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后，如果没有于谦历史会怎样改变？ 第1页

土木堡之变损失最大之处，其实还不在于损失多少兵员、战将、物资，而是整个政府中枢近乎被直接斩首、一网打尽了。

【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明实录》

于谦于少保挺身而出，在明军主力精锐尽丧时，收集一群败将溃兵，在四方支援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
这并非因为他如何用兵如神，而是他有足够的组织才能与意志力，让被一扫而空的明朝中枢能够迅速吸收新血重建，重新正常运转，类似于一时休克的大脑回复供血。
是以，于少保实为大明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令金瓯无缺，直接拯救了山西河北上百万百姓的性命。

若无于谦力阻，则大明南迁之议便成定局，京师百姓，祖宗陵寝，俱都丢给了瓦剌人，就算日后得以收复，于国力、国威损失之大，亦皆难以估量。

土木堡之变后，按孙太后最早的本意，是国乱当立长君，想立英宗的叔父襄王朱瞻墡为帝。因为他是仁宗朱高炽的嫡五子，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在近支亲王里年龄最长，血统既正，素有贤名。

如果没有于谦劝说其立郕王朱祁钰的话，此事可能成真。 毕竟一个年轻皇帝刚闯下大祸当了俘虏，文武百官不可能对另一个更年轻且没有政务经验与魄力的人有信心。

而作为皇室长辈，襄王当时上书，是请立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请郕王朱祁钰监国。之后一封上书，又请立朱见深为帝。既显出他为国忘私的公心，可称老成谋国之见。

而于谦尽快立朱祁钰的主张，救急不救缓，迅速稳定了人心，可惜也给日后的朱祁镇、朱祁钰两人相争的悲剧埋下伏笔。

英宗北狩，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不果召。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书至，景帝立数日矣。英宗还京师，居南内，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

如果历史上没有于谦存在，襄王从藩地襄阳府赶到北京城，不免缓不应急。乱成一团糟的百官很可能真的让南迁实行了。 然后瓦剌进入空虚的北京城，扶植英宗朱祁镇为傀儡皇帝。
而南京的明政府则立襁褓中的朱见深为帝，由襄王朱瞻墡来监国。 在这样的局面下，各地藩王亦可心服，不至于有藩镇割据之事。
至于代宗朱祁钰其人，历史证明了他若非于谦支持的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与魄力，原本亦无多大野心。只是在大臣的坚持推戴下，他亦无力抗拒。如非恰逢其会，皇位也根本落不到他头上。其实以一个藩王身份终老，对代宗自己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英宗多半是不会被放回来了。 因为历史上也先放回他的目的就是挑动兄弟相争，而父子之间、特别是和一个年幼的孩子去如何争权？
毕竟英宗一回归便可名正言顺以太上皇名义给自己儿子训政，除了少个皇帝名号还是实际皇帝，完全不符合瓦剌的利益。 这种情况下，英宗大概会学了宋徽宗，在沙漠放一辈子羊，死后棺木运回。

然后明朝大约多损失上百万军民百姓，在各地勤王之师协助下，历时数年、十几年，把瓦剌赶出长城外，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瓦剌的弱点是他们本部的人口与兵力实在太少了，远不能与铁木真或忽必烈时代相提并论，并不足以入主中原或者割据半壁江山。（土木堡之战，瓦剌军人数有争议，大约3万至6万。）
宪宗成化帝提前十多年继位，之后的历史参照本位面继续。

没有于少保，大明当不至于灭亡，但国都的丢失、上百万大明子民的性命，由此带来的巨大国力损失，是不可能如后世人当做谈资，说得轻描淡写的。

我有个经验，凡是历史上公认是大忠臣的，别想着去翻案。一定是大忠臣。

古往今来，那么多万里挑一的读书人都没挑出毛病。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另外，历史上常有一种现象，有的人带兵，就是能赢。不管对手是谁。也不管他是什么年纪。只要他还能坐镇中军。就没人能赢他。不服不行。你上你也输。

@秋原 这位仁兄，讨论是讨论，禁止回复还删评做什么？怪不得评论区画风清奇。

评论区那位july先生：本人去过于谦系列景点不止一次，谁说去了于谦墓必须跪的？找出ID，我替你对线！我这躬都不鞠的，也没见被鄙视嫌弃啊。

四更。这回说个佐证：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的地位问题。

一，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景帝加封于谦为太子少保，其时文臣中只有老臣胡漠和王直有保傅衔，分别是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所以于谦加封少保以后，举朝文臣无有能与之抗礼者,再加上“总督军务”一衔职在提督京城周边各营军马，于谦当时的政治军事地位极高。

