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泛化还能用什么解释今天的世界性的恐怖主义问题？
抛开亨廷顿那著名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以及对恐怖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泛化标签，我们或许能从更深层次、更细微的角度去理解当今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根源。将一切归咎于文明隔阂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失控，虽然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框架，却往往忽略了驱动个体或团体走向极端行为的更微妙、更个人化的动因。
1. 被剥夺感的结构性根源与身份认同的动摇
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放大，并与破碎的身份认同紧密交织。
全球化下的不平等加剧： 尽管全球化带来了整体的进步，但其收益分配极不均衡。许多地区和群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资源被掠夺，发展机会被剥夺。这种长期的经济压迫感，会滋生普遍的怨恨和对现有全球秩序的不满。当个体或群体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贫困和边缘化，而另一部分人却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成了滋生极端思想的温床。
国家失灵与权力真空： 在一些地区，国家机器的脆弱、腐败或缺位，导致了权力真空。当政府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公正和发展机会时，这些空白地带就会被非国家行为体填补。极端组织往往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秩序”或“使命感”，吸引那些感到被国家抛弃的人。
身份认同的危机与重塑： 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很多地方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社群联系和价值体系。当人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和集体认同时，他们会感到漂泊无依，对未来感到迷茫。极端组织常常能提供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将失落的个体包裹其中，赋予他们一种“使命”和“归属感”。这种身份认同往往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敌视之上，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划得异常清晰，并以此来解释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2.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
恐怖主义的泛滥，在很多时候反映了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
政治压迫与异见空间的挤压： 在一些国家，政治压迫导致公民社会空间极度萎缩，和平的抗议和政治改革途径被堵死。当人们的合法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异见声音被压制，暴力就可能成为少数人眼中唯一的出路。极端组织在这种环境下，往往被部分民众视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地区冲突与代理人战争： 许多恐怖主义活动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副产品。大国或地区强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能扶植或利用某些极端组织作为代理人，以削弱对手或推行自身议程。这使得冲突复杂化，并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资源。
叙事与宣传的力量： 现代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极端组织能够高效地进行宣传，传播其意识形态，招募成员，并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袭击事件来制造恐惧，扩大其影响力。这种“叙事战”比武器本身更具破坏性，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和情感。
3. 心理与社会因素的交织：个体化导向的激进
将恐怖主义归结为宏大叙事（如文明冲突）也可能忽视了个体层面和微观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因。
边缘化与社会排斥： 个体因种族、宗教、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原因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会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当个体感受到社会对其价值的否定，并且找不到融入主流社会的途径时，极端思想就可能提供一个“另类”的出路，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看见”和“重视”的。
寻求意义与自我价值实现： 在一些个体看来，生命可能缺乏意义或价值。极端组织承诺的“殉道”、“复仇”或“建立理想国”等宏大叙事，能满足他们对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渴望。通过极端行为，他们可能希望在死后或在群体中获得某种形式的“永恒”或“荣耀”。
群体动力学与心理传染： 激进化往往是一个社会化和群体化的过程。在社群内部，个人可能受到同伴的影响，通过接触和认同极端思想，最终走向暴力。群体内部的奖励机制（如社会地位的提升、情感的支持）也会强化这种行为。
总结一下：
与其将今天的世界性恐怖主义问题笼统地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或“恐怖主义/极权主义的泛化”，不如将其理解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国家合法性危机、政治压迫、地区冲突的扭曲效应，以及个体在失落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排斥背景下，寻求意义和归属感的复杂交织产物。
恐怖主义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现象，而是多种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其复杂性，需要我们跳出宏大叙事，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和个体经验中去探寻。这要求我们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重建信任和包容的社会结构，并批判性地审视那些试图利用恐惧和仇恨来操纵人心的叙事。
1. 被剥夺感的结构性根源与身份认同的动摇
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放大，并与破碎的身份认同紧密交织。
全球化下的不平等加剧： 尽管全球化带来了整体的进步，但其收益分配极不均衡。许多地区和群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资源被掠夺，发展机会被剥夺。这种长期的经济压迫感，会滋生普遍的怨恨和对现有全球秩序的不满。当个体或群体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贫困和边缘化，而另一部分人却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成了滋生极端思想的温床。
国家失灵与权力真空： 在一些地区，国家机器的脆弱、腐败或缺位，导致了权力真空。当政府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公正和发展机会时，这些空白地带就会被非国家行为体填补。极端组织往往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秩序”或“使命感”，吸引那些感到被国家抛弃的人。
身份认同的危机与重塑： 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很多地方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社群联系和价值体系。当人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和集体认同时，他们会感到漂泊无依，对未来感到迷茫。极端组织常常能提供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将失落的个体包裹其中，赋予他们一种“使命”和“归属感”。这种身份认同往往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敌视之上，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划得异常清晰，并以此来解释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2.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
