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没有可能是被设计出来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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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唯一一个关于设计论的正常回答？）

本文为支持设计论的美国自然神学学家威廉·邓勃斯基（William A. Dembski）著

《理智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中篇章的部分节选，着重于“理智设计论”

与进化论的冲突与辩论部分。

.......知乎文章居然没有目录功能，只能来答题了......

1：理智设计论的定义与意义

现在正兴起的新科学研究项目被称之为理智设计论(nelligent design)。在生物学中,理智设计论是一种生物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为说明复杂、富有信息的生物结构,理智原因是必不可少的,且理智原因是可经验探测的。说理智原因是可经验探测的便是说:存在明确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根据世界的观察特征可靠地区分理智原因和无目的的自然原因。许多具体科学已发展出作出这种区分的方法一著名的有检验罪证学、人工智能(参见图灵测试)、密码学、考古学以及地球外理智研究(如电影<接触》)。

每当这些方法探测了理智因果性时,它们所揭示的隐含实体都是信息。在这样的理论中,信息成为理智原因的可靠指示剂，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合适对象。于是理智设计论成为一门探测和衡量信息并说明其来源跟踪其流的理论。因此理智设计论并不是对理智原因本身的研究,而是对由理智原因所引起的信息路径的研究.

因而,理智设计论既不预设创造者也不预设奇迹。理智设计论是神学最低限度论的(theologically minimalit).它探测理智,但不沉思理智的本质。生物化学家迈克.伯赫(Michael Behe)之“不可简化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数学家马塞尔.舒岑伯格(MarcelSchitzenberger)之“功能复杂性”以及我自己的“具体复杂性”都是

[探究]相同实在的不同路径.

理智原因的经验可探测性使理智设计论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从而使其区别于哲学家们的设计论证以及被传统称之为“自然神学”的东西。自然神学由自然资料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和属性——典型的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及其一切通常的完美性。佩利《自然神学》最薄弱的部分或许便是结尾的一章,在这一章他赞美自然微妙的平衡,只有仁慈的神才能安排如此幸福的创造。达尔文则将这种论证翻了个个儿，集中关注大自然之无情,[他]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见仁慈的神的手。

理智设计论既比自然神学谦逊又比它更强有力。从自然世界之可观察特征出发,理智设计论推断是某种理智决定了这些特征。世界包含无目的的自然原因所无法说明而只能诉诸理智原因才能充分说明的事件、客体和结构。这不是从无知出发的论证。这也不是个人怀疑的事情。恰因为我们知道无目的的自然原因及其限度，科学才到了可严格证明设计论的阶段。

在过去设计论是一种可能的但未展开的哲学直觉。如今它是一种强的科学研究纲领。但设计论没必要去沉思它所碰巧研究的设计性理智的本质、道德特征或目的。(这倒是神学家的任

务——通过设计论，理论家将理智与圣经中的上帝联系起来)。将设计与目的区别开来,实际上正是理智设计论的伟大力量所在。

理智设计论对科学的积极贡献便是把反向工程物体显示为被设计的。实际上设计论理论家便是反向工程师。设计论理论家不受自然主义限制,发现了许多设计的自然物体(对于生物系统尤其是这样的)。确定某种自然物体是设计的之后,设计论理论家便可接着研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但因为[断定]它们如何产生的证据通常不完全(至少对自然物体[是这样]),设计论理论家便只能研究这些物体是如何可能产生的。这便是反向工程。

这方面可用斯特拉地瓦利为例。为重构斯特拉地瓦利的小提琴制造工艺,当代小提琴制造者必须尽可能学习他制造小提琴的实际方法。但因为尚存的斯特拉地瓦利方法说明不完全,所以当代小提琴制造者只好重新发明斯特拉地瓦利的方法。没有斯特拉地瓦利实际方法的完全记录,你决不可能确信准确重构他的方法。但如果你能造一把和斯特拉地 瓦利所造的一样好的提琴,你便可合法地申称已重新发明了他的方法。

总之,理智设计论的[内容]就是经验地探测设计,然后再反向构造这些被探测为设计的东西。所以担心理智设计论会窒息科学研究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我们可举证许多科学家都已是设计论者,尽管他们还披着自然主义外衣。

例如,在生物学中,很少研究者还局限于米勒一-尤里(MillerUrey)类型的实验,只通过无指导的自然过程去产生生物复杂性。D不,大部分研究生物复杂性的研究者都要全力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在重构复杂生物系统时尤其是这样。如保罗.尼尔逊(Paul Nelson)所中肯评论的,科学家们应在实验室里排满镜子,以处处提醒自已他们在实验室里正在设计和进行他们的实验。四理智设计论是一种确定其他理智已做了什么的智慧。这里没什么神秘的东西。它看上去神秘的惟一理由是.自然主义如此地统治了我们的理智生活。.

2：不能将设计论排除于科学之外，为什么要恢复设计论

人为地限制科学而排斥设计论的最初模糊认识,源于反对设计论的科学家们的大前提。首要达尔文主义者(the arch-Darwinist)理查德·道金斯在其《盲目的钟表制造者》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声明:“生物学是研究那似乎是被有目的地设计的复杂事物的。”这样的说法在生物学文献中到处可见。诺贝尔奖得主、DNA结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其《疯子追求什么》中写道:“生物学家必须永记,他所看到的[东西]不是设计的,而是进化的。”

必须承认,生物学界认为它已撇开任何实际的设计而说明了自然中表面的设计(典型地运用达尔文的变异和选择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说明自然中表面的设计时,生物学家们认为他们已从科学上反驳了实际的设计。但是科学反驳是柄双刃剑。声称已被科学地反驳可能是错的,但并非必然是错的。因为一个论断是科学上可证伪的,就必须有成真的可能性。

为明白这一点,让我们设想,如果显微镜观察表明每个细胞上都有“耶和华造”(Made by Yahweh)字样,那会怎么样。细胞中当然没有刻上“耶和华造”字样,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不在显微镜下实际观看细胞,我们就不知道这一点。设计论一直是生物学中的有生命力的选择。反对原则上禁止设计论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多元化与多元文化时代[我们]很容易反问:谁制定了科学规则?然而~-旦我们承认,不能一开始就将设计论排除于科学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科学中恢复设计论?

为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在科学中恢复设计论?将某些东西解释为一种理智行为者设计的有什么错?实际上我们诉诸设计去说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而且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区分偶发事件和设计事件是绝对重要的。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她是自己倒下的还是被推倒的?某人是死于事故还是死于自杀?这首乐曲是独立创作的还是剽窃的?某人是凭运气在股市中获利还是凭黑幕交易?

不仅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整个工业也要求在偶发与设计之间作出区分。其中可以包括检验罪证学、知识产权法﹑保险索赔调查、密码学以及幸运数字产生—一仅列举几个。科学本身需作出这种区分以保持自己的诚实。在《科学》1998年1月号,麦德拉因网(aMedline web)披露了发表于1991年《妇产学要旨》(Zentral blatt furGyn? kologie)中的一篇论文,该文和1979年《上颌外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Maxillofacial Surgery)上的一篇文章几乎一样。D在科学中剽窃和数据作伪要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普遍。控制这些弊病的办法依赖于我们探测它们的能力。

如果在科学之外设计已如此易于探测,如果它的可探测性是科学家保持诚实的关键因素,它为什么又应被拒之于科学内容之外呢?就生物学而言v我们为什么总提醒自己;生物学研究那些只是看上去像设计的、事实上不是设计的事物呢?存在很好的正面理由认为生物系统实际上是设计的,[这一点]至少不是可设想的吗?

生物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反映一直是不顾一切地抵制。担忧是不能可靠地在自然物体(不像人工制品)中区分设计的与非设计的。例如,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作了如下评论:

最近几位著名博物学家发表了他们的信念[认为]每一属中大量的所谓的物种不是真正的物种;另一些物种是真正的，即是被独立创造的。……然而他们不自称能够定义，甚至猜测,哪些是创造的生命形式,哪些是由间接的过程产生的。他们有时承认变异是真正的原因(vera causa),有时又任意拒斥它,而未能在两种情况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正是这种怕把某物错误地归于设计(在此等同于创造)的担忧后来反倒阻碍了设计论正当地进入科学。

这种担忧在过去或许不无道理,可[现在]已失去理由。事实上存在区分理智引起的事物与非理智引起的事物的严格标准。许多具体科学已使用了这种标准,尽管是以前理论形式(a pretheoreticform)(例如:检验罪证学、人工智能、密码学、考古学以及地球外智能研究[SETI][使用的]。理智设计论运动(the intelligent designmovement)的伟大突破业已突显了这样的标准,并已使之精确化。迈克·伯赫创立生物化学系统设计的不可简化的复杂性标准就是探测设计的一般标准的特例。

但在考察这个标准之前,我要简单澄清一下“设计”( design)这个词。我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设计”一词。首先,我用它表示区分理智行为和自然原因的科学理论,一种正日益被称作“设计论”或“理智设计论”(ID)的理论;第二,我用“设计”( design)一词表示那能让我们说它是由理智产生的而不仅是自然原因的结果的理智创造对象。理智行为者行动时,会留下明显的商标或签名。经院学者常称之为“创造的遗迹”( vestiges in creation)2。拉丁文vestigium意指脚印。人们认为上帝虽不直接呈现于我们的感官,但通过创造已留下了他的“脚印”。休·露斯(Hugh Ross)则曾提及“上帝的指纹”( fingerprint of God)3。正是这种意义的“设计”——作为商标、签名、遗迹或指纹-—才是需要确认的区分理智引起的对象与非理智引起的对象的标准;最后,我用“设计”表示理智行为本身。所以,说某物是设计的,即是说理智行为者引起了某物。但注意,说理智行为者引起了某物并不等于规定理智行为者如何引起某物。这最后:一种意义的设计特别与奇迹不是一回事。

设计论不是科学的障碍。实际上设计论能在传统进化论方法阻碍科学研究的地方培养科学研究。以“废品基因"(junk DNA)概念为例。这个概念隐含的意思是:因为生物的基因组是通过长期无目的进化过程聚集起来的,所以基因组是生物的补缀物,其中只有有限部分对有生物是重要的。所以，根据进化论观点,我们需要大量的无用基因。另一方面,如果有机体是设计的，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多发挥功能的DNA。实际上最近的发现表明，把DNA当作“废.品”只是掩盖了我们眼下对功能的无知。例如,约翰.波德纳(JohnBodnar)和他的同事们在1997年的《理论生物学杂志》上描述了真核生物基因组中的非编码DNA是如何编码规定有生物生长和发育的语言的。①设计论鼓励科学家去发现功能,而进化论阻碍他们这样做。或以后来又发现的功能退化器官为例。进化论生物学文献经常拿尾骨当作退化结构”的例子,它就长在有尾巴的脊椎动物祖先的背后。但如果你看《格雷解剖学》的最近版,你就会发现尾骨是与连接骨盆的肌肉相接触的关键点。如今,解剖学不过就是-种设计训练,[它有助于]研究大规模的身体设计计划/蓝图。在此我们又发现设计论鼓励科学家们去发现功能，而进化论不鼓励。像“退化结构”这种纯属掩饰我们眼下对功能的无知的词组,可以信手拈来。人体的阑尾以前被认为是退化的,现在被认为是免疫系统的功能性组成部分。