二，就要不要接英宗回来，于谦一言定基：天位已定，宁复有它，顾理当速迎耳。景帝的回答是：从汝，从汝。

三，于谦有痰疾，金濂也有痰疾。景帝为于谦伐竹取沥，一时美谈。金濂正史里没提到有痰疾的事；景帝吩咐造干货（干鱼干菜），于谦进言，一言即止。

四，景泰朝用人，景帝必先秘访谦，徐有贞也是托人找关系请于谦举荐。

五，景帝为易储费了大心思。其中重要一件事就是打压于谦权势。

在易储前，针对掌握兵部尤其是京营统制权的于谦,景帝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来限制于谦权力。

一是升藩邸旧臣仪铭(1382- -1454) 为兵部尚书，制衡于谦权力……

二是试图利用内阁陈循等文臣的力量限制于谦的权力。景泰二年十二月,翰林学士陈循、高穀亦加衔“少保”。这样，于谦“少保”头衔就不再为其所独有，北京保卫战以来于谦在文臣中无有抗礼者之地位被打破……

三是利用宦官提督京营分散于谦的军事权力。于谦对景帝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其北京保卫战后所加总督军武之职，此职被赋予提督京城周边各营兵马的职权，尤其是国家精锐武装京营的统制权……

景帝费了这么多心思打压于谦，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不过是因为于谦权柄煊赫且威望深远罢了。

而于谦的权柄与威望，若非来自于北京保卫战胜利的威望与功绩，难道是来自他那张好得罪人的嘴么？

莫非满朝都是于谦粉，愿意捧着他么？

三更。此次主要针对北京保卫战十月中旬才开始的原因。

@秋原 仁兄关于孙后的评说是很正确的，孙后私利当头，不顾大局是真，但说也先并无南下深入、攻占中原的野心，这事值得商榷。以秋原兄最爱的《明实录》为例：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明实录》载，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这条还是摘自《明帝国边防史》。郭登就是与英宗有姻亲的那位。（朕与郭登有姻亲）

也先也并非是逗留一月导致十月初一方才决定去北京。这一月时间正是也先携英宗大帝叫门的时候——叫门可图财，也可为克城。

土木堡之战结束了，但明帝国和蒙古人之间的交锋还远未结束。（八月）十七日，瓦剌军簇拥着明英宗来到宣府镇城，以期克城或者攫取巨额利益。但也先没想到的是，瓦剌派人到宣府西城角答话时，却受到了城头上明军火器的“热烈欢迎”，使者根本无法靠近。此后，瓦剌转而到达宣府镇城南门。

……
也先从西城角转到南门，讲和而不攻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手中有明英宗这张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了宣府镇城西和城南有河流流过，不利于攻城和布阵，此时明军准备充分，若瓦剌军强行攻城，将会损失巨大。
……
八月二十日，瓦剌到达大同东塘坡上，明英宗写信送入城中。二十一日，明英宗派遣忠勇伯到城下，但是大同守军依然不信。最后，明英宗只能让袁彬骑马来到城下。
最后，明英宗只能让袁彬骑马来到城下。袁彬以头触门大叫，并以驾牌为信，才被明军接入城中，并入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等人。守将一番讨论后，刘安出城面见明英宗，恸哭而返。既然守军确认了明英宗确实在也先营中，便无法像宣府镇一样打发瓦剌走人。于是大同只得奉明英宗圣旨，取银一万五千两，送给了也先。
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在九月二十八日再次带着明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当时郭登命令部下在城上悄悄放下月城闸板，打算率壮士突袭，迅速将明英宗救回，但是此举被也先察觉。于是也先又转到南门，让大同城中的首脑出城面圣，但是大同城并没有同意，只是向被俘的皇帝献了羊酒等物，也先见大同守军亦是软硬不吃，再也捞不到什么，遂往紫荆关而去。

为什么朱祁镇最大的黑点是叫门？

——也先太师仅仅是为了几万两银子而“逗留”么？

以我个人之见，也先早期可能并无攻占北京的野心，但遇着朱祁镇这么个主，再联想徽钦故事，我相信也先太师还是想要试一试的。何况十月中旬开战的北京保卫战并不意味着时间充足——

也先自紫荆关前往北京，紫荆关之所以可以撑到十月九日，已经是景帝于谦调兵遣将、将士拼命死守的结果了。这几日是血肉长城换来的，不是也先路上逗留的。（下文有引用资料，此处不再重复）

