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问：技术加快文明演化，人类的演化可能出现大分流吗？在这个关键临界点，我们想要选择成为怎样的人类？

KK 问：技术加速文明演化，人类演化是否会出现“大分流”？在这个关键的临界点，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类？

这个问题提得太有深度了，它触及到了我们当下以及未来的核心。技术，这个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双刃剑，确实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生活，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它就像一个催化剂，把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从漫长的涓涓细流，变成了奔腾的洪流。

技术加速文明演化，人类演化可能出现“大分流”吗？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近代以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但如果我们将它套用在人类自身的演化上，它所指向的是一种更加根本性的分裂——因为技术，人类这个物种内部，可能会因为所能获得和掌握的技术水平不同，而产生显著甚至不可逆转的差异。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

基因层面： 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如果发展成熟并广泛应用，最先能够负担起这项技术的人群，他们的后代将可能在健康、智力、体能甚至寿命上获得“优化”。这种优化不是自然选择下的缓慢积累，而是人为的、快速的干预。那么，那些能够“设计”自己下一代的人，和那些不能的人，会走向怎样的未来？他们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甚至是作为“人类”的体验，都可能产生天壤之别。这就像是两条演化路径，一条是“自然演化”，另一条是“设计演化”。

增强层面： 脑机接口、仿生器官、智能义肢等增强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生理的局限。想象一下，拥有超凡记忆力、瞬间学习能力、或者能感知更广阔光谱的人类。如果这些技术只有少数精英能够使用，他们是否会因此获得某种“超人”能力，从而在知识、决策、甚至生存竞争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这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在能力层面上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信息和认知层面： 算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深刻影响着我们获取信息、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一部分人能够通过更高效、更智能的工具来深化认知、提升创造力，而另一部分人则停留在相对“原始”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模式下，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同样可能造成“分流”。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更是理解世界、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上的差异。

生存环境层面： 随着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问题的加剧，掌握先进技术（如可持续能源、太空殖民技术、生命维持系统）的群体，可能能够创造出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而其他人则可能被排斥在这些“安全区”之外。

这些“分流”并非是独立的，它们相互交织，叠加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分流一旦开始，是否会随着代际的传递而固化，甚至变成生物学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分支”的人类之间，在基因、能力、认知上都产生无法弥合的距离？这确实是对“人类”概念的根本性挑战。

在这个关键临界点，我们想要选择成为怎样的人类？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在问“我们能做什么”，不如说是在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站在了文明演进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技术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

如果说“大分流”是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个严峻后果，那么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审慎地、有意识地去引导技术的发展方向，并对可能出现的“分流”进行干预和规避。

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类？我认为，答案应该指向以下几个方向：

1. “共通”而非“分裂”的人类：
普惠的技术： 我们应该努力让那些能提升人类基本福祉和潜能的技术（如医疗、教育、信息获取）变得更加普惠和可及，而不是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属。这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政策的引导以及对技术商业化模式的审视。
共同的价值： 无论身体或能力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应该坚守作为“人”的共通价值——同情心、创造力、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技术可以增强这些，但不应该削弱它们。

2. “增强”而非“取代”的人类：
工具而非主人： 技术应该被视为增强我们自身能力的工具，而不是让我们丧失主体性的“外挂”。脑机接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工具，但我们不应该被工具反过来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平衡的智能：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思考“智能”的定义。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科技与人类智慧的互补与协同，是技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反噬人类的创造力和判断力。

3. “探索”而非“锁定”的人类：
好奇心与勇气： 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分流”就裹足不前，停止对未知和可能性的探索。相反，我们应该带着审慎和责任感，去探索技术如何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何能解决当前文明面临的困境。
多元的未来： 允许不同的发展路径存在，但要确保这些路径不会导向彻底的隔离和敌对。尊重个体选择，但也需要共同的社会框架来约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4. “反思”与“责任”的人类：
伦理先行： 在技术突破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伦理讨论和哲学思考。基因编辑的边界在哪里？人工智能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后人类”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技术部门的专利，而是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
塑造者而非被塑造者：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被动地接受技术带来的“演化”。我们应该主动地、有意识地选择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努力用技术去实现这个愿景。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觉醒，以及整个社会的集体智慧。

总而言之，技术带来的“大分流”并非宿命，而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我们正站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而这个选择，关乎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形态，关乎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意义。我们选择成为怎样的人类，不仅取决于我们能掌握什么技术，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价值，以及我们愿意为之付出怎样的努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追问，也是我们此刻最紧迫的使命。

