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10年的过时数据拿出来,却不敢正视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是女婴漏报瞒报问题。
第二是男性青壮年死亡率高的问题。
第三是这1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已经“十连降”。
第四,男性中同性恋,变性人,和尚,道士等群体都要远远多于女性。
1982~2010年,中国进行了4次人口普查。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进行人口普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普查过程中出现一些系统性问题,进而影响数据质量,是很难避免的。每次人口普查之后,都会有学者对历次普查同队列人口进行一致性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相邻两次人口普查的同队列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前次人口普查的0~9岁人口在后一次人口普查时(10~19岁人口)存活率大于1。众所周知,同一队列人口的存活率是不可能大于1的,这一统计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前一次人口普查低龄人口的漏报,二是后一次人口普查青少年人口的重报。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中国历次人口普查0~9岁儿童的漏报较为严重,其中2000年“五普”0~9岁人口的漏报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估算,1990年“四普”0~9岁儿童漏报1150万~1270万,漏报率为5%~6%。而在2000年“五普”时,0~9岁儿童漏报保守估计在1680万以上,漏报率在10%以上。有些学者估计的漏报人数甚至高达3000万以上。与2000年“五普”相比,2010年“六普”0~9岁儿童漏报情况要好一些,估算的漏报率为5%~8%。
早在90年代初,有学者利用相关统计数据的对比发现了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存在的疑问,比如,离调查年份越近的性别比越高,而离调查较远年份的性别比逐步恢复正常值,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假”的,因为这部分漏报或瞒报的女性婴儿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在人口统计的数据中没有被“算”出来,等过了一定的时间段,这一部分人口会逐渐显现在统计中;并且通过1990年普查数据进行存活人口反推,可证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在于出生过程中女婴的瞒报、漏报、错报现象(徐毅等,1991;曾毅等,1993) 。
贾威指出收养子女数据中存在大量未统计的女婴,这对人口性别比偏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贾威,1995)。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主要是漏报、瞒报造成的,中国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性别比偏高问题。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2000)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认为,“我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对此问题的分析必须慎重,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从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我国从1982年普查开始就存在漏报,而本次普查(2010年普查)漏报依旧严重。我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来已经有所降低,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10,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和‘虚假的提高’尤其后者作用的结果”(乔晓春, 2012)。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至9岁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11268万人和10309万人,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均有所增加,分别为11822万和11020万。而 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男性人数下降到11484万人,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男性的死亡率为每年3‰-4‰这个因素,这一数字尚算合理,而女性人数则继续不降反升,达到了11358万人,比出生时凭空多出了1050万人。这些人,应该就是出生时漏报、瞒报的了。相比之下,男孩对比10年前却少了400万。按照这个比例,90后男孩成年时约会减少300-350万,00后则会减少200-250万,故实际性别比显然还要低得多。
利用2017年户籍登记数据重新估计了1982~2010年4次人口普查0~16岁低龄人口的数据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82~2010年中国历次人口普查0~16岁低龄组人口数据均存在漏报的问题并且有逐渐加剧的趋势,但是,2000年“五普”低龄组的漏报水平似乎并没有之前估计的那么高。“三普”至“六普”0~9岁低龄人口的漏报率分别为1.85%、5.11%、6.43%和8.82%,漏报人数为368万、1077万、1011万和1296万。与其他学者的估算结果相比,本研究估算的“四普”和“五普”0~9岁人口的漏报率和漏报人数相对较少,其中“四普”0~9岁漏报人口的估计数量比其他学者的估算少了70万~190万。对于“五普”数据,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五普”低龄人口的漏报率是最高的,0~9岁人口的漏报率超过10%。但本文认为,由于“六普”青少年人口(特别是16~19岁年龄组)数据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重报现象,因此利用“六普”数据估计“五普”低龄人口漏报数量很可能存在高估,而“五普”低龄人口数据的实际漏报率可能与“四普”相差不大。由于可利用的资料有限,现有研究对“六普”0~9岁数据漏报情况的估计比较保守。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重报问题在“五普”“六普”中愈发凸显。“五普”和“六普”14~44岁的净重报人口数由766万上升至1838万。其中14~29岁的重报人口分别由“五普”的428万上升至“六普”的1268万。此外,“六普”14岁以上人口的漏(重)报模式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用独立存在的数据体系 ———医院分娩数据,来分析验证2000年代历年出生人口及其性别构成。虽然能查到的只有部分年份,但女孩漏报瞒报均接近10点。而且相比于80后90后,00后性别比也并没有明显的加剧,当年80后和90后的性别比在幼年时也是严重偏高。
事实上,49年以后中国历次人口调查的出生人口比例数据基本都高于102~107的正常范围,即使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一直稳定在107的正常比例,用中国人口总数来计算,多出的这“7个”男人,也已经构成所谓“3000万光棍。”然而鲜为人知的的是,中国的性别比自49年以来一直趋于下降的趋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男子占据总人口的51.82%,女子为48.18%。2010年第六次普查数据男子为51.27%,女子为48.73%。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底中国全体国民性别为104.81,性别比进一步下降。
由于女孩的瞒报,以及男性的早逝率高、重报等原因,80后90后男女比例在他们成年时已经达到了平衡,结合前面的数据,809000后三代女孩漏报点数通常在5-10点之间,而男性的死亡率则可使性别比再降3-5点,这就是为什么低年龄段性别比失衡,当这些孩子成年时性别比就会恢复正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