且，于谦对北京保卫战调兵遣将的动员，是在十月八日完成的——

换言之，若是紫荆关没能坚守住，京师必然陷入危难之中。

因此以北京保卫战与土木堡之变的时间差来佐证也先并不想南下，实属谬论。

二更

看看土木堡之变与北京保卫战的敌我情况与战机咯。以下所有资料均出自《明帝国边防史》。

1.关于明蒙军士对比。

明：随英宗亲征之军不会超过十六万，大概在十五万左右；

蒙：《否泰录》记载两万，广被引用；书籍考证，土木堡之变时期瓦剌总兵力在十三万左右。

北京保卫战时期，早期也先、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各率三万，后期也先部有九万人。八月土木堡之变时期，脱脱不花二次入寇辽东，未参与土木堡事宜。

参与土木堡之战的瓦剌军士人数要多于北京保卫战时期。

书籍总结：

因此，本质上，土木堡之变就是瓦剌方面集中优势的十三万瓦剌铁骑，向轻敌冒进然后错误分兵，最后仅剩十三万的明军步兵发动的，如泰山压顶般的合围歼灭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军输得不算冤。

2.关于北方边防。这关系到战败的责任划分，更关系到某些人口中不败的大明和土木堡战败之巧。

关于宣府：

明朝建国七十余年，后来号称“九边重镇”的宣府镇城才进行包砖，宣府镇的其他城堡可想而知。可见宣府地区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事实上，宣府镇的其他军堡，甚至整个北方边界的所有堡垒，建设和包砖基本都在土木堡之后，是在景泰时期到明朝灭亡的二百多年间逐渐完善的。当时宣府镇的建设正处于摸索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城防和军镇空间分布是“畸形”的，不完善的。
当时除宣府镇是超大型城池外，其他边堡都是小型城堡。
……
明初宣府镇乃至整个北方边镇军堡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建设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明军在宣府地区对故元及鞑靼、瓦剌、兀良哈部的战争过于顺利。
总之，大城堡太大，小城堡太小，中间也没有墩台、关隘和边墙等军事纽扣连接，是当时宣府镇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关于长城：

要注意，这是嘉靖中期明朝大规模修筑北方边镇塞垣后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土木堡之战前，明朝在宣府镇修筑的边墙长度只有一百余里。要知道宣府地区的边墙修筑完成以后，总长度达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五余里，折算为今天的单位大概有940公里。也就是说，土木堡之战前，明朝的边墙长度仅为嘉靖时期的十八分之一，而且这些边墙还是断断续续的塞垣。

连当时的人都感觉这样的边墙有还不如没有。正统元年，总兵官谭广甚至上疏请求改筑边墙为筑墩。给事中朱纯还请求修筑塞垣，然而谭广并不同意，他认为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的五百五十余里，地形十分险要，工作甚难，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不如增加墩台以备战守。最终的结果是，明朝仅增加了赤城等地的烟墩二十二座。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在土木堡之战前，明朝根本没有连成一体、长度可观的边墙。同时，由于疏于修建，当时构成长城军事体系的墩台、关隘和边墙无法有效互补。宣府镇就在这种基本无有效墩台、基本无坚固关隘、基本无一体边墙的“三无”状态下迎来了土木堡之战的巨变。

对军事体系和建设的评价：

可以说，明帝国对这些军事体系的建设，建立于蒙古部族对宣府的袭扰仅仅只是“游骑”的基础之上。以当时蒙古部袭扰的“常例”来看，明朝的任何一个关隘、墩台、城堡，都完全有能力对付。但是这种治安性的防御布置根本无法抵御大规模的骑兵入侵。这种防御布置仅仅依赖于一个或两个大坚城，而忽视了坚城和小城堡的互动与军事联系。如果缺少墩台、关隘和边墙这些纽带，一旦有警，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小城堡就只能各自为战。大城太大，小城又太小，之间几乎没有有效可靠的纽带作为输入点。如果说在“游骑常规性的袭扰”中尚能自卫的话，一旦遇到大规模入犯，缺乏军事互动的大小城堡就无法做到强有力的抵抗，最终难逃被击破的命运。综上所述，宣府虽然号称统一的边镇，但是大小城堡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军镇体系。

3.土木堡之变的具体情况。

战败原因：我方轻敌冒进与对方有高达。

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皇帝并没有采纳，而是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但书籍表示，取道紫荆关，或取道居庸关，或直接留那，都是死路。