在科学中恢复设计论只会充实科学。科学中一切有效有益的.工具都不会受损。但设计论又在科学家说明工具箱中添加了新工具。而且设计论又提出一套全新的研究课题。-旦我们知道某物是设计的,我们就想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设计在何种范围是最佳的,它的目的是什么。

注意,我们可以在不知道某物是为什么而设计的情况下探测设计。斯密森家里许多东西显然都是设计的，可是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目的.设计也意昧着限制。设计的物体在-定设计限制中运作。僭越了这些限制，物体就运转不灵或破损。我们还能通过观察[事物]运作不运作而经验地发现这些限制。这一朴素的洞见不仅对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对伦理学也有重大意义。如果人类事实上是设计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可认为心理限制对我们是内定的。僭越这些限制我们个人以及杜会都会遭殃。有很多经验证据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所激励的很多态度和行为正瓦解着人类的繁荣。设计论允诺重振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以自然法著称的伦理传统。通过在科学中恢复设计论,我们所做的远不止对科学还原论(scientific reductionism)的简单批判。科学还原论认为-切都可还原为科学范畴。科学还原论是自相矛盾的，且易于被发现是自相矛盾的。世界的存在，制约世界运行的法则，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数学之奠名其妙的有效性只是科学所提出的问题中的几个,但科学又无力给予回答。但仅仅批判科学还原论是不够的。批判科学还原论改变不了科学一但科学本身必须改变。 科学因逃避设计而长期运用了一套不恰当的概念范畴。这便导致了狭隘的实在观,不仅歪曲了科学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歪曲了科学理解我们自身的方式。把设计论摒除于科学之外便扭曲了科学,这使科学成了唯物主义的喉舌,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喉舌。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gegger) 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科学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容纳基本概念危机的限度。”科学在过去几百年运作中所用的基本概念已不再恰当,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在已可从经验中探测设计的时代。科学面临着基本概念的危机。.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扩展科学使之包括设计论。在科学中恢复设.计论是解放科学,是使之从一直没道理而现在已无法容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3：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注入：设计论存在的必要性

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注入是现代进化论生物学面临的巨大秘密。这一秘密是由本章开头的曼弗雷德.艾根提出的。这为什么是个秘密?并不因为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注人本身就是神秘而不科学的，却因为进化论生物学未能抓住其任务的相关性和信息核心。进化论生物学的任务是说明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生命的关键特征是复杂具体信息一CSI的存在。为达尔文选撣和改变遗传机械论所困,进化论生物学未能认识到生物体需要跳过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信息栅栏(the informational hurdles).o为跳过这些栅栏,生物须有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信息的重要部分是外源的,最初必定是非生物注人的。

在本章结尾,我将考察,如果信息被进化论生物学当作核心概念和统一概念,它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要清楚,达尔文的选择和改变遗传机械论会受到限定,但仍在进化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它在进化论中的完全主导地位一即选择和改变遗传一起说明生命的一切多样性一-将一定被废除。作为[说明]保存、适应和精炼业已存在的生物结构,达尔文的机械论是再适合不过了。但作为发明不可简化复杂生物结构的机制,它便完全觖乏信息来源。至于生物注人,它在信息理论框架内的作用必定总受到限制，因为即使它能说明生物如何交换业已存在的生物信息,可它永远无法触及信息最初如何产生这样的根本问题。

因而不难理解,信息理论进路的进化论生物学所面临的关键任务是说明非生物注人的CSI.非生物注人的CSI是外源于生物的信息,但它已进人生物且已为生物所同化。现在出现了两个明显问题:(1)非生物注人的CSI是如何转人生物的? (2)这些信息在被转移之前存在于何处?如果这种信息清楚地表现于某种可经验探测的非生物物理系统中,如果有从那种系统到生物的清晰的信息路径,如果可表明那种信息路径适于将这种信息传向生物以便生物适当同化它,仅当到这程度时这两个问题才能得到经验恰当的自然主义解答。

但是要注意,这种自然主义解答远没有解决信息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推进了一步,那么最先非生物注人生物的CSI是如何进人先前的非生物物理系统的呢?由于信息守恒定律,每当我们探究复杂具体信息的来源时,我们从来就未解决信息问题,而只是强化了问题。这倒不是说这样的探究是无意义的或不科学的(和道金斯与德内特相反,他们认为进化论生物学中惟.-有效的说明是还原性的，即根据较简单的东西去说明较复杂的东西-见6.5和附录A.4)。当我们道某种铅笔制造机制造了铅笔,便了解了关于铅笔的重要事实。然而铅笔制造机中的信息多于铅笔中的信息。信息守恒定律确保我们在止溯信息路径时会遇到比开始时更多的需要说明的信息。

那么当我们上溯生命的信息路径时它会终结于何处呢?可能性是有限的。一种可能是在哪儿也终止不了,甚至无法开始迫踪生物系统中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可简化复杂的生物系统,但无法追溯其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来源。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可以追溯生物系统信息之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来源,但不能再进一步追溯了。例如，格雷厄姆.凯恩茨一史密斯(Graham Cairns-Smith)有-种说明在自我复制粘土中形成碳基生命(carbon-basedlife)模板的生命起源的粘土一模板理论(a clay- template theory)中。凯恩茨一史密斯理论显然是- -种非生物注人理论,在(非生物)粘土中表示的外源信息为碳基生命提供了模板。凯恩茨一史密斯理论所对付不了的是,那从粘土模板转人碳基生命的外源信息最初是如何进入这些粘土模板的。无需多言,凯恩茨- -史密斯理论是高度思辨性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我们在追溯生物系统信息时可一直追溯到

大爆炸(the Big Bang)的初始条件.尽管这一研究进路诉诸我们的自然主义敏感性,但在能够追朔到通往大爆炸的明确信息路径之前,它在科学上仍是无成果的。最后还有创造论选择,它把生物系统的信息追溯到上帝的直接于预。虽然这一研究 进路诉诸我们的有神论敏感性,但在提出原则论证以示内在于生物系统的信息不可能包含于任何非生物物理先驱之前(即使这里上帝采取了何种行动以产生生物信息仍不清楚),它也是没有科学成果的。在追溯生命的信息路径时,进化论生物学很好地避免了思辨，而只追寻那些可严格探测的信息路径。打个比方,我可以通过过去四个世纪各种不同的戏剧版本，严格追溯我那本《李尔王》(KingLear)所展示的信息路径。另一方面,我却无法着手追溯发现于埃及沙漠中- -世纪的某个孤立砂纸残片的信息路径。这一残片背后的任何故事都散失了,不可能被重构了。类似地，进化论生物学也.许可将信息路径追溯到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来源。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受阻于某个不可简化复杂生物结构,再也不能上溯到外源信息的非生物来源。.

总之,进化论生物学需根据信息理论重构其概念。彻底把握信息论的进化论生物学是以探索信息路径为主要任务的生物学。在探索这种信息路径时进化论生物学必须严格设立奖项。详细的信息路径需得到明确揭示一理查德.道金斯的那种平庸理论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圣菲研究所的克里斯托福.朗顿(ChristoppherLangton)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不同于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Kauffman)所描述的模糊不清的信息路径,信息路径需要同生物实在相符合,而不是同计算机中的虛拟实在相符合。0最后，只有经验证据一、不是形而上学偏见也不是美学偏好一才 能决定信息路径是否存在。例如,达尔文学派对谱系学分类的偏爱决不能被当作同源进化的证据。为确定共同血统,必须显示连接一切生物的特定信息路径。四在进化论生物学的概念重构中,目前进化论生物学中低层次事实中的许多仍可原封不动。而且,信息论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迄今所提出的进化论变化机制。

但它们的恰当性必须根据它们隶属的信息、理论限制而加以评价。例如,达尔文的机槭论将必须以信息一理论的方式表述为信息的选择和改变遗传。同时认为机械论可说明生命一切多样性的观点必须被拒斥,因为它不能产生不可简化复杂生物化学系统,等等,还有许多老问题。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但有些老问题将被否弃。特别一切根据信息之外的东西去说明信息的还原主义尝试都将被忽略。信息是独特的。只有信息能产生信息。

4：对反对设计论意见的反驳

勾画了设计论的正面形象之后,我想在这个附录中提出几种由来已久的反对设计论的意见。此处考察的反对意见不可被恰当地称之为科学的反对意见。例如,它们并不论证具体复杂性(探测设计的标准)未得到精确定义或不可由经验检验而挑设计论的毛病。这种科学上的反驳已在前几章提到了。这里考察的反驳最好被称作“看门人”(gatekeeper)反驳。它们因为设计论据说会对科学构成威胁,却不因为设计论在科学上不合标准,而挑设计论的毛病。这种反驳背后的冲动是为科学保持世界的安全并由世界捍卫科学的安全,这种冲动不是扩大科学的疆界从而扩展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所以这个附录介绍九种将设计论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主要反对意见。

1.设计论在普通说明即可说明问题的地方代之以非常说明(extraordinary explanation),因而犯了空隙之神的错误( a god-of-the-gaps fallacy)。

2.没有任何东西不可诉诸设计论加以说明。设计论说明一切，从而什么也没有说明。

3.设计论不过是用更新和更精致的术语包装起来的科学创世论。

4．设计论不能适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科学说明按定义就是自然主义说明,而设计论是不可还原的超自然主义说明。

5．生物学中的设计论已为一切次于最佳设计的设计事例所反驳。特别地,设计论与罪恶问题不可调和。

6.自然中的设计是一种人为的巧合,或称之为选择效应。是的,自然竟被组织成它所是的样子,是不可思议的、不可几的;但如果它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也就不会在此欣赏这一事实了。

7．具体复杂性是纯粹的数学构造,因而与生物学无关。它不能证明生物学问题,只能证明数学问题。

8.生物学中的设计论不是类比论证便是基于零样本(a sampleof size zero)的归纳概括。无论哪一种情况它都不是令人信服的论证。

9．在世间设计者(如人类和地球外理智)与超验设计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没有遇到过超验设计者,从而无法对他们作出科学判断。

