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曾出现过哪些"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的律法规章及国策？

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些立法、国策，如同昙花一现，短暂辉煌后迅速走向衰败。它们承载着时代的希望，也折射出制度的脆弱。我将为你梳理几例，力求从人性的角度，从事件的脉络出发，讲述这些“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的律法规章与国策。

一、 秦朝的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却因法而亡

秦朝，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王朝，它的建立者秦始皇，雄才大略，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新篇章。而支撑这一切的基石，便是他推崇的法家思想，以及由此催生的严刑峻法。

其兴也勃： 秦朝的法律极为严苛。商鞅变法以来，“轻罪重刑”是其核心理念。轻微的过错都可能招致严重的惩罚，例如“什伍连坐”制度，使得个人触犯法律，可能会牵连到邻居、亲属，甚至整个家族。这种严酷的法律，在初期的确有效遏制了犯罪，维护了社会秩序。对于被征服的六国百姓，严厉的律法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对于为帝国服务的官僚，严苛的规章制度也让他们不敢懈怠。秦始皇修建长城、陵墓等浩大工程，需要巨量的人力和物力，正是严密的法律和高压的统治，才能强制调动和约束如此庞大的资源。可以说，秦朝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严密的法律机器的高效运转。

其亡也速： 然而，正是这套严刑峻法，在王朝建立不久后便显露出致命的弊端。法律过于严苛，使得民众普遍生活在恐惧之中。任何一点小小的过失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种高压统治压抑了人性，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尊严。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他们的怒火，是长期压抑的民怨在严酷法律下的爆发。一个“失期当斩”的简单规定，成为导火索，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反抗烈火。秦朝的法律，虽然在统一和建设初期有其合理性，但其缺乏人情味，缺乏对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考量，最终导致了统治者的失民心，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从万世基业的愿景，到二世而亡的悲剧，秦朝的严刑峻法，是它崛起的力量，也是它覆灭的根源。

二、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革命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以“拜上帝会”为旗帜，提出了许多激进的社会改革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天朝田亩制度》。

其兴也勃： 《天朝田亩制度》在理论上展现了对社会公平的极致追求。它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主张废除私有制，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粮、柴、油、盐、酱、醋、茶等生活必需品，一律由国家统一调配，按需分配。这种制度，对于深受地主压迫、生活困苦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描绘了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激发了无数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成为太平天国能够席卷半个中国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运动初期，许多被太平军占领的地区，确实实施了部分平均分配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饥饿，也使得军队能够获得充足的兵源和后勤支持。

其亡也速： 然而，《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色彩过于浓厚，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缺乏可操作性。
平均主义的脱离实际： 在一个人口流动性较大、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将土地平均分配，如何保证每家每户都有能力耕种？如何解决劳动力的组织和分配问题？缺乏对生产效率和经济规律的考虑，单纯的平均主义难以支撑国家的运转。
宗教与制度的冲突： 制度中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例如规定男女分开居住，严格的礼拜制度等等，这不仅限制了人身自由，也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习俗格格不入。
执行上的困难： 在战争年代，太平天国自身都难以稳定地占领和管理广大地区，实现全境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天方夜谭。在实际执行中，也常常出现干部截留挪用物资、分配不均等问题，进一步损害了制度的公信力。
忽视经济发展： 制度过分强调分配的公平，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没有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很难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长此以往，国家将难以维持。
随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陷入被动，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始终未能实现，其对民众的号召力逐渐减弱。最终，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产物，在现实的严峻考验面前，黯然失落。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供给制”：战时经济的遗留与和平年代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保障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在军队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推行了一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供给制”。

其兴也勃： “供给制”的核心在于，国家负责解决职工及其家属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发放一定数量的实物或货币，力求做到“按需供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制度在保障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使广大职工能够安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尤其是在军队和艰苦的边疆建设岗位上，供给制极大地增强了部队和建设者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为国家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体现了集体主义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公平，减少了贫富差距。

其亡也速： 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供给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最终被淘汰。
效率低下： “供给制”缺乏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容易导致“大锅饭”现象，即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待遇差别不大，这极大地抑制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扼杀活力： 缺乏与个人劳动贡献相挂钩的薪酬体系，使得一些有能力、肯钻研的职工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挥。人们更倾向于按部就班，而非积极进取。
资源浪费： 国家包揽一切，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在缺乏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国家难以准确预估和满足各类物资的需求，导致部分物资短缺，而另一些则可能积压。
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供给制”的统一、标准化的供给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们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与能力相匹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逐渐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等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效率原则的薪酬体系转变。供给制的取消，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一次重要改革，也预示着一个更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时代的到来。

