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艾青的诗歌？ 第1页

就事论事我怕答不好。只能从一些水平低的视角来看艾青及其他。毕竟知乎也没有太多类似问题。

《大堰河我的保姆》我小时候就读过，那时候是初中课文，不知道现在的教材有无改动。

《大堰河》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不亚于夏衍的《包身工》，当诗歌和报告文学一样选择直面苦难的时候，它所蕴含的力量，是大于辞藻和技法的。

比如《我的思念是圆的》

　　八月中秋的月亮

　　也是最亮最圆的

　　无论山多高，海多宽

　　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在这样的夜晚

　　会想起什么？

　　我的思念是圆的

　　西瓜，苹果都是圆的

　　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

　　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

　　思念亲人的人

　　望着空中的明月

　　谁能把月饼咽下？

遮住最后四句，似乎有点像“白云真白呀，好白”，直到最后一句，很煽情很催泪。能把原来技法的缺失，用情感充沛来填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句几乎能排进新诗金句前十，甚至前五。

创作的年份更是早，1938年。 这样一个年份，恐怕是理解艾青诗歌最好的窗口。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以艾青的创作思绪，带有一种类似杜甫恰逢安史之乱的忧思和悲恸。是一种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和立场的，单纯对人们苦难报以深刻同情的“软心肠”。

无论是《大堰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北方》，在那个年代，都特别适合一个身着长衫的年轻人，用浑厚的男声深情地朗诵。艾青的视角常常不是战斗的，从来没有“黄河在咆哮”的那种战斗情怀，他的着力处更低，更具悲悯同情，把目光瞄准了受尽磨难的劳苦大众。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

　　徘徊在铁道的两旁

　　在北方

　　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

　　呐喊着痛苦

　　说他们来自灾区

　　来自战地

　　饥饿是可怕的

　　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

　　年幼的学会憎恨

　　在北方

　　乞

　　丐用固执的眼

　　凝视着你

　　看你在吃任何食物

　　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

　　在北方

　　乞丐伸着永不缩回的手

　　乌黑的手

　　要求施舍一个铜子

　　向任何人

　　甚至那掏不出一个铜子的兵士

　　1938年春 陇海道上

艾青“悲天悯人”的气质在当时的文人里不多见。那个年代是个崇尚斗争的年代，无论是抵抗外侮，还是同国民党相持，都是一派无所畏惧，赤焰漫天的战斗情怀。很少人去关注农人、乞丐，更别说专门写成诗。艾青的诗只能解读成“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可如果想象一下，当时如果读到《乞丐》、《北方》，估计就像棉花塞进胸口一样，通俗来说，就是强烈的无力感。

一天
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
对我说：
“北方是悲哀的。

也有太过纯粹诗性，很难融入阶级斗争和家国情怀的时候，诗人就是诗人。 这四句写出来，后面再多找补也找补不回来，也掩盖不住。 “北方是悲哀的” 这句太纯粹了。

总结一下，我水平有限的感觉来说。艾青是个很“物哀”，很悲悯这么一个人。色调是偏冷偏灰的，在良心上是正确的，但是不可能写很斗争，很政治的东西，这不符合他的美学初衷。

偶尔一句金句，纯粹的东西出来，还得加上土地、人们、这种政治情感正确的东西包装完善一下。

艾青是有诗人的本钱的。从语言的美感和想象力来讲，水准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一付诗人的好心肠和敏感的神经。

如果写纯粹哲思以及情感的东西，我敢保证艾青是里尔克那个段数的，至少不差。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革命话语，不可能出现里尔克那种，非常独立超然的写作视角。

所以艾青一直在抒情、理性批评与思辨、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间，作出适当的调和。他诗歌“冗余”的部分，是为了不足其不够革命的调性，而不得已为之的补救工作。

仅仅一家之言吧，贻笑大方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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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借机谈一下艾未未。

去过798的人，都会对里面诡谲的艺术氛围印象深刻。一定要拉政治、拉上红卫兵、国营工厂不可。我偶尔去的时候，恰逢画廊展出朝鲜画家的油画作品，明黄色的老虎、蓝色的天空，只是纯粹的风景和静物，笔触率直，用色明亮，与798灰暗逼仄的色调格格不入。

那一瞬间好像我们才是朝鲜，他们反而成了某处自由欢快的写照。

北京的艺术氛围和政治扭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怪胎。就像北京这座城市，四郊是破破烂烂的乡村，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和39个国家级贫困县。你说有民间艺术，或者孕育艺术的丰沛土壤，这是不可能的。

城市的艺术气息，是自上而下分配一切资源的副产品。政治和工业属性是恒久而无法逃避的。

这和艾未未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批“大院文化”，或者北京顽主的成长轨迹大致相同。他们确实在中国封闭的时代，率先享有文化特权，接触到了西方的东西，在80年代群星璀璨的时候，得到了旁人难以感知的文化熏陶。

然而他们和真正的红色后代，和天赋权力者还有很大差距。权臣和弄臣、枪杆子和笔杆子、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些父辈的天堑转移到他们身上，又使得他们对政治极其敏锐，对社会的秘辛了解得极其透彻，又无法真正融入那个层级。

于是转向文化，转向创作以寻求自我实现。

艾未未就是其中很鲜明的个例。

无论是乐高积木，还是150吨陶瓷瓜子。始终在围绕着洋人的视角转。艾青的留洋回国，但是深深悲悯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那种“善”和“慈悲心肠”，到了艾未未这里荡然无存。

他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解读中国的政治，给西方看。解读中国的人权，给西方看。解读中国的社会威压，给西方看。这个给旁人看的过程，既不唯美、也不人文关怀，就是一种粗鄙的，不带一点同理心的怨妇心态。

好比这帮孩子不带你玩，你跑去另一帮孩子中间，只是讲之前那堆人的坏话。最后就变成了游离于两个人群之间的人。

无论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都在最开始找不到一种均衡的创作路径，这些导演刚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确实拍一些易于拿奖的东西，而且西方也愿意颁给他们这些将，以示西方对“落后东方”的人道主义关切。

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自己不断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经济差距的缩小。这种“祥林嫂”不值钱了。或者说没意义了。

当两帮小朋友开始一起玩的时候，最令人讨厌的当然就是开始那个传坏话的人。

整个西方也分成乐见中国融入世界，乐于同中国来往，以及一大堆通过经济全球化，在中国捞到便宜的跨国公司，这部分人是吃了好处嘴短的。还有些保守的，恐惧黄祸，深深敌意的人，依然觉得中国就跟北朝鲜一样，巴不得有人从煤矿里面跑出来，控诉金家暴政。

艾未未也好，还是一大批同时代的“文化掮客”也好，其实都是在重复着，做一件毫无创造力的事情。那就是揭短。要比短处，1938年的中国，难道还不够破败么？

所以我深深地觉得，艾青诗里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代表人类对贫困、对战争的深切悔悟。在艾未未身上，丝毫没有体现。艾未未的成长恰逢中国那个特殊年代，一切好的家教或者传承，都让位于社会整体性的迷狂。

"三百年来第一流"，艾青可比龚自珍，往下也就毋须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