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继续向大城市集中,因为城市间的分工将进一步分化
大城市将会享有更多发展机会,不过相对的,中小城市也会变得更宜居,各取所需
这涉及到“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的崩解,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再兴
“两会”结束,“十三五”出台,众说纷纭。除了说出来的话,比如医保、社保、环保、温饱这些热点话题,我们还要去看那些藏在种种举动之下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研究者,我从“两会”前后的只言片语和种种迹象里观察到的,是一次央地关系方面的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的转向——“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的崩解,中央集权以及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 在这个转向下,各个城市或许都要重新思索自身的定位和发展路径。
1.“地方政府竞争”模型是什么?
2.竞争的可持续问题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3.竞争的可持续问题二:负面效应的显现
4.“十三五”宏观调控的新目的和手段
5.城市展望:座次已定之后
1
“地方政府竞争”模型是什么?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连续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一再超出了传统理论的预期,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提出种种新理论试图去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其中,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2009)一书中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是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之一。
在很多人比如曾经的我眼中,“政府”是一个整体:要么“政府”又做了多少大好事,要么有问题怪“政府”。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庞大的代理人集群,内部又有复杂的关系:纵向有国-省-市-县-乡的划分,横向有各个部门的条条划分,也有各个地区的块块划分。
中国政府的纵向层级 来源:戴维·艾尔文,中英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体系项目
“地方政府竞争”模型,就是从政府内部关系衍生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依托几个基本原理和假设:
原理一:上下级政府间的承包关系
如果你有一大块土地,你自己种不过来,怎么办?很自然的选择就是雇一批人来,各自承包一小块替你种。当然,为了让雇工们更有积极性,不妨制定一些考评标准:能者多劳,去管理更大片的地;不能者下,交不上租的就换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从地方税收中拿去了大头,但是相应的,给了各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去自谋生计。2004年,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吴晓波)。
我们的上下级政府就是这样的“承包”关系,或者叫做“授权性分权”。
相比之下,美国、德国等地方自治更明显的国家,地方都是民选政府,可以说大家都是自耕农,上级政府仅仅相当于一个农民联合会,无法对下级政府职能作出太多的干涉,各自行使各自的法定责权,这叫“制度性分权”。
原理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
相邻的几个县之间是什么关系?城市规划课的标准答案大概是区域合作关系,然而实际答案只有——竞争关系。同一辖区内的几个平级政府有太多要竞争的东西:升迁机会要争,官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政绩;计划项目要争,本市规划的电厂、钢厂、高铁站,具体落谁家可是大不相同。最好例子当然是“大内斗省”江苏:省里的南北之间要竞争,苏南几个市之间要竞争,苏州市下辖几个县之间也要竞争(经济领域争出的火星子还蔓延到了其他领域,不表)。
不在同一辖区之内呢?也在竞争。政策帽子要争,你有历史名城,我也要是,你有国家级新区,我也要有;区域定位要争,你要做东北亚XX中心,不好意思我先占了这个坑;外商投资要争,几乎每个地方都喊出了“筑巢引凤”的口号,争当梧桐树枝。比如一个外商要在辽宁与贵州之间考察内陆代工厂选址,那么此刻哪怕我们地缘上八竿子打不着,此刻也要掰一掰手腕。
原理三:市县级政府高度的经济自主权
《中国的经济制度》里说,“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
基于这种自主性的认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企业的性质,并且把过往用于企业的种种理论引介到城市发展中来,包括战略定位、战略规划、竞争策略等等。城市经营”,也就是把城市当做一个企业,把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当做企业经营者,在2000年代逐步成为一种广泛的理念。作为这种理念的实践者,也涌现出了一批“能人”、“明星官员”、“拆迁市长”。
规划建设城市,能不能像玩游戏一样随心所欲?
在土地使用方面,市县政府拥有高度的决定权,并且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探索出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利用方式:在土地一级市场卖地,直接收益;进行债务抵押、投融资;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相对于国外政府调节税赋以引资,我国政府调节地价、修改规划远比调节税赋方便。比如现在的工业用地价格几乎低到商住用地的十分之一,实际成了对工业企业的补贴。以及,地方政府可以站在企业的同一侧,帮助修改规划用地的性质、容积率和限高等等,以迎合想要获得的项目。
除了土地使用,招商引资也是县市级政府的任务,更一度成为了各地的工作重点:各级领导集体出行,声势浩大地到目的地城市推荐自己的资源和项目的“招商会”;长期在外地设置办事处的“驻点招商”;乃至某些地区比较极端的,将指标摊派到所有政府部门“任务招商”。
以上三者,市县级政府高度经济自主权、上下级政府的承包关系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模型。
“地方政府竞争模型”事实上就是以县为单位的全国两三千个“政府公司”在比拼经济发展的经济格局。各个市县好比一个个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谌洪果,豆瓣书评)。
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不突出的,大家都被安排好了,有什么好争的呢?圈养的狗是不需要争的,因为它们并不自由,同时只要听从各自主人的命令就有肉吃;放养的狼才会竞争,才会为了争夺有限的猎物大打出手。
随着在市场经济中,不只是个人的能动性被释放了出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也被释放了出来。一群狼悄然松开了嚼子,进入到世界竞争当中。
2
竞争模型的可持续问题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最快的是1990年后的二十年,或者干脆就是2000年后的十多年。为什么这十年中国发展最快?
