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影《赛德克·巴莱》？ 第1页

猎头这种传统，换成中国来治理 也是要将其消灭

猎头族这种传统，换成中国来治理 也是要将其消灭 的。大陆西南方的一些少民在解放后都有捕猎路人用祭祀的习俗，佤族、彝族都有立人头木桩的习惯。 解放后都有解放军勘探队被害，现在民俗村里他们表演庆典用的是牛头，过去可用的都是人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多名解放军路过佤族地区时被剽悍的佤族男子猎头，惊动了中，央，因为它是一个民族问题，不能激化矛盾，军队只得与对方谈判，最后的结果还是花银子把人头买回来，把枪交回来，交出猎头人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因为猎头的人被视为英雄，这已是他们的最大让步了。

1950年10月，在新中国国庆一周年庆典的时候，毛要求佤族更改这一习俗。佤族头人拉勐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不仅拒绝废止习惯，连用别的祭品替代都不答应。没办法，毛 只能表达了“希望”——好好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把它替代掉。最终也没有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3年后，西盟发生大面积虫灾，粮食锐减，第二年砍头祭谷的事件就迅速蔓延，村与村之间相互猎杀的情形普遍出现。6年后西盟虫害再次爆发，第二年又遇到干旱，猎人头祭木鼓的阴云再起：

2月18日，永广村猎取困马村一个人头；

3月，岳宋部落阿莫寨砍玉溪寨人头一个。玉溪部落头人准备率所辖40余寨，每寨砍阿莫寨一个人头；

4月27日，困马村百余武装进攻永广寨；

5月18日，永广寨出动200余人强攻困马村；

中、共、西盟工委、政、府在武装工作队协助下四处协调、化解，由地方、部队和当地群众签约，不允许再发生类似情况。但不仅测绘人员被砍去脑袋，连进驻沧源佤山的解放军战士竞然也遭不幸。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出人意料，部队花钱将人头从“砍头英雄”手中买回来。

而根除，仍然是遥不可及。 事情到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通过“梁山好汉”式的方法，才得到圆满解决。当年8月开始，部队要求佤族所在西盟、沧源县禁止砍头祭谷。有一个头人，手上有50多支枪，激烈地反对说，砍头是我们佤族的礼节，哪怕是毛 来说，砍头我们还是要砍的！ 当时的西盟县委书记魏应昌也火了，大叫着说，你要砍头可以砍你自己的，怎么能砍别人的？好，我也是是佤族，今天我们先倒好酒，你拿着刀，我拿着枪，酒喝了以后，你先砍你那边的人头，然后我来砍我这边的人！ “我们那个酒都倒好了，要喝酒了，他说不要不要，后来他说算了。从那个时候，就没有看过砍头了”，大规模猎头习俗终于在1958年终止。

佤族祭祀只用人头，带有鲜血的人头，更令人恐惧。其所祭祀的神灵是谷神，属于社稷祭祀。每年春播时节，都要去猎获人头，用以祭祀，以求丰收或报答谷神。一群男子埋伏在村外的路边，见陌生人路过，突然树后跳出，将他（她）的头砍下，放入一个白色底、细条纹粗制土布挎包里，然后勇士们簇拥着背人头的人回到村里，将一鸡头塞进人头嘴里，并将人头安放在人头桩上，祭司娓娓唱起《砍头调》，祈求谷神赐予丰收。嗣后，祭司将从人头血滴到的土壤撒去田间，据说这样庄稼就会长得好。很早就听人说了，在猎人头的时候，若能猎到长有络腮胡须的男子是最吉利的，说那样的头更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自然是出于一种顺势巫术的思想，胡须的茂密，似乎预示着谷物的茁壮成长。猎头只要是氏族外的人就可以，无论是汉族还是佤族本身，抑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会成为猎头的对象。当地有一个令外人毛骨悚然的谚语：“木鼓响，人头痒。”

佤族最后一次猎头是在1959年，在西盟县，一位云南的朋友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是在西盟县的岳宋村，也是一个靠近缅甸的村子，被猎头的人是一个女孩，据说有一点痴病。后来一些民俗学者对佤族的猎头习俗做过调查，如今在云南民族大学依然保留有那次猎头的调查资料，以及一些曾用来祭祀的8个人头骷髅。

康熙制作的地图《皇御全览图》中也未见台湾全岛，而是只画入了岛屿的西半边，变成一条新月形状的领土在海上。　台湾东半部之所以在地图上消失，并不是因为无法测绘，而是因为该处尚为未归化的原住民领地或“番界”，所以朝廷仅实行消极管理。
清朝时期的原住民，按照汉化程度又可用“熟”和“生”来区分。来台汉人和熟番族群杂居已久，语言、风俗等皆无障碍，互有通婚，相处和睦。