那么为什么明英宗执意不从紫荆关回师呢？一方面，也先和阿剌知院的主力全部在亲征军进军和回师的路线上，明英宗很可能仍在寻求和瓦剌的决战。毕竟对于这个年轻的皇帝而言，在朝臣激烈反对亲征的情况下，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无疑是对反对者最好的回击。另一方面，自蔚州入紫荆关回师，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虽然土木堡之战以后，论者多将明军战败的原因归罪到明军自居庸关回师这一错误决定上——因为根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大同地区的地图来看，当时大同至蔚州城途中有聚落城、许家庄堡、广灵城、顺圣川东城、灵丘城、浑源城等多个城堡可以作庇护——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做选择题，A选择错误，不等于B选择正确。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以后才逐渐筑成的，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如果不选A也不选B，留在大同，又是否可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明英宗东行回师后不久，大同就遭到了也先的毁灭性打击，大同城几乎被攻破。在也先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大同城门日夜紧闭，军士多战死，存活下来的也全部伤残。大同守将郭登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亲自慰问伤者，为伤兵敷药。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战事都非常消极，甚至有人委婉地向郭登表达了开城投降也先的想法。郭登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发誓将与大同城共存亡，如果城破，我也不会让诸君独死，到时我将会自裁以谢国恩！”
……
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将近二十万军队以及大量随行人员，又是一个“后勤黑洞”。届时，如果瓦剌围困大同，巨大的后勤压力将压垮亲征军，汉初“白登之围”和始光元年北魏皇帝被柔然围困的悲剧必将再次上演。

4.关于杨洪为何不前去支援。这是某些文官阴谋论拥趸口中的铁证。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家站距离宣府镇城非常近，而鹞儿岭离宣府镇城更近。那么为何也先大军能如此嚣张地率军深入宣府镇腹地？莫非真的是杨洪被吓破了胆，以至于“惊惶无措，闭门不出”？又或者他与瓦剌有什么暗中交易？

其实，土木堡之战期间，杨洪眼见也先发大兵南下而不驰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被蒙古人称呼为“杨王”的猛将，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计无所出的庸人。他也没有跟瓦剌暗中勾结。他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宣府镇城太大，军士又太少。也先大军来袭时，作为中枢的宣府镇城根本无法对其他地方进行支援。

宣府镇城周二十四里，换算成现在的单位，约为12864米。而宣府镇城当时的军士有多少呢？根据杨洪刚上任时候的奏疏，可以发现此时的镇城军士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也就是说，如果平铺到整个城墙，平均近一米才有一名明军。此外，宣府镇城附属的各种防御工事中还需要大量驻军。杨洪手头的这一万多人中还多有老弱残疾、不堪操练者，再算上操纵火器、使用大型城防武器以及后勤之类的人员，城墙上军士密度当远小于近一米一个。

当时宣府镇既然能侦察到也先自亲征军后路来袭，那么必然掌握有也先部队的一些情况。根据推测，自大同一路来的也先主力约有十万之众，这正是也先能把大同打残的重要原因。因此，宣府镇城在城大人少的情况下，自保尚且吃力，如何能阻止也先的南下？
不难想象，如果杨洪在当时贸然发兵勤王，以宣镇守军的兵力，显然是杯水车薪，难逃成为土木堡亲征军陪葬品的命运。届时宣府镇城的守备力量将元气大伤，宣府镇城也将不守。如果亲征大军被击败，宣府镇城也遭沦陷，那么对整个宣府镇和明帝国北方地区都将是一场浩劫。整个宣府，乃至大同、京畿，将再无抵抗力量，整个华北地区都将陷入战火之中。因此，杨洪凭借城墙和火器优势坚守战略要地不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实在是作为一个军人的正确决策。

书籍对土木堡战败的责任划分：

至于明军土木堡之战的战败原因，首先是明英宗和王振好大喜功。他们不顾群臣的反对，在明军仅仅准备不到两天的情况下便匆忙行军，以至于明军一路粮草不足，军心不稳，指挥层面亦做不到同心同德，最终矛盾不断，分崩离析。
其次，瓦剌此次的南侵行动超过了宣府镇当时军事设施的最大承受能力，致使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全部沦入敌手。数量过少的烟墩、尚未砖包的城防、过少的驻军、军堡空间分布的不完善，都是此战战败的因素。
最后，明军指挥层过于天真，缺乏冷静正确的判断，轻信瓦剌的议和，使得全军越过军事工事，最终溃败。
综合以上几点，土木堡之战的战败，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镇的责任，还应归因于时局的变化、国家力量的此涨彼伏，以及时代的局限性和宣府镇的建设情况。因此切不可轻下结论，片面看待这场战役。

5.北京保卫战以及于谦发挥的作用。

于谦主要做了四件事：调集军士粮草，安抚人心，加固城防，任命将领。

也先前往京师必经之路的紫荆关战况：

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对了，韩青是于谦任命的。

也先于十月九日攻破紫荆关，十一日到达卢沟桥——北京保卫战就此开始。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画重点：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杨洪石亨，刚开始在牢里关着呢。