4.1：驳“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是设计的，因此这是诡辩”

“ 没有什么不可诉诸设计论加以说明。设计论可说明一切,从而什么也说明不了。

这种反对意见的问题是把设计与意向性混淆了。”

A.2意向性与设计论

反对意见:没有什么不可诉诸设计论加以说明。设计论可说明一切,从而什么也说明不了。

这种反对意见的问题是把设计与意向性混淆了。当然,设计的一切都是有意向的。但并非所有有意向的事情都是设计的。假设我在书桌上放了一面镜子,因而镜子的位置是有意[放置]的。但普通语言学用法反对声称镜子的位置是设计的,除非它的位置为实现某种高度具体的功能而经过仔细计算。例如,假设有个我所不太喜欢的人坐在我的桌旁v我调整镜子以使它把阳光反射到这个人的眼睛。这样的话v则镜子的位置就不仅是有意安排的而且是设计的。相反﹐如果我只是把镜子放在桌子上,只是为有个地方放它,不至于丢失它,那么其位置就只是有意向的,而非设计的。‘

使设计区别于意向性的便是具体的复杂性(参见第五章)。设计的事物既是复杂的又是具体的。非设计但有意安排的事物或者只具备一个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具备。一个不识字的人可以胡乱打键盘而打出一串字母来,这是复杂的,却不是具体的。一个识字的人可打出字母t-h-e而产生一串字母,这是具体的,却不是复杂的。一个人(识宇或不识字)打出-一串字母 x-q-j,这既不是复杂的，也不是具体的。对每一例来讲,字母串都完全是有意打的，却不是设计的。试将此与莎士比亚写作的一首十四行诗比较。这里的字母串则既是复杂的又是具体的。所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不仅是有意写的,而且是设计的。所以,指责没有什么不可诉诸设计而加以说明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观察的一切都可能是有意的,但并非我们所观察的一切都是设计的。设计在意向性中增添了具体的复杂性。具体的复杂性可靠地表示了意向性的存在,或如前面各章中我们所说的“理智行为”或“理智原因”[的存在]。如果我们用意向( intention)一词代替设计，则我们考虑的反对意见的第一部分为真:没有什么不可诉诸意向而加以说明。但要注意,在反对意见的第二部分用意向一词代替设计则为假。说意向说明一切从而什么也不能说明则一定是错的。

以弗朗克为例,假设他是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位不满意的雇员。弗朗克接到了解雇通知,于是他决定故意破坏他一直工作的软件。他知道这种软件对复制错误异常敏感,一个不稳定信号就极易使之无效。于是弗朗克取出原始资料密码,在程序的某个不引人注意之处改了一个字母,比方说将连词and改为znd。在没有弗朗克故意破坏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一改变将被归诸偶然的复制错误。尽管如此,在是出于偶然的复制错误和有意的破坏活动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区别。尽管一切都可能是有意的,但认识到某物是有意做的而非出于偶然,仍是有意义的。那么最后的结论就是:(1)并非一切都可诉诸设计而加以说明;(2)一切都可潜在地诉诸意向性而加以说明;(3)然而意向性可用作非空洞的说明。

4.2：驳“设计论不过就是披着新的更精致术语外衣的神创论”

“神创论有先在的宗教承诺而理智设计论没有。”

A.3科学的创造论

·.反对意见:设计论不过就是披着新的更精致术语外衣的科学创造论( scientific creationism)。 .

理论设计论需与被称作创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或科学创造论[的理论]区别开来。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科学创造论有先在的宗教承诺而理智设计论没有。科学创造论承诺了两个宗教预设,并为适应这两个预设而解释科学资料。与之对照,理智设计论没有先在的宗教承诺,且根据广为接受的科学原则解释科学资料。特别地,理智设计论不依赖于关于创造的圣经解释。

科学创造论信持两个预设:

‘1.有一位超自然行为者,他创造并命令世界。到2《创世纪》记录的对创造的圣经解释在科学上是准确的。科学创造论预设的超自然行为者通常被理解为一神论宗教中，

特别是基督教中著名的有超自然人格的上帝。这位上帝据说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即不用先已存在的材料)。而且上帝创造的事件顺序据说就对应着圣经的记录。

与之对照,理智设计论不试图在任何地方辨识引起自然中的设计的理智原因,也不预先规定这种理智行动必须遵循的事件顺序，理智设计论信持三个信条:

1。具体复杂性是得到明确定义的,且是经验可探测的。2．无目的的自然原因不能说明具体复杂性。

3．理智原因最好地说明了具体复杂性。

设计论者并不把这些信条当作宗教预设,而把它们当作健全的科学论证的结论(参见第五章)。

理智设计论在诉诸引起自然中的具体复杂性的设计性理智时是有节制的。例如,设计论者认识到这种理智的本质、道德特征和目的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如迪安·凯尼恩和珀西瓦尔·戴维斯在他们论理智设计论的文章中所评论的:“科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留给宗教和哲学。”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智设计论不同于创世之神学教条。创世论预设了一位创始世界并创造了世间一切质料的造物主。而理智设计论只试图说明业已存在的世界内的质料安排。.设计论者论证,特定的物质安排,特别是生物系统中的安排,清楚地标志着一种设计性的理智。

除预设一位超自然行为者而外,科学创造论还预设圣经创世说明的科学精确性。科学创造论的支持者把《创世纪》的开篇几章当作科学文献,因此,为字面意义上的六天创世、亚当和夏娃的历史存在,字面意义上的伊甸园和全世界的大洪水等进行论证。科学创造论以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说为起点,然后再努力使自然的资料符合于圣经说明。

与之对照,理智设计论从自然资料出发,由此论证,有一种理智原因引起了自然中的具体复杂性。理智设计论在进行这种论证时也并不依赖于狭隘信持的先验假设,而依赖于科学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区别理智产生的结构和自然产生的结构的可靠方法。科学创造论对狭隘信持的先验假设的依赖根本破坏了它作为科学理论的地位。相反,理智设计论仰仗广为接受的科学原则,从而确保它作为科学理论的合法性。

·理智设计论和科学创造论之间的这些区别对于理智设计论在公共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最高法院在爱德华对阿奎拉德案中表述关于科学创造论的立场时曾援引地方法院的麦克林对阿肯色斯教育部的案例。根据这个法院,科学创造论不仅相似于创世纪中的创世说明,而且事实上等同于它,且不与任何其他创世故事相似。因为科学创造论与创世纪中的创造活动和大洪水叙述一一对应,最高法院发现科学创造论是一种宗教学说而非科学理论。

最高法院所援引的麦克林地方法院列出了定义科学创造论的六个信条:

:1.存在一种源于虚无(nothing)的宇宙、能量和生命的突然创生。

2：变异和自然选择不足以导致所有生物从单一生物个体进化而来。

3.最初创造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化是发生在固定界限之内的。

4.人类和猿有不同的祖先。

5.地球的地质学可通过灾变论加以说明,可主要通过发生在全世界的大洪水而加以说明。

6.地球和生命有个相对最近的开始(在一万年数量级)。

这六个信条一起定义了科学创造论。爱德华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它们不得在公共学校的科学课程中被一起讲授。但法院为单独讲授这些信条中的某些开了绿灯。

将信条1、5和6包括在公共学校科学课程中是最成问题的。信条1断言宇宙创造于虚无。根据定义,这样的创造行动一定发生于时空之外。创造宇宙本身可不止于重新安排预先存在的宇宙。结果创造论就不能为科学所宽容。实际上创造论一向是一种神学或哲学学说。

另一方面,信条5和6是隶属于科学研究的。而且对信条5和6 的科学支持必须寻自理智设计论之外。例如,地质学能够研究地球的年龄,并研究大洪水是否在最后几千年淹死了地球上的生命。但这样的研究不考虑具体复杂性也能进行,而具有复杂性是理智的关键性标志。.

理智设计论跟信条1、5和6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理智设计论要求一种能安排复杂具体结构的理智.原因。但安排物质的能力是在时空范围内起作用的,且用不着违背任何自然法则。理智设计论并不要求一位将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放在一起而构成宇宙的创造者。理智设计论也并不要求理智原因必须在其中行动的任何特定时间框架。因此它也不要求任何特定的历史事件必定发生(像5000年前发生的世界大洪水)。理智设计论相容于演化了数十亿年的生物物理宇宙。

比较起来,信条3和4是公共学校科学课程考虑的合法科目。这两个信条虽广为科学界所拒斥,但仍在科学界内争论着。而且许多活跃的研究领域依赖于信条3和4。信条4实际上只是信条3的特例。信条3规定了一般生物进化的界限,信条4则特别规定了灵长类的界限。

进化过程是否有界限的问题是个合法的科学问题。根据新达尔文学派综合,不存在任何界限:一切生物追溯其祖先时都可追溯到最初的单细胞生物(有时被称为“原生物”)。这种观点被称为“单源论的”(monophyly)或“同血统论的”(common descent),它与“多源论的”( polyphyly)相对照,后者认为某些生物种群各有不同的祖先。

同血统论尽管广为生物学界所坚持,但它是科学争论的合法主题。实际的实验和描述古生物学证据都只支持固定界限内的有限变异,或可称之为微进化(microevolution)。大进化--生物跨越-一切界限的无限能力一是微进化的引申。如同对一切引申一样,对这种引申是否有保障的质疑是正当的。例如,像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鲁道夫·拉夫(Rudolf Raff)和乔治·米克娄斯(George Miklos)那样的杰出自然主义进化论者正在积极研究这种引申的理由。

理智设计论既与生命单一来源(即同血统论或单源论)相容﹐又与生命多种来源(即多源论)相容。设计论理论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例如,迪安·凯尼恩和珀西瓦尔·戴维斯在其《论熊猫和人》中就反对同血统论。另一方面迈克·伯赫在其《达尔文的黑匣子》中则暂时接受了同血统论。但设计论理论家认为不能仅因为大多数生物学家碰巧拥护同血统论就禁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化的极限构成科学研究的一个合法课题。所以把这一课题从公共学校的科学课程中排除出去是不合法的。