恐怖主义的泛滥，在很多时候反映了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
政治压迫与异见空间的挤压： 在一些国家，政治压迫导致公民社会空间极度萎缩，和平的抗议和政治改革途径被堵死。当人们的合法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异见声音被压制，暴力就可能成为少数人眼中唯一的出路。极端组织在这种环境下，往往被部分民众视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地区冲突与代理人战争： 许多恐怖主义活动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副产品。大国或地区强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能扶植或利用某些极端组织作为代理人，以削弱对手或推行自身议程。这使得冲突复杂化，并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资源。
叙事与宣传的力量： 现代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极端组织能够高效地进行宣传，传播其意识形态，招募成员，并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袭击事件来制造恐惧，扩大其影响力。这种“叙事战”比武器本身更具破坏性，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和情感。
3. 心理与社会因素的交织：个体化导向的激进
将恐怖主义归结为宏大叙事（如文明冲突）也可能忽视了个体层面和微观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因。
边缘化与社会排斥： 个体因种族、宗教、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原因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会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当个体感受到社会对其价值的否定，并且找不到融入主流社会的途径时，极端思想就可能提供一个“另类”的出路，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看见”和“重视”的。
寻求意义与自我价值实现： 在一些个体看来，生命可能缺乏意义或价值。极端组织承诺的“殉道”、“复仇”或“建立理想国”等宏大叙事，能满足他们对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渴望。通过极端行为，他们可能希望在死后或在群体中获得某种形式的“永恒”或“荣耀”。
群体动力学与心理传染： 激进化往往是一个社会化和群体化的过程。在社群内部，个人可能受到同伴的影响，通过接触和认同极端思想，最终走向暴力。群体内部的奖励机制（如社会地位的提升、情感的支持）也会强化这种行为。
总结一下：
与其将今天的世界性恐怖主义问题笼统地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或“恐怖主义/极权主义的泛化”，不如将其理解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国家合法性危机、政治压迫、地区冲突的扭曲效应，以及个体在失落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排斥背景下，寻求意义和归属感的复杂交织产物。
恐怖主义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现象，而是多种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其复杂性，需要我们跳出宏大叙事，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和个体经验中去探寻。这要求我们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重建信任和包容的社会结构，并批判性地审视那些试图利用恐惧和仇恨来操纵人心的叙事。
网友意见
殖民主义的另类反抗。
你把穆兄会的历史去看一遍就知道了。
我之前我写过一段，拿出来
1927年哈桑班纳从乌卢姆大学毕业，去苏伊士运河的枢纽----伊斯梅利亚小学当了一名阿拉伯语的教师，此地也是苏伊士运河的总部所在地，我的澄清一点是：哈桑班纳并非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政治不了解，恰恰相反，他对西方的文化和政府非常熟悉，哈桑班纳在此地授课之余，经常在咖啡馆宣讲理念，并且成功的影响了一小批人，这些人以哈桑班纳为核心，在1928年建立起穆斯林兄弟会。
与那些过去和英国殖民者斗争的埃及民族主义不同，过去的埃及民族主义一直走的高层路线，穆斯林兄弟会完全不一样，穆兄会一开始就把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型聚会作为穆兄会扩张的基础单元，所谓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聚会团体，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宗教思想以及埃及大事，即独立又服从于穆兄会上级领导。
实际上这种组织形式不但是被伊斯兰教使用，在中国，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也往往具有这样的性质，同为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组织，其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诸多方面相同大于分歧，和佛教之类的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以家庭组织为突破口，穆兄会迅猛扩张，由于穆兄会根植于家庭，而家庭这种组织灵活度极高，根本无法完全被剿灭，无论穆兄会领导人被抓住多少次，只要被释放，穆兄会的家庭组织就会重新支持这些领导人。
哈桑班纳的伊斯兰教复兴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太熟悉不过，实质上就是康有为那套的托古改制，托古改制的本质就是要掌握对于古兰经的解释权，以解释权对抗西方文化和世俗主义，同时以解释权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实现对伊斯兰社会的自我改良。
在哈桑班纳时代的穆兄会，第一使命是反抗英国殖民者，因此对待于非穆斯林有惊人的包容，例如在兄弟会训导局的高级顾问团，居然有三名埃及基督徒，甚至于部分穆兄会的成员在家里挂十字架之类的行为，这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而穆兄会所致力推动的种种社会化运动，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不奇怪，因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同样失败了，但穆兄会却大大推广了自己的影响力，穆兄会推广影响力的办法是通过深入到社会底层，以修建清真寺来服务民众，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学校，诊所等等，这里重点说一下清真寺运动。
清真寺不单纯是一个宣讲交易的场所，清真寺同时也是一个普及教育的学校，分发给穷人们的食品，药物，衣服，以及提供免息贷款，帮助穷人们找工作，也都是在清真寺进行，穆兄会的组织深入到埃及方方面面，仅在1949年，就有500个属于穆兄会的下属组织，由于组建组织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穆兄会还建立起教育中心，采矿公司，纺织公司，铜矿冶炼公司，运输公司，工程建筑公司，报社等等，在这些公司内部，穆兄会比较关心工人，并且很早就设置了最长工作时间，提供医疗保障，拒绝使用童工，盈利用于活动经费继续支持穆兄会的社会活动。在此时，穆兄会已经有了稳定可靠的经费提供机构，自己的媒体和社会组织，建立起稳固的基层组织，此时穆兄会已经不满足做一个社会化组织了。
1938年，哈桑班纳发表纲领性文章《兄弟们，准备在另一条道路奋斗吧》，以此为纲领，穆兄会开始全面介入政治，不但是国内政治，同时也把触角伸到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包括全面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把穆兄会产业的盈利用于支持巴勒斯坦斗争，同时开始参选议会。
穆兄会的高涨运动引发了埃及当局华夫脱党的警惕，1941年，华夫脱党逮捕了班纳，逼迫班纳放弃那次选举，1945年班纳再次选举，华夫脱党使用作弊手段导致班纳落选，在整个穆兄会的历史生涯中，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也就是埃及上层政府或者军方，压制穆兄会获得政治权力的能力，单同时由于穆兄会强大的基层组织，又使得埃及上层和军方根本无法根除穆兄会。
实际上不但是穆兄会，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之类的，你都能发现这个影子。
你想伊朗伊斯兰革命，革的是谁的命，是巴列维的命，为什么要革巴列维的命。
相对来说，西方几乎一切都是强势的，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外交等等。
后殖民时代原来殖民地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在不挫伤民族自尊心的前提下，完成民族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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