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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地位很高?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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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也有对李鸿章评价低的,只是被选择性失忆给遗漏掉了,评价高的基本都是政府首脑和元首出于官方礼节需要而大赞唱歌,外交层面赞美夸奖他人,表面说辞一套,背后说辞一套,利益使然而已。与李鸿章类似处境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从出任苏联首脑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政治圈的评价都很高,西方国家从来不吝惜用华丽的词藻来赞美他,在苏联即将崩盘的前夕,老戈获得了政治圈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德国人不遗余力赞美他,是因为淮军的枪炮和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尤其是吞金巨兽定远、镇远两舰的舰炮都是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大清国库里的银子是克虏伯家族的重要财源,克虏伯家族是俾斯麦和德国的重要财源,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金主。

美国赞美他是因为作为迟到的帝国主义赶不上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末班车,在远东投放能力有限,于是只能采取迂回战略,从商业、经济与教育入手,在中国积极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因此需要清廷重臣的支持,尤其是东南沿海富庶省份汉族官僚集团的支持,因此其代表人物李鸿章自然要积极拉拢。

俄国赞美李鸿章,是因为在中亚和远东分别与英国与日本进行战略对抗。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远东一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北上扩张势头势必与俄国南下扩张势头相撞,严重妨碍了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联合中国制衡日本成为俄国的首要选择。因此才有了李鸿章与维特震动一时的《中俄密约》和《满洲条约》。

日本赞美他,是因为作为晚清为数不多懂外交的权臣,且是汉族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他的存在可以很好的方便与清廷沟通,在利益得不到满足和执行时,李鸿章是个很好的担保,所以夸他明大势,懂大局。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做官和处事上深得其真传,但李鸿章所作所为却比不上他老师曾国藩,也比不上左宗棠。李年少时的梦想就是“三千里外欲封侯”,曾国藩曾经不客气的评价李鸿章一心只想升官,出人头地,做人做官太功利。他办洋务,兴教育,练海军,建工厂,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使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清朝的统治,只有清朝的延续才能保证自己位极人臣,出将入相,名留青史,他也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被举国痛斥为汉奸,这实际上是误解他了,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是卖国的话,那当时全民腐败的晚清又有谁不是卖国呢?他本就是清朝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李家的荣耀与权势与清朝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东南互保时他始终也没有想过取代清廷。甲午战后的舆论说李鸿章卖国是偏颇和不负责的。但舆论猛烈抨击李鸿章误国是完全实至名归,不可原谅。

第一个误国是尾大不掉。1864年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被遣散,但淮军被保存了下来。淮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产,其上到高级将官下到基层营官基本都是合肥人,士兵都是同乡同村,淮军只听命于老板李鸿章,只对李家一人负责,是非常典型的私家军队,是日后中国军阀的鼻祖,兵归将有,将领只对统帅负责而不对朝廷负责。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一支保家卫国的军队,士兵当兵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地盘,军官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样的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却是李鸿章跟皇帝和慈禧博弈的本钱。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标志着湘淮汉族官僚集团的全面崛起于国内政治舞台,湘系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曾死后众望所归是左宗棠。淮系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大哥李翰章是湖广总督,兄弟两个汉人同任实权总督,是清朝建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清政府对南方的已经失去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彻底形成。在内战中结成友谊的南方督抚大员们大都是同乡、同宗、同期、战友加姻亲,门生旧部遍布整个官场,后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正是李鸿章一手从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了这个关系网,打造了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慈禧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试图敲打尾大不掉的湘淮官僚集团,结果遭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反制。而在中国中央皇朝的集权体制下,如果外重内轻的格局一旦形成,中央没有权威,那么就离王朝灭亡的死期不远了,“东南互保”就是他们官场生涯的巅峰之作(彻头彻尾的叛逆)。

