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要被捧到＂半神＂的领导领袖往往人民是遭灾受难呢？越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民族反而越富裕福利好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尤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能找到不少印证。要探讨这个话题，咱们得从几个关键点入手：“半神”领导的养成逻辑，以及“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民族特性。

“半神”的养成：权力、宣传与期望的漩涡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领导被捧到“半神”的高度，绝非偶然，而是经过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不受制约： 这是“半神”土壤最肥沃的地方。当一个领导者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宣传机器，而且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比如独立的司法、有力的议会、自由的媒体），那么他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决策几乎不会受到质疑，他的意志能够直接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强大的宣传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塑造： “半神”的形成离不开宣传的“魔法”。统治者会利用一切可用的媒介，包括媒体、教育、文化产品，来塑造领导者的正面形象。他们会被描绘成救世主、民族英雄，是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希望。这种宣传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甚至神化，将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对人民的“伟大”关怀无限放大，而隐藏或淡化其缺点、错误以及决策的负面后果。
集体无意识与心理投射： 在面对动荡、危机或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时，人们往往会倾向于寻找一个能够提供安全感和指引的强大“父亲”形象。当这种渴望与强大的宣传结合，就容易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崇拜。人们愿意相信领导者是无所不能的，并且愿意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从而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和领导者的局限性。
对异议的压制与“统一思想”： 要维持“半神”的光环，就必须消除一切可能损害其形象的杂音。异议被视为是对领导者权威的挑战，是对集体利益的破坏，因此会被严厉打压。这种“统一思想”的氛围，使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都难以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半神”的形象，也让人们更难看到领导者决策的潜在风险。

“半神”领导下的“人民遭灾受难”：畸形的权力链条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半神”领导，往往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呢？

脱离实际的决策与“拍脑袋”工程： 当一个领导者习惯了不被质疑、不被反驳，他的决策就很容易脱离实际情况，变得主观臆断。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的“伟大设想”而发动大规模的工程，忽略了经济规律、资源限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一旦决策失误，由于缺乏纠错机制，错误就会被放大，带来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例如，强制推行某种经济模式，哪怕是与现实严重脱节，也会被强行推行，造成大规模的生产破坏和经济混乱。
权力寻租与腐败的温床： “半神”的绝对权力，也意味着他身边的人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些人为了取悦领导者，或者利用领导者的信任谋取私利，会形成一个依附于领导者的权力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效率和民生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裙带关系、贪污腐败以及对资源的掠夺。最终，人民的财富和福祉会被少数特权阶层攫取。
过度动员与资源错配： 为了实现领导者的“宏伟蓝图”，人民往往会被置于高度动员的状态。他们的劳动、时间和资源会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投入到某个特定的项目或目标上。这种过度动员，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为了某个面子工程而牺牲掉基本民生需求。
丧失批判性思维与责任感： 当人们习惯了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或“不够努力”，而不是反思领导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时，他们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退化。同时，领导者也可能因为不承担具体责任，将问题推卸给下属或他人，从而进一步逃避责任。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扭曲社会： 在“半神”领导的体系下，个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其与权力的亲疏远近，而不是能力和贡献。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扭曲，有能力的人可能因为不善于逢迎而被边缘化，而平庸甚至无能的人却可能因为与权力靠近而获得巨大的利益。

“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民族：自由、活力与责任的土壤

反观那些“越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民族”，往往经济更发达，福利也更好。这并非鼓励无政府主义或对所有权威的否定，而是指一种健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

批判性思维与理性怀疑： 人们不轻易相信任何“神话”，而是习惯于用理性和证据来审视领导者的言行和政策。他们有权质疑，也有渠道表达质疑。这种批判性思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权力制衡与问责机制： 在这些社会，权力是分散的，受到法律、制度和民意的多重制约。领导者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旦决策失误或出现腐败，就会面临舆论的压力、法律的制裁和选票的淘汰。
开放的社会环境与信息流通： 媒体自由、言论自由使得信息能够相对自由地流通。人们可以获取多方面的信息，对事情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不存在“统一的喉舌”，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能够共存。
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侧重于提升民众的福祉和生活质量。领导者的合法性，更多地来源于其服务人民的能力和成果，而非个人魅力或宣传的堆砌。
个体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 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并为之承担责任。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参与，能够影响和改变社会，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救世主”的到来。
鼓励创新与多元发展： 由于不存在过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指令，社会更能容纳不同的思想和发展模式。这为创新和个体潜能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从而推动了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多元化。

总结来说， “半神”领导的养成，往往是权力不受制约、宣传过度膨胀和民众心理投射的混合产物。这种模式一旦形成，权力结构就容易畸变，导致决策失误、资源错配和腐败蔓延，最终损害人民的利益。而那些“不把领导当回事”的民族，恰恰是建立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鼓励批判性思维，保障信息自由流通，并将价值导向放在服务民众福祉上。在这种健康的社会生态下，领导者更多地被视为服务者和管理者，他们的行为受到监督，他们的决策被理性审视，人民的权利和福祉也更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从“崇拜”到“监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中国人素有明君情结，还有衍生出来的父母官情结。一些人讨论领导时，评其个人功过，而往往这一切功与过，都是「人治」带来的。这些功过，都不是在一个可靠稳定的制度内得出来的，而是完全倚仗该领导及其团队的执政能力。

归根到底，就是人治是不可靠的，依靠人自身的道德和能力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人无完人，人必然会犯错，而人治纵容了领导者犯错的机会。即使真有完人，也不能确保每个上台的人都是完人。对人治的依赖和对民主等政治制度建设不重视，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明君情结是个封建遗毒。

中国人是有多喜欢明君，政治的制度化就有多糟糕。我像讨厌暴政者一样讨厌明君，因为他们往往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