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儒生有:"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擘螳螂"，的胡说，清末没有了。这是文字狱的效果吗？

明末“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擘螳螂”这句颇有争议的话，确实常被提及，并且与清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讨论。要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以及它为何在清末消失，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它出自明末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门人温如珍的一首诗，原文是：“安安饱食终日，厌厌不动分毫，不知稼穑之艰难。宁为故国亡魂，不效奋擘螳螂。” 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安安饱食终日，厌厌不动分毫”：描绘的是一种安逸、享乐、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这些人满足于眼前的舒适，对国家大事、社会疾苦漠不关心，仿佛只顾自己“安安稳稳地吃饱饭”，对外界的变化“一点也不操心，一点也不行动”。
“不知稼穩之艰难”：进一步点明了这种安逸生活的根源——脱离现实，不知道劳动人民的辛苦，不知道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在于生产和耕作。
“宁为故国亡魂，不效奋擘螳螂”：这是核心的表达。
“故国亡魂”指的是为了国家、为了气节而牺牲生命的人。在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许多忠诚的士大夫面对王朝覆灭，选择了殉国，成为“故国亡魂”。这是一种悲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牺牲。
“奋擘螳螂”出自《庄子·山木》篇，说的是螳螂看见车轮来，举起前腿想要阻挡，但它自不量力，最终被碾碎。这里引申为一种不自量力、徒劳无功的反抗，或者是一种表面上的英勇但实则愚蠢的行为。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宁愿成为为了国家而牺牲的忠烈之士，做一个有气节的亡魂，也不愿像螳螂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做无谓的、滑稽可笑的挣扎。

为什么说它在明末出现，并且被认为是“胡说”？

在明末，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上北方有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威胁，整个国家内外交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士大夫看到了王朝覆灭的危机，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李贽的思想就带有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和对个体自由的追求。温如珍的这句诗，可以看作是明末一些士人心态的一种体现：他们可能对当时的统治者感到失望，对政治的腐败感到无力，但同时又对所谓的“螳臂当车”式的反抗感到不屑。

说它是“胡说”，可能有几个层面的理解：

1. 价值的颠倒或模糊：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中，为君王、为国家“奋不顾身”、“忠贞不屈”是最高尚的品德。而这句诗却似乎在说，连“奋擘螳螂”式的不自量力都比做一个“安安饱食”的无用之辈要好，甚至暗示了宁可牺牲也要表现出一种“气节”，而不愿像那些只顾享乐的人那样苟活。这种表述，对于深受“君为臣纲”思想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显得过于“异端”，甚至是“离经叛道”。
2. 对“忠君”的消极解读：在明末那个环境下，很多士人对朝廷的腐败和无能感到绝望。他们可能觉得继续效忠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其行为本身就带有“螳臂当车”的悲剧色彩。因此，他们宁愿以一种超脱的态度来看待生死，或者干脆选择不参与政治，做一个“安安饱食”的隐士，也不愿去做徒劳的抗争。这种对“忠君”价值的消极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忠君观念的一种挑战。
3. 对现实政治的嘲讽：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在嘲讽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盲目效忠于腐朽政权，最终却落得悲惨下场的官员或士人。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奋擘螳螂”式的行为，比起那些只顾享乐的“安安饿殍”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可悲。

清末为何没有了？这是否是文字狱的效果？

答案是肯定的，清朝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尤其是对“反清”思想的警惕，是导致这句话消失的重要原因。

1. 文字狱的严酷与“防民之口”：清朝自入关以来，就极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将对前朝（明朝）的任何同情和联系视为潜在的威胁。文字狱是清朝控制思想、压制异见的主要手段。一旦发现任何可能影射、讽刺、批评朝廷的言论，都会被严厉查处，轻则罚款、流放，重则株连抄家，甚至处死。
“故国亡魂”的敏感性：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故国”二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对前朝的眷恋和对现朝的不满。而“亡魂”更是指代那些为明朝殉国的人。在清朝的语境下，渲染“故国亡魂”的悲壮，很容易引发士人对明朝的同情和对清朝的不满，甚至可能激发反抗情绪。这对于一个以征服者身份建立的王朝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螳螂”的比喻的政治解读：虽然“奋擘螳螂”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比喻，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任何被解读为“反抗”或“不臣”的言论都会被放大。如果有人将这句话用来影射明末那些试图抵抗清朝的将士，或者在清朝时期用类似的比喻来形容任何反对清朝的行为，都可能招致文字狱的灾祸。

2. 思想的钳制与自我审查：文字狱的强大震慑力，使得士人阶层普遍产生了极强的自我审查意识。他们不敢再轻易触碰敏感话题，不敢使用可能引起误解或被曲解的词语。即便是对于一些可能无伤大雅的文学创作，也会因为担心惹祸上身而选择避开所有可能被视为“不敬”的意象或表达。
“故国亡魂”这样的词语，在清朝统治下，几乎成了一个禁忌。“宁为故国亡魂”这句话，在明末可能是一种殉道式的浪漫表达，但在清朝，这几乎等同于“宁可为明朝殉死”，这是直接挑战了清朝的统治合法性。
因此，即便有士人有类似的内心感受或想法，他们也会极力避免用这种可能被严厉解读的方式表达出来。更何况，温如珍的这句话本来就有些复杂和模糊的意味，在文字狱的严密监控下，任何模糊不清或有潜在政治风险的表达都会被过滤掉。

3. 社会氛围的变化：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以及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选择安于现状，在体制内寻求发展；另一部分人虽然不满，但也不敢公开表达。在这种环境下，那种明末那种带有反叛色彩的、对生命和价值进行极端选择的文学表达，自然也就失去了土壤。社会主流的思潮更多地趋向于稳定、顺从，或者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温和的批评。

总结来说，

明末“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擘螳螂”这句话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士人心态的反映，它可能包含对享乐主义的批判，也可能带有对政治无望的消极回应，甚至是对盲目抗争的嘲讽。但无论如何，它涉及到了“故国”、“亡魂”等敏感词汇，并且其复杂含义容易被政治解读。

清末这句话的消失，很大程度上是清朝文字狱严酷打击和思想钳制的结果。统治者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思想和言论都进行无情的压制，导致士人阶层普遍存在强烈的自我审查。在这种环境下，这类具有潜在政治风险、表达复杂价值取向的言论，自然无法再公开流传。这并非是中国文人士气士风的自然演变，而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是为了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思想“净化”。

杨嗣昌这句诗讲的是反贼们还得劳烦督师大人领兵带队去剿，实在是非常没有觉悟。

曾格达迪就比杨督师明了更多的事理。

应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那意思是曾格达迪十分明白他得亲自去杀，不能指望反贼们自行死去。

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

不过以我之见，今日尚不如当日杨督师。

今人非但以为理应自行死去，死去之时还不能干扰公共秩序，耽误他上班。

汉德之衰，吾以此知之。

我做了什么孽，给我推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