李鸿章误国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关键时刻就变成了废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员的首要标准不是看才学和品德,而是看关系和金钱。时人借此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小说《官场现形记》对腐败透顶的晚清官场有细致而深入的描写。以当时组建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其次才是为了国家海防。北洋海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人海军,绝对禁止外人掌控,没有选择才德兼备有留学背景的邓世昌,也没有选择其他科班出身的海军将领,而是选择忠心的家臣丁汝昌,丁汝昌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海军经历,完全就是个旧式军官,他的任务是忠实执行老板的命令,整个甲午海战中他犯的致命性错误太多,但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听从李鸿章的遥控指挥,自己没有一点主见,执行避战保船的策略,最终把自己和北洋海军葬送了。还有北洋海军的各大机关,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把持,这批人是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北洋舰队的军械后勤主管天津军装局总办张士衍是李鸿章的外甥,幕后实权人物是李经方,这两人的表现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人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鸿章第三个误国的地方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官场上的权谋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但实践证明他自己却被列强狠狠地摆了无数道。第一是与左宗棠争论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李就建议放弃新疆,遭到了左的强烈反对,左西征后,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芥蒂,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最担心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军费来源和来自朝堂上的冷箭。1885年中法战争,他在旗开得胜的时候与强弩之末的法国求和,导致了中国虽胜尤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甲午战后,为了制衡日本,便引“熊”入室,与俄国结盟,希望得到俄国的庇护,被尼古拉二世利用,加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日俄之间围绕东北、朝鲜问题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反而加剧了日本对华扩张和野心。1896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李鸿章作为代表参加加冕仪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决心“武力帮助中国”,和盘托出了酝酿已久的铁路计划,由俄国构筑满、蒙北部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李鸿章发回密电“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陆,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李极力促成此事,最终说服了最高层,这便是《中俄秘约》铁路由俄国道胜银行修建、经营,成立中东铁路公司,但实际上却被俄国单方面控制,铁路所到之处都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借此控制了大连、旅顺,辽东半岛落入俄国熊掌,随后俄国将其改为“关东省”,东北成为俄国人的国中之国。(谁都知道铁路是个好东西,但得看它控制在谁手里)此事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剧烈反对,因为此事是他全程力排众议一手决策和亲自操办。狡猾的俄国外条约签订后背信弃义,不久又与德国相互唱双簧,德国从清朝手中拿走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和大连。


李鸿章在今天的中国早已被某些人刻意的神化,更是有些书籍将他捧上了神坛,某百科甚至将他说成是“十九世纪三大伟人”,不知俾斯麦和格兰特九泉之下做何感想。李鸿章是一个官场干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言,自己不过是个“糊裱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修补清政府这艘四处漏风的屋。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推到房子的念头,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这所房子的存在,他既没有能力推到这所房子,也没有能力再重建房子,明明知道这所房子会倒塌,却又不得不痛苦的接受现实。从他所接受的传统精英教育来看,让清朝在自己手中灭亡无异于是一种屈辱——成为“亡国之臣”。当把他睁眼看世界,以实际行动兴办洋务,举办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很多事情虽然他也身不由己,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当代一些人主动给他“洗涮”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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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评论功过,只是指出一个事实:

清军在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战争中表现出的战斗力,是亚非拉下限。

被奥斯曼,印度土邦,祖鲁,阿富汗,马赫迪,埃塞俄比亚爆的连渣渣都不剩。弱鸡程度直逼阿兹特克和印加。

最后清点的时候惊奇的发现,中国保住的利益,是亚非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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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大人说他就是一个裱糊匠,一生糊了座纸房子。外国人评价高,是因为他们看到还算是栋房子,房子里好歹有个管家,管家好歹还能沟通,不像房子的主人发了疯向全世界宣战。而我们自己人呢,看到的全是裱糊的纸,四面漏风,住在里面饥寒交迫,干脆一把火烧了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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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外国能人为自己国家创造利益的时候(无论是他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都会得到受益者的好评。