最后我们来看信条2。这是科学创造论和理智设计论所共享的信条。它需要在公共学校科学课程中公平地讲授。实际上任何对生物进化的充分研究都必须考虑变异和选择不足以说明生命多样性的可能。只有严格的新达尔文主义者才认为变异和选择足以产生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他人都认为变异选择机制有不同程度的不完全性。这不仅包括科学创造论者和设计论理论家,也包括相当数量的有神论和自然主义进化论者。反驳变异选择机制的充分性的著名自然主义进化拥护者包括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 Gould)、斯图亚特·考夫曼、伊尔雅·普里高津(llya Prigog-ine),曼弗雷德·艾根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古尔德坚持一种“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在突然进化之后，会有一个长期停滞(即没有变化)。然而,古尔德的理论并不提供什么生物改变机制。考夫曼和普里高津指望物质的自组织特性去补充变异和选择。”曼弗雷德·艾根则希望在新的自然法则和算法中找到解开生物复杂性的钥匙。弗朗西斯·克里克则认为解决生命起源问题已如此超越了地球上的可利用资源,以至于[认为]生命必定源自外层空间(这便是他的“定向生源”[directed panspermia]理论)。3

这些科学家中的每一位都反对变异选择机制在科学基础中的充分性。在他们看来生物复杂性问题已超出变异和选择的限度。设计论理论家赞同这一点。他们也认为变异和选择不足以说明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他们坚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严格科学的。设计论理论家论证,有些自然资料(例如,迈克·伯赫的不可简化复杂的生化系统)确定地标志着设计性理智的活动。

对变异和自然选择之充分性的怀疑和争论已是主流科学的一部分。否认这种争论或阻止关于它的公开讨论是不诚实的、窒息科学研究的。公共论坛——特别是公共学校的科学课程—必须小心,当不同观点受到科学证据和论证支持时,不要压制反对流行科学观(在此是包含变异-一选择机制的新达尔文主义)的不同观点。理智设计论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和论证。

理智设计论不是披着新的、更精致术语外衣的科学创造论。理智设计论的预设远较科学创造论为少,带着远较为少的负担,从而出错的可能性远较为少。科学创造论描述宇宙起源、宇宙的持存、引起地质形成的机制、进化变化的极限以及人类的起源,都是为了确证《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说明。与之对比,理智设计论不就宇宙的起源和持存作什么断言,不认同洪水地质学(flood geology),接纳任何程度的进化论变化,不预先判断人类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预先详细说明设计性理智产生出第一个生物的模式。

所以将理智设计论混同于科学创造论是不对的、不公平的。理智设计论是一种不带宗教承诺的严格科学理论。隐含于科学创造论中的造物主与严格的、字面解释的圣经相符合,而理智设计论中的设计者与远为广泛的领域彼此相容。当然,这种设计者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世界主要一神论宗教中的造物主、上帝相容。但这种设计者也见容于自然神论者的钟表制造者一上帝( watchmaker-God),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次于最高神的造物主以及古代斯多亚学派的神圣理性(即logos spermatikos)。你甚至可以对这种设计者采取不可知论的观点,把具体复杂性当作严酷的无法说明的事实。理智设计论不同于科学创造论,它不预先判断谁是设计者?或这位设计者是如何进行设计并创造事物的?这样的问题。

4.3：驳“理智设计论是超自然主义的说明，因此其不是科学”

“科学假设许多无人观察过、在很多情况下也无任何观察希望的理论实体,例如夸克(quark)、超弦(superstrings)和冷暗物质(cold dark materials)。不用说,这些实体也不能被观察。”

A.4可这是科学吗?

反对意见:设计论不可能适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科学说明根据定义就是自然主义说明,而设计论是不可还原的超自然主义说明。

常有人指责设计论不是科学。然而,为使这种指责强有力,你必须证明设计论缺乏真正科学所表现的某种特征。迄今为止已[有人]提出很多这样的特征。却没有任何一种成功地表明设计论不属于科学。提出的标准不是太宽(因而结果包括了设计论),就是太严(不仅排除了设计论,而且排除了我们希望算作科学的其他研究形式),要不就构成对科学的任意的过分要求,故意定义科学以排除设计论。

试考虑在麦克林对阿肯色案(通常被称为“阿肯色创造论审判”)中联邦地方法院是如何定义科学的。那个法院列举了科学的五个本质特征:受自然法则指导,为自然法则所说明,可面向经验世界加以检验,是尝试性的且是可证伪的。以下是想把设计论摒除于科学之外的主要反对意见:

:1．如果它不能测量、计算或不能被拍照,那么它就不是科学——即使它是重要的。

.2.理智设计论必定是非科学的,因为它(a)用不可观察的东西去说明可观察的东西;(b)是不可证伪的/不可证实的;(c)不作预测; (d)不提供任何机制;(e)没有解难题能力R(f)不是尝试性的。

3.“[通过]超自然设计者[去进行说明]实际上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它没有说明设计者的起源。你得说‘上帝总是存在的’这样的话,如果你允许自己用这种懒惰的方法,那么你也可以说‘DNA总是存在的'或‘生命总是存在的’,从而结束研究。”

4.“[科学通过]等级还原论而[理解]事物的运作。等级还原论者相信增碳器(carburettors[原文如此]应由较小单位去说明,而这较小单位又由[更]小的单位去说明,最终应根据最小的基本粒子去说明。在这一意义上讲v还原论就是理解事物如何运作的诚实愿望的别名。”

5.“即使[理智设计论]可以完全成功地表明自己是科学,它也不能产生对起源的科学说明。它最多只能证明,不可能有什么对起源的科学说明。……科学按其定义就只研究自然的、可重复的、为自然法则所制约的东西。”国

6.“你不能(科学地)研究不能直接或间接测量的变量。……[设计论理论家]--旦发明了‘神仪’(theometer),我们也许就能测试[设计]。"D

批评1和2有不同的来源,可以置之不理。认为科学限于可测量、可计算或可拍照的范围和认为科学只是通过可观察物说明可观察物的事情的观点是经不起严格反思的。科学假设许多无人观察过、在很多情况下也无任何观察希望的理论实体,例如夸克(quark)、超弦(superstrings)和冷暗物质(cold dark materials)。不用说,这些实体也不能被拍照。认为只有将事物标以数字才是科学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圣经计量学(biblical numerology)尽管全力强调数字但仍不是科学。另一方面像考古学这样的定性科学虽相对不够数字化,但仍属于科学。

可证伪性作为辨识科学的标准也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根据这一标准,如果一个理论在经验基础上是可被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但结果表明证伪是困难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如科学哲学家埃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所见,科学理论总是需要辅助假设才能与观察接触。”这便总留有这样的可能:是辅助假设而不是科学理论本身与设定的证伪有关。类似的考察也适用于可证实性,因为辅助假设也可能支持一个事实上假的理论。

可预测性同样是成问题的。许多科学理论并不像努力重构过去那样努力预测未来(例如考古学和人类学)。例如,关于生命进化的理论就主要关心重构过去。它们也在弱意义上预测,你将会在例如化石记录中发现什么。但这类预测常常不可能得到确证,如进化古生物学家们所敏锐看到的“证据的缺席不是缺席的证据。”(即没有证据并不是某物不存在的证据——译者)。

要求科学理论一定提供因果机制也是虚妄的。牛顿尽管未-实际上拒绝——提供其定律所描述的引力模式的机制,其万有引力定律仍不失为科学理论。同样,认为理智设计论没有解难题能力的断言也是错的。理智设计论解决了生物学中的许多问题(参见第五、六章)。问题不在于理智设计论是否有解难题能力，而在其解释是否有效。这些解释的有效性构成一个合法的争论课题。但这是一种科学的争论,而非宗教的争论。

最后,至于说科学理论是尝试性的,则根本就不是科学运作的方式,没有什么职业科学家会在一个将被轻易放弃的科学理论上花费精力。生物学家兼哲学家迈克·鲁斯(Michael Ruse)在宣称“进化是个事实,事实,事实(FACT)!”时,可不是尝试地坚持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托马斯·库恩已论证,改变科学理论要经历一次革命,恰因为科学家们并不[只是]尝试地信持它们。

批评3是由动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提出来的。道金斯批评设计论犯了不可接受的倒退[错误],在其中设计者反过来又需要说明。这一批评的问题是，每当科学家引进新的理论实体时这一批评都可得以运用。路德维希.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于19世纪后期创立他的动热力学理论,他诉诸不可观察粒子(现在我们称之为原子和分子)的运动去说明热,你也可以论辩说,这种不可观察的粒子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它们本身需要被说明。0总可能再追寻更进一步的说明。但科学家们总会止于某一点而满足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波尔兹曼的动力学理论说明了老的现象论热学研究方式所说明不了的东西一例如 ,摇动充满气体的容器为什么会引起气体温度的上升。老的现象论方法未能提供答案、波尔兹曼的动力学理论提供了:搖动容器使构成气体的不可观察粒子运动更快从而引起了温度的上升。

对设计论也是这样,问题不是设计论理论家是否解决了所有关于引起自然中具体复杂性的设计性理智的拖延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总在那儿。问题倒是设计论是否具有有用的概念作用,这是道金斯的批评所留下的未回答的问题。设计论理论家论证,理智设计论是理解像迈克·伯赫不可简化复杂生化机器那样的系统的、富有成果的科学理论。这种论证应凭它自身的长处而被接受。它是一种科学论证。

批评4也是道金斯提出的。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德内特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确信适当的科学说明必须是还原式的,它由复杂的东西走向简单的东西。道金斯写道:“使进化成为如此严整的理论的一件事是,它说明了组织的复杂性如何能产生于原始的简单性。”德内特则把任何从简单到复杂的科学说明都看作是“用有待证明的观点去证明结论”2。道金斯明确地把适当的科学说明等同于他所说的“等级还原论”,据此,“在组织等级任何特定层级的复杂实体”都“只能根据等级中次一层次的实体”去加以适当说明。@

没有人会否认还原式说明在科学内是极其有效的,但很难说它就是科学可用的惟一的说明类型。还原式说明背后的划分和控制分析模式(the divide-and-conquer mode of analysis)严格限制了在科学内的可应用性。复杂系统理论早已放弃了对复杂系统的从下到上的还原式进路( a reductive bottom-up approach)④。正确理解复杂系统要求集中于部分间的全球关系的从上到下的进路(a top-down approacn),而这与指向个体部分的分析相反。例如,圣菲研究所就是研究“通过聚集行为引起全球发生的秩序的简单相互作用要素”系统的“简单通过低层次相互作用分析是不可能预测这种秩序的”。同样,分析的还原模式在研究具体复杂性时也不能取得进展(参见6.5的CSI整体主义)。理智设计论是一种整合性的、从上到下的(top-down)复杂结构理论。整合是和还原、分析一样重要的科学的一部分。

批评5和6分别由生物学哲学家迈克·鲁斯和物理人类学家(physical anthropologist)尤金尼亚·斯科特(Eugenie Scott)所提出。他们的批评颇有些分量,构成反对将设计论纳入科学之中的被典型地称作决定性反对意见[的批评]。鲁斯和斯科特拥护一种被日益称作方法论自然主义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科学必须排他地限定于自然主义说明。@

尽管这种批评表面上有道理,然而，一旦你试图定义什么是自然主义说明,它就立即瓦解了。大体上说,业已建立的科学是由自然主义甚或只由自然主义说明构成，它们作为科学的地位是没有争议的(不像理智设计论)。在把设计论放逐于非科学领域时,鲁斯和斯科特认为,他们已拥有一种可靠标准,去判定一个说明是否自然主义的,从而是否能为科学所接受。然而,他们标准中的每一项,就其努力将设计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而言,它也排除了我们确定地希望包括在科学之内的东西。

科学必须只研究可重复现象吗?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大爆炸宇宙学无疑是科学的一部分,但它的理论化奠基于一次性事件,即大爆炸。类似地,在生物学中,生命的起源、多细胞生物的起源、有性生殖的起源以及人类的起源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在任何清晰意义上讲都不是可重复的。没有什么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哪怕是接近于重复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当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发现某种独一无二的人工制品或自然特征时,我们也不会说他们不是在做科学工作。所以可重复性的反对意见是不成功的。

科学只能研究由定律所制约的事物吗?尽管有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希望至少原则上有一天一切皆可由定律加以说明,但实际的科学实践则只给定律以相当有限的地盘。像考古学和地球外智能研究一类的许多特别科学,研究由理智行为者所产生的物体,因而不能还原于自然定律。.