接着划重点：紫荆关被攻破前昔的十月初八动员完毕。也先要是不贪，提早两天动身；或者紫荆关所派非人，十月四号被攻破，那后果……

干脆于谦不站出来，就皇位归属再扯皮两天，估计南迁能和慈禧太后西逃比一比～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关门死战。别看我是读书人，玩起命来比谁都狠。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也先军先以小股骑兵窥探德胜门，于是于谦在德胜门外两旁空房内设伏，并先派遣数骑迎战，佯装败走，诱敌深入。也先军中计，派遣万余骑兵直追，此时道路两侧空房内伏兵骤起，击发神炮火器，也先骑兵力不能敌，只得撤出德胜门。德胜门之战明军虽然击退了也先军，但是明显没有对瓦剌造成巨大的杀伤。瓦剌在撤出德胜门以后，马上南下至西直门。孙镗前往抵抗，甚至手刃瓦剌前锋数人。此后也先军佯装北撤，孙镗中了也先军的计谋，追了出去。随后瓦剌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力不能敌，且战且退，重新退到西直门，想要入城。但守城官程信严守于谦的命令，坚决不许孙镗入城，只是命令城头守军发箭炮协助孙镗。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孙镗：大人让我进去好不好？

于谦：等会儿，打赢了我迎你人马入城，打输了我迎你灵柩入城。

战局的扭转：

当时居庸关被外部的阿剌知院和内部的也先共八万余主力攻打，战况十分惨烈。当时守卫居庸关的守将为副都御使罗通，罗通据城固守，视死如归。在瓦剌两部猛烈的攻打之下，居庸关西南隅栅突然颓圮，罗通急命老弱浇水灌城，当时天气寒冷，滴水为冰，冰城立成，吓得瓦剌军不敢靠近。僵持七日后，居庸守将潘成、赵玟认为，居庸关兵力不足，守军以客军和募兵为主，长此以往，居庸关一定会沦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奇兵巧出，歼敌于不测。于是明军选择了夜袭。明军观察到，瓦剌军夜间休息时，二人共宿一革囊，睡于两马之上。这样一旦有警，只要有一人惊醒，就会连带叫醒第二个人，并且快速上马。瓦剌军夜晚宿营的时候用精锐重装骑兵将其他军队围在当中，以为屏障。另外每骑随一犬，有警则以犬吠为号。如此小心谨慎的军事部署，若要夜袭瓦剌大营，以明军现有的兵力，实为不易。于是罗通煮了不少熟羊肉，然后下药。在后半夜的时候，罗通命令“夜不收”悄然靠近瓦剌军边缘，持羊肉投喂恶犬。狗吃了下药的羊肉，纷纷中招倒地不起，明军用石块掷之，活狗已然成了死狗。于是明军用绳索连套铁骑马足，使其不能任意奔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胜利女神慢慢偏向明军的一边。

罗通：本人物理生物双修的，骄傲脸.JPG

准备充分的明军主力悄悄打开居庸城门，涌入瓦剌军营。
……
明军眼见时机成熟，纷纷架炮轰击外围瓦剌铁骑，瓦剌军人马在铁骑圈内自相践踏，死者数千，蒙古军大溃。明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俘虏瓦剌军统帅那吉帖木儿，斩夺人马盔甲以及弓箭数以千计，并夺回了瓦剌军所掳掠的京师城外居民。居庸关内的也先主力溃散后直奔紫荆关，居庸关外阿剌知院部也远遁，居庸关之围遂解。但也先没想到的是，他的噩梦还没有结束。由于在居庸关耽误时间过多，明将石亨的追兵在也先溃逃时正好在紫荆关追上了他。也先军当时新败，军心本就不稳，也先亦惧怕石亨的追击。石亨利用他的这种心态，派遣间谍假意投降，到也先军营中，对也先说，石亨尚未至阵中，如今在阵中的统帅是假石亨，是来震慑你的军心的。也先因为刚刚战败，判断力下降，听信了明军间谍的话，率军来攻石亨。石亨趁着也先掉以轻心的好机会，率领石彪并精骑数十名，突然奋声大呼，直贯也先阵中，左右驰突，如入无人之境。

