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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内战失败的根源是什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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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国军是在三点上。

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

第二点,军队始终是旧式军队构架。(经

@陈天标

建议,将“古代军队”改为“旧式军队”)

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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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在封建时代极度发达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主导阶层是地主。资本主义到来时,中国走向发达的正常路径是地主逐渐转型成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地主把地租收入拿出来建立工厂,生产产品,获得收益,然后再投资,最后彻底摆脱土地限制,成为资本家。主要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其生产力水平远远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是,中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国际资本根本没有给予中国地主顺利像资本家转型的机会。从北洋开始,中国的关税保护力度就不够。但是到民国政府时,虽然黄金十年中轻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基本被外国垄断,本土的企业受到了重创。这就导致一个现实,那就是本来北洋时中国能生产的东西,到了民国时期,反而中国没有本土资本生产了。

民国时期欧美资本的入侵断绝了中国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型,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崩溃。在清朝晚期,土地收入并不是农民的唯一收入。农民在农闲时节也是手工业者。地主则是手工作坊主,也负责运输和贩卖这些手工业品。因此,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地主转型成资本家,农民转型成工人,本来是自然的发展路径。但是欧美日资本入侵导致了地主无法再向资本家转型,同时发达国家的商品打垮了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品。这就导致地主和农民不但无法转型,而且丢掉了过去的一大块收入。地主就开始加倍压榨农民,来平衡收支,而农民不但负担加重,而且收入减少。这就导致了民国中后期空前绝后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军阀混战、军费摊派,地主和资本家的额外负担也很重。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压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学者单纯根据清末的阶级矛盾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民国中后期矛盾会那么大。有人以为是CCP洗脑的结果,其实不是。

国民党在412清党中摧毁了几乎所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因此国民党对基层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因此税务一直是一滩烂泥。金融政策也经常是在瞎整。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搞的疯狂的通货膨胀,不但断绝了底层民众对这个政府最后的期望,也让大量的地主和资本家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了。

有很多人都会惊叹于民国末年中共对国府的渗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国府自己造成的。反谍的重点不是谍报侦察,而是选择可以信任的人群来任用。这就好像保持健康的重点是在预防,而不是治病。在民国末年,国府已经找不到一个群体,能保证绝大多数不会投共了。连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子女,都经常积极投共。这不是中共宣传、策反工作做的好,而是这些人都对国府的统治感到绝望了。不但大量的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苦而加入中共拼死一搏。连地主、资本家都在大量破产,因而批量生产着中共的同情者。共军大量的基层指挥官都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家庭。

可以说,国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失败的经济政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当国府把全国大多数人都推向了对立面的时候,单凭资本和外国援助,是无法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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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国军沿承旧式军事体制,作战能力低下,派系斗争严峻。

所谓旧式军事体制,其核心在于士兵对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军队是军官的私人财产。在这种条件下,军队就是将领收入与地位的支柱。

举个例子,中原大战时期,为了争取韩复榘对自己的支持,蒋介石承诺给他一个省主席,还支付每月60万的军费。如果韩复榘没有手下的军队,蒋介石大概都不会搭理他,更别说出这么大的价钱收买了。

很多部队的将领,就是靠着自己的军队,每月从国府领取军饷,并保持其在国军内的地位。

旧式军事体制造成了几个致命的弱点。

首先,军官的收入在于所接收到的军饷,与所需要支付的军饷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国府按照10000人来发军饷,而他手下只有8000人,那么有2000人的军饷就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每个士兵少付点钱,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在民国时期,“吃空饷”(虚报部队员额)和“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始终广泛存在。很多国军抗日名将都不能免俗。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由于军队是军官收入与地位的保证,军官对保持自己部队的规模有着非常大的执着,这意味着,从战斗主官开始,就往往缺乏决死战斗的决心,往往会回避作战任务,对危险的任务畏缩不前。所以除了抗战初期受到民族主义鼓舞的短暂时期外,国军的阻击战、突击战、决死战,往往都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初具现代军队形态的中央军的一些部队,打仗起来还比较有战斗力。

