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到底虚不虚伪？ 第1页

儒家在古代不是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的统治工具。认为儒家虚的观点是站在历史前面以现代的视角往后看不合时宜。

儒家的主流地位是一代代战争与尸骸堆起来的。
儒家并不是最高统治者最想用的统治策略，也不不是统治者唯一采用过的理念。实际上“外儒内法”是自西汉起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一直沿用的统治方针。其中，“法”与现在的法制不同，是以皇权为最高标准的一系列制度：包含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制度、科举制、盐铁铸币制度等等。
而“外儒”包含了自上而下的仁政理念、自下而上的忠孝伦理，其外在的具象化就是“礼制”。

要讨论儒家为何成为了数千年思想道德领域的主流，就不得不谈谈“支流”。
诸子百家，除了儒家与其他早已湮没的专业性强的流派（如：墨、兵、农、阴阳、纵横等等），对后世政治影响较大的就只有法、道，加上后来传入的佛教，释、道、法就成为了除儒家外的“支流”。

道家思想的政治理念是无为而治。在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就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体现，在后世的唐朝初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道家思想不能为为统治者推崇的最关键在于其来源于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构想，这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趋势是相违背的。

佛教从发源地印度开始，就积极影响到世俗政治，曾经的印度阿育王的故事以及西域繁荣一时的大小佛国也说明了这一点。佛教修来世、重因果的理念对于遏制暴政、安定民心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耗费人力、大兴土木、控制信众，基督教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土耳其完美融合，而佛教没有成为中国统治思想的主流？
其原因在于：
1、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内的源自希腊多神信仰以及其他原始信仰，有助于人口不占优势的罗马统治阶层控制疆域内的广大民族。
2、作为外来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统治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各个民族几百年前就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为了维持庞大帝国以及与同样强大的基督教文明抗衡，通过与基督教战争、修筑大清真寺与圣地圣迹、打击什叶派波斯，历任奥斯曼苏丹将自己塑造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安拉的代理人）
因此，对于这两个帝国而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地位的确立，前提都是自身之前并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流思想，并且有少数统治多数的政治需要。
另一个例子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能成为西藏地区在各领域处主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1、本地区宗教只有相对落后的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
2、佛教满足了西藏松赞干布对于统一西藏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3、佛教修来世的理念有利用缓解底层动乱

在中国佛教传入的东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期：
1、中国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大一统中，已经演变成成熟的世俗政治理念：儒家、儒者的起源便是有巫的存在。汉字本身也是原始宗教文化—甲骨文演变的结果。
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章太炎
2、此时的中国，虽然有南北朝的分裂，但思想文化向心力业已形成，比如五胡乱华最终融入中原，政治上对于思想统一的需求不大。
因此，儒家对于佛教在政治上就有了与生俱来的主场优势。再加上佛教作为外来自成体系的文化，一旦发展成势，不仅仅在寺院产业、土地、人口上成为朝廷的巨大负担，而且其对信众的影响力会对世俗皇权产生极大威胁从而引发个时期灭佛运动。（藏传佛教也引发过朗达玛灭佛的历史）
因此，佛教也未能成为统治者推崇的主流思想。
这样，分析完“道”“释”两家，现在要剖析的关键是：同样是统治者一直采用的理念为什么秦以后的“法家”只能在一些制度上体现而没有形成有代表流派，而儒家则枝繁叶茂两千多年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由于“外儒内法”是统治方式，那么必须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角度来探讨。
如果问一个现代人：面对政治问题，是法律文书权威还是道德规范有用？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法律。
要问一个古代君王，他最喜欢什么方式治理国家，答案肯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法律需要强制力才能保证实施，皇帝权力的延伸同样也需要财富、武力作为根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法律条文背后是遍布全国实时联动的司法、暴力机构。依靠现代化的交通、信息技术，中央将地方的各项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对于古人来说，即使有再多钱粮、再多军队，科技的限制，仍旧使得皇权的威严随着空间距离急剧衰减。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是某种讽刺与夸张描述，而是中央朝廷管理地方与地方军队时现实的无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我们在边远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这就反应了中央集权的法国其治理程度随距离衰减的规律。法国如此，大了一个量级的古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与朝代末期无可避免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相互冲突。
比如：东西汉末年、唐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晚清，农民起义除了天灾之外，最重要的人祸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规模破产。
尽管自秦汉以来，各类制度不断完善，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矛盾在各个朝代不断重演：
秦代全部推行郡县制，结果被六国旧贵族势力推翻，汉初又不得不分封诸王直到汉武帝推恩令颁布；
唐朝府兵制瓦解依靠募兵的边防重镇防守游牧民族，最后却亡于节度使，吸取教训宋代压制将与地方军却导致连年战败失地赔款。
明朝分封诸王镇守四方，靖难之役燕王夺位又对诸王防范有加，以至于崇祯最后落得无兵勤王的地步。当时有个唐王朱聿键自己招兵想勤王结果被崇祯关进凤阳大牢，这位唐王就是后来南明隆武帝）；
满清源自东北采用行省制治国，但灭掉南明之后仍旧需要分封藩王以安定江南地区，最后又不得不裁撤三藩。

举这么多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现象：
古代王朝，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远远不是影视剧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状态。相反，由于时空的关系，除非发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叛乱，中央在制度上基本上无法依靠强制力维持对于地方的长期统治。因此在对于地方的管理上，很多时候能依赖的就是朝廷委派的命官甚至地方豪强，而这些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按朝廷规矩办事而成为发展成地头蛇。
因此，面对广阔难以凭借硬实力完全掌控的疆域，对于完全没有现代国土概念的古代统治者而言，为了长治久安，儒家这种最高统治者未必最擅长最喜欢运用的治国方式往往成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1、委命大量源自平民阶层接受忠孝伦理灌输的儒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地方对于皇帝的效忠，并在上千年的文官与皇权博弈中形成一种上下——儒法思想在政治上的平衡，从而保证了中央政治体系的稳固。
2、通过从朝廷严谨繁琐的“议礼”到百姓家庭持续强调“规矩”塑造、强化出的“仪式感”，推行的近乎苛刻的礼制，日复一日形成中央对地方一种价值观上的话语权与吸引力。为此某些时候也形成了对于所谓“祖制”近乎病态的坚持。
3、儒家思想世俗性与兼收并蓄，使得其作为官方主流思想能尽可能的与道家、法家、佛教思想相融合，保证了中央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上诉三点，尽管不断反复，但通过千百年出身儒家的文人大夫前仆后继，自觉或潜意识的维护着这一价值体系的权威性与向心力，从而使得“中国”的概念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而是在分裂统一的交替中延续到今天。

但这种从思想上大一统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央到地方的贪腐与土地等经济问题，因此天灾、饥荒与土地兼并往往是葬送一个朝代最常见诱因。同时另一面也促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无论朝代如何变迁，最终都会重回大一统的格局，而不是四分五裂。
个人认为中国这个陆地上最大的古代中央集权帝国的现实所决定了：
对比法家，儒家思想在古代生产力无法为政治制度体系提供强制力保证的情况下，给了统治者在思想、伦理领域提供维持对地方统治的更有效的方式，因此数千年来一直被官方推崇而成为主流思想。
但这当然也在经济不断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历史进程中埋下了儒家思想禁锢个性与创造力的根源。

从哪里得出大儒等于贵族？老话说的是，穷文富武。原来欧洲贵族是穷苦的代名词啊。学习了。

还是那句老话。脱离时代背景看结果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