我们对撒切尔评价也比较高,因为媒体需要高评价他来衬托自己国家的伟人,或者伟大的时代。

日本此时归还钓鱼岛,日后我们对安倍的历史评价也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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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因为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清政府中少有的,可以在近代外交框架下,进行正常外交谈判的高级官员。

甚至在早期的外交谈判中,李鸿章还是少有的能够在跟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谈判中不落下风,甚至占点小便宜的高级官员。

那时候的国际社会,成王败寇,丛林法则,你在一帮窝囊废里算是比较能打的,别人自然就会高看你一眼。

而外国人高看李鸿章的起点,就是「天津教案」。在曾国藩的前期外交斡旋基本失败的情况下,李鸿章中途接手,凭借着处理天津教案所得到的极大认可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认可。

事情还要从 1870 年(同治九年)6 月 21 日下午说起。

当天下午,一位身穿法国领事馆制服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冲进了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内。

顾不得浑身血迹和凌乱的衣衫,他一把抓住英国电报员,要求立刻向法国巴黎发出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天津爆发教案!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均在焚烧中!法国驻津领事及神父、修女均被杀死!

当这个消息辗转千里,到达巴黎那一刻,整个欧洲的目光,突然一致投向了天津这个并不陌生的远东城市:

当时,法国跟普鲁士近 80 万大军正在欧洲腹地对峙,普法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天津教案无疑给了正在选边下注的欧洲诸强,一个窥探法国虚实的绝佳窗口。

在列强的灼灼目光之下,法国拿破仑三世立即强硬地宣布:

将调集军舰前往天津、烟台等地向清政府施压,同时,委任法国公使罗书亚为全权代表,处理此事。

罗书亚为了向对峙中的普鲁士表示「法兰西同盟」的牢不可破,一口气邀请了法、美、英、俄等七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

要求清廷必须在 15 日之内派「一等权臣」来天津商讨赔偿事宜,否则法国将立即从欧洲调兵,将天津化为焦土。

一场影响到中法两国甚至整个远东未来三十年走向的外交纷争,大幕就此徐徐展开。

1

「天津教案」本身,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一起典型的「谣言传播引发的重大社会舆情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继续占领着天津已经三年之久,这段时间里,法国还强占了望海楼做领事馆,又在领事馆旁边建造了圣母胜后堂,作为在北方传播天主教的主要基地。

侵略者与天津人民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尽管法国天主教堂做出了一些诸如救济灾民、收养弃婴的行为,但在天津当地群众看来,法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包藏祸心。

到了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天津瘟疫流传,法国教堂里收养的中国弃婴,也出现了大量死亡的情况。

婴儿尸体被教堂漫不经心地直接扔进了乱坟岗,等到当地居民发现时,很多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咬得残缺不全。

好巧不巧,就在婴儿尸体陆续被周围群众发现的那几天,天津静海知县刘杰,破获了一起人贩子「迷拐儿童」的恶性案件。

在严刑拷打之下,其中一名被逮捕的人贩武兰珍,当堂供述,自己也曾把迷拐来的儿童卖给过天主教堂。

瘟疫之下,天津街头本来就人心惶惶,这名人贩的供述,顿时让大家把教堂抛尸跟人贩迷拐儿童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洋教堂里的神父跟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中国儿童,到教堂后就把孩子挖眼剖心来制药。」

这种已经在天津街头暗地流传了很久的市井传闻,似乎一下被证实了。

群情激奋之下,上万群众自发聚集起来,跟随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押着人贩子武兰珍去天主教堂指认现场。

听到民众在教堂门前聚集的消息后,三省通商大臣崇厚急忙赶去准备劝解。

但等他赶到时,只见在天津市面上横着走了四五年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早已荷枪实弹冲到了教堂门前。

丰大业对着领头的静海知县刘杰迎头就是两枪,站在刘杰身边的一名静海县衙役当场饮弹身亡。

刚见面就开枪?你这是年轻气盛啊!

