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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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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的苏俄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二月和十月革命,这是受教科书影响;


其实,俄国左翼革命力量有好几股,远不止布尔什维克一个,包括:

无政府主义,左派社会革命党;

立宪民主主义,立宪民主党;

社民主义,右派社会革命党

社会主义,泛民主派孟什维克

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


这些力量裹挟在一起,形成一股奇特的乱局而且,最后夺权的布尔什维克还是这些力量中最弱一支,为什么?


这是因为二月革命后,帝俄中央集权国家崩溃,俄国各地出现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苏维埃和委员会,这些势力都具有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各自都有很强的实力和军队。



而当时,俄国最现实的问题是:

谁是俄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哪个最高权利机关可以来组建政府?


最基本的答案就是:

帝俄剩下的国家杜马。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发动二月革命已经得罪了忠于沙皇的旧军队旧贵族,七月流血又让临时政府失去了倾向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支持

所以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没有公信力



这样,各地由工士兵农自行组建的苏维埃就显得特别重要,其中就包括喀琅施塔得海军苏维埃,二月革命时,喀朗施塔水兵干掉了所有军官,自行选举了苏维埃,统治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和海军工厂工人近3万人,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和法律,俨然独立王国。

但想拉拢这些苏维埃(地方诸侯)的势力又太多了……


有布尔什维克(影响力集中在莫斯科和基辅等几个大城市)


有孟什维克(控制了全俄铁路工委会,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工人中的控制力太小)


有中间路线的区联派(在彼得格勒的军人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就是区联派)


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专搞炸弹暗杀)

所以列宁也只能向士兵许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等于公开承认所有小王国合法,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写过可以承认党团分裂,但当时也没有办法,因为不仅各少数民族闹独立,临时政府盘踞萨马拉,连黑海舰队也割据敖德萨自立苏维埃,你就算说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也没人听你的……


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且脆弱的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以布哈林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再次提出“工会国家化”(党委完全撤出工业体系,将工业管理权交给工会)时,列宁表示了反对,他公开指出:


内部互相倾轧在不断削弱这个新生党的威信与力量。恰在此时喀朗施塔水兵暴动的消息传来,列宁借势在这次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今后禁止党团和派系的存在,从现在起,对于继续从事派系斗争的党员,中委会可以采取任何惩罚措施直至直接开除出党”



从那时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都有了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


最后党一致决定由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负责镇压,最终喀琅施塔得,这一二月革命最后的产物被镇压,另外在这之前,萨马拉的临时政府被高尔察克消灭,各民族共和国除了芬兰波兰都被消灭,同样是海军苏维埃黑海舰队苏维埃在邓尼金压境下,船员炸沉所有军舰投奔布尔什维克,最终成为红色苏维埃军队的光荣一员、——


毕竟,乱世只是暂时的……


@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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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朗斯塔德事件本来不是大事,但是因为造神问题,导致叩拜的神像成了妖精鬼怪。

要说一战前各大国水兵里革命思想传播的都是最广的,因为水军受教育程度最高,当时的军舰可是顶级高科技,一般人玩不明白。其次就是水兵空余时间多,又都在狭小空间活动,所以日常交流也多。一战后期各个大国水兵都有哗变动荡的趋势,这也是各国放弃强力干涉苏俄的主要原因之一。

回到克朗斯塔德水兵,确实是二月革命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一个是驻扎的新兵/伤兵营。但是吧。写历史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写黑白色调的神话,既然克朗斯塔德水兵们推翻了沙皇,那他们就是好人,然后还推翻了临时政府?那更是大大的好人了。

因为这种黑白史观的模式,导致开始是布党树立克朗斯塔德水兵们的形象,而事变之后为了黑布党,所以另外一个阵营而人又开始树立他们的光辉形象。所以只要死的时机恰当,就是封圣的必要条件。

而实际的情况要远远比这种黑白史观复杂的多,当然为了不长篇大论还是要简单点说一些过去少为人知的事情。首先这个军队里有革命思想的成员肯定有,但是占了多大比例很难说,有些研究认为也就7-8%,其他的是随大流。另外一些人认为比例更高一些,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去。

另外一个是,和所有的军队一样,兵痞很多,从1917年水兵们多次上街,究竟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抢酒喝是个复杂问题。

再有水兵里就算有革命思想,大多数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真正意义上的布党很少。到了水兵们枪击立宪会议的时候,不少水兵还对布党派去的政委们叫喊“要是列宁敢骗我们这就是下场”。