这些律法规章与国策，都曾是那个时代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重要工具。它们的兴衰更迭，无不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制度的演变以及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它们提醒我们，任何制度，若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回应人性的需求，不能遵循客观的经济社会规律，都可能在繁荣的表象下，孕育着衰败的种子。

暗指某乎，举报了……

伊尔汗国的君主合赞汗为了得到波斯本地豪强支持，强迫所有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导致作为统治基础的蒙古人逃亡，光是逃入埃及的卫拉特人就超过一万人，这些人成了伊斯兰教徒的“异教徒奴隶”，合赞汗的改宗，重创了伊尔汗国的统治基础，蒙古人逐渐势微，宗教势力取代了蒙古军事集团。

合赞汗知道此举不妥，于是在国内禁止买卖蒙古人为奴，并且由国家出钱赎回这些曾经的同胞，现在的异教徒，但后来因为人数太多，几乎把伊儿汗国政府给逼得财政破产，也无法全部赎完。

迫于无奈只能废除此政策，尤其是已经被阉割的蒙古阉奴甚至再一次被拍卖。

乞合都汗还学大元印宝钞，强行推行纸币，不收纸币的一律处死，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最后因为民怨沸腾，在国内光速废除。

最后纸币都拉去祸害附庸国的百姓去了（指罗姆苏丹国）：“老乡，你不收伊尔汗的宝钞可是要杀头的”

1369年3月7日，初登帝位的明朝奠基人朱元璋发布了一条“改革动议”，要对朝仪用语进行修改。

众所周知，虽然像是《廿二史札记》里类似“天生圣人（僧人）”的故事，其真伪难以辨析，但根据其他文献中留存的案例，例如《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表笺案”，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对文字语句的运用，标准颇为严苛的君王。

或许是起身草莽的豪强之气不散，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总觉得每次上朝时候，群臣“三呼万岁”的做法实在不着边际。自古天子又哪有“万岁”的呢？搞这套虚招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不如改成先呼‘愿君有道’，再呼‘天下和平’吧。”

朱元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方案，交由大臣们议处。不得不说，这个改法，我个人认为还真是不错。

“愿君有道”，正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让帝王时刻谨记政治清明之重要的同时，也包括了对君上的祝福。

“天下和平”就更不必说了，元朝解体留下的残局还有的收拾，“世无兵革”是多少百姓的期盼。

光以内涵来论，的确是要比简单的“万岁！万岁！万岁！”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甲子，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贊呼，眾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倣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令贊禮者始贊呼，則眾皆曰‘天輔有德’，又贊呼則曰‘海宇咸寧’，再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     

不过对于朱元璋的这个提议，大臣们却觉得不是很好。朝仪上的三呼万岁，主要是用来表达臣子们个人对帝王的忠诚。现在把这个用词的境界提升了，固然是不错，胸怀四海了嘛，但这样一来，反而这个贺词的本意就不明显了。

可皇帝要改，你也不能驳回去啊，只能儒臣们凑到一起，再修改一下：

陛下你改的这版贺词，充分表现了谦逊的优秀品德，但是为臣者不能不表诚心。不如恢复三呼，贺词分别定为首呼“天辅有德”，二呼“海宇咸宁”，三呼“圣躬万福”。

“愿君有道”改成“天辅有德”都有要皇帝以身作则的含义，“天下和平”与“海宇咸宁”意思也差不多，倒都跟朱元璋的意见没什么冲突。

至于加上“圣躬万福”嘛，能表达对皇帝的美好祝愿，而且这种模糊的“万福”要比“万岁”显得要实在多了。

朱元璋对这个改动很是满意，当即下令实行。

然而大家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都一心只想着贺词怎么改，没想到实际操作过程里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贺词这么一改，字数一下加了两倍，而且都变成了四字短语，要喊得响亮，要喊得整齐，就没那么容易了。（喊过十几年老师好、老师再见的大家应该都有感触，到最后整个就是拖音，远没有双音节词简单明快）

但上朝这事，本身礼仪性功能就很重要，正是展现帝王威严的。这么一改之后，你是皇帝听到下面越喊越有气无力，音调参差不齐像麻雀叫嚷，你心情能好吗？

就这样练了半年，情况依旧不满人意。在朝堂上的大家伙都听腻了叽叽喳喳的“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圣躬万福”12字真言后，朱元璋也就借坡下驴，借着礼部和太常寺一起上书要恢复旧制的事，把朝贺词改回了“三呼万岁”。

       庚午，禮部尚書崔亮、太常少卿陳昧等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群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為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至於尊嚴。贊呼之際，貴呼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讙譁不齊，誠為失儀。况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為嚴肅，宜仍其舊。從之。     

这一天是公元1369年9月9日，12字真言在明朝皇宫里总共叫了6个月，便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