本来就怒火中烧的天津群众一点没惯着,一拥而上,当场就乱拳打死了丰大业。

紧接着冲进教堂,又陆续打死了包括教堂神父、修女、领事馆职员在内的 17 名法国人和 3 名俄国人,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领事馆等法方建筑。

还误毁了周边的英国跟美国建筑,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2

事件爆发后,派谁去处理,成了留给慈禧太后的一个问题。

当时,中国政坛刚刚新开了一桌麻将。

正在「坐庄」的慈禧太后,此时要盯死的「上家」,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要看住的「下家」,则是以恭亲王奕忻为首的「洋务派」势力。

按理说,曾国藩的湘军刚刚帮助清政府剿灭了天平天国运动,恭亲王奕忻更是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的最大功臣,两人对慈禧太后来说,都是功勋赫赫忠心耿耿。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湘军势力在江南迅速崛起,奕忻掌管的总理衙门权力也在不断膨胀,已经开始让慈禧有了隐隐的防范与不安。

恰在此时发生的「天津教案」,无疑给了慈禧这位天生的政治家拨弄权柄的绝佳契机。

于是明明是在洋务派的大本营天津发生的外交事件,明明恭亲王的铁杆嫡系崇厚就是天津教案的当事人,慈禧太后却特意指派因病在保定休养的曾国藩为全权代表,去天津跟法国进行谈判。

能上晚清政坛这个麻将桌的,没一个蠢人。

曾国藩虽然已经病得都快半身不遂了,却在第一时间就看穿了慈禧太后这招「驱虎吞狼」之计。

官大一级压死人,天津不能不去,他却立刻提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此时就在天津,熟悉情况,应该以崇厚为谈判正使,自己辅助就可以了。

为了催促曾国藩尽快动身,慈禧太后显得非常从善如流,马上给了曾国藩一道内廷明旨:

「着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究根,秉公办理」。

也就是说,两人虽然同级,但是崇厚是主办,曾国藩是帮办。

拿到这个「不背锅证」之后,曾国藩立即开始风尘仆仆往天津赶。

可等他终于赶到天津时,吏部的官员早已等候多时,连轿子都没让曾国藩下,劈头又给了他一道圣旨:

「崇厚身在天津却不能阻止天津教案发生,有负天恩,给予降级留任处罚。」

这道圣旨一下,本来官阶相等的两人,立刻有了上下级关系。

作为上级的曾国藩,自然不能在下级崇厚的领导下「会办」,于是曾国藩莫名其妙又成了全权负责的「总办」。

透过那道轻飘飘的圣旨,曾国藩似乎都能看到慈禧太后阴冷的笑:想跟我玩心眼,门都没有!

立足未稳就先被自己人摆了一道,生性谨慎的曾国藩处理起教案来,只能是更加小心谨慎。

到任天津后,他根本就没心思搭理满腔怒火的法国代表罗书亚,而是专心致志地琢磨起「案情」来。

3

就是这么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外交事件,曾国藩却煞有介事地带着中方人员,足足调查了大半个月。

今天在教堂的食堂里发现了一个腌洋葱的瓮,看看里面被剖开的洋葱乍一看就像小孩眼睛,觉得民众可能是因此而被误导。

明天又说教堂用来掩埋尸体的棺材,经常一具棺材里有两三具尸体,确有可疑之处。

前前后后传唤了一百多名人证,只要有一点新的证物证言,就立刻不辞繁琐地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并且传遍全国督抚征求意见。

但就是迟迟不对这起外交事件下结论,也始终对法国代表避而不见。

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曾国藩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所谓「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

这一套办法,在曾国藩之前处理「洋务」时曾经屡屡奏效,冗长繁琐的清代官场套路,经常会搅得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晕头转向。

但是天津教案实在太过特殊。

对法国来说,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在将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作为衡量法国国力的风向标,他们是一定要强硬到底且速战速决的。

对慈禧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国内两个最大的政治集团正面厮杀,绝不能这样任由曾国藩含含糊糊地混过去。

