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历史课本里的逻辑是错误的？ 第1页

【我感觉似乎有些知友给 @小屋住不下 的答案点了反对，而给本人这篇答案点了赞，所以提前声明一下，我的这篇答案的基本立场跟小屋和王公关是一样的。答案蛮长，您要是看了前面因为立场问题误赞了我看到最后又觉得上当了不太好】

@袁伯阳 ：比较好奇早期共产党怎么宣传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宣传语也是“XXX代表”吗？

答：宣传和自我定位不一样。TG的农村宣传总调子非常朴实，所以非常厉害。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里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本农村识字教材，主要内容就是讲做好劳动、讲卫生、互帮互助、解放妇女、破除迷信等等，政治宣传有两处，一处是讲苏联好，一处是讲毛主席像太阳。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我这个长篇大论的核心问题：让TG胜利的正是这些最细微处的努力，可是它却坚持说是因为TG代表的工人阶级最终一定会胜利的铁律。

题主，我给小屋和王公关点了赞，但是我支持你的思考，而且我认为你是对的。

我想，题主可能是中学生，或者大一生，所以我冒昧用讲课的口吻写下这个答案，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好为人师。

我对你这个问题能做出的最简单的回答是：

因为中国历史和政治教材强调的“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教材的难度控制、编写体例、材料选择来看，是根本无法证明的。从教科书的编写本身来看，课本的结论本身只能被看成是倒果为因或者说幸存者偏见，它反映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庸俗的天命论。

事实上，从TG教育战线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并规定其学科定位为“主要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是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来看，它对自己的这一套历史阐述方式没什么信心。

我还想说得详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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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探讨下，当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时，这个“必然”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理论上抛硬币出现正反面的几率是1：1，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每抛两次硬币就一定会出现一次正面一次方面呢？不会的。出现连续四五次正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当抛硬币实验无限重复时，出现正面的次数和出现反面的次数会无限接近于1：1。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绝对的1：1呢？不知道。甚至说，不可能。因为1：1结论的现实性成立是实验次数的无限性，而实验次数的无限性就使得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实验的最终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认定了抛硬币得正面的或然率恒定为0.5呢？

因为这其实是人类思维-逻辑演绎的结果。

上述我们讨论的是理想状况下抛硬币得正面的或然率。可现实中呢？如果我们用站在湖北的风雪天气中用自己的手来抛掷，无数的力量在干扰着硬币落地的结果，我们能说我扔两次硬币一定会扔出正面吗？不能。甚至于——我们甚至无法保证我们徒手抛一万次硬币的实验中，正面出现的比率趋于0.5。那么我们能用这个实验来否认扔理论上硬币得正面或然率为0.5这个结论吗？显然不能。

那么对于一个科学实验来说，当科学家按照实验手册布置好了实验室，却发现自己的实验结果跟实验手册上讲的结果不一样时，科学家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们能马上下结论说，实验遵循的理论前提是胡扯吗？答主可以思考下再看下去。

出现这种情况，科学家面临三个方向：

A1：理论错了，所以实验根本无法验证。不需要再做实验了。

A：继续实验，如果继续失败，一定次数后宣布理论错误。

B：理论没错，但是我们在布置实验室时有某些地方并没有完全符合实验手册的要求，而我们误以为达成了，所以实验结果出现了偏差。我们需要重新布置实验室，力求条件更加精确地符合理论要求。

C：理论基础没错，但必须进行修正——理论提出者忽略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理论提出者看来是无关因素，但实际上对实验结果起到了重要影响。我们应当进一步尝试找出这些因素并测定它们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力度，以此检验元理论的正确性。

现在，答主你觉得在第一次实验失败后得出A1结论这种行为和思维方式是否是正确的呢？

一般来说，他们会选择继续进行实验，然后继续失败，在不断失败地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出现分裂，A、B、C3种道路都会有学者继续走下去，然后互相交叉前进……

（确实有A1现象，那就是传说中的比萨斜塔实验。实际上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漏洞太大，伽利略只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就把亚氏理论否定了）

当科学家们选择A时，实际上就发生了一次科学范式的革命，但是严谨的科学家们通常不会急于这么做，因为一定次数谁也说不准到底是多少次，他们往往会选择B和C，于是无菌室出现了，不断叠加的本轮说模型出现了……

当科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轨道与推算不符合时，他们怎么做呢？是不是该否定万有引力定律呢？科学共同体陷入了混乱。 有人猜测，天王星外还有一颗行星在扰动着天王星的轨迹，于是海王星被发现了；但是海王星又开始继续出轨，怎么办？当然是继续假设还有一个行星在扰动海王星的轨道，于是冥王星被发现了。

让我们假设下，如果冥王星并没有在现实世界的历史中被发现，科学家就会否定万有引力定律吗？不会的。他们会回过头来反复检验自己的计算结果，如果没问题，他们可能会假设是因为望远镜不行，开始制造更大的望远镜，如果还不对，他们可能会推测是大气干扰了观测，于是开始在更高的山上建设天文台；如果还不行，他们就会考虑是不是弄个望远镜到太空里去观测……

