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对着第二条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注看。
一、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村插队,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
二、在主人公安德列、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这两本书,我在高中毕业前初读,曾经把其中的句子写在手心。二十年后再读,仍有经受心灵洗礼之感。托翁真神人也。
……
对着一看,问题就跃然而出了。其中的缘由,无非是这位教授作为一个当年上过山下过乡的现自由派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阶级上升,其阶级感情也从最初的“劳动青年”,变成了现在的“有良心的自由改革派爱国贵族”而已。
所以今天的他当然会认为保尔偏狭。因为保尔作为一个工人子弟,始终怀着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在至死方休的改造世界,与反动力量斗争,这种革命者的精神追求鼓舞过过去的他,却又使现在的他厌恶和恐惧;他也会认同安德烈,皮埃尔和列文,因为后三者作为贵族出身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其精神中的迷茫痛苦和贾探春式的社会改造实践,既能让他保有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又能让他享受指导和拯救贱民的道德愉悦,对应他此刻心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情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里有毛病的其实不是钢炼,而恰恰是在对保尔的批判中无意暴露了自身的思想已堕落如斯的吴教授本人。
主要是吴老师对东正教和俄罗斯不太了解,带着一个中国人的条条框框去评判钢炼和自己的童年,属于自我背叛。
如果托尔斯泰认识保尔,肯定会把保尔当成偶像来跪拜的。老托晚年圣病发作,决定抛弃自己毫无道德的贵族生活,去寂静地死去,就是觉悟了,发现了自己作为寄生虫的一生基本毫无价值。这是一个东正教圣徒最终的清醒。
另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比老托更牛逼了,不但知道毛熊药丸,还知道药丸之后会更难看。
而保尔是什么形象呢?保尔恰恰就是东正教世界最重要的圣愚形象,一身臭汗,为世界贡献了一切,不要名利,死在一个小屋子里,这种人,在东正教世界观里,是最高尚的,受难越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越多,就越神圣,所以保尔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英。
当然,东正教的受难分子只是俄罗斯社会的脊梁,问题是,一个社会怎么能只有脊梁呢?这些圣愚贡献出来的财富,一定要被最邪恶的另一伙人占有,这样的社会才稳定嘛。
至于这最邪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钢炼里那位从沙俄过度过来的旧军官了,窃据了革命果实,高高在上。
钢炼只是从东正教和共产主义的角度证明,这种人活的毫无价值而已,但是你要没有宗教背景和清教徒鸦片,自然觉得保尔一条道走到黑,流血流汗,刚愎自用,还啥都没捞到。
你看,这就是以己度人了嘛,人家保尔爽着呢,受难越多,流血越多,待遇越不公正,就越爽,每天多巴胺分泌爆棚,过上了精神贵族的生活。
其实吧,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东正教哲学的胜利啊,上帝之城不可能在人间建立,圣徒就应该受苦,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在远东奉献一切后被狗熊吃掉,作恶多端的人就应该享受荣华富贵,然后在末日审判时被清零嘛。
另外,所谓年轻时期如何如何没良心,老的时候如何如何没脑袋之类的屁话就不要再说了。合着良心和智商不能兼容一样,无非是你脑容量太低,讲良心就会降低智商,讲智商就会无恶不作,但这并不适合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