希望有一天，庆大霉素这个名字，只会出现在医学史的教科书中，而不会再出现在任何一张药方上，更不会再给任何一个孩子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因为穷。

作为医生，能不用氨基糖苷类的，我们是真不愿意用这玩意。

但是很多时候，患者的血/尿/痰培养回来了，一看，全TM耐药，只有阿米卡星万古霉素替加环素敏感。

用哪个？

阿米卡星有耳毒性肾毒性，但是便宜，几毛钱一支，替加环素降价之前一只5000+，现在国产了一只900多，而且是丙类，不报销。

你看那些偏远地方来的，很多看病钱都是借的，一天好几千块钱的抗生素连打好几天，有些人真的就扛不住。

再说严格限制剂量和疗程，多饮水，副作用发生的概率也相对小很多。

那就咬咬牙，跺跺脚，先用着吧。

禁用一种药物的考量是什么？

使用这种药物有风险？那肯定不对，因为各种药物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风险。

这是国家药监局网站2010年发布的《关于停止生产销售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的通知》，其中给出的结论是“减肥治疗的风险大于效益”。

这是禁用一种药物的原因，减肥治疗的风险大于效益。使用该种药物，获益是减肥，风险是严重心血管疾患，对多数人而言，肥一点并不会立即威胁到生命，但心血管疾患却是分分钟让人毙命的。换句话说，假设西布曲明是一种可以消灭全身恶性肿瘤细胞的药物，那么相比而言心血管风险也是可以接受的了，那么也许就不会退市。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庆大霉素的耳肾毒性人尽皆知，那么为什么没有退出市场？

作为一种抗菌药物，我们当然要看主要细菌对它的耐药情况了。

来源：2005-2014年CHINET肠杆菌属耐药情况分析

顺便一提，其他几类耐药率低的抗菌药物（除外阿米卡星）日均治疗费用大都在200元以上。

来源：2005-2014年CHINET大肠埃希菌耐药情况分析

来源：2005-2014年CHINET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情况分析

庆大霉素在门诊、ICU及住院患者中对铜绿的敏感性均超过50%，大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来源：2005-2014年CHINET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情况分析

庆大霉素总体敏感率近年来维持在65%以上。

来源：2005-2014年CHINET肠球菌耐药情况分析

庆大霉素高水平敏感率大多与氨苄西林接近或略高，比红霉素明显高出不少。

至于庆大霉素及其他氨基糖苷类药物在最近10年抗菌药物耐药性普遍上升（尤其是β-内酰胺类药物）的背景下耐药性逆势下降的原因，无外乎医生已经开始重视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耳肾毒性，因此在使用时较为谨慎，减少了氨基糖苷类药物的使用，故其耐药性有所下降。

氨基糖苷类药物还是有不易替代的作用，比如庆大霉素与β内酰胺类药物联合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以及在药敏试验指示敏感的前提下治疗耐药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等。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开展的血药浓度监测也可以测定该类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避免其达到中毒浓度，从而减少耳肾毒性的发生。此外很多医院对于氨基糖苷类药物的疗程也有控制。但同时，基层医疗机构滥用氨基糖苷类药物的情况仍然较普遍，所以可以考虑的一项管理措施是提高该类药物的管理等级，比如仅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使用等。

总体而言，氨基糖苷类药物，包括庆大霉素等，仍然是医生手中对抗细菌的一类重要的武器，使用得当，仍然可以为患者带来超过风险的获益。

这个话题我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吧。

3岁一次发烧打了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听力下降了好多，我妈一个月之后才慢慢察觉出我反应迟钝、不说话，这才去医院查出来神经性耳聋，就配了助听器，戴了二十年了，现在听损高频90分贝。

现在读了一本大学，最近拿到了保研资格去了某985大学。算不上很优秀，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一路走来，个中辛酸滋味只有自己默默承受。