首先,这是多个机会窗口的重合的结果,为中国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
世界经济繁荣的十年(1997-2007) 两次金融危机之间,美国大印钞票,欧盟尚在蜜月期,石油国土豪欢庆油价高涨,巴西俄罗斯资源出口国家也没被大宗商品贬值困扰,所有人貌似都很有钱。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多年(2001-) 进出口额的飞涨。
美国对外战略从东亚转到中东的十年(2001-2012) 围堵中国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但是在9·11以后,美国被动深陷中东。
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几十年(1990-2007) 上一波世界制造业转移从欧美到亚洲四小龙,这一波产业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中国。
住房改革启动的十多年(1998-),土地招拍挂启动的十多年(2002-),这两个改革共同启动了“土地财政”,从房屋和土地中释放了几十万亿的庞大的资产和信用。其实招拍挂不是早就有的,2002年以前政府卖地用的是不透明的“协议出让”,2002年国务院和国土部一纸条文才要求经营性土地全部采用招拍挂。
中国人口红利最大的十年(2005-2015) 劳动力人口众多,使企业享受低廉人力和国家的低社保支出。
其次,在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地方政府竞争”刚好是适应这种大环境的,并助力了中国经济腾飞。
地方竞争格局也是在这十几年里形成,当然不是巧合。全国两三千个“政府公司”,就是两三千双利爪,放到水草丰美的草原上,不择手段的去争取发达世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资源,使中国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你别看国内的各个城市之间厮杀得你死我活,事实上却悄悄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行政成本低的盆地,吸引了无数资本汇集于此,而它的背面,是欧美下岗的产业工人、亚洲四小龙工厂失去的荣光。
1990-2014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图,可以看到2000年后固定资产投资比GDP的显著增加,固定投资的巨量增长有地方政府竞争的功劳,来源:自绘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但是,2000年后十年帮助中国经济腾飞的机会窗口正在悄悄关上,改革红利也正消耗殆尽。
在外部,世界经济繁荣盛景不再,2007金融危机后,美国自顾不暇却又忙着给其他国家挖坑,欧盟陷入泥潭,资源出口国出口乏力;美国对外战略中心转回东亚,2012年前后把眼光回到了亚太“再平衡”,提出TPP;世界产业下一波向东南亚、印度、非洲的转移悄然开启,而且,发达国家也纷纷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
在内部,加入世贸组织的外贸红利逐渐耗尽;土地红利所能释放出的万亿资本和信用也逐渐耗尽;人口红利方面,统计局数字显示2012年起已经开始连续四年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生育潮+计划生育提供的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在度过最高的十年后,将急剧结束。
最美好的时光过去了,外部的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从繁荣转向萧条(这里“繁荣”和“萧条”都是相对的,并不严格),而内部肌体的活力也不再如之前那般旺盛,就像一个人刚从青春期到步入社会,面临着真正的转型和考验。
1950年以来全球及主要国家新增劳动力人口的情况图。其中,黑线代表全球情况,橙色柱体为中国的情况,注意增量从2005年起显著下跌,从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断裂极为显著。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报告,2015
一般规律:向地方政府分权与向中央政府集权,或者说“放养”和“圈养”,跟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正是在外部资源蓬勃扩大的丰裕时期,狼王才会一声令下让属下们各自去觅食,这样最高效;而在年景不好猎物少的萧条时期,是必须抱团取暖、集团作战才行的。
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有这个趋势,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各地方政府都说中央你不要管我让我自己干,在美国,就是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蓬勃发展,欧洲产业向美国转移的时期,这时期美国各个城市间同样爆发了激烈的竞争,芝加哥与纽约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摩天楼竞赛”,甚至摩天大楼建筑形式本身在这场竞争中正式登上城市舞台。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各地都说中央你快来帮帮我扶我一把,这放在美国,就快速发展期结束、世界经济遇冷后的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
这个一般规律,总结起来就是:
国际形势:繁荣->萧条
国内格局:地方政府竞争->中央宏观调控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竞争”格局虽然良好地适应了上一个繁荣时期,却很可能并不适应接下来的萧条时期。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3
竞争模型的可持续问题二: 负面效应的显现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概念,竞争到底好不好?
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来自于竞争。其实,竞争格局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竞争带来的正面效应,优胜劣汰和激励创新,才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其负面效应也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比如“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它就像一个有效的放大器,将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迅速复制放大。
竞争的好坏,在于对其正面和负面效应的评价:正面效应更多、创造了红利的方为良性竞争,否则为恶性竞争。
2009,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那是激烈竞争的缩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竞争正面效应的消退
企业间竞争比拼的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政府间竞争比拼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地方政府竞争的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激励制度创新,并且极大地加快了制度改革在国内地方政府间传递的速度。
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学习先进国家制度,再结合实际需求,探索出了土地招拍挂、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产业培养、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创新,这些往往在几年内就被内陆的政府学习了去。要知道,中国和欧洲几乎一般大小,等于法国英国探索的新制度,几年内乌克兰罗马尼亚就用上了,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到了现在,作为曾经制度落后的国家,能现学现用的制度和政策很多都学完了,剩下的是沿海地区从各方面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制度,内陆政府还真难说用就用。
地方政府竞争的另一正面效应,在于两三千个地方政府“企业”放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积极的招商引资,在繁荣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在萧条时期,资本非常谨慎,加上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已渐渐变化,不再是低成本的盆地。招商引资虽然看似谁都能做,但是地方政府们慢慢发现,相对于靠人力,终究还是靠制度等软实力。
这时候,出击的仅有些强壮的狼(有竞争力的城市)能有肉吃,而越来越多的狼(普通城市)空手而归,投入如此巨大的行政资源可能得不偿失。而且,现在越来越多招商引资带来的GDP,不过是从河北撕到北京,或者从北京撕到天津,其实只是更改利税登记点,而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企业成长。
要是没有创造红利,竞争不过是游戏
竞争负面效应的显现
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新的政策制度可学习,而自己又没有主动创新的能力或权限。再加上两三千个地方政府只是仿拟的竞争,却不可能真的“你死我活”地撤换做的不好的市县政府,大多时候只是官员不好升迁罢了。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惰政”,路径依赖地沿用之前抄来的发展方式,甚至无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有效的调整。地方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越发明显。
腐败问题,背后是竞争格局下市县政府高度经济自主权的代价。近一两年,众多“能人”、“拆迁市长”查出腐败问题的不少。县委书记县长毕竟不是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竞争的是GDP、形象工程和政绩,更直接点说是官位,而不是企业的利润(边缘谋生,微博网友)。在赋予他们灵活机变的自主权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监督不足的阴影。
雾霾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公地悲剧”。北京与河北,江苏与安徽,相互指摘争执再久也不会有结果。因为同级别的个体无权阻止对方,而每个个体都倾向于过度使用。这甚至无关道德批判,而是固有的制度缺陷,与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公共环境容易衰败是一个道理。
产业乏力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市场失灵”。盲目的学习和跟风、缺乏区域间分工协调带来了产业的同质。而且由于招商引资是政府行为,使供给过剩得不到及时的市场反馈而越发严重。过于重视能立竿见影的外资引进,轻视内资培养,使得外资企业行政成本低廉,而走不通关系的本地中小企业行政成本高昂。
土地超发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市场失灵”。在我上一篇文章“北上深房价暴涨背后:收缩的土地供给与“人多地少”的迷思”中已有介绍。过去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国土部门,基本上是不怎么配合的。每一个城市都在或明或暗的多释放一些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最后可能就汇成了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
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顾此失彼。洽谈项目、开展销会、跑部钱进……外国官员往往会惊异于中国地方官员的忙碌,以及如企业家一般的大量工作内容。然而,人或者机构的工作量总是有限的,难免在一些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上就放的少了。在貌似忙碌的“一事一议”、“事必躬亲”背后,更是制度建设的缺失。