终于有人适当解释“大分流”这个词的含义了。在 @司马懿 答案的基础上做补充。“大分流”是彭慕兰提出的重要理论，不过也有不少书并不囿于彭慕兰的具体理论，而用“大分流”一词指代东西方在近代历史上发展出现重大分野的现象。再具体点说，不论具体的理论对事实认定的差异，大家大体同意在1500年的世界西欧，东亚和伊斯兰世界中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和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但是到了1900年，西欧则远远领先于其他所有地区。有些理论还会延伸出“小分流”的说法指称西欧和东南欧在近代的发展差异。

所以如果紧扣“大分流”一词的具体含义，那么题目问的是“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现在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最发达地区，比如北美、西欧、东亚的特定地区在未来出现悬殊的差异？”强调一次，如果紧扣字面含义，这里不是泛泛地问全人类是否会发生分化，而是在问最发达的地区是否会在未来产生分化，就像“大分流”理论并不去比较西欧和北美印第安人或者澳洲原住民。说的残忍点，有很多群体早就被分流掉了。

至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在现代社会再发生一次大分流，所以我觉得这题没什么意思。历史上发生“大分流”的原因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禀赋在地理层面的分布不均衡，更在于不同文明的制度和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不同文明获取和分配各种要素禀赋的方式天差地别。就像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到的，西欧可以靠美洲殖民地解决人口内卷，中国在东南亚虽然也有大量商人和劳工，却从未形成欧洲式的殖民地，自然也无法依靠殖民地解决内卷问题。所以欧洲能够克服彭慕兰所谓19世纪生态危机也许可以说是机缘巧合正好有殖民地解决问题。但反过来却不能说中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运气不好”，而是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中国无法形成海外殖民地。不管怎么说，在1500年到1800年，世界上各个发达地区的制度观念差异比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远更加悬殊，而这些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大分流”形成的原因。

另一方面，即使是技术交流远远更加困难的近代，也不存在仅靠垄断单一技术决定发展进程的情况。即使英国的蒸汽机应用最初早于法国荷兰美国，在几十年时间里西欧和美国的发达地区全都陆续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发展速度慢，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无法获得或者不懂使用蒸汽机，这里同样有着远远更复杂的制度和观念原因。

但是在现代，所有最发达地区的制度和观念是基本相同的，尽管细节有差异，但本质上大体都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那一套。由此导致人才、技术、资金、物产资源等各种要素在各个最发达地区正在自由的流通。某一个国家要孤立的发展出某种颠覆性的技术几乎不可能，这种技术不扩散不传播也不可能，一种技术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速度甩开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加不可能。即使现在产生什么外来的资源（不考虑出现变形金刚凭空送能量块给美国，或者在非洲突然出现一个瓦坎达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离改变最发达世界还差很远。

最后，历史上可以形成大分流的原因之一是欧洲人不把其他地方的人当然看。尽管对征服新大陆、屠杀土著、奴隶贸易、种植园经济的重要性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估，但这些显然也是“大分流”的重要基础，殖民地并不是大风吹来的。谢天谢地，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看了下面不少答案，似乎都还没解释一下什么是大分流。大分流是伯克利的东亚研究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一个观点，用来解释欧洲和东亚在工业革命前后为什么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其实在西方的历史研究中，“为什么欧洲是特殊的”这个问题始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从历史上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中国明朝初年也差不多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就是没有发生在明朝，却发生在了英国。而彭慕兰的解释大约是两点：

1. 美洲殖民地的发现，给欧洲输入了新的资源，打破了人口内卷化；
2. 英国本土的煤矿位置优越，就在经济的中心，给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中国的煤矿都在山西，距离江南太过遥远。

就是因为这两点，东亚和欧洲走上了不同道路，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已经远远的把东亚抛在了身后。这些年来，对于大分流理论的探讨从未停息，也有不少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大分流理论里程碑式的贡献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了。

好，说完了大分流理论，我们再来回答题主的问题：人类演化可能会出现大分流吗？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可能会给社会形态、人类生活带来一些、乃至于可能是很显著的变化，但是如果就说“大分流”的话，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大分流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新生资源的注入，一个是自然资源的天时地利。在彭慕兰的理论中，单独靠内生的经济发展，是无法产生分流的效果的，大家要好一起好，要差一起差。因为你能我也能，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发展阶段，无法形成“分流”的效果。就拿互联网的这些商业模式而言，基本上美国有什么，中国就会有一个对应的版本。

毕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是一种对现有资源的不同的利用方式，并没有增加这个世界上资源的总量。只有靠着外来资源的注入，才是产生分流的前提。而现在地球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能够真正起到分流作用的，还要看“能源革命”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