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第1页

这就要从南昌起义的背景来简单呈述下：四一二事变后，北伐军一分为三：

蒋记1军及收编的黔军10军、孙传芳降军26军、桂军7、19军等控制江浙沪皖闽五省，另有一个15军留守广西；

武汉政府（名义上的正统）控制湘鄂赣粤三省，其主力是粤系张记4、11军，以及湘系唐记8军及其扩编的四个军，湘系程记6军被蒋桂搞垮后重建，此外湘系谭记2军、赣系朱记3、9军也都在这一阵营；

广东留守李济深老4军名义上听命南京，实为独立割据；

南昌起义的背景是汪精卫7月清党后，调集张记、朱记、唐记三个军事集团三路讨蒋，作为张记主力的我10（蔡廷锴）师、12（叶挺）师、20（贺龙）军、25师的三个团等部队不愿成为蒋汪内战的消耗品，便毅然在南昌举事，打乱了武汉消灭南京的全盘计划。

而促成举事的直接导火索是传言张发奎要请在庐山上干掉我方主要将领，但其在回忆录中予以否认，并称光明正大地声称其欣赏我方若干将领之能力，想把他们当工具人使用。

那么南昌举事该不该？以前有一种来自老领导的论调，认为是起晚了，应该在武汉方面主力尚在河南，武汉被工人纠察队控制史举事，这样可以一举夺得武汉政权，没准还能得到前线2、3、4、6、8各军事集团的效忠，不过确实也冒险性很大，因为当时处于局限性难保政策不左。

不举其实也不坏，三路讨蒋，我军也必然全力以赴，等彻底打垮老蒋那个大boss时，又可以打出一条新世界线。

当然举事从战术上来讲肯定是失败的，第一败：被高佬蔡骗走6000生力军，实属被坑大；第二败，沿途避战直下广东，不如就地割据攻城掠地，可又成一独立王国；第三败，汤坑决战成强弩之末，就算再添兵，后面也干不过老四军和张记4军的前后夹击。

不过若没有南昌起义残部的加盟，又怎来井冈山割据的成功？正所谓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变一环则结局千差万别。

蔡延锴、韩俊脱离队伍

蔡延锴是被叶挺【逼迫】的。

韩俊是主动退出党员的。

欧震他本人知道一个没被【群体】认可的【政府】，更何况还是一个【流动性】政府，是要吃苦的，故因此放弃。

侯镜如与欧震的【原因】一样。

文强是自动脱离组织的。

所以站在民国时期的角度上思考，是失败的。

失败，近3万余人起义军最后仅存800多人。相对来说秋收起义不算失败，5000余人三路会攻长沙失利，三湾改编后还有1000人（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

南昌起义参战部队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由三部分武装组成：

（一）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

包括：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所属的第70团、第71团、第72团、补充团以及军官教导队，兵力约5500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第25师所属的第73团、第75团及第74团重机枪连，兵力约3000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第3营，兵力约400人。国民革命军第13军补充团（由广东北江工农军改编而成）两个营，兵力约1100人。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的警察，兵力约400人。南昌市宪兵团第1营，兵力约300人。武汉工人纠察队，约1000人。武汉农政训练班学员，约80人。总兵力约12000人。

（二）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而参加起义的部队。

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暂编第20军第1师所属的第1、第2、第3团，兵力约3000人。第2师所属的第4、第5团，兵力约2000人。军部直属教导团、学兵团、警卫团、特务营等，兵力约2500人。总兵力约7500人。

（三）迫于当时政治、军事压力，被迫参加起义的部队。

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10师所属的第28团、第29团、第30团和特务营。总兵力约4500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暂编第20军第1师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以及敌军第3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后，第20军第2师进攻百花洲、牛行车站敌军第3军宪兵营和巡防队；第11军第24师第71团进攻天主堂的敌军第6军第53团，第72团和第13军补充团攻打贡院、新营房的敌军第3军第8师第23团、第24团；第11军第10师与第20军教导团等进攻顺化门外大校场敌军第9军第79团和第80团。第4军第25师自马回岭起义赶赴南昌，歼敌第二方面军卫队营。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序幕。

整编后的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将起义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0军、第9军。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部代总指挥叶挺，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郭沫若。

（一）第11军：军长叶挺，副军长蔡廷锴，党代表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徐名鸿。由第10、第24、第25师及一个补充团（团长兼党代表林铎）、一个特务营（营长丘棣华）组成。

第10师：师长蔡廷锴（兼），副师长张世德，党代表顾炎。下辖第28团（团长陈芝馨，参谋长徐石麟）、第29团（团长张世德，党代表秦元邦）、第30团（团长范荩，政治处主任张建候)。