听力不好对人的性格影响蛮大的，最近发现我有点轻微精神分裂，有时候会突然变得易怒烦躁，好像换了个人。

如果我听力没问题，没有打一针庆大霉素，我也许会是一个阳光的男孩吧。

有次做梦，梦到穿越到小时候，历经艰难成功阻止了将要给我打庆大霉素的医生，我抱着年幼的自己，对他说一定要健健康康地长大。当然我年轻的爸妈没认出我来......以为只是个小伙子喜欢小孩呢，还说我长得像我年轻的爸爸。

不多久梦醒了，窗外的夕阳洒在被子上，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

一堆洗地的拿【存在即合理】来洗。

告诉你没得洗。这也不是二选一的问题。

抗生素很多种，治病也不是只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这唯一的选择。有更好的。

药也不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也不是社保报销就能概括的事情。

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知道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前世今生所有背景。滥用是避免不了的。限制是很好的手段，比如禁掉。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致残率】非常高。

这问题底下这么多站着说话吧腰疼的人，你们真的知道【失聪】代表什么么？

我想问你，我可以为了治愈你的感冒而锯掉你的双腿么？就因为你们口中的效益和存在即合理？

药物性导致的失聪和为了救你的命锯掉双腿一样，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最近几年，卫生部残联已经开始重视这件事了，耳聋基因筛查已经开始推广普查，甚至一些发达地区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已经普及到免费了，只收采血成本费几块钱，你们知道这造成的后果影响多么深远，用药一时爽，多少人人生巨变，直接间接给多少个家庭还有社会造成了多大的财支负担么？你们知道新生儿失聪的有多少人么？你们知道多少失聪新生儿的父母以及家族是完全没有耳聋这个病史的，你们知道致聋基因普查，2018年爱耳月开始，免费检查的人是包含了聋儿的健听父母的？

在悄无声息中，很多人的基因不知不觉地携带了致聋基因，而他们的父母家族没有任何相关病史。

耳聋可怕的并不是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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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耳聋基因检测这个，ZF一直在非常积极的买单，没办法，人数控制不住了要，携带耳聋基因的新生儿高达5%，啥概念？20个孩子有1个，不是在出生，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任何一个时间段，突然致残…这还只是新生儿的……

百度乱找的。这个吉安的

嗯，北京永远最早。首都嘛从12年开始的。注意关键词，超过，还有只能。

很多城市都可以免费查了有可能媒体没报，自己找。这个是山东的。

长沙的，新生儿筛查，耳聋筛查已经单独拎出来强调了。

广东基本应该都普及了，这个东莞的。唐氏+耳聋。没长沙的感觉好。

郑州的。18w筛到近9k个。

这个是最近写的文章（2018.6）上面已经写了严峻的事实，大多数新增聋孩【绝】大多数家长都是正常人…看关键词啊。

其实听力正常不能说明啥。而且更极品的是，基因检测也未必能检测的出来。

以下助听器和耳蜗的报价都是一只，不是一对。

点题：这个问题底下的回答在我看来都是一堆食肉糜的人在回答何不食肉糜。为了省那几块钱医药费，就要自残不说，后期花费几百万的费用在上面。

哦，助听器有寿命的，耳蜗也不是一只能用一辈子的。

几百块的助听器用不了，就别拿出来搞笑了。

我本人是庆大霉素导致高频失聪，对这个事情有过思考

我觉得无非是两点，其一是基层食药监不作为，对相关药物的管理不到位；其二是基层医务工作者缺乏训练，导致对药物的滥用

我把所有的答案都看了一遍。很多专业人士都提到庆大霉素感染耐药菌以后用的，相比收益与风险，更多考虑收益。可是我想说这玩意在很多医院的使用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自己是耳毒性药物损伤的受害者，小时候感冒发烧就是注射庆大霉素或者链霉素。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耳背（左耳近乎全聋，右耳似乎是正常的），后来去了省立医院才确诊了药物损伤。给我现在的生活也带来很多的不便。

我说我自己的经历，是想说这类药物既然有存在的必要，又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那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严格管控，而不是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