:而且像物理学这样的“硬科学”也不能还原于自然定律。19世纪路德维希·波尔兹曼根据那时不可观察的徽粒(今天我们称之为原子和分子)的碰撞说明了热现象。波尔兹曼证明他的动力学理论包含了物理学家已知的理想气体定律。恩斯特·马赫(ErnstMach),波尔兹曼的同时代人与对手,拒斥了动力学理论因为它引进了不可观察实体,因而未使自己限于可经验证实的定律。然而,物理学史证明波尔兹曼是正确的,证明马赫是错的。波尔兹曼的动力学理论在说明物质的徽观结构时并未产生什么新定律,但它带来了许多对物理学的理论洞见(实际上整个统计力学领域都可追溯到动力学理论)。4

关键是科学不可还原为定律,努力把科学还原为定律甚至也没有好处。科学经常引进新的实体﹑隐喻和影像。”这些东西常常没有明确的出处,也不能测量,甚至不能被直觉地理解(例如量子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尽管有一切关于科学方法和科学适当内容的理想─把科学描绘成逻辑上紧致且自我包含的事业的理想——实际的科学实践并不遵循严格不变的规则。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贴切地将科学方法描述如下:“科学方法，就其为一种方法而言,不过就是尽一个人的心力永无休止地拼死命干而已。”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科学史的支持之下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否认有什么科学方法。

怎么理解可检验性呢?科学只能研究可直接或间接检验的东西吗?科学的一切断言都要面向且接受基于新证据和更深刻理论洞见的批评、修正或反驳,这当然是科学的特征。如果可检验是指对新证据和更深刻的理解洞见是敏感的,则科学是可检验的。如果这就是你所意指的可检验性,那么设计论当然是可检验的。实际上,在这一意义上达尔文检验了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设计论,并发现它是不够资格的。但可检验性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证据可以反驳一个断言,那么它也可以确证一个断言。可检验性是个对称的观念。你不能说“设计论是不可检验的”,然后转而又说,“达尔文检验了设计论并反驳了它。”实际上理智设计论是可检验的,它已被广泛的学科所确证,跨越从自然史到分子生物学到信息论的一切。

最后,科学必须严格限制于自然事物吗?科学当然以自然为其适当研究对象。科学努力研究并说明发生于大自然中的事情。然而如果研究大自然就是决定一个说明是否真正科学的惟一标准,那么设计论一定构成科学的一部分,因为理智设计论所研究的具体复杂性是可通过大自然而加以辨认的,特别是在生物之中,这些东西构成大自然的内在部分。当设计论受到挑剔被认为不是科学合适的部分时,并不因为它以生物为研究对象,倒因为它将生物归诸非自然主义的原因——归诸奇迹和超自然设计者——因而把这些非自然主义原因也当作研究对象。

应对这一批评时让我们首先弄清楚理智设计论并不要求奇迹。正如每当人类作为理智行为者行动时并不表现奇迹,没有理由假设作为理智行为者而行动的设计者必须违背自然定律。在此有个务须记住的重要对比。根据鲁斯和斯科特的见解,科学研究自然原因,而引进设计便是诉诸超自然原因。但这是个错误的对比。适当的对比是无目的的自然原因和理智原因之间的[对比]。.理智原因可做无目的的自然原因做不到的事情。无目的的自然原因能说明墨水如何弄到纸上形成一块偶然的墨水渍,但不能说明纸上构成一则有意义消息的墨水印迹。形成这样的有意义安排要求一种理智原因。理智原因是否居于大自然之内抑或之外(即分别对应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是不同于理智原因是否已在自然之内行动的另一个问题。设计论并没有什么对超自然主义的先验承诺。所以科学不能为排除设计论或将其放逐于宗教领域而提供原则立场。

如果设计论并没有对超自然主义的先验承诺,那么鲁斯和斯科特反对设计论的批评还剩下什么呢?他们的要求中似乎隐含:自然主义的科学说明就是一种详细说明科学理论中的术语允许指称什么实体的指称理论。他们似乎特别想把科学术语限制于可在时空中严格定位的实体。根据这种指称理论,仅仅设计者可能无法在时空中定位这一事实,便足以使诉诸设计的说明成为非自然主义的，从而成为非科学的。即使像场、势能、夸克和弦这样一些不可观察的物理学理论实体,也至少原则上可在时空中定位。但因为设计者无需定位,故必须被排除于科学之外。

我已引出我认为是鲁斯和斯科特反对设计论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表述。尽管以这种方式表述,但他们的批评仍然失败了。因为一件事,它预设了科学说明的实在论观点。比如,你采取了科学说明的反实在论观点,那么为科学理论所设定的实体的时空定位便是可争论的了,因为时空本身成了概念构造。根据反实在论观点,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些实体居于何处,因为科学理论并不像我们看世界那样描述什么东西在“那儿”。因此,按照反实在论的观点,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所设定的实体在概念上是否富有成果,在经验上是否恰当,以及它们能否提供非常的说明力。如果生物学中的一种设计理论是成功的,就要求这个理论设定的设计者是真实的吗?科学反实在论者能干脆把设计者当作一种调节性原则(regulative . principle)———一种理解生物学特定事实概念上有用的设置一—而不在实在中赋予设计者以任何地位吗?维特根斯坦不把哥白尼和达尔文的理论当作真的,而只当作"富有成果的新观点”。一个人作为科学家研究设计理论的第一兴趣是;设计论是否提供强有力的新洞见和富有成果的研究手段。隐含于这种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设计者的本体论地位,可由哲学和神学去加以研究。实际上一个人的形而上学对一个人关于设计论的科学理论研究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事实上倒不是鲁斯和斯科特谈论他们自己的偏见多于谈关于设计论理论家的偏见,而设计论理论家的首要兴趣是探讨设计论对科学的贡献。

要求科学排除无法在时空中定位的实体的惟一理由是,我们预先知道这样的实体不存在,或者即使它们存在,也不能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想像的关联。这样的实体存在吗?它们会有经验结果吗?它们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关联吗?除非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上,是不能预先判断这些问题的。因此,鲁斯和斯科特预先判断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作了一定的关于什么存在和什么有影响世界上事件的能力的形而上学承诺。但这样的承诺对科学实践完全是无必要的。

4.4：驳“无用器官论”，即生物学中的设计论为所有次于最佳适度设计的事例所反驳、

“从底特律组装车厂中开出的汽车在人类理智引起它们的意义上是理智设计的。但即使我们认为底特律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但若说它们是最佳设计仍是错的。”

A.5无用器官论

反对意见:生物学中的设计论为所有次于最佳适度设计的事例所反驳。特别地,设计论无法与罪恶问题相协调。

理智设计一方面须与表面的设计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须与最佳设计区别开来。表面的设计看似设计的,但实际上不是。最佳设计是完美的设计,因而只存在于理想王国(有时被称作“柏拉图的天国”)。表面的设计和最佳设计不包括任何有实践意义的设计。像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理查德·道金斯[所用的]通常反对设计论的战略是将理智设计归入这些范畴中的一个-表面的或最佳的设计。这种战略的问题是,它是一种回避。实际上它完全回避了理智设计问题。从底特律组装车厂中开出的汽车在人类理智引起它们的意义上是理智设计的。但即使我们认为底特律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但若说它们是最佳设计仍是错的。说它们只是表面上的设计也是不对的。

在生物学中理智设计论坚持认为,为说明生命系统的具体复杂性,设计性理智是不可或缺的。但作为严格科学理论,理智设计论拒绝进行关于这种理智性设计之本性的思辨。最佳设计要求一位使万物恰到好处的完美主义的设计者,而理智设计论与我们日常设计经验相协调,而日常设计总是受情境需要的条件制约的,因而总缺乏某种理想化的普遍佳境。

没有真正的设计者追求达到最完美的设计。实际上没有完美的设计这样的东西。真正的设计者追求有限的最佳化﹐这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在《设计的发明》中所中肯评价的,“所有的设计都涉及彼此冲突的目标,因而涉及妥协,而最佳设计总是那些达到最佳妥协的设计”。有限最佳化是在冲突目标之间达成妥协的艺术。这便是设计论的一切。像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常做的那样因生物学设计论没达到理想的最佳而挑它的毛病是毫无道理的。古尔德不知道设计者的目标,也无从说设计者是否在这些目标中达成了错误的妥协。但指责生物学设计是次最佳的言论在禁止设计论讨论方面已是特别成功。有趣的是,这种成功并不来自对生物结构的分析,和对能改进结构的构造有限最佳化方式的显示。只要提出的改进真能得以实现,而不退化为满足个人的愿望,即你认为有某种设计必须改进,却不知道如何能改进,或它是否会引起别处的缺陷,那么它就构成合法的科学研究。只因为我们总可以想像设计的某种改进，并不意味着所说的结构不是设计的,或者这种改进能够实现,即使它能够实现,它不会导致别处的缺陷。

次最佳反驳的成功根本不来自科学,而来自从科学到神学的讨论术语的转移。一种存在的结构如何能被具体地改进?这一问题被置换为什么样的神会创造那样的结构﹖例如,达尔文认为，“世界上太多悲苦”存在故不能接受设计论:“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一位仁慈而又全能的上帝会通过设计而创造姬蜂,并有意让它们生活在毛虫的活体内,或猫应该与老鼠周旋。”R他所指出的其他例子包括“蚂蚁使用奴隶”以及“小杜鹃排斥养育它的兄弟”。3于是次佳设计问题转化为罪恶问题。