种种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是“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直接导致的,但是过度竞争一定起到了加剧的作用。
这个时候,代表狼群整体利益的“狼王”必须开始发声。不然群狼们在开始变得贫瘠的草原上找不到肉吃,只会徒劳的浪费能量,甚至在同类身上撕下肉来。
在今年的“两会”和“十三五”中,中央政府也正是如此,发出了指示转型的声音。
4
新的调控目的和手段: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
铺垫了那么多,终于说到今年所透出的一些信息了。“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因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同时放出的信息过于庞杂,让我们仅摘取其中的几点要点,或许反而能够看出某个具体方向的明确指引。
区域协调
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第三十三章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资源开发补偿等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第三十七章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人地挂钩”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额与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第三十二章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差别化考核
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健全差别化的财政、产业、投资、人口流动、土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政策,实行分类考核的绩效评价办法。(第四十二章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区域协调,将使地方政府在竞争关系以外出现更多的合作、协调关系。对于雾霾治理、产业协调、资源和生态跨区补偿的任务来说已经迫在眉睫。眼下虽然还不明确是中央政府直接协调,还是成立跨区域协调的专门机构,但是,应该要有比平级政府协调更有力的方式出现。
“人地挂钩”是要根据全国人口流动来决定各地区的土地供给。人口流出的缩减土地供给,人口流入的增加土地供给。这是极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做好了将彻底改变从前的土地财政模式,逐渐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依赖。那些没有活力、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却获得大量土地资源指标,上海深圳这样的经济龙头却指标紧缺、供给不足,推动房价暴涨——这样的倒挂现象将不再出现。一线城市的住房问题得到缓解,鬼城与空旷工业园区也将更少出现。如此规模的国土整体协调其他国家都未必有经验(想想美俄松散的联邦制,以及它们也没有纵向的土地供给管理),还涉及到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国土部等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们国家宏观调控和治理能力的很大挑战,一旦做成了,我们的治理能力会上一个大台阶。
差别化的政府绩效考核办法,则是对过度同质竞争格局的釜底抽薪般的一招。各个城市的经济体量、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区域定位和职能越发不同,赋予当地政府的任务自然应当不同,有怎么能适用同样的GDP挂帅的考核标准呢?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概念自2011年提出之后,在应用方面一直不甚明确,因为不像有卫星辅助的、定量的、用来管土地供给的国土规划,以及技术性更强的、用来管市场管项目的城镇规划。现在却总算明确了主体功能区的任务:就是(中央)政府用来管(地方)政府的。以主体功能区为依据划定差别化政策的适用地区,也划定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适用地区,可谓正得其所。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
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这三点只是瓦解地方政府过度竞争,走向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方面,“十三五”中还有许多相关的内容,例如“解决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财税改革,等等。种种迹象,字里行间都指向了: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刻,我们需要,也正在走向一个更加重视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
5
城市展望:座次已定之后
《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指出 “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前十名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青岛、天津、苏州、高雄”
有人说,“这个报告吵得沸反盈天,上海哭了,北京怒了,广州傻了,青岛笑了,大连呆了,天津火了……”
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城市排名的其中一个,是那个激烈竞争时期的缩影。
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排名频出 有意思吗? 来源:山东商报
而现在,我们要知道,国内城市间的竞争已经准备落幕了。
在改革开放初始时,每个城市都不清楚自己在全国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就像众多的个体户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会坐拥万金。“不负春光 野蛮生长”说的正那是个野蛮而美好的时代,对城市和个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摩拳擦掌,想做就做,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充满可能。
而现在,一个城市再说自己不清楚自己在全国体系中的大概位置,就像一个人再说不清楚自己收入处于哪个阶层一样,未免就有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在经济环境不再繁荣的年代,竞争的负面效应频出,不再有机会让每个城市都去均等的享有最大的经济发展自由。
1992-2010 中国夜景灯光地图,灯光基本能代表发展程度,可以看出地区间的差距显著拉大 来源:NASA-NOAA
全面竞争格局,将在宏观调控下形成分门别类、局部竞争的格局。
继续拿狼群来比喻,那就是有些狼会变回狗,负责看家;那些强壮的狼会吃饱喝足,去和草原上与其他的肉食动物争锋。“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十三五” 第三十三章)已经透露了这个讯息,那就是这些地区才是真正冠以“世界级”,从前城市规划里各种定位于“城市XX中心”的那上百个城市可要重新掂量掂量自己了。
最近有篇挺火的文章名字叫“被割裂的北上广深”,“割裂”一词用的好,很好的表达了人们心中既有的观念,觉得好像北上广深原本和其他地方连成一块似的。没错,最初深圳也不过是个小渔村,然而,现在已经不复从前大家都差不多,都有机会发展经济的时代。
从今以后,北上广深,或者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要成为吸取全国精华的三个庞大的巨兽,它们还在竞争,但是是去和美国东海岸(纽约)、五大湖(芝加哥)、西海岸(洛杉矶)城镇群,英伦城市群(伦敦),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巴黎),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东京)这些世界上其他同样庞大的城镇群征战。这群巨兽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精华所聚,它们在争夺全球的权力、资本、人才和创新,它们的胜负事关一国国运,乃至未来世界的走向。
(点开大图)2012年世界夜景灯光地图,几大城市群清晰可见 来源:NASA-NOAA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并不是说地方政府的竞争会完全消失,但是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不都是比拼经济发展,三四线城市间会互相竞争公共服务水平,产粮县和产粮县之间会竞争粮食生产。就像是对负责看家的一部分狼群成员来说,能够看护好幼崽,保障后方的安定,在狼王眼中,对整体的作用可能还大于它们费老劲出去争来的几两瘦肉。
而某些水源地、生态保护区、地震断裂带上的城镇,那真真是它们不发展还比发展了对整体的贡献大一些。上游建个小化工厂小水泥厂,造成的污染损失可能还大于创造的GDP,还是过剩产能。过去,它们是无奈被分税制以及地区竞争格局绑架,不得不走招商引资、土地财政、工业化的路径,否则连当地的现状都难以维持下去。而以后,可能它们只要安静呆着,就有足够的钱可拿。生态保护补偿的方式建立起来,会从全国层面去补偿他们未发展的错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中央政府更多补贴。
在分门别类,局部竞争的格局下,“城市竞争力排名”,“城市战争”之类的提法失去意义。
虽然在上一个时期还算吃香,但现在就说不定只是地产商们的把戏或者媒体们的狂欢了。把不同职能不同定位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谁也不用“哭了”、“怒了”、“笑了”。因为本来就分工不同,一线城市负责挣钱养家,边远山区负责貌美如花。
在分门别类,局部竞争的格局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先在全国体系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是第一步,然后试图去与同样位置的城市竞争和超越,要是一开始把自己的门类定错了,既不能换来有效的发展,也不会得到上级的认可。
座次已定,抢凳子的游戏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排排坐吃果果的时间
结语
本文的逻辑是:
① “地方政府竞争”模型,是指两三千个地方政府像企业一般比拼经济发展的经济格局。
② 由于国际的繁荣环境和国内的改革红利,地方政府竞争助力了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③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竞争格局逐渐不适用。
④ 不适用性表现在竞争正面效应减少而负面效应加剧。
⑤ “十三五”规划提出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等新的调控目的和手段,透露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趋势,竞争格局开始崩解。
⑥ 国内城市间的竞争将相对减弱,形成分工体系
⑧ 对城市而言必须对竞争保持清醒,找准自身定位可能更为重要
当然,国家经济格局这样的宏观变化,也是以数以五年计的宏观时间尺度去进行。而我在此,仅仅是以“十三五”规划发布的当前,作为一个观察宏观变化的节点。
至于后来的转变发展,让我们随着我们的国家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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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答案:
世界上正在发生着哪些国内少有人关注的重要变革? - 周看看的回答 城市周看 为思维寻找盲点,为城市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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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人口分布有何规律?
