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也许可能是国内最早读完迦梨之歌英文原著的前几十个人之一。当时看完后很欣赏丹西蒙斯的氛围营造能力,不过我也觉得,这小说不过是一层皮,所有情节和文字都只是用来表达丹西蒙斯对整个印度文明的厌恶和恐惧。虽然不知道西蒙斯大兄弟去印度那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遭受了什么样的心灵冲击,但我也能理解这种心理冲击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只是没办法接受丹西蒙斯最后流露出那种“因为我认为加尔各答这城市是个肿瘤,所以它应该被核弹切除”的态度。
多年后重读中文版,我意识到把故事选择在加尔各答也是理所当然的。加尔各答是个相当有趣的城市,印度人视角中的加尔各答和西方人眼中的加尔各答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印度人来说,加尔各答是欢喜之城,文化之城,是底蕴深厚的思想前沿,是孟加拉文化和印度近代启蒙与文艺复兴的中心,同时也是印度殖民历史伤痛和建国后多年发展停滞的懊悔沮丧情绪的集中体现。但是对于欧美来说,加尔各答既是他们踏上次大陆最初的立足地,但也象征着这片土地对他们的抗拒和吞噬。不仅仅是印度特产的混乱和贫困让他们感到了畏惧,因为历史与气候的原因,殖民者在这里遭遇了最多的挫败,面对过最多的恐惧,“黑洞”事件发生在这里,钛旗(不知道这啥的等着看米叔新电影吧)在这里活动,最早来的这儿的东印度公司冒险者们经常因为疫病活不过一年时间,沾满鲜血的巨大财富和道德沦丧的奢靡浪费都发生在这里。不难想象,加尔各答当然会被视作穷凶极恶、吞噬人性和人命的地方,它也是一颗充满堕落、淫秽、异质的“黑暗之心”。看看西方人历史上对加尔各答的评价,“活地狱”,“宇宙里最邪恶的地方”,从吉卜林到马克吐温,全都把加尔各答写成是一个城市地狱洞(Urban hellhole),丹西蒙斯只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老传统而已。
这种对立甚至能体现在双方对于“加尔各答究竟属于哪一个女神”问题的不同看法上。孟加拉自古就有女神崇拜的传统,无论杜尔迦还是迦梨,基底都是孟加拉的古老母亲神Chandi。对于加尔各答本地人和印度人来说,加尔各答是杜尔迦的城市,她在这里虽然以降魔形象出现,但更是慈爱的母亲和女儿,是家人团聚的节日和欢庆标志。在Bhakti运动影响下,连迦梨也被视作情人和母亲,罗摩克里希纳的守护者,化身为黑天的爱之具现。而在印度教右翼大行其道的当下,杜尔迦祭典更多了一层“以孟加拉文化本身的创新包容活力对抗神牛带刻板盲从原教旨”的政治色彩,是人文和理性的象征。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加尔各答就是Kalighat,属于伸着舌头站在尸堆上、要求血祭的密教恐怖女神迦梨,这个地方既黑暗又潮湿又混乱,诡秘愚昧迷信,致人死命,无法控制,是(西方文明的)理性和人性被践踏和否定的象征。他们只关心且畏惧这种神秘的魔力,但如蝼蚁一样的印度本土人民,则依然是他们用高高在上的“文明批判者”视角俯瞰的麻木愚蒙对象。
注意到了吗?丹西蒙斯也是这个态度。外来者,且居高临下,同时还要扮演受害者。为了自以为的政治正确,他还要写,被西方文明教化过的男主妻子,开明的泰戈尔和被西方人赏识的诗人达斯,这些和加尔各答做了“切割”的本地人,也要成为无可救药的加尔各答的受害者。
所以,虽然对于西蒙斯这种对异土异教的恐惧,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深恶痛绝的,但我还是觉得,为什么丹西蒙斯能用他最大限度的笔力去描写贫困和扭曲的社会,然后把这种丑恶全归咎给加尔各答本身,却不去反思这种混乱和苦难最早是谁带给加尔各答的呢?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城市,让它最初成了宇宙中一切邪恶集中地的又是谁?难不成是迦梨女神的召唤让1690年的殖民者选择在一个完全不宜居的沼泽地上建起了定居点,是此地的黑暗咒术杀死了小一半的东印度公司移民,是钛旗邪教蛊惑了纳瓦布驱赶殖民者,又是印度人自己造就了七次孟加拉大饥荒吗?黑洞事件极为不人道,大饥荒很人道?真正的受害者到底是谁?加尔各答之所以特殊,难道不是因为这是一座完全由殖民者自己建立,所以他们自身也别无选择只能直面殖民的一切后果的城市吗?
无法摆脱后殖民地思维是常见的对于印度现代知识界的批评,但有些人,则从来没摆脱过殖民者的视角。虽然对一本恐怖小说而言这个要求也许太高,但这也是这小说似乎试图超越恐怖,但依然只能限于恐怖的原因。
利益相关:我不是丹西蒙斯黑。多年海伯利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