石亨：不是我骄傲。我就问问，能同时坑了也先和于谦的，还有谁？？？

此战后，石亨的威名为瓦剌所知，以至于骁勇善战的蒙古勇士都称呼石亨为“石亨爷爷”。从这以后，瓦剌军再也不敢深入明朝的内地。
另一野战力量杨洪也连连大捷。在也先从北京撤退后，杨洪奉命与孙镗、范广等人率兵剿灭京畿附近那些尚未后撤，仍然在大肆劫掠的也先军残部。杨洪等一路进兵先至涿州，于霸州与“残虏”相遇，大破之，夺回被掳人口万余，马牛羊不计其数。此后杨洪又于固安取得大捷，生擒瓦剌将领阿归等人。
……
在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对也先造成最大战损的明军当属石亨部。这个大同惨败的幸存者，在土木堡之变后，以失职的罪名被押赴京师审问。不久，也先长驱京师，此时有人向景泰帝推荐作战神勇的石亨，景泰帝命令石亨出狱，戴罪立功。于是整个北京保卫战成了石亨的舞台。
石亨统兵出安定门，遭遇瓦剌骑兵，
……
瓦剌不敌，向南退却，石亨却不依不饶，从城北一路追至城南，再次与蒙古军交战。蒙古军力不能支，向南溃退，此后石亨追打瓦剌三日之久，直至紫荆关，终于再次和蒙古军进行了大规模交战。
……
石亨凭借此战成为北京保卫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将领。
……
除石亨部外，宣府总兵杨洪所率明军也对瓦剌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北京保卫战期间，杨洪曾率军六万追击败退的瓦剌军。杨洪一路追至拗羊山，击败其众，斩首数百级，俘虏敌酋阿归等人。
……
……
据推算，杨洪一路对瓦剌的杀伤数当为一二万之间。
结合前文，也先攻击北京时，大约有十万之众，奔逃到居庸关时仅余五万余人。石亨部和杨洪部作为明军主要野战队伍，共同的战绩大约在三万到四万间。因此瓦剌方的兵力损失与明军的战绩正好能够对应上。

俩灵魂人物的战果。

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个重要分歧，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记载。当时也先即将折返，于谦组织城头大炮炮轰也先营，毙敌众多。

书籍引用王世贞的考证，认为有数千人。

于谦：我是文人，舞刀弄枪的不好看，还是用火器吧。风度翩翩.JPG

资料引用完毕。

读后感：我敢肯定，没了于谦，北京保卫战胜利与否不好说，明朝一定会损失惨重。

不巧，没证据。摊手ㄟ( ▔, ▔ )ㄏ

原回答。

《大明风华》说挺好的。

于谦没啥用，太后在就行。

皇帝被俘，朝堂乱作一团，孙太后送财宝、瞒消息、立太子，有条不紊，冷静从容。

好容易皇帝被俘的消息瞒不住了，朝堂分两派。

南迁留守派吵。南迁派表示南京有一套班子。留守派表示北京是帝都。

老臣胡大人、王大人踌躇着，毕竟老朱家喜欢杀人，头一个站出来容易遭清算。众人想没我也有别人，等有人站出来我再支持他。

好容易留守派张谦站了出来：不能南迁！

南迁派代表徐珵先生问：你凭什么肯定能守住北京？

留守派张谦张张嘴：我……

南迁派徐珵先生乘胜追击：你打过仗？

留守派张谦挠挠头：没……

南迁派徐珵先生再接再厉：不见靖康事乎？

留守派张谦梗着头：我以性命担保，不会让皇室受辱！

南迁派徐珵先生不屑一顾：你的头值几个钱？

留守派张谦败下阵来，关键时刻还得我们孙太后出场。

只见孙太后盘发髻披战甲，提枪上马威风凛凛，她站在城墙下居高临下，对着瓦剌军就是一声大喝：兀那贼子，敢来犯边？放肆！吃俺老孙一棒！

也先太师遥遥一望，见那太后虽已年高，然保养甚好，眉眼如画，顿时浑身酥软，三魂少了七魄，对着麾下将士就是一道军令：勿伤太后性命！

孙太后听了暗喜，策马提枪，如入无人之境。忽的狂风大作，霎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石妖风乍起，瓦剌旗帜被卷入空中，忽的砸在地下，激起满地沙石。孙太后趁机深入，高喝一声：“与我杀出去！护我河山，就在此刻！”

好个也先，乱军丛中瞥见孙后玉颜，见有士卒举刀去砍，当即一刀将那人斩于马下，怒道：“不准伤她！”说着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将个孙太后擒于马上，扭转马头就要回营：“孩儿们，回花果山！”（误）

不幸误中流矢，于营中沉沉昏睡。孙太后菩萨心肠，心生不忍，于是为他拔流矢、敷草药、熬汤药，怕也先太师怕苦还亲尝汤药，道：“良药苦口。”

也先太师心头一热：天下竟有这般单纯自然不做作的奇女子！

又见她泪眼盈盈楚楚可怜，便硬下心肠道：“留下来，我送你儿子回去。”