后来的水兵换血说有一定道理,就是1917年的水兵和1921年的不是一批人了。但是不是全部真相,真正愿意跟布党一起走的,本来人数就不多,内战期间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一帮兵痞,其实也就是和中国历代乱世占据坞堡的乱兵差不多,尤其是仰仗武力强迫布党在物资供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保证其给养。这就是列宁自己一天只有200克面包的时候,也得养着他们好吃好喝。这也是为啥后来彼得格勒工人们恨他们早死早超生的原因。

后来到了那年年底布党已经都快过不下去,给他们的物资供给开始减少,然后就再次发生了兵变,没想到一脚踢铁板上了。就是因为过去一闹要求就能满足,这次不伺候了。

大致流程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都是为了造神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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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喀琅斯塔得兵变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苏维埃经济的巨大影响

1918年秋季,苏维埃俄国内外交困,外有白军在国外支持者帮助下向苏维埃俄国进攻,内部的经济状况也十分严重:40%以上的工厂停止生产,饥荒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境地,红军和城市居民、工人等得不到最低限度的食品,粮食成为当时仅次于军事的重大问题。

苏维埃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大工业,中小工业也实行国有化,实行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这些措施总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农业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粮食垄断制到余粮收集制。由于战争的破坏,粮食问题成了燃眉之急。苏俄最初的几项法令宣布国家对粮食实行垄断,即由地方人民政权集中征收私人储存的粮食,集中分配和调整对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同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征购和分配的一切权力集中在粮食人民委员会。在国家的监督下全面实行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定额供应。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向生产者征集国家分配所需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通常所说的“余粮征集制”。余粮征集标志着苏维埃政府在粮食政策上的根本转变。苏维埃政府在征集余粮时,按照固定的价格付给农民纸币,然而由于当时的工厂没有生产出足够的商品,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所以余粮征集制实质上是无偿征收农民的粮食。(著名的武装征粮队)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征收余粮甚至连农民必要的口粮和种子都征收了,而且几乎是无偿的,这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民有意减少播种面积,使农业产量大幅度减少。

1919年3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规定城乡所有公民都必须加入消费公社,粮食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分配一律通过消费公社进行,其目的是消灭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该政策使经济严重凋敝,让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制约,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在劳动就业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的是劳动义务制与劳动军事化。由于劳动力缺乏,1918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凡16—50岁有劳动能力者,要实行义务制。凡没有从事社会公益劳动的人,地方机关有权强迫他们完成公益劳动。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吗?从资本家小姐到贫农子女一起被押送去西伯利亚修铁路。

随着粮食和燃料危机进一步加深,劳动义务制进一步扩大到了城乡居民。劳动义务制与劳动军事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不仅需要抽取劳动力到需要工作的地方,而且更需要劳动力固定在那里。在国家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支付工人的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劳动军事化的办法,即用强制的办法把工人固定在所需要的岗位上。到后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加深,劳动义务制变成了劳动强迫制。该政策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使许多产业工人脱离工厂,或改行,或做小买卖,使工人数量急剧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1920年末战争逐渐平息,但是农业生产形势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农民不堪忍受愈来愈严厉的无偿征购,有意缩减生产,抗拒粮食征购”。国家满目疮痍,百业凋敝,农业生产直线下降——1920年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1913年)水平的2/3,粮食产量仅为战前(1913年)的1/2。

由于粮食和原材料的短缺使多数工厂无法开工,1920年的工业总产量是战前的1/3,石油产量为战前的2/5,生铁产量为战前的3%,1920年的工业产值为14亿卢布,只及战前的13.8%,棉织品的产量降到战前的5%,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连面包、肥皂等最起码的物品都十分缺乏。

1920-1921年俄国发生大旱灾,1921年谷物产量只及1913年的1/5,5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状态。经济状况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不少工人迫于饥饿,纷纷离开工厂跑回农村,或者改行从事手工业、做小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遭到削弱”。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比1913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二、喀琅斯塔得水兵兵变

工人中出现悲观失望和不满的情绪,1921年2月,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都发生罢工和抗议游行;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民是苏维埃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层,约占全国人口的80%。在经历革命风暴之后,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富农的力量大为削弱,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干涉军入侵威胁地消失,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对余粮收集制和禁止自由贸易的措施极度不满,有的甚至公开在会议上高喊打倒苏维埃的口号”。