Zipf法则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它横跨众多学科,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描述城市间的人口分布情况。在区域经济学中,Zipf法则描述的是在一个国家,其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的城市,是排名第一的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排名第三的城市,是排名第一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在一个国家内,
表示城市
的城镇人口占该国家总城镇人口的比例,那么对于任意一个城市,其比例大于一个给定
的概率为:
其中
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如果规模在
以上的城市有1个,那么规模在
以上的城市就应该有两个,以此类推。再进一步地,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的人口排名和该城市的人口总数的成绩应该等于一个固定值。于是,各个城市人口排名的对数就应当与人口规模的对数成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即:
将美国的城市人口排序和每城市人口画成散点图,可以发现,Zipf法则拟合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上图来自文献
Zipf's Law for Cities: An Explanation,横坐标指每个城市的人口对数,纵坐标指的是人口的排序,在图中共有135个散点,他们几乎落在一条
直线上,拟合优度达到0.986。
只有美国是这样吗?不。城市人口分布的Zipf法则在历史上就已经出现,比如下图显示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来自
Urbanization in History事实上,在
这篇文章中,作者对1970年代的44个国家做了类似的检验,结果显示Zipf法则全部成立——用城市人口对数来拟合城市排名对数,绝大部分国家的拟合优度都大于0.98,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拟合优度低于0.95。
二,为什么Zipf法则会自发产生?
如果所有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布最后都符合Zipf法则,那么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Zipf法则的自发产生?
Xavier在他的论文
Zipf's Law for Cities: An Explanation中给出了一种简单而又美妙的答案: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所有城市人口都以一个同分布的随机速度增长,那么最后的城市人口就会符合Zipf法则。这个简单的条件也是Zipf分布横跨语言、经济、地理数界的原因之一。
如果答案果真如此,那么所有国家都适用Zipf分布的事实便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真相:在一个经济体内,不管城市多大,他的随机增长速度都来自同一个分布。也就是说,一个1000万人的大城市,和一个50万人的小城镇,由于规模效应完全补偿了边际成本递增,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会比小城市慢。
反过来,我们同样能说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不会比小城市快。这也为一种常见的判断「放开户籍,全国人民都要来北上广」给出了反诘:如果没有人口流动的限制,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只是回到和小城镇一样的水平而已。全国人民都要来北上广?吃饱了。
三,Zipf法则能描述中国吗?
我们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拿来,计算每一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城镇人口数量,并且排序,可得下图:
如果用一条回归线来拟合中国的300多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人口,我们不难发现在人口数量小于300万的城市中,Zipf法则严格成立,但对于3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来说,人口比预测线要少很多。用这条线来拟合对数人口和对数排序,拟合优度也仅有0.94,低于之前列出的所有研究。
上图来自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Pareto law and primacy,它显示了同样有着严格人口迁徙限制的苏联的情况,竟然也与2010年的中国如此相似。
而且,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对Zipf法则的偏离更严重。苏联较大的几个城市虽然在预测线下方,但在最大前两个城市的散点又回到了预测线附近;而中国在300万以上大城市的散点则是越偏越远。
四,为什么Zipf法则不能像拟合其他国家那样拟合中国?
中国越大的城市会更多地偏离Zipf法则的预测,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越大的城市增长得越慢。而回到Zipf法则的成立条件:世界各国之所以能用Zipf法则拟合,是因为其国内所有的城市人口都以一个同分布的随机速度增长。中国大城市增长速度更慢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以下几条:
1,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阻碍了劳动力迁徙。
2,土地供给在全国层面下进行统筹,大城市反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建设用地。
3,其他各种阻碍人口增加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比如最近的
严格控制500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五,限制城市规模,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
一些答案提到了特大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资源、环境、交通拥堵等代价。我在这里则想谈谈,限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我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1,更无效率的生产
Au和Henderson的研究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发现,中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城市规模间存在一条倒U型曲线,即每个城市按照其禀赋,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以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计算,中国有51%到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其结果是损失了平均产出的17%。有四分之一的城市损失了25%到70%的平均产出。
2,更多失业
陆铭等的研究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来到大城市,将他们留在农村或者小城镇,会造成更多失业。
3,更多污染
由于大城市有条件设置更发达的公共交通,经济学人的文章Green growth: Shoots, greens and leaves提到了这幅图
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人均通勤造成的污染越低。这篇文章The Greenness of China: Househol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也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城市增大,看似该城市的总污染增加,但由于人均污染减少,对于全国来说总污染反而减少了。
限制大城市规模,还有数不胜数的代价。大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比小城市更高,限制大城市的规模,等于限制了一部分的教育发挥其效用;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更快,从而能够代替工业来进一步减少污染;大城市的人口集聚不仅减少了移民的收入不平等,还降低了全国的收入不平等……
六,未来会如何?
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努力存在了几十年,从最近的一些政策来看,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几年。这种努力成功了吗?也许算成功了,毕竟中国的大城市的增长速度显著变慢了,他们成功地偏离了Zipf法则,且越大的城市偏离越远;也许不算成功——许多人仍然在抱怨城市规模扩大给他们带来的各种不便,他们认为流动人口让大城市变成了大农村,或者抒发这样那样的情感「我的城市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阻止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好的手段就是阻止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什么时候人口才会停止向大城市流动?当迁移到大城市的收益,和自身要为此付出的成本相同时,迁移便停止。而当前的许多政策,正在人为地为迁移增加政策成本。
如果人口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由于在人口迁移与否的决策中存在着政策成本的鸿沟,其结果就是大城市居民的福利远高于小城镇。政策成本越高,均衡时的福利差距越大。
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归结到这一个选择上:是继续提高迁移成本,保护大城市居民的福利;还是在全国层面上通盘考虑,减少大城市在人口增长方面的限制,享受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就业和减少人均污染上带来的好处?