蒋介石之所以会因为74师的灭亡而痛苦,就是因为74师是少数愿意打硬仗的部队。而74师的灭亡又恰恰是因为其他部队救援不力。他们之所以救援不力,就是因为这些军官害怕孤军深入、被共军重创,导致自己丧失收入与地位。

正是由于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旧式军队的纪律一般很差。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所部在撤退时简直像龟爬一样,轻易就被共军追上、包围、歼灭。而国军实际上机械化程度远胜共军。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国军军官纷纷带上了家眷、仆人、亲友,甚至是相熟的店家。这导致整个部队移动速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在共军身上发生。

反观现代军队体制下,军官的地位和收入取决于军阶,军阶来源于战功。要获得战功就要决心作战,拼死完成任务。这就造成了战斗力上的根本差异。围剿74师的时候,一些共军地方民团常常为了阻击国军支援可以决死作战,一支支部队都打光了。保证了主力部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歼灭国军。这种作战的决心和如臂使指的指挥效率,是国军远远不能达到的。

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长期是忠于直属军官,而不是忠于国家或中央。在委派军官时,上级所考察的最关键的特质是忠诚,而不是能力。刘峙在淮海战役前就屡战屡败,人人都知道他能力太差。但是此人在淮海战役中却再次被委以重任,最终导致80万人几天就被击溃,然后投降了。之所以蒋介石明知此人能力不行,还要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刘峙完全忠于蒋介石。派另外的人去执掌兵权,说不定会自己打起反蒋大旗,和共军单方面媾和。旧式军队的体制问题,导致了国军没办法选择最优秀的将领来指挥作战。

此外,旧式军队体制往往轻视训练、纪律,轻视对士兵的待遇。而现代军队体制则非常重视。

因此,尽管国军一开始有着绝对的数量和武器的优势。这种旧式军队对现代军队的局面,导致了国军接连战败,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

有人特别强调共军在东北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实际上这些武器只不过是苏联缴获日军的武器。以轻武器为主。换装之后的共军,在武器水平上仍然远逊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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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

国府始终没有看清现代草根民粹主义的强大战斗力。要知道,这是能够使后进农业国能战胜现今工业国的一种强大工具。国府因此对共军的强度估计不足,国共谈判时,国府还觉得胜券在握,拒绝了美国的调停,而开启了内战。结果遭遇战败。

另一方面,国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共军的帮助有多大。

美国记者杰克 贝尔登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华北有个县,抗战期间国军被日军击退以后,共军逐渐控制了这里。当地农民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人。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根据谈判,共军必须撤走。共军于是请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农民一起走。农民不愿意,觉得你这就是一叛乱武装,我们还是跟着政府比较有前途。国军来了以后,把这些人都杀了、活埋了(连审判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人搞得农会、妇女会,当年与地主有一定的冲突。可想而知,剩下的农民投向了哪一边。

国府这种对底层不屑一顾的做法,最后自然导致了底层全面投向共军,为中共争取底层民众帮了不小的忙,使得中共的草根民粹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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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军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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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请读者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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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制度层面,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使其无法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 救亡的重任

现代民族国家公认诞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考察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主要国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获取的前提。没有克伦威尔就不会有现代英国;没有路易十四建立的绝对主义君权,现代法国不可能在拿破仑时代诞生,德国和日本不必多说,就连最民主的美国——杰斐逊在费城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民选的帝制”(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费城制宪这事本身就是违宪的,现代美国真正建立的标志是美利坚联邦吞并美利坚联盟国……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KMT做不到,所以它注定失败,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而且总带着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奇怪调调。换一种方式,用接近当时的话语方式表达就是KTM的党国体制无法使其实现“救亡图存”这个目标。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之败后,中国面临着深刻地“总体性危机”(邹谠语)。关于“总体性”危机,可以看下邹谠的书,豆瓣这个网页总体性危机可稍作了解。

简而言之,“总体性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更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离心,这意味着,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背景下,依靠社会自发演进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重新构建起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对于“大一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要命的(这种思想很可能只存在于智识阶层,平民未必如TG长期的宣传一样热衷爱国,后文会论述)。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