罪恶问题便是调和如下三个命题:(1)上帝是善的;(2)上帝是全能的;(3)罪恶的存在。因为罪恶的存在被认为是当然的,于是问题是;如果上帝既是善的又是全能的,[如何]说明罪恶。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但不是善的,与罪恶的存在调和就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有恶作剧的自由)。反之,如果上帝是善的但不是全能的,则调和罪恶的存在也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心存善意但力不从心)。

诉诸罪恶问题的反对设计论的批评者已背离科学而涉及哲学与神学。实施酷刑的刑讯室是设计的,而且设计者的罪恶无法改变刑讯室的设计。设计的存在不同于设计的道德、美学、善、最佳和完美。而具体复杂性可靠地标志着设计,与设计是否包括这些附加的特点无关。

然而有些科学家倾向于合并科学与神学。注意如下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对设计论的批评:

如果上帝设计了一架美妙的机器以反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当然不会使用有其他用途的零件。……奇怪的安排和滑稽的答案是进化的证据——那是聪明的上帝从未涉足的路径，但是为历史所限的自然过程倒必须遵循着它。R

古尔德在此批评被他称为“大熊猫的拇指”的观点﹐骨骼突出，帮助大熊猫剥去竹的硬皮从而使竹子可为大熊猫所食。

关于大熊猫拇指需要被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它是否反映了理智的明确标志——即它是不是复杂而具体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是设计的。如果不是的,那么它可能是有意的,但我们不能确知(见附录A.2)。设计论理论家并不认为每个生物结构都是设计的。变异和选择在自然历史中对于生物适应环境也起作用。大熊猫拇指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适应。但变异和选择不能产生具体复杂性,并且许多生物系统皆表现出具体复杂性(见第五、六章)。

.具体复杂性一旦得以确立,智慧、全能且仁慈的上帝是否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设计出具体复杂结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论证计,让我们承认某些设计的结构不仅像古尔德说的那样是“奇怪的”或“滑稽的”,而且是残酷的。那又怎么样呢?哲学神学有许多对付罪恶问题的办法,面对罪恶而维护一位全能而又仁慈的上帝,我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路线是罪恶总是善的寄生虫。实际上我们表达罪恶的语词便预设了业已堕落的善。不贞预设了贞洁,不正当预设了正当,背叛预设了我们所背离的道(即，一种道路)，罪(希腊语hamartia)预设了偏误的目标,等等。博修斯( Boethius)在其《哲学的安慰》中是这么说的:“如果[问]上帝存在,为什么有罪恶;但[何不问]如果上帝不存在为什么有罪恶?”

一个人看着某种生物结构说:“哎呀,那真像是罪恶的。”这就是罪恶的开始吗?那就是一位慈善而全能的上帝创造它时它所具有的功能吗?出于善意而发明的事物也常常被误用于罪恶的目的。用来抑制疼痛的毒品却都成为毒瘾的来源。用于切面包的刀能成为杀人的工具。维系律法和秩序的政治权力却成为奴役民众的手段。

这是个堕落的世界。上帝原初意图的善已不再昭明彰著。许多东西业已堕落。器官无用论,自然中设计的退化,已是现实。这一点在我们周围十分明显。可我们如何说明它呢?科学自然主义者断言,自然中的设计只是表面的,它产生于变异和自然选择(或某种另外的自然机制)﹐根据这种机制,不完美、残酷和无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而说明了器官无用论。可是这样的机制无法说明自然中的具体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具体复杂性标志着真正的设计,而不仅是表面的设计。

自然的设计是真实的。但设计业已堕落,这通常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设计的退化—---器官无用论——不可经由否定设计而得以说明,而只能通过接受它并面对罪恶问题而得以说明。罪恶问题是个神学问题。把一切设计都归结为表面的设计而解决这-问题是一种逃避。它既回避了具体复杂性所提出的科学挑战,又回避了信仰的艰苦工作,尽管有罪恶的阻拦,具体复杂性的职能就是确认创造中的上帝之手。

4.5：驳“我们只不过是碰巧生存在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宇宙之中，这只是巧合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除了[说]它们有可能事件而不是高度不可能事件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关于它们存在的证据。这种为人为扩大概率来源(即事件的机会数量)而支持失败的偶然性假设的做法在统计学上是荒谬的。”

A.6只是人为的巧合

反对意见:自然中的设计是一种人为的巧合,或称作选择的结果。是的,自然组织成这个样子是高度不可几的;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不会在此赏鉴这一事实。

·有一种加里·拉森卡通片表现了上帝,把上帝画成穿着飘动的袍子的白发老人,正从烤箱中取蛋糕。根据解说词,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尽管创造宇宙和做蛋糕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这一反对意见而言,二者之间有一种重要的相似。设计一个支持人类生命的世界要求有一定的先在材料。同样,做一个色味俱佳的蛋糕也要有一定的先在材料。更重要的是,不仅必须有这些材料,它们还必须成正确比例。面粉、水和酵母都好,但如果我们每毫克面粉有一吨酵母,如果我们的水都是结冰的,那么我们永远不能开始做蛋糕。同样,如果宇宙中碳、氢和氧的比例与它们现在的比例完全不同,那就不会有任何恒星,更不会有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绕恒星运转的可居住的行星。

人为巧合论意指,精确满足与人类生命相关的一切先决条件都是可能的。宇宙学家常常称这种巧合的总和为“宇宙的良好调谐”(fine-tuning of univese)。例如,自然的基本作用力必须在支持生命的基本宇宙构成的精确容限内。如果强核作用力稍强一点,则几乎任何氢都不能形成,因为其核不稳定。反之,如果它稍弱一点,则除了氢之外,任何元素也不能形成。类似地,如果引力稍强一点,则恒星会燃烧过快,从而无法支持环绕行星上的生命。反之,如果它稍弱一些,则没有足够多的重元素形成环绕的行星。

有很多这样的人为巧合。休·罗斯(Hugh Ross>搜集了这些巧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从物理学和宇宙学中列举了70多条。”迈克·登顿(Michael Denton)在他最近一本书《自然的命运》中,从特别为人类生命所必须的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列举了另一些。随着宇宙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就处于烹调的地位,面对一个要有数百种材料的蛋糕,每一种都有恰到好处的数量,所有数量都成精确比例,任何一种偏离,无论是材料数量的偏离,还是它们相对比例的偏离,都会导致蛋糕整体的失败。

毫不奇怪,科学家们在问自己,产生宇宙所需要的这一切“材料”，一开始何以会聚集在一起。他们提供了两个答案:偶然和设计。在二者之间,设计已被证明是惟一可行的竞争者。如果偶性然是可行的竞争者,则所有这些材料聚集在一起形成可能生命的概率一定不可太小。可事实上它确实是无限小的。如罗杰,·彭罗斯所评论的: 上帝为提供一个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我们现在所观察的事物相容的宇宙……最初计划的相空间值(phase space vol-ume)有多大? ……造物主的目的必定已精确到1010分之一。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数字。你甚至不可用普通十进位表示法完全写下这个数字:它是“1”后面跟着10123个“O”,即使我们在整个宇宙的每个分立质子和分立中子上写上一个“O”----作为额外增添我们也可写在其他粒子上-——也远不够我们写下所需的那个数字。[这就是]按宇宙规程设置宇宙所需要的精确性。1

为对付这种1010"分之一的高度不可几性,像阿兰·古斯(AlanGuth)和弗朗克·蒂普勒(Frank Tipler)这样的宇宙学家扩大了令人类产生的可能世界的数目。如果有无限多个可能世界,那么任何具有正概率的事件,无论概率多么小,都肯定会至少在这些可能世界中的某一个中发生。就人类的产生具有正概率而言v人类因此肯定会在某个可能世界中产生。又因为只有那些产生人类的世界,才会有能认知其在产生他们的世界中之好运的人类,偶然性便成了说明人类的完全可接受的方式。

然而,此处有个陷阱:即这可能世界的地位。如果有无限多个可能世界,那么只要不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事件就肯定至少在这些可能世界(实际上无限多个)中的一个中发生。问题是我们除了自己的世界而外,没有关于其他世界的任何证据。而且根据定义,可能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实际世界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故除了[说]它们有可能事件而不是高度不可能事件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关于它们存在的证据。这种为人为扩大概率来源(即事件的机会数量)而支持失败的偶然性假设的做法在统计学上是荒谬的。我称其为膨胀的谬误(inflationary fallacy)。

那么面对这种高度不可几性该怎么办呢?许多天文学家正选择设计论。甚至拒斥设计论的乔治·格林斯坦(Greenstein )也在沉思:“因为我们考察了所有的证据,必须涉及……某种超自然机制的思想亦在产生。我们有可能突然而不是有意地碰巧发现种超越存在的个体( a supreme Being)之存在的科学证明吗?是上帝参与了进来,因而为我们的利益幸运地精心制造了宇宙吗?”弗雷德·霍伊尔以同样的语气论道:“事实的常识性解释提议，一种超越的理智(a super intellect)已嘲弄了物理学,也嘲弄了化学和生物学,并[认为]在自然中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盲目的动力(blind forces)。”

宇宙正好适合于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将生存于此,它就需要适合于我们。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少宇宙的良好调谐的令人惊异之处,或使偶然论更可信。我们并不像一个知道有许多其他与他或她竞争的买彩票者的博彩获胜者。博彩获胜者有关于其他博彩者的正面证据。我们的宇宙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关于像这个宇宙的其他字宙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宇宙是宇宙博彩中的幸运优胜者,其他大部分宇宙皆以无生命状态告终,以说明我们的宇宙支持生命这一事实。我们的宇宙是良好调谐的,但偶然论不是对其良好调谐的可信说明。

:·生物学家大体上同意[这-一-点]。大部分都拒斥可称之为“选择效应论证”(selection effect argument)[的观点]。根据这种论证,正如博彩优胜者为中彩而震惊,我们也因进化而震惊。但彩票肯定会有中奖者,所以某种事物肯定会进化而来。此处诉求的是选择效应:高度不可几的事情肯定会发生,所以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一事实(即,我们被选择---这便是选择效应这一名称的由来)不排除偶然论。”这一论证是荒谬的。它把必要条件(即我们被选择)与说明(即为什么选择我们>混淆了起来。

选择效应论证已被哲学家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约翰·厄曼(John Earman)和里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所反驳。它也被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本德一欧拉夫·库珀斯(Bernd-Olaf Küppers)和赫伯特·约基(Hubert Yockey)所反驳。3斯温伯恩的反驳也许最值得记取;