1921年,农民的暴动几乎遍及全国,与此同时农民的不满还影响了军队,1921年2月28日,波罗的海海军总部,曾在“十月革命”中打响第一炮的喀琅斯塔得军港水兵发动兵变,兵变的基本队伍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极为不满的新入伍的青年农民,“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叫嚷‘GCD完全脱离群众,无力把群众从全面崩溃中拯救出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暴政统治’,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GCD人参加’的口号”。2.6万名水兵高呼:“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GCD。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提出“通过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 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GCD的特权地位”等要求。


但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兵变随即遭到血腥镇压,从1921年3月7日下午6点25分开始,他们受到了同是红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十几万大军攻击,战斗坚持了整整十天,除了几千名起义者阵亡外,被俘的官兵中有2103名被革命军事法庭指控参加反革命叛乱和暴动罪判处就地枪决。


三年前的十月革命中曾经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两艘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水兵遭到尤为残酷的镇压,有230名水兵经过临时军事法庭“三人小组”简单的讯问后被告知将立即枪决并不得上诉。鲜血染红了要塞的炮台、操场和军舰的甲板。残酷的集体处决使得牺牲者的遗体根本来不及清理而被冰雪掩埋。

近万人被打死,八千人跑到芬兰,20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二战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抓回关入集中营。

俄共官方一直坚持的标准说法

  喀琅斯塔得要塞红军守备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红海军官兵受白卫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黑帮、无政府主义者和“协约国间谍”的有计划的阴谋挑唆和鼓动,在沙俄旧将军的指挥下,发动了旨在反对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叛军正在计划攻打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工农政权处于危急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动员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走上前线与叛军做殊死的斗争,粉碎了叛军的进攻,平息了反革命暴动。

  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曾极力避免流血,只有当谈判和礼遇的呼吁没有得到要塞暴动的水兵和士兵的回应,不得已才使用了军事镇压的方式。

  要塞被攻克以后,暴动者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宽恕,只有极少数最积极的暴动分子和社会革命党黑帮、帝国主义间谍被处决。


  对档案的研究证明了这种说法纯属谎言。


  档案里根本找不到有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有组织的行动证据,也没有白卫军参与的证据,更没有任何“协约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证据;

  档案表明,所谓的沙皇旧将军唯一指的就是要塞炮兵司令亚历山大.科兹洛夫斯基,此人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工农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他的旧少将军衔是因为作为高级机电工程师被沙俄军队授予,只有在工农红军里他才成长为炮兵旅长和炮兵司令;

  档案表明,所谓的“协约国间谍”根本找不到,一个被俘的初级军官具有前神父身份的普季林,被认为更适合充当社会革命党人的角色,事变结束后作为社会革命党黑帮被临时军事法庭枪决;

  档案表明,所谓的武装暴动,是事件发生的第四天即3月4日由列宁签署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通告定性,通告把喀琅斯塔得人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和呼吁定性为“法国间谍和社会革命党黑帮以及沙皇将军们策划的反革命暴动”;

  档案表明,直到3月5日,喀琅斯塔得人面对当局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准备武力镇压时才开始部署要塞保卫战,3月7日晚上6点25分进攻要塞的南方集群部队打响了第一枪,长达十天的要塞攻防战拉开帷幕。仅仅只有3800名士兵的守备部队和2500名水兵的两艘战列舰却面对两个方面军集群十几万人的围攻竟然坚持了十天;

  档案表明,不仅战后对起义者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即使对于参与镇压的部队中不同意见的官兵同样实行残酷镇压,其中从西方面军调来的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精锐的步兵27师(鄂木斯克师)79旅的235团和237团却被解除武装,这两个团总共有74名红军战士被“革命军事法庭”以“拒不执行命令”的罪名公开枪决。彼得格勒军校支队是北方集群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有7名19到21岁的学员得到了战地巡回法庭的审判,其中3名公开枪决,另外4名编入敢死队“让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洗刷第九步兵学校的耻辱”(摘自判决词)。


  根据档案的记载,整个事件可以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喀琅斯塔得人开始仅仅是提出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计划和原则呼吁,根本没有暴力和军事行为,这项计划和吁使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感到恼火和恐惧,开始策划封锁和镇压喀琅斯塔得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迅速调集精锐红军部队开赴芬兰湾准备攻击要塞,在秘密准备的同时,一方面封锁了喀朗斯塔人的真实政治主张和呼吁,拒绝与喀琅斯塔得人进行谈判,一方面制造喀朗斯塔德发生武装暴动,叛军屠杀驱逐共产党员的谣言,为武力镇压创造条件,竭力把事件推向流血和冲突的方向,最终导致红军镇压了红军、红军镇压了工人的惨剧。