康熙年间就曾有一场原住民体育团进京表演：“从台湾挑选了十个麻达番子送来。问得这些人都是台湾诸罗县所属北路熟番。那里的番子们俱自幼学习跑步，以快速且有耐力为尚......。”

之后的清帝都有招台湾熟番首领进京朝贡，令他们目睹天子威仪和京城繁华，并多有赏赐。乾隆皇帝有一次生日宴会，接见熟番首领，赏每位头目：“六品骚鼠帽一顶、官用缎面灰鼠皮补挂一件、羊皮蟒袍一件、绸袄一件、缎靴一双、布袜一双、丝线带手巾一份......”等等。

汉人与生番之间，仍会互相争抢领地、水源或者经济作物，引发甚多血腥冲突。生番会“出草”斩取汉人首级，汉人则捕捉生番来制番人油、炼番人膏来报复。

初期清政府使用的办法。当时的衙门挖沟推土，制作界碑，把汉人和生番的活动范围隔绝开，叫做“土牛界限”，官称“隘”。

台中市石岗区，有一块乾隆年间的“勘定踏界地碑记”，便记载着：“每土牛长二丈，底阔一丈，高八尺，顶阔六尺。每沟长十五丈，阔一丈二尺，深六尺，永禁人民逾越私垦。

熟番生番是有区别的，还真以为清朝就番汉一家亲啊？随着汉人人口的增加，界内可垦土地日绌，汉佃越界私垦时有发生，导致内山“生番”因抗拒侵 垦而戕杀汉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为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五年设立隘番制以强 化族群隔离政策，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熟番”武力驻守“生番”出没的近山隘口，代管近山界外荒埔， 防范汉人越界私垦。淡水厅近山地带的便有１８处隘寮，其中在后龙溪流域的有嘉志阁隘和猫里 隘。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发生在后龙溪中游的鲎壳庄（位于猫里西面，今苗栗县西湖乡二湖）事 件，可以用来说明清政府划界政策下守界“熟番”、界外“生番”、越界私垦的汉人以及地方官府之间 的关系。

根据闽浙总督苏昌的奏折，鲎壳庄民曾经射杀出界捕鹿的攸武乃社“生番”，以致“生番” 挟仇，待庄民越界寻觅耕牛，被“生番”追赶到庄，杀戮五十六人。副苏昌当即派台湾道余文仪查办 该案。

这条界限分成“土牛”和“沟”两个部分，土牛部分呈梯形隆起，沟的部分则纵深向下，过去生番使用的工具简陋，这样子已足够隔离之用。土牛和深沟如今都已少有痕迹可循，不过界碑多处保留下来，如现在台北市捷运石牌站，就是一处古界碑的遗址。康熙年间的福建名吏蓝鼎元，曾来台任职并著书《东征集》，提出以下建议：

　　生番杀人，台中常事。此辈虽有人形，全无人理，穿林飞箐，如鸟兽猿猴，抚之不能，剿之不忍，则亦未如之何矣。惟有于出没要隘必经之途，游巡设伏，大张炮火，虚示吾威，使彼畏惧而不敢出耳。

1874年，54名琉球船员遇到台风，登陆台湾东南部，因沟通不良而遭当地生番排湾族杀害。日本以此指责清廷，清政府则回答：“生番系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日方于是向“无主番界”之台南出兵，背后亦有逐步蚕食台湾之意。清廷闻讯急调淮军六千五百人赴台支援，幸又得日军登台后染病者甚多，无力久战，便在收了清朝的伤亡抚恤金白银五十万两后退兵，双方议和。
时清朝派来的钦差沈葆桢和刘铭传，对局势判断十分清楚。他们为了巩固领土，避免列强中流传生番之地不属大清之说，因而解除大陆汉民赴台的海禁；已经在台的汉人本来亦有山禁阻止其进入中部山区开垦，此时亦被解除。

　　这一连串积极政策被称为“开山抚番”，其中“开山”即指修路，今日台湾岛上有两条东岸要道，分别是北部的苏花公路和南部的南回公路，两者的前身均为沈葆桢所修，当年称作北路与南路。

　　另外尚有一条连接南投到花莲的中路，现在则叫做八通关古道，虽不可供车辆通行但却被当作古迹保存下来。

至于刘铭传，他也留下了从基隆到新竹的一百多公里铁路，并比大陆还更早建立邮政和电报制度。

另一方面，在打通过去不曾进入的原住民领土后，“抚番”即指加强原住民的汉化，设学堂教习数学和汉文，祭出赠予衣食种子等各种优惠政策，希望加速民族融合，同时又强迫生番放弃出草习俗，若有反抗则镇压之。

　附录： 　　“人头桩”纪事 http://discovery.cctv.com/special/C18861/20070712/101803.shtml

本族人与外来者关于佤族原始文化的对话http://blog.163.com/mina121@126/blog/static/2075097620084230585642/

佤山旧事——猎头祭谷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smyeshan/article/b0-i35495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