假如一个疯子绑架了一个人,把他关在一个备有洗牌机的房间里。机器自动地洗十副牌﹐然后在每副牌中抽出一张﹐并自动显示十张牌。绑架者告诉受害者,他将很快设置机器,使它显示其第一次抽的牌,但除非所抽的牌由每副牌的红桃A构成,机器将自动引起能杀死受害者的爆炸,因此之故,他将看不到机器抽了哪张牌。于是机器被设置了,但使受害者感到好笑且如释重负的是,机器显示了抽自每副牌的红桃A。受害者认为这一非常结果需要根据机器以某种方式被击发而加以说明。但重新出现的绑架者却怀疑这一建议。“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说,“机器只[抽了]红桃A。你不可能看到任何其他的。因为如果抽了任何其他牌,你在这儿也根本看不到。”当然是受害者对,而绑架者错。抽出十张红桃A当然是需要说明的非同寻常的事。这种特殊顺序是使这种抽牌方式在任何地方被注意的必要条件这一事实,并不使被注意的事情较少奇异性,从而无需说明。1

特别地,选择效应根本不能使偶然性成为对具体复杂性的恰当说明。

4.6：驳“设计论是一种类比论证,或者是一种奠基于零样本的归纳论证，因此不令人信服”

“最佳说明推理不同于样本归纳论证。白垩纪末小行星撞击引发灭绝的理论与我们从未目睹陨星碰撞而造成“另外世界”的生物大灭绝不相干。”

A.8 设计论是一种奠基于零样本的归纳论证。

反对意见:生物学中的设计论或者是一种类比论证,或者是一种奠基于零样本的归纳论证。所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设计论都不是令人信服的论证。.

大卫·休谟在其《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反设计论论证。一种批评是,设计论至多构成一种类比的微弱论证。另一种批评是,设计论作为一种归纳概括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可作为其基础的先在样本。休谟的两种批评皆未击中目标。推导出设计论的既非类比论证也非归纳概括,而是一种最佳说明推理。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见,最佳说明推理仍是科学推理中的有效模式。因此,休谟对设计论的反驳是无的放矢的。

说设计论只是一种类比论证也许是休谟的两种批评中较为人所知的一种。它仍是许多宗教哲学家反对设计论的决定性批评。用图示说明类比论证具有如下形式;我们有两个对象U和V,它们有某些共同的属性,记之为A、B、C、D。因此,U和V在A、B.C、D方面是相似的。现在假设我们知道U有某种属性Q,假设我们进一步想推断V是否也有属性Q。类比论证就因为U和V共同具有属性A.B、C、D且U具有属性Q而保证V也有属性Q。用前提和结论表示,则类比论证看起来如图A.1。

U具有属性Q。

U和V共同具有属性A.B.C、D。所以V也有属性Q

A.1类比推理

在佩利的钟表制造者论证一例中,U是钟表,V是生物,属性Q则是理智设计的某种东西。然而,就生物而言﹐这一点并不清楚。但因为钟表和生物有若干共同特征,称它们为A,B,C、D(各部分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自动,等等),根据类比论证,我们就确定地得出结论:生物也是理智设计的。用前提和结论表示,这个论证便如图A.2所示。

钟表是理智设计的。钟表与生物是相似的。所以生物也是理智设计的。

A.2佩利按休谟方式的钟表制造者论证尽管类比推理在直觉上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但它们不是有效的演绎推理,在演绎推理中前提的真能确保结论的真。有时类比推理能给我们带来正确结论,如在图A.3中。但有时它使我们犯错误，如在图A.4中。

类比推理的主要困难是,它们又总是根据不相似的推理。如果U与V是同一的,那么如果U具有属性Q则V也有该属性是不成问题的。V具有属性Q成问题的理由是U与V并不是同一的。这在图示上意味着存在U所具有而V不具有的属性Ⅰ、J、K、L。U具有属性A、B、C、D,V也有,但U还有属性I、J、K、L,而V没有。而且U还有属性Q。所以,大问题是Q是像A、B、C,D一样的U和V共有的属性,还是像I、J、K、L一样的U所有却不为V所有的属性。在没有额外信息的情况下,类比推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类比推理不能凭本身为其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所要追究的属性,在此为Q,可能是相似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不相似的一部分。所以,类比推理最多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两个具有相似性的事物还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相似性向我们指示更进一步的相似性。但若没有附加信息,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人类的血液是循环的。

人类与狗是相似的。所以狗的血液是循环的。图A.3类比得出的正确结论

人类的血液是循环的。人类与植物是相似的。所以植物血液是循环的。圈A4类比得出的不正确结论

如果设计论论证不过就是一种类比论证,那么它确实只是一种很弱的论证。幸运的是设计论论证远不只是类比论证。例如,埃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在其生物学哲学著述中就既不把设计论论证当作类比论证,也不把它当作归纳论证,而把它当作最佳说明推理。如他所说的:

休谟不认为设计论论证[是一种最佳说明推理]。对他来说……它[是]一种类比论证,或一种归纳论证。这种论证的不同概念造成了巨大的区别。如果这一论证具有休谟所归诸它的特征,那么休谟的批判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但如我所坚持的,如果这一论证是最佳说明推理,则休谟的批判就完全失去其力量了。

这样,索伯就没有把佩利的论证解释成类比论证,而是把它发展为最佳说明推理:

[佩利的]论证涉及两种不同论证的比较--—第一个是关于钟表的,第二个是关于生物的。我们可以把关于钟表的论证表述如下:

A:钟表是复杂的而且是用来完成计划任务的。

w1:钟表是理智设计的产物。

W2:钟表是偶然物理过程的产物。

佩利断言PKA/W1)>>P(A/w2[即W1发生时A的概率远远大于W2发生时A的概率]。他然后又说,相同的分析模式也适用于如下三个陈述:

B:生物是复杂的而且是设置来究成生存和生殖任务的。L1 :生物是理智设计的产物。L2:生物是偶然物理过程的产物。

佩利论证,如果你同意他关于钟表[的分析],那么你也应该同意 P(B/L1)>>P(B/L2)。Elliott Sober，Philosophy ofBiology (Boulcher，Colo. : Westview,1993)，p. 33．尽管两个论证的主题对象不同,但它们的逻辑是相同的。两个都是最佳说明推理,在其中相似原理(the Likelihood Principle)(断言一组互相竞争的假说中赋予资料以最大概率的假说是最佳说明的统计学原理>被用以决定哪个假说是受观察更好支持的。1

所以索伯认为设计论论证是完全合理的论证。然而,如果设计论论证是如此漂亮的论证,索伯为什么又不同意它呢?查尔斯·达尔文来了。达尔文向迷乱中抛出了新的假说。在佩利时代只有两种说明资料B(=生物是复杂的,并是设置来完成生存和生殖任务的)的相互竞争的假说。这些假说是L1(=生物是理智设计的产物)和L2(一生物是偶然物理过程的产物)。在只有L1和L2的情况下,L1是显然的优胜者。但有了达尔文革命,索伯现在就有了第三个假说L3:生物是变异和选择的产物。据索伯看,一旦竞赛场扩大到包括了达尔文假说L3的程度,L1就不再进展良好了。当然,L1仍然能相当漂亮地说明资料B。但据索伯看,它不能说明诸如化石记录、设计的次最佳性(suboptimality)和退化器官这样一些增加的资料。在达尔文之前,佩利提出了对生命的最佳说明。有了达尔文,最佳说明就变了。

最佳说明推理是内在的竞争性的(参见7.4)。最佳说明并非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的。它们对眼下可行的假说以及我们评价这些假说的背景信息而言是最佳的。所以索伯不得不给设计论留有余地,尽管他不认为设计论可能对达尔文主义构成严重威胁。他承认:“也许有一天[设计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得以表达，它所运用的辅助假设得到了独立的支持。我的判断是尚没有[设计论理论家]在这样做时已取得了成功。”本书的重任一直是表明设计论仍是个有生命力的课题,且可被重新表述为对生命起源和发展的最佳说明。

休谟对设计论论证的另一个批判是它构成一种失败的归纳概括。如我们刚才所见,既然设计论论证是一种最佳说明推理,既然最佳说明推理用不着是归纳概括,所以休谟对设计论论证的第二个批判也失败了。索伯详细说明道:

[休谟]坚决主张,如果我们有好理由认为,我们世界的生物是理智设计的产物,那么我们必须已看过许多其他世界,并观察过在那儿生产生物的理智设计者。可是我们已观察过多少个这样的世界呢?答案是,甚至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归纳论证是极弱的;其样本数目为零。

.然而,最佳说明推理不必遵循休谟所定的规则。例如，[1980年]阿尔瓦雷斯等人提出发生于白垩纪末的生物大灭绝是由巨大的陨星碰撞地球并形成巨大尘云(dust cloud )而造成的。尽管有充分的余地不同意这一点……但这与我们从未目睹陨星碰撞而造成“另外世界”的生物大灭绝不相干。最佳说明推理不同于样本归纳论证。

尽管索伯正确地将设计论论证认定为最佳说明推理,但话说到这地步尚远远不够。设计论不仅是-种论证而且是一种科学理论。具体复杂性特别为理解物理世界的设计特征提供了信息―理论的工具(information-theoretic apparatus)。你一发现设计性理智﹐也便做了设计论论证的工作,这只是理智设计理论的开始。分析一个设计结构中的信息,追溯它的因果历史,决定它的功能并考察它为什么能得以造成,只是理智设计理论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理智设计论远远超过过去的设计论论证。

4.7：驳“我们没有超自然设计者经验,从而不能作出关于他们的断言。”

“无论谁坚持认为[从效果中的理智和智慧标志可推出智慧和理智原因这个一般规则]是无力的,那么他否定的就不是任何理智存在者的存在，而是他自己的存在。”

A.9平凡设计者与超自然设计者：我们没有超自然设计者经验,从而不能作出关于他们的断言。

·反对意见;在平凡设计者,像人类或地球外人类，与超自然设计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没有超自然设计者经验,从而不能作出关于他们的断言。

根据这一反对意见,我们知道作为理智原因的平凡设计者的行动是什么,当说到超自然设计者时,我们就没有线索了。但我们是如何知道平凡设计者作为理智原因而行动的呢?我们从未直接接触设计者的内在心理状态~—无论是对平凡设计者还是对超自然设计着都是这样。我们知道只能通过理智原因所留下的后果去研究理智原因。理智总是推理而得的(inferred)。理智的知识从来就不是直接的直觉。