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此是很敏锐的。清季中国最开始引入西学时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时,严复就很天才地将《论自由》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大致在1912年前后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成为时人普遍接受的理念。当时对“建国”的理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国家制度这事就算完了——毛当时当了半年兵,南北和谈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北洋时代的民主宪政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尚未觉醒的情况下民主政制究竟能弄得多遭,自然是不成了。到了五四时期,一战不仅让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个人主义不好,国家也不是好东西,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观念成为一时思潮。“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社会”主义流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那么如何实现改造社会呢?孙确实是一时人杰,他很快就意识到多党竞争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靠谱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前提是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他如果只想到了武力统一那自然不过是传统帝王意识不值一提,但是孙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

列宁主义政党和西方选举政党的不同,打个形象的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地比方:把国家比作人,西方选举政党只是人脑子里的几个念头,它们争的是现在到底是去吃饭还是抽烟还是玩女人,目的实现了就暂时满足,然后继续争夺显意识的主导权——有意识而无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则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组织,通过无数的神经深入人体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有意识,而且有直接贯彻大脑思想的组织。在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政一体、党—国—社会的同构是必然的。党政不分今日是饱受时人诟病,但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以政治整合力弥补社会整合力地不足,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任务。(这一点欢迎讨论)

KMT的悲剧就在这里。它在组织原则上接受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但是:1,它缺乏自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凝聚力、感召力远不如TG的马列主义;2,KMT的建党历程就极其复杂,内部的矛盾斗争导致它的组织根本无力向下延伸,412对它的失败究竟有大责任,已经有很多人说到了;3,最要命的是,KMT压根就没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组织。KMT在中央层面上是党政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层面,它自己坚决反对党政合一,提倡党政分开……我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目前也没看到有学者系统考察这种思想的源流,但是KMT的这个做法,导致KMT这个党非常的软弱无力,某KMT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担任的政府职位而非他的党内职位,这就使得社会精英和KMT的党内精英会选择进入政府而非党内,对党的组织建设漠不关心,KMT组织之软弱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属必然。上述KMT组织考察来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一个提倡党国体制的政党,一个公开说我们就是法西斯的政党领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受到层层掣肘,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指望它真的能带领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二、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准确地说就是指税收体制,是KMT 失败的重要因素

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冷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谈一下税收体制的问题。我赞同这样的观点:KMT在经济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乱,而不是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带来了战乱。果粉吹“黄金十年”固然令人生厌,但政府的软弱无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早期发展是带来了有利条件,那段时间民国的经济发展较之战乱时期确实是明显的——这种发展无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声有色的大国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军事行动导致军费居高不下,而传统的财政体制让KMT政府无力通过正常手段从社会中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

中国传统财政体制危机在明朝已经十分明显,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基层豪绅截流,中央甚至是县级地方政府无法以正常手段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到了清朝,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地方财政甚至不能用合理手段保证自己的正常运作。及至民国,乡村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狂潮之前不堪一击,农村凋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乡绅多数迁往城镇,留在乡村的多是土豪劣绅。一方面,这批人帮助政府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获取超额税收,另一方面,这批人正是层层盘剥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更糟糕的是,在明清宗族势力尚稳固时,地方豪绅尚起到了调解社会矛盾,抵抗地方政府过渡盘剥的作用,到了民国,这种正面作用几乎不存在了。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了抵御这种社会瓦解带来的强大副作用。遗憾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面面临着“总体性危机”的当时中国,这种指望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农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乡村经济的瓦解,既是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反映了KMT党国体制的无力。在党政真正合一,党国社同构的体制下,这个阶层绝对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存在的。这个阶层,正是到56年彻底被消灭。

上述考察来自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认为——如果我没理解错——中国革命的目标某个层面上就是要消灭这个阶层,让国家与社会正常对接。这个阶层被孔飞力称之为“包税人”。还有一本去年大热畅销的学术书也花费了浓墨重彩去描写“包税人”在革命时代中的作用——这本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一直觉得,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1895-1976)惊人的相似……

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上,KMT远逊TG

这个一点要分两个层面讲。

首先在智识阶层中。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我对他的结论有保留地赞同。梁启超1902年做了一个论述,我摘抄一下。“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