孙后咬牙怒骂：“放肆！孤乃大明太后！”

却说北京城内，一班老臣见太后被俘，心中惶惶，不敢不想起高宗韦后故事，连忙带着小皇帝匆匆逃到南京，次年改元成化。

后代听闻此事，未敢不叹息痛恨，有诗云：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于谦被怼的没话说是风华剧情，太后戎装也是，也先也可以如建文般降智嘛，孙后也可以像永乐一样呼风唤雨嘛，再来个明妃的剧情，凑齐了）

段子讲完了，回到题目。

历史无法假设，就算某人得出真实的结果，又有几个人会信呢？

机械人民史观的，觉得没了于谦还有张谦，没了李德胜还有林德胜；纯粹英雄史观的，觉得没了卫霍汉就难以扬威，没了朱元璋就没人能推平残元。

您学的是人民史观？英雄不是出身人民？被开除公民籍了？谁家人民史观否定英雄作用了？

个人挺希望于谦没站出来的。人于谦一辈子兢兢业业自我修身，有权不滥用、有德不刻薄、有才不惜命。

结果因为土木堡后挺身而出了那么一回，后世历史创造者就问了：土木堡不是于谦搞出来的吗？

历史爱好者怼回去了。

因为忠社稷而非君，所以有些事不便掺和，大佬们就疑惑了：你于谦在成化被废时没坚持，你也配被称作社稷臣？

大佬回怼了：他于谦就是社稷臣。

所以说，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享着荣华富贵混日子，多舒服？

难不成他于谦没站出来，谁还能治他个卖国懈战的罪么？

人出于道义信仰和才能站出来了，结果后人骂了：你于谦那么忠心，怎么不拦着景泰废成化？

你于谦不就是打赢了个难度不大的守城战，有什么好吹的？

你于谦专权，敢行废立之事，还专兵，自己死了这不是活该吗？

哦，当然也不全是后人。时人也骂了：未见其功，但见其赏。

所以于谦没站出来多好啊，时人体会土木堡后大明天子的馈赠，后人背着前人写下的诗文，感受那一份无力痛苦与屈辱。

毕竟没失去怎么会知道珍惜嘛。

为避嫌，于谦迁了祖坟，弃了那块风水宝地。

天顺年间，千户白琦为溜须拍马而请示英宗大帝将于谦之罪镂示天下。

受于谦所累的王伟在天顺朝的清洗中被罢官，复官后请求毁掉白琦所请镂板。

成化朝于谦雪冤，弘治朝赐了谥号“肃慜”，万历十八年改为“忠肃”。然于谦子冕在弘治十三年病逝后的几十年里，许是公地悲哀，于谦祠常年处于无人看管修葺的状态。

万历四十二年，御史杨鹤自费修缮于谦祠。

太平军、十年期间，又是一番波折。

1998年，于谦600诞辰之际，于谦祠于修缮后对外开放。

微信新出了两款于谦为主题的表情包：谦谦君子。

杭州新设了一班Q版于谦为特征的廉洁专车，刚好涵盖于谦相关的景点。

公道，在史册里。

在人心里么？

不否认于谦做的积极贡献，以及清白的人品。从历史格局来看，结果不会有太大变化。土木堡之后，两件关键事情是立代宗和坚守北京城。朝堂上重臣观点一致，主要发声人有王直，胡濙，陈循，于谦，没有于谦，决策不会有太大偏差。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人品都不错，都是“三杨”政治遗脉，与其说是于谦力挽狂澜，不如说是三杨回光返照。

这些大臣里面于谦级别最低，他的话语权关键靠王直挺他。当时级别最高的四朝元老王直与五朝元老胡濙又是前后脚关系很好，陈循也是三杨门生，他们几个老臣同进退，朝堂上基本他们说了算。

关于王直为何挺于谦，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俩与宣府总兵杨洪都是姻亲，三家绑在一起的。杨洪与杨荣是本家关系很近，更重要的是，杨洪是朱棣让杨荣重点关注保护的武将；虽然王直与杨士奇关系不好，但与杨洪关系好，还是一个大圈子里的。这里面有个关系纽带就是三杨及杨洪。

明朝中期官僚架构，杨氏份量很重，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红巾军起义明朝开国 靖难之变，以后再说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没有于谦，瓦剌军也打不下北京城。明朝依然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如今编段子讲评书的“戏说型”的历史，强调的是情节的趣味性和故事是否吸引人，却并不注重对历史实际情况的还原。