到最后,就连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远在千里之外都看出了事情不对。

李鸿章写信提醒曾国藩,天津教案的涉事各方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先消磨对方耐心,然后再随便找几个替死鬼顶罪的老办法肯定行不通,不如「略用痞子手段」,主动出击更有利。

这番言论,自然遭到了理学大师曾国藩的斥责: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一番话吓得李鸿章赶紧回信认错,说前面提及的痞子手段,是在尽情尽礼之后,洋人依旧「无理相干」的最后手段,等闲并不轻用。

这边训斥李鸿章倒是得心应手,但是已经等得怒火中烧的法国人,已经不想再给曾国藩时间了。

这一年 7 月 18 日,法国代表罗书亚主动找到曾国藩,正式提出了法国的要求:

天津教案清政府最终赔偿给法方的白银必须过百万,要处死的中国人必须过百人,且「组织煽动民众围攻教堂」的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等五名政府官员,必须在死刑名单里。

就在罗书亚主动找上门来的前一天,把曾国藩坑到天津后就全程掉线的慈禧太后,也终于上线。

她在曾国藩每天写日记般的奏折中明确批示:

「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

两大势力在几乎同一天都主动进行了表态,在曾国藩看来,这是自己的羁縻拖延政策赫然见效啊!

细加揣摩,曾国藩更是惊喜地发现,慈禧跟罗书亚的底牌花色似乎差不多,都是要严惩围攻教堂的「凶手」,抚慰遭受「侵害」的洋人。

虽然在要价上法国有点离谱,但是外交谈判不就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吗?

后续的谈判中把法国人的要价压下去一点,说服慈禧把赔偿条件抬高一点,这事不就妥了?

自从到了天津后就一直「于理势牴牾中踯躅而行」的曾国藩,仿佛一下看到了能够全身而退的曙光,激动之下,连夜起草了一份《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上报朝廷。

在这份有关天津教案的第一份「调研报告」中,曾国藩把清朝官场上「和稀泥」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认定法国教堂「采生配药,全系谣传」,一方面又认为天主教堂疫病期间死人过多,「津民猜疑,事出有因」。

最后各方折中,定了个「一命抵一命」的处理意见:

对参与「天津教案」的民众处斩 20 人,军流 29 人,同时赔偿法方白银五十万两,派专使赴法赔礼道歉。

这一份奏折,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自认为写得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没想到更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居然提前数百年就已经掌握了如何诱导舆论,炮制「网络谣言」的精髓。

在一番表态终于诱出了曾国藩的表态后,慈禧立刻开启「人肉转帖」模式,命令内阁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印发全国各级官员。

但是在「转帖」过程中,她却来了个彻头彻尾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民众辩护的「几处致疑」,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法国教堂「洗地」的段落,以及要处斩民众、向法方赔款、道歉等处理意见。

果然,这份被处理过的奏折一经公布,朝野内外顿时大哗。

曾国藩在文中为法方辩解的语句,直接被认为是「有洋无民」的卖国之词。

京城内曾国藩题词的匾额被愤怒的民众全部砸毁,曾国藩湖南老家的乡绅将他的名字移出宗祠,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甚至有人乘夜在他家门前贴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经的「中兴名臣」,顿时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纵使是理学大师曾国藩,面对这铺天盖地而来的「网暴」,也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将处理方案改为「正法 15 人,军流 4 人,徙罪 17 人」。

但如此一改,法国人又不干了,洛书亚不依不饶地坚持,要让中国人「十命抵一命」,并且天津提督、天津知府跟静海知县等清政府官员都要处斩,否则绝不同意任何方案。

小心谨慎了大半辈子的曾国藩,彻底被中法双方汹涌的「民意」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束手无策之下,他方才回想起李鸿章当初「不能轻以一死塞责」的提醒,立即急电这位看上去比自己更擅长处理洋务的学生来收拾残局。

1870 年 9 月 18 日,李鸿章星夜兼程,赶到天津署理直隶总督(即代理直隶总督),专办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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