第24师：师长叶挺（兼，后古勋铭、董朗），党代表阳翰笙（后颜昌颐），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参谋长徐光英（后蔡申熙）。下辖第70团（团长先后为区寿年、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71团（团长先后为欧震、刘煜祖、刘明夏，党代表先后为黄云谷、梅龚彬、彭叔陶）、第72团（团长先后为廖运泽、史书元，党代表先后为李逸民、白鑫）。

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参谋长张云逸。下辖第73团（团长先后为周士第、黄浩声、王一平，党代表先后为余增生、陈毅）、第74团（团长孙树成，参谋长王尔琢）、第75团（团长先后为孙一中、张堂坤、张启图，党代表阳心畲）。

（二）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参谋长陈浴新（后贺声洋代理），由第1、第2、第3师及特务营（营长贺佩卿）等组成。

第1师：师长贺锦斋，副师长欧学海（欧百川），党代表方维夏，政治部主任李明铨。下辖第1团（团长刘达五，团指导员先后为伍文生、傅兆丰）、第2团（团长欧学海兼任，团指导员戴独明）、第3团（团长先后为余愿学、罗统一）、警卫团（团长贺桂如）、警卫营（营长滕树云）。

第2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副师长贺文选。下辖第4团（团长先后为贺文选、吴骏声，团指导员李勃）、第5团（团长先后为蔡申熙、杨白虎，团指导员欧阳明彬）。

第3师（部队南下时新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参谋长宋文彬（后苏文钦）。下辖第6团（团长傅维钰，团指导员先后为周肃清、刘泰）、教导团（团长先后为侯镜如、谢独开，参谋长周邦采）、特务营（营长黄振常）。

（三）第9军：副军长朱德（代军长），党代表朱克靖。下辖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兼任，党代表魏瑾钧）。

另外，南昌市公安局警察部队与南昌宪兵团第1营改编为总指挥部宪兵团（团长顾浚）。

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急调朱培德的第3、第9军进攻南昌，妄图消灭起义部队。面对严峻的敌情，8月3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以第20军为左纵队、第11军为右纵队撤离南昌，计划取道抚州、宜黄、广昌、瑞金、寻邬（今寻乌县），进入广东潮（州）汕（头）地区，争取苏联的援助，再次举行北伐。

8月5日，起义部队行进到进贤县李家渡后，一直对南昌起义持观望态度的蔡廷锴，解除了所部中共党员以及第30团团长范荩、第28团参谋长徐石麟等人的领导职务，率所属第10师3个团开赴浙赣边界，倒向南京国民政府。第24师第70团团长区寿年等也随蔡廷锴脱离了起义部队。由于中共前敌委员会没有及时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结果部队到达抚州后，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以及第3师第5团、第11军参谋人员等1000余人又脱离革命队伍，逃往湖南。另外，加上在酷暑中远征掉队、病亡人员，起义部队损失兵力约9000人。

起义军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的畏难潜逃，致使南昌起义部队的南征路线泄露。国民党立即从广东北部调派第8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部两个师、第32军钱大钧部四个师，兵分两路进入赣南，堵截南下起义部队。8月25日至9月2日，南昌起义部队与黄绍竑部、钱大钧部在瑞金县壬田以及会昌县进行了两次激战，虽然三战三捷，歼敌约6000人，但起义部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官兵伤亡1700多人，第9军参谋处处长冉国平、第20军第1师第1团指导员伍文生、第3团团长余愿学、第2师副师长兼第4团团长贺文选、第3师军需主任蒋作舟、经理处处长郭德昭等牺牲，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等身负重伤，第6团仅剩下一个营。

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堵截，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调整南征路线，改由福建长汀、上杭进军广东潮汕地区。9月19日，起义部队进占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由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所部军官教育团及第11军第25师、补充团共约3000人留守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钱大钧部，掩护主力部队南下。9月23至24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南昌起义部队主力进占广东潮安(今潮州市潮安区)、汕头。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由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第6团余部和教导团一部，并抽调第11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第24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参谋长徐光英等共计1000余人防守潮汕地区。其中，周逸群兼任潮州警备司令，陈兴霖任潮州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率师部和教导团等700余人驻守该城，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徐特立负责发动群众。徐光英任汕头警备司令兼公安局局长，赖先声(赖玉润)任汕头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率第6团400余人担任警戒任务，徐名鸿任汕头海关秘书长，负责筹集经费。而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第2师，约6500人继续西进，相继占领了揭阳、丰顺，准备会合海丰、陆丰地区的农军，相机夺取惠州。至此，南昌起义部队形成了兵分三处、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一）西进海陆丰的第20军第1、第2师和第11军第24师