这些段子或者说故事，喜欢把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描述成极个别人的个人行为。仿佛拒绝迁都、北京保卫战这些大事，都是于谦一个人的决策。北京城里的满朝文武都是酒囊饭袋+乱臣贼子，只有于谦一个人英明果敢力挽狂澜。

实际上，明朝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让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人之手的“明星大臣”，在朝中总会有与其形成制衡的其他政治势力。即便是皇帝被俘的这种哦极特殊情况下，也是如此。

明英宗在土木被俘后，北京城的大臣中，出现了“留守”和“迁都”两派意见的分歧，于谦只是其中坚持留守这一派系大臣中的之一。而“留守派”大臣最终能压过“迁都派”大臣，其中发挥影响力最大的不是于谦，而是五朝老陈胡濙（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帝，土木之变后安安稳稳活到英宗复辟的天顺年间）。

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恟恟。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為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是”。眾皆曰是。
而禁中尚疑懼。
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廟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
太后吾（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

《实录》中写的明明白白，带头表示坚守北京的，是老臣胡濙，于谦只是持这一观点的大臣中的一员，其影响力明显不如胡濙。

而且，即便胡濙、于謙、陳循、王直等大臣明确表示坚守北京的观点之后，依然没有让孙太后和郕王真正下决定，“禁中尚疑懼”。

随后，孙太后是询问她身边的太监李永昌。正是李永昌也赞同坚守北京，分析了形势，还用南宋靖康之耻为例来进行对比，用一番话最终打动了孙太后。

于谦在期间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劝说孙太后确立皇位继承人。

八月16～17日，明英宗在土木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城。在北京城朝廷上，还出现到底是立郕王朱祁钰，还是立英宗之子朱见深的争议。这个更不能由于谦这样的大臣来定夺，孙太后站出来说话。

前面有答主提到，本着“国赖长君”这一原则，是孙太后站出来、以国家社稷大局为重，支持朱祁钰继位。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孙太后在土木堡之变中的言行非常让人失望。作为明英宗的生母，她在此时表现出极大的私心，不愿意看到朱祁钰趁机取得皇位。她最初的决定，是一方面让朱祁钰“暂总百官理其事”，另一方面又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能拖就拖，能耗就耗，就是不愿意让朱祁钰即位

随后数日，在群臣反复上奏请求“国赖长君”形成的政治舆论压力之下，孙太后才极不情愿的放弃了她的念头，被迫同意让朱祁钰即位。

在劝说孙太后的活动中，于谦就是带头者。他也因此得罪人了。多年后英宗发动夺门复辟之变，对他进行政治清算，要了他的命。

包括后来在景泰年间，在迎回明英宗一事上，于谦的态度也比较现实、或者说刻薄。这些都会让明英宗嫉恨他。

另一方面，瓦剌对北京城之战的准备也很不充分。

实际上，1449年56月间，也先即将南侵时，他的想法和以前的鞑靼或兀良哈类似，只打算对明朝的边塞进行侵扰式的活动，抢些东西就走，并没有南下深入、占领中原的野心。

南侵的蒙古军兵力雄厚，但侵辽的脱脱不花、侵入宣化的阿剌知院，采取的都是抢东西为主，不强攻明朝城镇堡塞的战术，并没有长期占领明境的意图。

能在土木堡活捉皇帝，把明帝国的中枢来个一锅端，是极其意外的收获。属于兜里有2块闲钱，留着也没用，买张彩票，心里期望能中个5块10块的就可以了，没想到却中1万块大奖。也先自己都没料到明朝指挥系统能愚蠢到这个程度。

所以8月在土木堡抓住明英宗之后，瓦剌内部的意见反而出现分歧，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也先和阿剌知院的主力在宣化逗留了一个多月，直到10月初1才动身南下北京（也先带领另一支人马绕紫荆关迂回）。北京保卫战是迟至10月中旬才开始的。

也先中间耽误的这一个半月、50多天，给明朝防御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加紧备战，调集各地勤王军。

北京保卫战持续五天后，大致在10月17日，明朝主要勤王军已经赶到了北京周边，比如辽东副总兵焦礼的3万辽军就已经到了永平。京城守军+勤王袁军，实力早就超过了瓦剌军，也先就只好撤退了。

传说中的北京保卫战，并没有网文描述的那么激烈，围城的蒙古人并没有特别用心的攻城。反而最在意的是在北京周边抢掠财物。

比如说在北京保卫战期间，昌平的皇陵也被波及。因为明朝皇帝每年都要祭祀先帝，皇陵各殿中存放大量祭器、响器、服饰旗纛等。尤其祭器是铜制或银制的锅碗瓢盆，都是蒙古人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皇陵地表宫殿遭到的破坏不大，祭器却被抢了个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