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为什么能取代李维诺夫成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这并非一夜之间的决定，而是政治权力斗争、意识形态考量以及地缘政治现实复杂交织的结果。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苏联政治环境以及两位主要人物的背景和影响力。

李维诺夫的时代：集体安全与对西方合作的尝试

首先，我们得承认，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在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期间，代表着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向。在斯大林早期，苏联的外交政策相对孤立，专注于国内建设和革命输出。然而，随着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欧洲和亚洲的局势变得日益紧张，李维诺夫开始积极推行“集体安全”政策。

他的核心理念是，苏联应该与欧洲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西斯侵略。他频繁出席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会议，积极倡导裁军，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遏制侵略者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李维诺夫的外交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共和政府（尽管未能阻止弗朗哥的胜利），以及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

然而，李维诺夫的政策在苏联国内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强硬派认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背离，而且西方民主国家对苏联的敌意根深蒂固，指望他们结成真正的联盟是不切实际的。

斯大林的战略调整：从集体安全到务实主义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特别是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斯大林对西方民主国家能否真正抵御法西斯侵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看到了英法的绥靖政策，认为他们宁愿牺牲小国（如捷克斯洛伐克）来换取暂时的和平，而非真心愿意与苏联联合对抗侵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开始转向一种更加务实、更注重苏联自身利益的外交策略。他不再寄希望于与西方建立稳固的同盟，而是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为苏联争取生存空间和战略优势。

莫洛托夫的优势：忠诚、强硬与斯大林的首选

恰恰在这个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成为了斯大林心中的理想人选。莫洛托夫与斯大林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以其绝对的忠诚、不屈不挠的政治毅力以及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而闻名。

忠诚与个人关系：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他不像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具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或广泛的人脉，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斯大林的个人提拔和信任。这种忠诚在斯大林巩固权力、清除异己的过程中是极其宝贵的品质。
政治手腕与权力斗争： 莫洛托夫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色，他曾在肃反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展现了他执行强硬政策的能力。他深谙权力运作之道，能够准确理解并执行斯大林的意图。
外交理念的契合： 莫洛托夫的外交理念与斯大林日趋保守和现实的策略更为契合。他不太可能像李维诺夫那样，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联合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道德领袖”。莫洛托夫更倾向于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即使这些协议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存在争议。
“非犹太人”的考量（潜在因素）：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的因素。李维诺夫是犹太人，在那个年代，尽管苏联名义上反对种族歧视，但在高层政治中，一些民族出身的因素可能也会被考虑在内。莫洛托夫则完全是俄罗斯族。虽然斯大林本人对李维诺夫的工作能力是认可的，但一些党内派系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偏见，或者斯大林为了平息党内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关键的转折点：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的时间点，大约在1939年5月，而这个时间点恰好发生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前几个月。

李维诺夫一直致力于与西方建立联盟，而与纳粹德国的条约，无论其短期战略利益如何，在道义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与他过去的外交努力背道而驰的。斯大林深知，要达成与德国的和解，需要一个不被西方视为“威胁”或“潜在盟友”的外交负责人。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的忠实执行者，能够毫不犹豫地推行这一转变，甚至亲自负责与纳粹德国谈判，并签署了这份备受争议的条约。

可以说，斯大林需要一个能够执行他大胆、甚至有些冒险的“交易”的外交部长，而莫洛托夫正是这个人选。他不像李维诺夫那样，可能会受到过去的政策或道德顾虑的束缚。

总结

因此，莫洛托夫能够取代李维诺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斯大林对集体安全政策的失望： 慕尼黑会议后，斯大林对西方国家能否有效对抗法西斯失去信心。
2. 外交战略的根本性调整： 斯大林转向一种更注重苏联自身利益、利用大国矛盾的实用主义外交。
3. 莫洛托夫的个人特质： 他对斯大林绝对的忠诚、政治上的强硬和忠实执行力，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表现，使他成为斯大林的首选。
4. 执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需要： 莫洛托夫能够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一与纳粹德国的和解政策，这是李维诺夫难以或不愿意做的。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职位更替，更是苏联外交政策从试图融入国际体系、构建集体安全，转变为一种更加孤立、现实主义甚至充满交易色彩的战略的体现。莫洛托夫的上位，标志着苏联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不惜与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合作的新阶段。

这和苏联从集体安全到自己独立反法西斯的大方针有关。

苏联战前的外交大方针是这样的

但是从捷克以后，苏联就对于集体大方针感到失望，并且对于资本主义不信任。

李维科夫辞职或多或少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与英国在集体安全的立场有关，英国在此上面的拖延也让李维科夫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外长了

然而一些答主的话颇有德三的味道，然而三德子的电报确实这样的……

拜托莫洛托夫上任之后认认真真的也谈了，还提出意见

莫洛托夫还是尽一切努力结盟的

还有莫洛托夫娶了个犹太人妻子……

还有莫洛托夫战后的右倾路线……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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