道理全部说完了,该做出选择了。
一、大者恒大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城市本身并不代表错误和罪恶 大者恒大的马太效应是客观世界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例如,鹰一窝可以生数个小鹰,那么其中强壮的抢食能力强,强壮的小鹰得到食物更多,那么它将更加强壮,更加强壮的小鸟抢食能力进一步增强,由此,一个正反馈形成。到最后,强壮的小鹰展翅高飞,而其它弱小的小鹰将会饿死和淘汰。这看上去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强壮的小鹰是否是罪恶的?弱小的小鹰是否是应该得到照顾呢?真实答案是:一群不够强壮的小鹰可能都无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而马太效应则保证一只或几只强壮的小鹰能在自然的考验下生存延续下去。 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很恰当,这个故事太残酷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套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的上,情景是这样的:大城市就是已经强壮的小鹰,而中小城市就是弱小的小鹰,大城市本身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自然更加发达,所以吸引力强,而中小城市人口少,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所以吸引力低,不断的被大城市抢走它的食物:人口和其它资源。这反过来导致中小城市进一步萎缩,吸引力进一步下降的负反馈。 最后的结局是大城市展翅高飞,中小城市被淘汰。 这个故事的结局比小鹰成长的故事容易接受多了,因为这个故事中,最后人们都快乐幸福的居住在大城市,中小城市衰退和被淘汰并非是一件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真实世界高度发展的大城市的真实情况: ———— 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占全国人口的28% 俄国首都莫斯科,1200万,占全国人口的8% 法国首都巴黎都会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18% 英国首都伦敦都市区(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占全国人口22% 美国纽约都市圈(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人口6%,广义纽约都市圈人口6500万,占美国人口的20% 德国鲁尔城市群(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占全国人口13% 我们看到,几个充分发展的国际发达城市中,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像日本有超过四分之一都人口都住在东京都市圈,美国纽约也占了至少6%的全国人口比例。
我们再看看北上广: 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的1.5% 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 广州(面积7400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1%,广佛两城总计人口21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 从城市人口聚居比例来看,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国外差距相当明显,这表示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
二、 大有大的好处,大城市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小城市高30% I、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小城市高30%,这意味着什么?同样的劳动力数量,如果合理居住在大城市,其产值将增加30%,这是非常惊人的效益。我们拿快递业举例,如果大部分人口都聚居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那么将显著的降低物流成本,电信、工商业、文体等产业同样如此。 II、大城市增加了民众生活的品质,因为许多城市设施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是无法实现的,比如说国际机场、大型体育馆和体验设施、剧院、大型购物商城等等。 III、大城市增加了就业机会。大城市人口众多,所以消费需求更大,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在大城市,人们可以更容易的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作。 IV、大城市更利于企业发展。大城市更容易找到企业发展需要的工人和雇员,科技企业扎堆北京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大城市消费需求庞大,更利于企业行销和推广产品。 V、大城市生活更丰富多彩。大城市人口足够多,文娱需求庞大,所以有更多的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我们在大城市能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生活比小城市会更丰富多彩。
三、中国北上广大城市病严重,罪魁祸首是城市规模太大了吗? 谈到大城市的优势,有人会反驳,中国的北上广已经人满为患,污染严重,城市拥挤不堪,你还鼓吹发展大城市,你是不是有病?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 I、中国大城市确实人满为患、污染严重、拥挤不堪,城市超负荷运行,那么罪魁祸首是城市人口太多,规模太大了吗? 我们先对比下国外的大城市: 我们拿日本首都东京和中国首都北京来对比, 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3700万,北京2000万,东京人口比北京多85%; 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面积1.34万平方公里,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东京面积只有北京的83%; 东京人口密度2761人平方公里,北京人口密度1250人平方公里,北京人口密度只相当于东京的45%。 但是日本东京的污染和城市拥挤问题相对北京而言要好很多。为什么北京人口密度小,反而城市更加拥挤,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北京虽然有1.6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但是北京市区建成区面积只有1400平方公里左右。东京核心区面积2188平方公里,居住了1300万人,密度5900平方公里人,而北京则是1400公里的城区居住了2000万人,密度1.42万人平方公里,其居住密度是东京的2.4倍! 这能不拥挤吗?能不污染严重吗?能不塞车吗?地铁能不挤破头吗?(何况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规模远小于东京)
如果拿北京和台南第一大城市高雄比,北京建成市区面积是高雄的3倍,但是人口却是高雄的7倍,城建差距可想而知。而且台湾总体的人口密度是大陆的4~5倍之间。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城市拥挤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规模和人口太多,而是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发展。
上图:北京建成区。加上通州、房山这些地方。满打满算也就是1800~1900平方公里之间。
上图: 东京。建成区在3800平方公里以上,是北京的2倍。
你能想象在这个区域里种成千上万亩棉花和玉米高粱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吗?而这种事情正发生在北京,而且受到法律和行政的双重保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受到国民大脑中意识的保护——『耕地保护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对的』。
相比之下,北京的城区面积只有东京的1/2左右。与东京在卫星地图上一比无疑相形见拙。就这样,北京市政当局还千方百计把人赶出北京。人都赶走了,如何发展?保持现在这种大农村的模样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了?难道不是打造成东京那种超级繁华城市才是真正的发展、真正的未来吗?
上图: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区面积1800平方公里左右。旁边绿油油的都是稻田啊!
日本土地少不具代表性?我们看看土地辽阔的美国。纽约都会区彼此相连的无缝城区面积超过3200平方公里。
加州洛杉矶就更不用提了。洛杉矶城市城区面积高达4500平方公里以上。
四、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大城市的正常扩展,造成城市拥挤不堪?
我们知道,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城市建设主导权是自上而下有政府来实施的,无论是城市设施建设和规划,以及土地的供应和土地规划也都是政府来决定的,而且在土地供应上,还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地方城市的政府对土地也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当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从农村和中小城市移居到大城市居住的时候,这层层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制效率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城市发展状况也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城市建设速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审批机制,很难满足地方城市的实际需求。
其次,城市建设缓慢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内心对城市规模的恐惧和错误认识。
五、我们为何对大城市规模的如此恐惧? 这说起来甚至有些荒唐,我们为何要对城市人口和规模如此恐惧?我们为何要限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城市的发展?总结起来,无非是下面几个论调:
1、城市人口爆炸论。到处都很拥挤了,再允许全国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我们这里房价要上天、公交、学校要挤爆了。 2、环境崩溃论。大城市人口太多,“超过了环境承载的极限”; 3、均衡发展论,中小城市持续衰落,所以要把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保持“均衡发展”。 4、耕地保护论。城市发展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必须加以阻止,否则我们就闹饥荒。
我们来逐条分析造成大城市恐惧症的这几个流行论调。
I、城市人口爆炸论。 近10年来,大城市房价飞涨、公交拥挤、堵车、小孩入学难、就医难、城市污染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我们,我们轻而易举的将这些问题归罪与人口太多,城市规模太大,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人口是负担,是消耗资源的消费者。我们又亲身经历了种种令我们生活品质严重受到影响的大城市病,对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上限这种论调我们坚信不疑。
但是事实如此吗? 我们仍然以北京举例,我们假设如果北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面积只有1400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那么你确实有理由对城市拥挤感到忧虑,但是实际上北京只是一个城市,市区辖区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把北京辖区扩展到16万平方公里都没有问题,一条法律和决议就可以了,即使如此这也不及中国国土的一个零头。我们1400平方公里市区里住了2000万人,这太拥挤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市区扩大?为什么不把市区周围的农田和空地买来下用来扩大市区,我们可以把市区面积扩大3倍,这样我们的居住密度就跟东京差不多了,如果我们把市区面积扩大4倍,那么我们的居住密度就跟美国低密度城市洛杉矶差不多了,那么北京人民大部分都可以住别墅了。即使把北京市区面积扩大4倍到5600平方公里,也不及北京现在辖区面积的零头。是什么理由阻止了城市的大面积扩展?你猜对了,是“耕地保护”,也就是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 针对这个理由,在这里我提出两个问题:
1、为什么要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不够用了吗? 耕地红线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在中国却很有市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饥荒的噩梦离开我们并没有多久,归根结缔我们还是小农思想。我们忽略了经过50~70年代的人类大发展,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经仅有5%左右,也就是说只要5%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就能满足全国国民的粮食需求。我们看一下粮食亩产量和人口数量直接的关系: 1900年小麦亩产50公斤,人口16.5亿,2010年小麦亩产已突破500公斤,人口70亿。百年中小麦亩产增加了10倍,而人口仅增加了4.2倍。虽然现在70亿人,但对耕地需求反而比百年前更少。 这说明一个规律:人口增长带来的生产力增强,生产力增长带来了粮食产品的提高,远远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人类永远不会因为人口过多而造成粮食短期,因为更多人将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大。
2、哪里种地不可以?大城市郊区的耕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可以看到,一边是大城市市民在拥挤的城市里艰难的生活着,一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市郊区土地种植玉米和小米,另一边是大量的中小城市衰退,农村、乡村大量的土地由于城市化和计生导致的人口骤减,土地无人耕种在抛荒野草从生,这难道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荒唐困境吗? 中国每年消失6万个自然村,这些人很多是移居到城市里居住了,这本是一件好事:在农村散落居住不仅生活水平差,而且资源利用率低,土地利用率也低。但是人已经移居到城市里了,为何不允许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自由扩展到附近的农村?!我们为何要制定政策把我们自己城市关在笼子里?