孙中山自以为俄国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但实际上,他这套~~~不时髦了。开个玩笑。在“总体性危机”面前,三民主义是拿不出总体性解决方案来的。而马列主义可以。或者说,TG认为而且坚信马列主义可以。在这个背景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味远非教科书上短短一段可以概括。

上述是“先知先觉者”的情况,下面谈下“后知后觉者”和“无知无觉者”的情况。(三“者”乃孙中山语)

对平民纯粹谈主义,主义的感召力就是个屁。TG意识形态的真正核心是通过以土改为经济再分配的手段而塑造起来的“翻身做主人”的意识。TG有多少实权干部真正读过马恩原典?早期有,到了延安整风之后,想必几乎是不会有了(纯臆测,欢迎批判)。至于基层党员,普通农民,在识字班学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几个字都很勉强,学会20个字识字班任务就算完成的情况下,指望他们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感召力?纯粹扯淡。连爱国主义这种我们可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感情,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会有多少。太行山根据地偏远山区的农民,42年日本人真正打到山村里来之前都觉得日本人来了也是交粮,国民党统治也是交粮,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山外已经是烽火连天多年了。太行山根据地某县某次发展党员,16个人里有3个表示是觉得共产主义好(表述还乱七八糟,只有一个看起来会背党章),1个表示要抗日,其余的要么是没填疑似被“拉夫”,要么是表示入党可以提高生活。如果不是日本人统治政策问题,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感召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TG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我表示谨慎的怀疑。

上述考察来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军队中的意识形态改造同平民中的情况相仿。KMT的旧式军队组织冷哲已经谈了其组织问题,其实KMT军队不光是组织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极其严重,这个说法可能非常不准确,通俗地说,KMT军官根本不把士兵当人看。随便虐杀士兵是常态,吃人心并非TG的宣传。可以看下《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作者采访了一百三十多名国民党老兵,至今怀念毛主席的不在少数。“诉苦运动”的发明,是TG意识形态斗争史上的神技,正是通过这个技能,才真正让农民和军队获得、强化了“翻身做主人”的意识。

四、“接受变劫收”是KMT 丧失民心的自取灭亡之道

这点不需多说,只是看到楼上没人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五、双方领导干部才能差距太大

这点可以写上N多。果粉爱吹国府领导高学历,一堆废物。举个冷僻点的栗子,山东根据地小学文化都没有的财经干部能弄出在上海当硬通货流通的山东票,日本人都接受。国府的货币政策呢?

我学政治、学历史,感想就是KMT真是走的必亡之路。但是KMT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为什么TG就该赢。上述理由,尤其是第一点,带着很强的历史目的论。KMT不能建构现代国家,所以输了——谁规定的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凭什么中国不能像印度一样沦为二流货色?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TG捣乱,蒋领导中国成为一个大号印度的才能是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索性往唯心主义历史观再走近一步吧——上述理由是我看书总结出来的,其实我内心并不是真的很相信这些理由。李里峰在《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谈到一个个案——太行山根据地发展的TG党员有人说“我看KMT不行,TG也不行,到头还是要靠真龙天子”(大致如此)。我也是这么想的。

全中国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毛就是那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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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粟 :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讲解一下呗


卧看游丝

回复

罌粟

无法代表答主认识的教授…但是就我自己从研究近代史的老师那里得来的信息推测,辛亥革命是一场“必然的革命”,当然,其必然不代表是好的。我觉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觉得晚清政府是个特别靠谱的政府,比孙中山靠谱很多。应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老大帝国能做成这样,真的已经不是很努力三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渐进改良。但是,现代化的车轮滚滚而过,晚清政府作为一个架构在农业传统社会上的政权,其各个零件都不适应现代条件下的列国争霸模式…加上有民族矛盾这个先天不足,所以最后大家一定会把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到他头上。所以革命一定会发生,不在辛亥年,也会在其他时间。但是,不是革命了,改了政体,就能变成现代国家。这条路任重道远,辛亥革命诸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可以说,他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准备。所以清政府土崩瓦解以后,国家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无序。三民主义是个闲扯,没啥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和三个代表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民国是一个早产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我:卧看游丝已经说得很赞了,有一点特别到位,研究近代史的人眼里,晚清政府比孙文靠谱多了。