一种科学范式被彻底推翻是非常困难的，可实际上比纸面上推演要简单，因为范式革命发生的推动力本身是人——理性而又充满激情的人。普朗克一句话道破了真谛：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普朗克表述的的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中显得更加突出。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激情和无理性本身就是它的属性。观察本身对社会实验结果的影响，谁都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大。我们只知道，很大。甚至可以说，当我们使用一个历史规律-社会理论在考察一段历史时期中的人类社会时，“规律”确实表现出了某种自我展开、自我实现、自我论证的色彩。

让我们回到历史。

题主的问题包含着对官方历史神话一个致命矛盾的击中，很多人都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也包括题主本身——“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必然能推出“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选择”加在一起也并不必然推出人民选择了这些，这些就会实现。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批评了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指导思路，他将其称之为“源泉论或提前论”，指出这个理论有三个前提：1、分析性前提：这种观念把任何理论结构、任何思想体系都看成是可以还原为各自的组成部分，并加以单独分析；2、目的论前提：基于分析性前提来以今日之政治现状判定那些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政治力量、思想理论中“某些部分是唯物主义的，是革命的、进步的；某些部分是唯心主义的，是反动的”；3、分析性前提和目的论前提的基础：现实的历史是观念历史（辩证逻辑）的产物。因为某些历史人物、思想、力量中蕴含着“先进的、革命的、唯物的”成分，所以它能够最后胜利；某些历史人物、思想、力量之所以能最后胜利，是因为它其中蕴含着“先进的、革命的、唯物的”成分。

阿尔都塞讥诮地把这种研究称之为“未来完成式”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成熟马克思之所以会有当时的那一套思想，是因为青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成熟思想的萌芽。青年马克思不是在激烈的社会和思想斗争中发展出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他一年年长大就是为了变成成熟马克思。

这不是很荒唐的吗？我们可以承认一棵大树之所以能成为一棵大树，是因为它在种子状态下蕴含了成长为大树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大树绝不会由一棵鸟蛋长成，但我们能说这颗种子一定会长成一棵大树吗？

题主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种“未来完成式”的方法来进行编写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TG的胜利论证为“因为TG代表着XXX”，所以它胜利了；它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它“代表了XXX”。这种逻辑如何能让人信服呢？这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但在论述这一点上，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社会政治的变迁和思想发展不一样，确实受到了人的主观目的的强烈影响。也就是我上文所说的——当我们使用一个历史规律-社会理论在考察一段历史时期中的人类社会时，“规律”确实表现出了某种自我展开、自我实现、自我论证的色彩。

我尝试阐述，但不能保证说清楚。

“拔出石中剑的人是英格兰之王”的预言是天命吗？或许吧。反正当人群中广泛流传这个传说时，拔出石中剑的普通人就已经成为了“天选者”。

当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传播进俄国、中国时，它就成为了弱者的武器，它本身只是辩证法的演绎结果，可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激励人们自觉向它的推论奋斗的许诺。

当TG诞生时，驱动他们自觉去运用一种新的思想武器的动力，

是辛亥革命许诺的民主宪政破产后的失望，

是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加军阀割据豪绅横行的现实带来的绝望，

是一战后世界思潮全面左转、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带来的希望，

是“我总得试试新办法去拯救中国”的指望，

而不是“我知道马克思主义一定会胜利，无产阶级一定会夺取政权”的狂妄。

因此，我可以接受历史教科书中提到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种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也十分可疑——但我不能接受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TG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必然的”这种结论。

当TG在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指导下、在“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基础上、在一次次的头破血流苦苦挣扎后，不断发展壮大时，它真的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它成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还在不断探索研究的问题呢！怎么指望那时候的TG能说清楚想明白呢？所以它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是什么？——把一切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把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的“各种因素”全部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产物，把自己的胜利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许诺过的、一个迟早要来的必然的目的。这就导致了：

1、这是一剂极其有效的精神大力丸。它保证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TG的核心成员仍然拥有战斗下去的勇气、决心和希望。（自我展开）

2、这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宣传手段，它使得TG政治力量外围不自觉地神化TG，神化TG的领袖，使得TG的胜利变成了TG胜利的原因，从而进一步使得TG一旦占到优势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自我实现）

3、这是一种宗教式而非科学式的思维方式，它使得TG历史上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把“是否坚持正确路线”看成是首要甚至是唯一原因，为自身的极端化埋下伏笔。（自我论证）

但是这种历史叙述，无疑是沙上堆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TG早期对历史的描述，在今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胡乔木《TG史三十年》）。尽管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随着时间在不断深化，但官方对历史叙事的限定框架只要不松动以XXX系列重要讲话统领TG史工作，无论怎么改进都会显得根基松浮。这种痛苦足以使得TG史工作者不但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脱离TG的立场，更是直接倒向对立面。中央D校是TG内部最右的部门，一点也不奇怪。TG史专业每年制造了大量的思想、文字垃圾，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将继续制造大量的思想、文字垃圾。倒是中国历史学界和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真正地走向深化。邓野教授、王奇生教授、孔飞力教授的著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TG胜利的必然性”，令人心服口服。