9月28日，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第20军第1、第2师和第11军第24师在距离丰顺县汤坑30里的白石、汾水（今属揭东县）、竹竿山一带与三倍于己的国民党粤军主力第4军第11师陈济棠部、第13师徐景唐部、新编第2师薛岳部展开激战（即汾水战役）。起义部队苦战三昼夜，歼敌3000余人。但因敌众我寡、缺乏弹药，未能突破敌军的防线。在激战的关键时刻，第11军第24师副师长欧震阵前倒戈，敌军趁机发起反扑，南昌起义部队被迫撤离战场。在汾水战役中，第20军第2师第5团团长杨白虎、第24师第71团代理团长刘煜祖、团指导员彭叔陶等2000多人壮烈牺牲。汾水战役彻底击碎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

10月3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成员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善后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的指示，决定疏散南昌起义主要领导干部；其他人员撤往海丰、陆丰地区作长期斗争。随后，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开始向海陆丰地区转移。10月6日，担任前卫的第20军第1、第2师约3000人在陆丰县乌石村遭到粤军陈济棠、徐景唐部的围攻，部队被打散，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第20军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欧学海以“总指挥不知下落和伙食给养无着”为由，挟持第20军剩余的2000余人向敌人缴械，其中大部分被敌人遣散，第4团团长吴骏声被陈济棠降职使用。第20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代理参谋长贺声洋、第1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政治部主任李明铨、第2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1团团长刘达五、指导员傅兆丰、第2团指导员戴独明、第3团代理团长罗统一、警卫团团长贺桂如、警卫营营长滕树云等百余人逃出后，前往上海、香港寻找党组织。第20军第2师第5团指导员欧阳明彬返回家乡湖南桂阳县，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负责殿后的第11军第24师在莲花山遭到敌人陈济棠、徐景唐部的截击包围，牺牲官兵千余人。部队被敌人冲散后，师长古勋铭出走，师党代表颜昌颐、第70团团长董朗、第72团党代表白鑫等率建制凌乱的1300余人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4团，董朗任团长，颜昌颐任党代表，王备任参谋长。南昌起义部队正式抛弃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成为坚持海陆丰斗争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引者注——后组建红2师，在联合彭湃指挥的红4师反攻海丰县城时，遭受重大伤亡。两师最后失败）。第24师参谋长蔡申熙、团长刘明夏、廖运泽等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特务营营长丘棣华返回家乡福建上杭县，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随南昌起义部队主力西进的起义领导机关因敌人截击、部队溃散而解体，起义重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刘伯承、彭湃、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等抵达陆丰县后，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陆续渡海抵达香港和上海继续战斗。

（二）警卫潮汕地区的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和第6团

9月30日，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汾水与敌激战正酣之时，国民党第8路军黄绍竑部两个师9000余人向警卫潮汕地区的起义军第20军第3师发起疯狂进攻。周逸群指挥教导团、第6团1000余人与敌人浴血奋战8小时，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教导团第1总队总队长冷相佑等牺牲，团长谢独开和第6团团长傅维钰负重伤，被迫离开起义军，周逸群、徐特立等领导转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10月7日，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与第6团副团长李奇中、特务营营长黄振常等率余部200多人突围后，在饶平县茂芝与第11军第25师会合。第3师参谋长苏文钦返回家乡醴陵县，参与组织工农武装，第6团党代表刘泰返回家乡耒阳县，参加了湘南起义；汕头警备司令兼公安局局长徐光英、汕头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赖先声等转移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汕头海关秘书长徐名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三）留守三河坝的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军官教导团

10月2日，国民党军第32军钱大钧部3个师约10000人向留守在大埔县三河坝的起义军发起进攻。朱德与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三天，歼敌2000余人，但自己亦损失1800多人，第73团团长王一平、第74团团长孙树成、第75团代理团长张堂坤、补充团团长兼党代表林铎等牺牲；第75团团长孙一中、第25师参谋处处长游步瀛负重伤（不久在福建平和牺牲）；第73团只剩一个营，第74团仅剩余两个连，第75团几乎全军覆没。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起义军余部撤出三河坝。10月7日，在饶平县茂芝与周邦采、李奇中等率领的第20军第3师余部汇合。随后，朱德主持召开会议，确定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方针。第9军党代表朱克靖与第11军第25师师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参谋长张云逸以及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等离开部队。至此，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仅剩朱德一人，团级干部只剩第74四团参谋长王尔琢、第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10月底，朱德所率部队在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进行了整编，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的旗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11月初，部队在湖南省郴县八面山与敌作战受挫，朱德将剩余的800多人缩编为3个支队，以周子昆、李奇中、李天柱为支队长，转战于闽粤赣湘交界一带。1928年1月，朱德率部配合中共宜章县委发动了年关暴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的第一枪，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至此，南昌起义部队保留下来的第二支武装也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开始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新生

引自

南昌起义参战部队及起义部队的归宿

卢庆洪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

“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

“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且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但回过头来总结，如果那个时候就要求周恩来等南昌起义领导者知道他们南下穿过的区域，即是日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核心区域，进而“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想想就知道不太可能。历史就是这样：事后可以这样总结，但事前却绝对不会这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