迈克·伯赫的不可简化复杂性和我自己的具体复杂性的全部要点确实就是[强调]它们是可靠表示理智原因的平凡事物的经验特征。是否可通过平凡或超自然设计者而追溯这些平凡事物的因果历史却是不相干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不可简化复杂性或具体复杂性时,我们就知道一种理智原因被表示出来了,且起作用了，——即使我们对其他任何事情一无所知。这不是出于无知的论证。伯赫和我提供了说明无目的自然原因(即偶然性、必然性或二者的某种结合)不能产生不可简化和具体复杂性的原则性论证。我们还提供了理智原因最佳说明不可简化和具体复杂性的充分论证。在这种分析中简直不会出现理智原因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平凡设计者和超自然设计者之间进行分析性切割。进行这种切割的惟一途径是预设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恰是有争议的观点。

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对这一点理解得很清楚。他明白由物理世界的事件和情境推导出理智的能力是人类理性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一点在对设计论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中从未被充分把握住过。为反驳这些批判,里德就对如何推得至今仍有效的理智机制作了个说明。当然,里德未能发展出一种充分完备的设计标准(如不可简化或具体复杂性)。然而,他的直觉是如此之好，他对大卫·休谟的反应是如此之敏锐,以至于适合于以简述里德论设计的思想来结束这个附录。 :

以下段落来自里德论自然神学的讲座他于.1780年2月和3月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这些讲座,(休谟《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1779年)。以下是这些讲座中第七个的节略版。我已将标点和拼法改为现代的了。这便是他的话:

一个人的智慧只能通过其效果,通过它在这个人的行为中仪态中我们判断他的勇敢、心智的力量以及他的一切其他德性。只有通过它们的效果我们才能分辨他这些心灵品质。

再者,我们判断这些才能﹐就像它们是我们的感觉对象一样那么没有什么犹豫。被我们认作十足的白痴的人,不能做任何在法律上有分量的事情﹔其他人则理解其行动并为其行动负责任。前者被视为易了解的,后者却是有计谋的。前者是无知的,后者是有知的。有共同知性的每个人都会对他所交谈过的人作出这样的判断。就像看见放在自己眼前的东西一样,不可逃避这个结论。

尽管如此,才能是不可立即感知的;它[倒]是通过它所产生的效果而被辨认的。由此可知，显然是这样的,根据能力的效果判断能力[说明]它是人类构成的一部分,不亚于根据感觉[判断]物质对象。我们发现这样的判断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是生命活动所绝对必需的。每一个这一类判断都只是那个一般规则的应用,由效果中的理智或智慧的标志可推出智慧和理智的原因。……

西塞罗在其短论《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是这样说的:偶成的任何事情能够有所有这些设计的标志吗?如果-一个人掷骰子,两次掷到一点,假如他掷400次,会有运气掷到-400个一点吗?不小心溅到画布上的颜色可能碰巧像一张人脸,但它们能形成一幅美如异教徙维纳斯的美丽图画吗?用鼻子在地上拱的猪可能会弄出一个像字母A的形状来,但它能造出一个完全的句子吗? 因此,为了表示认为具有设计标志的事物乃是产生于偶然的看法的荒谬[西塞罗]举了许多例子,其中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用同样方式进行论证的作者。独具慧见的哈奇生(Hultchinson)先生……由偶然性引出论证，以表明各部分的规则安排必定出自设计——它们不可能出自偶然。可以说,作为数学之分支的这个偶然性定律还不到一百年历史,但这一定律的真理性[设计可由设计的标志推得]从这个世界之始便已获得所有人的赞同。……-

对这一定律最直接的攻击是由休谟先生发起的,他借伊壁寇里恩(Epicurean)之口提出了反对这一定律的论证[参见休谟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他似乎非常重视这一论证。它是这样的,宇宙的产生是一个单一事件,没有与之相似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它是否为智慧和理智所造。对这种反对意见的形式我将稍加考虑。

它的要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习惯于把世界看作是被制作的,有些是被智慧所制作的,有的非为智慧所制作，且一贯认为,我们的世界是被某种智慧原因所制作的,那么结论就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智慧发明制做作的。但因为我们没有这一类经验,故而得不出任何关于此类事的结论。他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发现两个事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经验的推测之上的。但我已表明这是错误的。[里德在先前的讲座中论证道:“经验能在两个事物都被感知到的情况下向我们表明它们之间的恒定联系。但如果只有一个被感知了,经验决不能表明它与另一个的恒定联系。”因为理智从来就不可被直接感知而只能被推得,所以休谟断言设计论证构成一种归纳不可能正确。没有人曾看到过智慧,如果他不从智慧的标志[推导出智慧],他便不能形成关于他人之任何事情的结论。我该怎样认知这些听众中的哪些人有理解力呢?只能根据他们基于理解而来的行动和表现,这些引导我认定这样的行为过程只能源自理解。

可是休谟说,除非通过经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如果是这样的,我就永远也不能知道它。那么似乎是,无论谁坚持认为[从效果中的理智和智慧标志可推出智慧和理智原因这个一般规则]是无力的,那么他否定的就不是任何理智存在者的存在，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他对于上帝的智慧或理智和对于父亲、兄弟和朋友的有同样的证据。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是从智慧的效果推得智慧的,他在前者以及后者身上发现这些效果。

5：参考文献

[1]（美）威廉·邓勃斯基（William A. Dembski）著；卢风译. 理智设计论 科学与神学之桥[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06.

感谢

@sxc

邀请。非常非常感谢。

为了防止邀请我的sxc老师撤销邀请，我不得不截图。

@朱峰女士，你的答案，为了防止你进行修改，我已经截图了。没错，如你问题当中所说，礼貌是不是软弱？

当然不是。

我自问是一个普通人，在知乎得到关注多，也只是因为我勤勤恳恳，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多，仅此而已。

我去咕咚网之前，当过记者，做过公关，我也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但是我深深知道，原创是品德，是节操。做记者，报道要如实，要客观，要中立，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为什么要在微信群“红包体育”里面和你抬杠，为什么要质问你，想必你已经不记得了，然而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关注你的微信号，那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的。朱峰女士，你说你没做过亏心事，那么想必在你看来，未经他人许可引用、转载他人原创的内容，不算是亏心事了。

你不记得的事情，我一点一点帮你回忆起来吧。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当你加入“红包体育”的时候，我对群主说了一句话。【我很高兴，我有不删除任何聊天软件当中聊天记录的好习惯。】

这里截图当中的日期是一直就存在的。至今我的iPhone 4S也一直在用呢，不可能改掉。

你为什么和我说抱歉，你忘了？2015年3月3日你所说的，是真的都不记得了？

当时我的反应，算是很克制的了，毕竟当着“红包体育”群里这么多人的面。

为什么我过了这么久，才再次在“红包体育”群里质问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知道每个人做自媒体不容易，想靠着才华变现，更加不容易，当时你肯道歉，说你会改，那么我也就得过且过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改了吗？如果你改了，你就不会不经过

@式微

同意，转载她的答案，而且还将她列为“第二作者”。

你的所谓声明，夹杂在你的正文内容当中，而不是正式开辟一个子栏目道歉，被诸多的信息噪声遮盖着，这就是你的诚意？

上述三张截图，是2015年6月17日早上8:43时截的。我现在还很怕诸多水军说我图片造假呢。下面两张图，是2015年3月3日晚上20:49时截的。那个时候，你的微信ID还没有“太阳表情”。

这个总不能说我作假了吧？

而你在面对我的质疑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话，你还记得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截图的原因。

二次编辑加了些东西，就可以等同于你自己的原创，是吗？

事实证明我当初心一软得过且过，才是真的错误。

你说了“最初开时，格式内容混乱，但转载内容标明了作者”——我还是那句话：用了我的东西，问过我吗？

你说了“微信对于转载格式有了新要求后，我们也跟着学习，把之前来源不明的全部删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不合规的转载“——来源不明？请看看截图，你自己说过的话，怎么就这么快忘了呢？”是从虎扑、知乎、直播吧很多来源的文章“，这还算是来源不明？

你说了“暴力行为冠以道德名义，缺又恰恰选择了一个认真做事的自媒体下手，无论是出于要稿费，还是炒作涨粉，都不会实现的”——暴力冠以道德的名义？我质问你，就是暴力，你不告而拿，拿了我的答案，也拿了知乎上别人的答案，这种偷窃行为，就是道德的？

另外，请弄清楚，到底谁在炒作？我只是把原文作者式微老师带到了“体育红包”群，让她自己和你说清楚，这就是炒作？式微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没有成功，自己写了篇专栏，以正视听，这叫炒作？

你说了“另外。。。您在背后诽谤我的许多聊天截图我已经给了律师。我们没做亏心事，我们礼貌但不软弱，真的，用法律途径解决，只对我们单方面有利啊。但您若真的要这样苦苦相逼，请也不吝给我一个您的地址，给您去一封律师函”。

我在背后诽谤你？请把截图放出来，让知乎用户都看看，我到底怎么诽谤你了。

你没做亏心事？没做亏心事我会质问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允许转载了我的内容？

说我苦苦相逼？到底谁逼谁？“咕咚-李旸”是我在“红包体育”群里的ID，那是因为之前说过要标清楚所在的企业、媒体和姓名，所以我这样写。

我再说一次：质问你，是因为你在知乎未经我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了我的内容；我质问你，是因为你在知乎未经式微老师的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了式微老师的内容。

知乎上的回答问题，是我业余时间所为，工作忙的时候我只能下班回答问题，晚上写公众号内容，或者把知乎的答案放到我自己的公众号上去。关于足球篮球的内容，和咕咚网没有一点关系，全部是我自己的业余创作。

而你，直接找到了咕咚创始人、CEO申波先生，也就是我的最高领导，去质问我的行为是代表咕咚，还是代表个人。

我在知乎的ID和个人说明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和咕咚有任何的关联。你没有经过我个人的允许，转载引用我在知乎的内容，被我质疑你转载了别人的内容，居然好意思说是“法律层面的诽谤”？居然还去和我供职的企业对质？

到底是谁苦苦相逼？

所谓认真做事的自媒体，是把知乎用户的文字答案，变成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放到视频当中去，是吗？

所谓认真做事的自媒体，是未经他人许可，擅自转载、引用他人在知乎的原创答案，是吗？

最后我很想问一句：你既然深知自媒体人的成长有多么不易，为什么你还要去做“未经许可，擅自转载和引用其他自媒体人的内容”这样的事情？

最后，是我放出的所有截图的具体信息。

我在这里声明：我是知乎用户李暘，在知乎的每一个答案，在知乎的每一篇专栏文章，不敢保证完美无缺，逻辑严密，没有错别字，但全部是我自己的原创内容，任何人未经我许可，转载、引用、抄袭我的答案，即为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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