革命确实一定会爆发,其直接原因就是科举制被废除了;但是不废除科举又是不行的,不然新式教育根本无法推广开来。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

清廷之灭,从政治上来看使得太平天国以来形成的地方藩镇化趋势彻底暴露,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实质上已经断掉,此后诸多改良尝试不过水中捞月;辛亥至五四这一波革命之胜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看,则使得传统意识形态实际上破产,中国不复存在统一的道德图景可言,邹谠先生所言的“总体性危机”已然全面降临,在此情况下,彼时的中国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无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和统一的道德图景。而依据马列主义,无论其是否中国化,都必然将走上全能主义国家道路。

当然,彼时并非只存在这一条路。民初的地方割据、联省自治和各省的实验运动,提供了一条全盘西化路径的可能性。按照历史上租界、台湾的经验而言,接受殖民、拥抱西方确乃一条走上现代化的可能方式。租界在西方国家治下,逐步建立了法治观念,习惯了近代化生活,远比传统大都会更接近今日世界;台湾也有类似记忆——在日治下无民主无自由,但能安定生活,日人执法亦甚公正,远胜过蒋府治下(49年前,此后我不清楚)无自由无民主无法治无生存条件。若日本离台一如英国离印,则台湾政治民主化状况可能比今日之台湾及印度更佳。这也是今日LXB、刘仲敬之流的思想出发点。


但是这种道路,在当时之中国绝无可被接受之可能。概因两千年帝国记忆根深蒂固,五四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气候已成,知识分子绝不容国家之分裂,实力军阀只敢借联省自治之旗号巩固权势,谁敢言分裂为上殖民有理必寒治下之心、失天下之望。有一派学者认为只要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一定能自发出现民主机制,我认为这种思路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这种理路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回归彼时中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言行正是印证了这种想法的不靠谱。中国两千年之秦制荀学,断无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培养出寻求妥协的民主机制和捍卫这种机制的思想。社会缺乏捍卫妥协的民主机制的普遍共识,就算蒋介石34年剿共成功,又突然多了“民主之量”,在杨小凯口中普遍奉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是一种极其低效糟糕的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在二战中重新走向独裁。所以我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可能还有第三条路走——要么TG死,中国在反复挣扎中成为大号印度或者被肢解成多个国家;要么TG通过建立全能主义国家的道路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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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看图说话吧。

这是pla入沪后的第二天早上,大公报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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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讲共军人海战术,所以再原文末尾加了一些东西。


这问题问两边军队的问题,竟然没一个人去讨论国共两军怎么打仗的。纯军事上来讲。国军跟共军没法在一个层次上抗衡。国军如前面人说的是古代军队,也对也不对。军阀分裂下确实是这样。但是老蒋自己的中央军也基本算现代军队了。问题是两只部队素质差距太大。三湾改编之后的土共战斗力倍增,党组织建在连上,班排都有党员小组。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一点很多人看到说这是党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之类云云。问题在于当时国家还不是共产党的。抛开政治争端,我们要看这一点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首先是控制无比加强,指挥部队可以用如臂指使来形容,这一点国民党不是没有过,而是老蒋屠杀土共和国民党左派时把国民党基层组织破坏掉了。第二点好处更是强大,那就是党员在部队中有荣誉感,不管洗脑也好信仰也罢,共军部队的党员在当时确实是起带头作用,打仗时都是冲在前面,做事情也是起表率作用。他们对于普通士兵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这一点在朝鲜战争时更是达到了巅峰,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理解黄继光们的作为,但是作为个人,我尊他们为英雄。扯远了。
第三点是官兵平等作风的确立,这一点和上面党员带头作用是一个效果。现在的很多创业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官兵平等在当时的中国是个破天荒的事情。就是到了现代,做到基本官兵平等的国家也很少。