ii、子女入学难和就医难问题 许多人把子女入学难和就医难归咎于城市人口太多,抢了孩子的学位和医院的床位,那么,难道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不应该同步的扩大学校和医院的规模吗?对于教育和医疗来说,它是服务于城市的附属服务机构,如果用脚和鞋子的比喻来说,脚是人口,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是鞋子,只有鞋子来适应脚的道理,绝对没有让脚来适应鞋子的道理,把教育与医疗的投入不足造成的困难归咎于是城市人口太多是削足适履的荒唐道理。(北京前几年因为生源减少甚至一度关闭了500多所小学) 退一步说,我们诚然可以把新市民都赶跑,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状况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善,因为我们赶走了人口也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劳动力减少直接导致城市能获得的产品和服务的减少,从而使得城市生活水平的下降。
iii、城市环境崩溃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某某城市已经达到了环境承载的极限,不能再允许更多的人进入了,听上去似乎冠冕堂皇,但是我们分析下这样的论调里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1. 如果城市市区的面积是定死的,假设北京只有1400公里面积,无法做任何扩展,那么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居住密度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之后,在现在中国的科技条件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下,堵车、汽车尾气污染、高房价等大城市病将会显得较为严重。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宜居土地500万平方公里,高居世界第二。如果按照5000人平方公里的现代城市宽松居住密度,13亿人全部居住在城市,那么城市占用土地的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宜居面积的5% 。 而北京上海实际的居住密度达到了1.4~2万人/平方公里,如果全国13亿人按照北京上海居住密度居住,仅仅需要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能住完,仅仅比重庆市大一点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宜居面积的2%,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拥挤的居住。 北京如果把其中1万平方公里辖区全部建设成市区,按照5000人平方公里的宽松居住密度可以住5000万人。
2.所谓资源不足论。除了空气、水、土地,其它任何资源都是可以人来创造的,土地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绝对不缺,空气是无限循环的,水也是无限循环的。水危机是近年来炒作最严重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水资源也是无限循环的,只是我们污染了太多的水资源,以至于能利用的水资源减少了,即使如此,水仍然不是一个问题。目前海水淡化成本已经降低到6~7元左右,加上运输及污水处理成本,送到城市手中,售价也不会超过超20元人民币,按照城市人均年用水50吨计算,每人的水费支出为1000元,所以水资源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他还有什么资源问题?难道地壳承受不了太多人的重量会崩溃吗?
3. 辖区面积小,人口密度真的不低了,这种状况并不常见,比如说深圳,深圳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而常驻人口达到了1200万,加上有大量的工厂,所以深圳人口密度高居中国第一,为6000人平方公里,为北京上海的4倍以上,即使如此,深圳的大城市病并不比北京上海更糟糕,因为深圳的土地利用和开发程度较高,真正的市区面积甚至超过了北京。
综上所述,如果限定城市的面积,不允许城市扩展,那么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大城市病将变得严重,现有科技和城市管理水平下,市民的生活品质确实可能下降,但是如果允许城市按需自由的扩展和建设,那么将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城市规模将得到发展,城市生活水平将会提高。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允许大城市不受耕地保护、土地审批的制约,给城市扩展自由的空间。
六、除去我们的心魔:我们为何以不和逻辑和常理方式敌视城市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原本应该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景象,但是我们的心魔引发的政策限制了城市跟随人口扩张同步扩张,由此引发的城市拥挤问题和大城市病,进一步坚定了城市人口太多规模过大是灾难的想法,由此我们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错误上有去无回,越陷越深。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不合常理的思考问题? 究其根源,我们从小从教科书上就接受了计划生育的宣传的影响,这些思想反复灌输到我们的脑海中,深入了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 “人多底子薄” — 意思是,人多是一个问题。 “人均资源少” — 意思是,资源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不是人的劳动成果。 “少生快富” — 人少会更富裕 —实际上这完全违反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人口是负担” —好像人就是只会吃,而不会生产劳动的废物,即使会劳动,也无法补偿他所消耗的资源 —这实在匪夷所思,难道现在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以上这些思想,都是教科书上反复强调的,我们对上述理论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完全失去了再反思的能力,如果谁提出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肯定会先反驳,而不是反思,因为人类从来都是习惯主导理性的动物。
近些年来,欧洲极左环保思想的兴起以及被左翼控制的美国好莱坞,也不断的通过各种媒体向我们传输类似的思想,就如同《黑客帝国》里的台词:人类是病毒,他们在不断的蚕食地球母体,直到毁灭。 这些极左思想产生的根源在于传统宗教信仰在西方和东亚地区的衰落,西方和东亚都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己无知的理解,自我膨胀的结果—他们开始以上帝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界,他们自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决定地球的未来。对于这个问题,我简单讲到这里,如果深入讨论下去,那将是另外一个庞大的话题。
中国城市若想自然而然的发展下去,我们首先要除去自己的心魔,除去城市规模增加是灾难的错误想法,这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否则我们就是自我设限的跳蚤,我们自己会伤害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内心是侏儒,那么我们不可能变成巨人。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未来的城市将是也必将是这样:
限制人口增加,也就等于了限制城市发展,未来的城市只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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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 有人批评说这个回答有点答非所问的嫌疑。我这里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在中国却有那么多人迷失在这个问题上,所以问题不一定是好问题,但是问题的背后却反映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太多人对大城市存在着不正常的误解,从普通市民到决策者都被一些流行在中国的观点所绊倒了,反大城市的风力很足,从民间的逃离北上广,到官方的限制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展。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伤害。所以我在这里把中国大城市问题的本质、问题和起因的思考一并写成这篇文章作为答案放在这里,我很高兴有人支持我的观点,我对此非常感谢。
2 .我注意到有人批评我文章缺乏“辩证观点”,我是这样理解的,事物固然具有两面性,但是我们认清两面性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明了的认识到黑白对错,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对有错,那就没法说清,就是捣糨糊了。在此我重申:大城市是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大城市无罪。
3. 在大城市问题上我们都是我们错误观念的受害者,城市管理者制定各种政策限制人的流入,结果就是城市发展停滞到衰退,东莞就是最好的例子。保守的城市发展规划让我们空有世界最广袤的国土,却不得不挤用毕生的积蓄买个鸽子笼生活在里面,忍受着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带来的困扰,并且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户籍的市民用厌恶的心态对待新加入城市的兄弟姐妹,认为他们的到来让城市更糟糕了。没有户籍的市民有些最终不得不离开繁华的都市,他们受到了伤害;留下来的,也不得不忍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失去了应该有的幸福。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我们还没有从我们的误区中醒来,那么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谁会是赢家。