其实，这种自我论证一方面起到了巩固合法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消解自身的崇高。它会让一些人如题主产生一种错觉：为什么不让资产阶级再试试？

这种观念里隐藏着一种啼笑皆非的历史观：仿佛在通往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之路上有个超脱于人类社会的看门人，它在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撞门失败一次后，就不肯给机会让他们继续撞门试试。

可是实际上，中国各个阶级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在不断奋斗的啊！只不过，某些方式某些力量在历史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而TG怀抱着必胜的决心和希望，高喊着“我必胜”的口号，在碰得头破血流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发力方式，最终一举撞开了铁栅栏。此后，它满足地叹了一口说，果然我就是天命所归。然后题主就真的信了，遂愤愤地说，这天命太不公，咋不让那几个再试试呢？难道你没发现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顺着TG历史教科书的思路在走吗？

所以真正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研究者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不再给资产阶级尝试的机会，他们问的方式是：TG为什么能夺取天下→军事胜利了→为什么能取得军事胜利→部队士气指挥官军事指挥艺术组织体系政治动员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等各方面能力都比对手强，国际环境恰好又让外国不方便直接干涉→为什么这些能力会比对手强？

如此追问下去，把历史的宏大叙事分解成一个个零散的细碎问题加以思考，在种子和大树之间28年的风雨里，一个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上简单粗暴的“从会议到会议，从事变到事变”的历史图景开始形成，它的重点不是结局的“天命所归”，而是过程中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到最后，你会发现具备在当时残酷的历史竞争环境中挣扎前行能力的，确实只有TG。但是即使有了这些能力，也真的不能保证TG就能笑到最后。你必须承认，第一代的TG人是多么努力又是多么幸运。所有不幸运的人都早已长眠大地。

于是你成了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高逼格的天命论者。

对不起，不是你，是我。国共战争中，国军战败的根源是什么？ - 宋病已的回答

那么教科书写成这样，能全怪指导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历史观吗？也不完全能。我在一开始就说了，这种任务，考虑到难易度控制、材料选取、编写体例，本来就不是中学或者大一通识课所能承担的。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低级历史教育本身都承担着塑造共同历史记忆，赋予民族国家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的任务。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 宋病已的回答作为历史神话的直接载体，责备中学或大一历史教科书是没什么意思的。问题是，答主学习的历史教科书其实相较数十年以前，其发展变化是极其惊人的。题主不妨百度一下胡乔木的《中共党史三十年》——这是过去近代史教材的模板——再想想，为什么这样的教科书过去可以被人接受，如今已经竭尽全力去做到“在晋董狐笔”的教科书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接受呢？

其一是技术原因：现在我们能获得的信息跟过去是天壤之别，同时，也存在着相对宽松的讨论环境。

其二是价值原因：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TG的形象跟过去差得太远，你不信它，自然也不会信它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

所以阶级分析法确实过时了。

阶级分析法是一种非常直观、非常有解释力、也非常极端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如果能看到这里，我想读者应该至少会同意一个观点，我这篇东西，1920-1950年代的农民即使看得懂字恐怕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那你用什么去告诉农民，不是穷人就该过苦日子？不是穷人天生肮脏愚鲁，是社会结构让他们一代代积累着贫穷？你要知道，就是今天觉得富人道德比穷人高尚的在知乎的人数还是用K做单位呢！

简化模型。再简化模型。

最后把复杂的马克思历史-经济-哲学理论模型简化到只剩下一种：阶级决定好坏。

不是富人生来道德高尚，是富人有条件显露出友善。他们有条件显露出友善，是因为我们劳动，他们剥削。他们能剥削我们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掌握不了国家机器是因为他们有军队镇压我们。劳动光荣。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比他们更先进。我们要翻身做主人。我们要有军队。我们要分清敌友。天下压迫者是一家，被压迫者也是一家。穷人好，富人坏。

多么简单粗暴有效的武器。

剥开阶级分析法的极端化的政治工具外壳，其原初的学术形态“经济决定论”仍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历史学术模型。不是每个人都爱钻研历史，甚至很多人压根不喜欢历史，无论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来看，基础历史教育都不可能进行细致的分析推演，它的书写必须统摄于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当把历史模型简化，假设多元矛盾驱动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种因素可以被当作自变量来看待时，选择生产力作为历史变迁的自变量所描述的历史图景在我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它们真的过时了。

再重复一次普朗克的那句话——“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那些延安整风前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蹙眉沉思的知识分子党员们，那些在灯火昏暗的夜校里低声念诵“TG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识字的一脸局促的工人们，那些祖祖辈辈不曾离村十里、每逢过年就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看着地主们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时一脸羡慕的农民们，他们曾经高举着TG的镰刀斧头旗帜，打败了那些不信TG理论的反对者们。如今，他们都死了。

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他们已经不是“跟D走，吃饱饭”就能满足得了的，他们要的，是你们的先辈曾经许诺过的。

意兴阑珊，就此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