这几个原则对于土共部队战斗力提升是有长远加显著的效果,这种组织结构现在都可以借鉴到其他组织上去,比如公司。。。尤其创业型公司。

之后土共在这个组织结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土共陆军战术在朝鲜战争时期表现的淋漓尽致,不是一个人海战术就能概括的。
人拼人确实是土共对抗联合国军的战术核心,但是不是简单的人海,简单的人海战术是国军对抗日本的战术,其实就是添油战术,不断填人数进去。军人是要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官确是要怕牺牲的。土共的战术发展史,是从游击战演变到运动战,到朝鲜战争时期演变成大兵团穿插分割包围。实际上是共军历史上武器处于劣势的体现,谁都想像美国人打仗那样炮火密集覆盖,问题是土共打不到那个阶段,所以土共的运动战思路全部都是以灵活取胜,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而在朝鲜战争后期,战争进入阵地战的情况下,土共在很少阵地战历史的情况下,面对联合国军优势火力,迅速创造了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战术,在上甘岭战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情况说明土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战术适应不同情况。
反过来看国军,抗战时期被鬼子的猪突战术一直突到死,从没出现过反思战术,克制对手的情况。丧师失地,到解放战争,优势情况下还能打打,一旦劣势就被秋风扫落叶。
抛开政治立场,单论军事成果,八路军五万人开反敌后,到1940年左右时发展到40多万,民兵220万,收复的失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要知道这是在敌后,分分钟面对的是死亡,不是国民党那样在大后方,只有前线是战场。敌后战场是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战场。之后日军调回前线20多万兵力,在华北,共军抗的是近六十万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断收复失地,这种能力是国军不能比的。
基层单兵素质更是差距巨大,土共的基础步兵战术非常的科学,可以说单论冲锋,土共步兵基础战术和单兵素养是领先世界的。三三制就是这种战术的典型结果。当然所有的勇于牺牲,创造新战术,根源上是源于土共改编时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官兵平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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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jeff说共产党都是十比一打国民党,我笑了,然后他说我自己说的局部形成优势,不就是证明是人海战术么?看来很多人印象中共产党都是傻冲型。傻冲型的部队在这个世界已经在一次大战之后死翘翘了,没死的也是等死,最后被淘汰出世界军事舞台了


你对军事和战争没有概念,就不要乱谈军事,从人类爆发战争开始,大部分战争的双方都是追求在局部形成巨大优势灭敌。如果按你的概念这样都算人海战术的话,全世界没哪个国家不是人海战术。上甘岭第一天,美军四个营打共军两个连,算人海战术么?二战时期诺曼底登陆,盟军接近300万人,德军一百多万,算人海战术么??



在你的概念里是不是每一次战争只要一方人数多于另一方就是人海战术?而丝毫不考虑双方怎么打的?

如果用自己的运动调动对手的行军,从而让对手某一部队脱离大部队陷入包围,这种事情都算人海战术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诱敌深入这个成语的出现了。

就算退一万步,按你的概念来。共军也从没有十个人打一个人过。

就算按照共军最典型的围点打援孟良崮战役,不论外围阻敌,单论围攻74师的兵力也就是5比1,远远达不到你的10比1.如果把国军在外围被共军阻击的国军算进去,共军兵力还在弱势。

就算是五比一你也认为是人海的话,看伤亡人数,共军远少于国军。如果是人海傻冲你以为会打成这样?

真正的人海战术,有两只部队算得上,一个是苏联,算成功的,人密集往前冲,死伤非常大。所以苏军很多打仗都伤亡很惨重。但是二战打到后期苏联已经不需要这样干了。没有哪个国家的部队如下面这一只部队这样,一如既往把人海贯彻的这么死的。

那就是另一个是失败的案例,就是你所推崇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对日军都是几十比一的死人,看上去很悲壮,实际上就完全不把人当人看,普通士兵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数字。打仗永远是在堆人数,最最垃圾的战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只天天打败仗而且以死人多被后人推崇的,国军在这点上算是创造了历史。

历史上中国能打的部队,他们不会畏惧死亡,但是从来不轻视士兵的生命。恰恰是你推崇的国民党军队,从来不会理会怎么去减少底层士兵伤亡去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是不知道怎么现代有这么多人这么推崇所谓国民党,这个破党外不能战内不能整合国家资源。中国历史上排最失败的政权前十的话,KMT绝对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一群人跟着看国军每次几十比一甚至几百比一的跟日本人伤亡,却在那欢呼悲壮,感情死的不是你。