4.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定势是极难改变的,我的这一篇小小的文章本来么有报太多希望,但是有人说颠覆他之前的观念,让他看清楚了一些问题,这让我很欣慰,我觉得哪怕只是积极影响了一个人,这篇文章也是值得的了。我知道这篇文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的思想能改变这个世界,只要有足够的人从错误的城市观念中走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停止支持和实行那些彼此伤害的政策,和睦幸福的居住在我们喜欢的地方,彼此相爱。我祈祷这一天快点到来。
5. 结合chenqin君的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就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政府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 臧大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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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广区:
我明白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想去大城市工作。 大城市生活最丰富,什么都有。大城市教育,医疗等资源最佳。在大城市工作多有面子,薪水也高。这些我都知道。
中国要继续城市化这我不反对,这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必然的结果。但是,城市化千万不要全部聚焦在最大几个城市。这样将导致严重的失衡。
我很赞同中央的长期规划的目标:把城市人口分散在大中小城市。不过要强调,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要自由,自然,不强迫。
户口制度迟早得改革,或者彻底撤销。城市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限于拥有城市户口人口是不可持续的。你在哪个城市工作交税就应该在哪个城市享有福利。如果这样对城市政府负担太大,那福利应该全国化,不按城市分配的。
我要发布预警: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城市。大城市节奏快,竞争激烈,生活费昂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学历,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而不愿意吃苦,还是别去打城市。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日子过得很辛苦。要吗在拥挤的贫民窟租房被当地人小看欺负,要么在偏僻冷清的工业园区每天做千篇一律的枯燥工作。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
中国需要优化她的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激励国民合理分布在国土的各个角落。
我想起来美国。美国和中国一样有几个特大都市区—纽约,洛杉矶,华盛顿,湾区—是全国薪水最高,对时尚年轻人最有吸引力。这些城市各有各的特长(纽约-金融,洛杉矶-影视界,华盛顿-政府,湾区-科技)。但是美国也有很多中小城市很不多。虽然薪水没纽约,湾区高,但由于是生活费也相对低也没必要湾区那么高的薪水。
Madison, Wisconsin
Austin, Texas
Denver, Colorado
Seattle, Washington
Atlanta, Georgia
Houston, Texas
Miami, Florida
Rochester, New York
Minneapolis, Minnesota
Salt Lake City, Utah
Portland, Oregon
Tucson, Arizona
San Diego, Californa
Santa Fe, New Mexico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Kansas City, Missouri
Columbus, Ohio
Ann Arbor, Michigan
在这种中小城市,你可以过很美好的日子。再说,高新的行业有在逐渐分散到这种中小城市。一个软件工程师不用非要在湾区。哪里能连上互联网就哪里生活!
我想看见中国未来几年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已经存在如此的趋势。武汉,长沙,成都,重庆,西安都在往这发展。我想看更多三线(所有省会),四线(所有地级市)也往这发展。
让中国每个城市变得更美丽,安全,绿色,具有经济发展空间。这个需要好的长期规划,好的政策,好的经济激励,好的城市社会和资源分配。
但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规划政策有多么的好,最终确定城市的质量还是市民的素质。现在很多人指出中国大城市有两种人:当地人,和外来(流动)人。前者在此城市有归属感,为城市骄傲,后者只是暂时溜达挣钱,没的归属感,因此不爱这个城市(随便扔垃圾等素质低的行为)。
问题部分是从农村刚来的人,还不懂城市的规则。这个问题目前相对突出,但是随着时间会消失。更关键的是,城市(不管大中小)要让所有居民感觉到归属感和自尊,要让每个居民觉得自己是利害关系人, make every person a stakeholder in the city's success.
五年前的2009年,一场世界金融风暴袭来,东莞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深受重伤,随后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转移浪潮。与之相伴的,是农民工们回乡就业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网络上。
那个传说中的世界工厂,就此衰落了吗?
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东莞流入人口200万,比内陆任何一个城市增加的人口都要多,东莞的制鞋服装厂搬走了,旁边深圳不堪高地价压力的高端制造业又搬过来了,比如华为和大疆创新的新生产基地,都聚集在东莞松山湖周边,这里离深圳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也不过大半个小时的车程,往来交流相当方便。而深圳白领到东莞置业,正在和二十年前的香港人到深圳买房一样,成为新的流行趋势。
以下是最近五年的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情况:
注:数据来自各地政府统计公报或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万人。
如果和中国人口密度图结合,就是以下这个分布:
人口流入呈现三个规律——
第一,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圈。
人口流入超过100万的13个城市,三大都市圈就占了8个,长三角有沪苏,珠三角有广深莞佛,渤海湾有京津。
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常州=流入863万人。
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流入796万人。
渤海湾北京+天津=流入684万人。
流入速度非常凶猛,以这个速度,2020年左右,上海就将拥有3000万人口,北京也将突破2500万人口,天津将拥有1800万人口,广州和深圳将分别突破1500万和1300万人口。
长三角7大城市将合计拥有8000万人口,珠三角4大城市将合计拥有4800万人口,京津合计将拥有4300万人口。
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三大都市圈所拥有的人口数量都将是进入前三名的。
第二,非都市圈人口,流入集中在五大枢纽城市。
流入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只有郑州、成都、重庆、厦门、武汉五大城市不在三大都市圈。
其中的成都、重庆、武汉,这三大城市是近年来GDP快速增长的明星城市,分布在长江中上游的枢纽位置,既是国家规划中成渝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又得益于近年来沿海产业转移的东风,出现在榜单上一点都不意外。
意外的是郑州和厦门。
郑州的GDP不高,经济水平并不瞩目,但是其周边巨大的农业人口数量,和作为省会城市、铁路交通中心所拥有的得天独厚优势,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五年时间里,这座城市吸引了185万人口流入,以这个速度,五年之后就将追上武汉,成为中部第一大城市。
郑州近几年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吸引了富士康落户,光这个工厂招聘的工人就超过了30万,二是李博士发起的郑东新区建设,大手笔的一挥,就划了1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早年间曾经是著名的鬼城,不过现在的入住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说。
另一个是厦门。在一片巨无霸城市中,厦门只能算是袖珍级的。不过近年来,福建经济发展的不错,得益于最高层的亲切关怀,引入了一大堆石油化工厂,湄洲湾和古雷半岛现在都已经是国内排名前列的石化炼油基地了。经济吃了伟哥,自然能够吸引大量人口流入,五年时间厦门人口增长了50%,速度也真可谓惊人。
与人口迅猛流入相伴的,就是近几年来厦门房价的节节攀高了。数据显示,厦门2011年房价只有1.3万元,2015年中已经去到了2.7万元的水平,足足翻了一倍。
第三,其他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入速度缓慢,甚至停滞。
35个主要城市合计流入3778万人,其中前13个大城市就流入了2832万人,后面的22个二线城市,则只流入了946万人,相当于总数的25%。
事实上,这22个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是各省的省会,或者经济中心,那么可以想象,省会以下的三四线城镇,人口的停滞或者流失将不可避免。
我们算一下,2009年中国人口133174万人,2014年人口136782万人,累计增长了3608万人。以上35个一二线城市合计流入人口3778万人,超过了中国的人口增长数。
换言之,在这五年间,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已经进入人口萎缩阶段。
并且进一步观察二线城市中排名最后的,长春、哈尔滨都是属于东北,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常识。
资源价格暴跌,东北经济塌陷,人口大规模流失,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嗯,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逃离吧,找一个更有生机活力的地方去安家。
那么,是否是人口越多的大城市越适合安家呢?