不论国共双方的史料,单论日方史料记载的,国军与日军战争几十比一的伤亡率是非常正常的,到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也没有改善,反而有更趋不会打仗的趋势,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反而发生了豫湘桂大撤退。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对国军失去信任。

但是日军方面涉及到共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前期基本在十比一左右,后期大部分在2比1左右。这还是日军自己的史料记载,差距就是这么大。能体现什么,体现了共军一直在学习中进步。到了朝鲜战争知道美国人最怕志愿军什么?夜战和拼刺刀。这两点都是共军在于鬼子交战时学来的,可以说到后来除去火力优势,日军拼刺刀已经拼不过共军了。

而恰恰同样是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豫湘桂大溃退的这一年,共军在秋季展开反攻,收复大量失地,并且还打通了几大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共军才在总兵力上超过国军。而整个解放战争,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共军与国军打仗死人都远远少于国军。人海战术是创造不了这种东西的,共军在步兵基础训练,冲锋阵型上都有讲究,比如三三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翻翻什么事三三制,而不是坐在那想象仗是怎么打的。打仗既是艺术也是技术。

就算是朝鲜战争,双方火力差距那么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刻得数字。

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总计:

  美军 172847 联合国军 2256523 总计:2429370。      

  阵亡:美军 54246,联合国军 628833 ,合计:683079;   

  失踪:美军 8177 联合国军 470267 合计:478444;   

  被俘:美军 7140 联合国军 92970 合计:100110;   

  受伤:美军 103284 联合国军 1064453 合计:1167737。

联合国军伤亡合计近200多万,其中估计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军队造成的。

人海战术能够在打出这种效果?

共军在日本占领区发展壮大,三年把曾经数倍于自己的国军赶出大陆。建国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苏联都打过仗且全身而退。而且揍过所谓的自我宣传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比如印度和越南。这样一只部队,仅仅用人海战术来解释,那是完全的军事盲才会说出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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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这种话他要是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敢当面打爆他的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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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这种话他要是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敢当面打爆他的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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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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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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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合格的生活条件呢?

月收入1000的农村家庭里,能保证孩子上完九年义务教育就算合格了

但是在月收入10000的打工家庭里,这不合格,保证孩子在城里上菜小,以后能读个中专甚至大专才算合格

但是在月收入6000的城市小市民家庭里,这不合格,保证孩子报个补习班考上本科才是合格

但是在月收入20000的白领家庭里,这不合格,保证孩子有学区房,或者上私立小学国际双语学校考上211或者出国留学才是合格

但是在月收入20万的家庭里,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人家的生活

所以什么才是合格呢?

人生的意义,不就在于超越自己的出身,比自己的爹爹站得更高,看的更远吗?

话说回来

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我他妈的生你干什么?养个干女儿不好吗?比你便宜多了,还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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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人提《圣斗士星矢》啊?

这个系列作品的特色不就是回回都是一部的戏就半天时间么?

黄道十二宫篇:纱织中了天箭座的箭,必须12小时内突破圣域十二宫。

北欧篇:奥丁代言者希露达被海皇戒指蛊惑令冰川融化,纱织代替希露达阻止冰川融化但是只能坚持12小时,必须在时限内摘下希露达的戒指。

海皇篇:纱织代替人类承受波塞冬的洪水,应该也是只能支撑一天之内的时间。

冥王十二宫篇:被哈迪斯复活的圣斗士要在12小时内取下雅典娜的首级,实际目的则是为了雅典娜去冥界并且唤醒女神圣衣,12小时候被复活的圣斗士们就消失了。

冥界篇:记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但从纱织被塞到缸里抽血开始到解决应该也是一天之内。

黄金魂:在本篇剧情里有好几天,但对应到冥界篇时间仅仅发生在冥界篇12黄金击破叹息之墙到打死神之间。

火星篇:马尔斯获得阿丽娅的权杖后建立起巴别塔吸引火星,会在12小时内毁灭地球,主角们必须在12小时内突破新十二宫。

土星篇:这篇好像打了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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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大部分员工都不认可,只有管理层一厢情愿的推崇的,就是low的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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