并不完全如此。
35个一二线城市中,流入缓慢的有人口千万级的石家庄和哈尔滨,流入快速的也有中等规模的东莞、佛山、厦门。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都市圈的角度而言,确实是人口越多的大“城市”,越适合生活。
因为在这三大都市圈里,城市与城市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叠加,专业化分工协作,经济效率更高,工作机会也会相应的变得更多。
一个城市总是存在缺陷的,但是一个都市圈,综合了以下所有这些功能,基本上就是无敌了。
金融:北京的银行总部和新三板,上海的证交所,深圳的创业板和香港的金融中心。从经济联系的角度而言,香港和澳门在珠三角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人能够忽略。每次证监会暂停A股的IPO,大堆的民营企业们就会蜂拥去香港上市,由此可见一斑。
科技: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与杭州的阿里,深圳的南山,基本上聚集了中国的所有科技巨头。
交通:北京、上海、广州,是三大航空公司的总部,也是三大铁路枢纽。
物流:天津、上海、宁波、深圳、香港、广州,都是全球排名前列的港口。
媒体:北京的央视和互联网媒体,杭州、南京、上海的三大卫视,深圳QQ和广州微信的朋友圈公众号,已经牢牢控制了我们的眼睛。
文化:北京的先锋话剧、音乐演出、电影,上海杭州横店的古装偶像剧,广州深圳的动漫,香港的电影和流行乐。
教育: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的复旦上交,杭州浙大南京南大,广州中大华工,香港港大科大。香港的教育资源与深圳的科技创新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无人机行业龙头大疆的创始人来自香港科大,就是一个例子。
政治:北京的中央政府,上海的总书记垫脚石,珠三角的五花八门特区地位。
专业服务:各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所、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策划、广告、媒体传播公司都聚集在这里。
另一方面,覆盖越来越密集完善的轨道交通,也将会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舒适便利。
【京津都会圈】
根据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北京地铁将拥有30条线路,总长1050公里;天津将有14条线路,总长513公里。两地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将有1563公里。
【沪宁杭都会圈】
2020年,上海将拥有21条线路,总里程800公里;杭州10条线路,375公里;南京9条线路,300公里;苏州7条线路,282公里;无锡4条线路,105公里;常州4条线路,132公里;宁波5条线路,173公里。七大城市合计2167公里。
【广深都会圈】
2020年,广州将拥有15条线路,总里程558公里;深圳11条线路,434公里;东莞4条线路,218公里;佛山3条线路,155公里。4大城市合计1365公里。
【五大枢纽城市】
成都,2020年将拥有13条地铁线路,总里程500公里;重庆,18条线路,820公里;武汉,17条线路,400公里;郑州,5条线路,167公里;厦门,4条线路,137公里。5大城市合计2024公里。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目前在修建地铁的城市有39个,运营里程2764公里,至2020年规划修建地铁7300公里,合计将拥有10064公里的地铁里程。而三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合计拥有的地铁里程数将达到7119公里,占全国总里程数的70%。
地铁只是一个侧面,在将来,包括教育、文化演出、休闲娱乐、医疗……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和资源都将向这三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集中。工作在都会圈核心,安家在城市郊区房价较低而又有地铁可以通达的地方,周末通过轨道交通出行娱乐,慢慢的将会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到2020年,生活在3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的中国人将达到2.5亿,到2050年,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将达到5亿,而那时候,人口经历萎缩之后的中国,或许将只有10亿人。
相对应的,生活在三线及以下中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将会从目前的11亿,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5亿人左右。
生活在这些地方,你将不得不面对以下情景:
1,农村里的老人去世以后,超过一半的农村将再无人烟,水土恢复,重新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地。
2,学校合并,你的孩子将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
3,人口减少,消费市场萎缩,开个小餐馆、小商店的生意额都将日渐零丁。
4,房价也将不可避免的下跌,你的财富与大都市圈的同龄人差距越来越大。
5,小城镇被撤并,当公务员的名额也要减少。
6,娱乐还是日复一日的打麻将,最终你还是将忍无可忍的选择逃离。
逃离农村,逃离小城镇,涌入大都会圈中安家乐户,你并不孤独。即使只是在大都会边缘的小城镇里,你也能获得更优质的生活质量。
所谓逃离北上广,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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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新闻一则:
环球网1天前中俄边界虎豹数量超载 林业局筹办国家公园
中新社长春10月28日电 (记者李彦国) 记者28日从吉林省林业厅获悉,针对中俄边界地区野生东北虎、豹数量超出承载能力,向吉林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该省相关部门正在开展为期半年的保护行动,为两个极度濒危物种提供安全的迁徙、生存与繁衍环境。
近年来,处于濒危状态的野生东北虎、豹在吉林省正逐步恢复。吉林省林业厅援引中俄两国最新监测数据指,中俄边界区域两国虎、豹生存环境加起来不足0.4万平方公里,但生存着35只野生东北虎、70只东北豹,已超出资源承载力3倍。
吉林省林业厅厅长兰宏良表示,如不尽快为这两个极度濒危的物种提供足够的扩散和繁衍空间,必将出现资源耗尽和种群崩溃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愈发拥挤”的中俄边界也迫使着野生东北虎、豹开辟新的家园,森林生态系统完备的中国吉林省成为它们的目的地。近年来,母虎带幼虎、母豹带幼豹的照片在吉林省多地多次被拍到。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吉林省境内东北虎数量达到27只、豹数量达到42只,虎、豹种群得到快速恢复与增长,并有向内陆扩散的趋势。”兰宏良认为,这是虎、豹重返中国东北腹地、摆脱濒危境地、实现种群恢复的重大机遇期。
然而,保护工作也面临着严峻形势。吉林省林业厅调查指,虎豹活跃频繁的该省东部林区人为活动增加、监管难度增大,个别地方惊扰动物、猎捕动物、食用动物、买卖动物现象有所抬头。
为此,吉林省相关部门发起专项整治行动。这个行动涵盖畅通迁徙通道、猎具清查收缴、动物疫情防控等内容。“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可以有效保护好现有种群及其生物链,扩大东北虎、豹活动空间。”兰宏良说。
目前,中国国家林业局正着手编制东北虎、豹保护工程规划,并着手筹建虎、豹国家公园。吉林省也在与俄罗斯进行野生虎、豹的保护合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