  这就是档案提供的真实历史。


1921年2月27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舰员全体会议决议》(3月1日发布)。

  这个《决议》是在彼得格勒的工人政治集会和游行遭到彼得格勒党政当局的镇压,舰队代表团调查考察了彼得格勒情况后做出的,表明了红海军战士支持彼得格勒工人抗议集会反对当局“戒严”和逮捕行动的态度。《决议》迅速传遍了要塞各个部队,各部队战士纷纷转抄、散发和讨论《决议》,所有要塞部队都召开了支持《决议》的士兵大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


  阅读这个《决议》的内容可归纳以下几点: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工人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一律平等;
  2、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游行自由;
  3、释放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和因工潮农潮被捕的工人农民士兵;
  4、取消一切机关工厂单位的政治部(契卡)和军队政治委员制度;
  5、允许不雇工的自由手工劳动和农业自由耕作喂养牲畜;
  6、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苏维埃政府。



苏联灭亡后,俄国政府终于为该事件平反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


三、新经济政策


1921年,苏联发布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让农民可以保留一部分余粮归自己自由支配,这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提高。取消普遍劳动义务制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有战争环境逼迫这个主要的客观因素,但也体现了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些设想。因而在1920年至1921年初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仍制定了一些“战时共产主义”色彩更浓的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前线的军事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功劳也应该一分为二,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后期,当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之时,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把这一套措施固定化、制度化,向资本主义发起最后冲击,试图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了失败。


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效果就显露出来了。由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立即增高。1921年的秋播进行的很顺利,连遭灾的各省也种上了全部秋播地的75%,在其他各省则播种了120%以上。1922年,丰收省份的农业产量大大超过了往年。1921—1922年,开始恢复工业企业,布匹、靴鞋、火柴、肥皂、煤油、糖、纸张等日用品的生产得到了显著发展。重工业也开始逐步恢复。冶金业、机器制造业都获得了一定成绩。1921—1922经济年度,工业总产值提高了350%。新经济政策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


注释:

本文引用了春天的杀戮(胡向明)

360doc.com/content/11/0


[1]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2]李兴张建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3]李传明:《苏联史》(1917-1945)上海外语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4]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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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某个接近过托派立场的小左青写过一个关于喀琅施塔得的东西。原始文本找不到了,几个人还一起讨论过。

1.水兵大部分并不如俄共指责的那样是“帝国主义走狗”,大部分人是拥护公有制计划经济的。

2.要求恢复工代会的形式民主(倡议合情合理)。

3.“反革命”政党活动不能说没有(主要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冤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派),他们上台是否会更容易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我倾向于肯定回答)。

4.苏俄的革命远景是等待欧洲革命,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一直号召群众忍耐。不过,党对群众没办法忍耐的牢骚显得非常生气。官僚专断,初现峥嵘。

5.水兵暴动后,工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向小生产者让步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生产,但也在农村产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并对城市形成了剪刀差的压力。是对富农让步还是进行压制?压制的程度和速度怎么控制?这也是后来共产党内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派别与当权派以及当权派内部的分歧所在。

6.之后取消“派别自由”的一系列措施,更加加速了工人国家内部的畸变。对于躲在十月革命威望下的新权贵来说,镇压水兵暴动并不是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而是拒绝国际资本重新参与俄国的利益分配。它延缓了但并没有最终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写文章揭批布党黑材料的小托青,没过多久就采取了一种思想上“远离社会革命”的立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无法在历史中找到一种理想革命范式的实体化。

然而,两大阶级的搏斗,有时候就是那么蛮不讲理的。非此即彼,你要活,我就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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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另一种有趣的说法(疑似带有明显的托派立场),我将它搬运过来了,我正在评估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或者提供论证/反驳资料:

1921年,安东诺夫在坦波夫省率领一支农民军队“绿军”反对红军,要求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恢复议会制、并处决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许多农民将他们的仇恨指向共产党人,特别是政委。

到1920年底,从农村征用的粮食已不足以养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减面包配给的糟糕决定,不仅导致了饥饿,而且导致了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大增。在群众的绝望情绪的驱使下,反犹主义的口号不时出现。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彼得格勒犹太社区十分恐慌。

水兵当时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把所有的基克人(犹太人蔑称)驱逐到巴勒斯坦,水兵最开始只反对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人搞乱了国家,后来列宁谴责他们后,水兵才开始反对列宁和加米涅夫,托洛斯基要他们投降,他们非但不投降还向红军开战。

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犹太人的背景而被当作特别的敌人,并遭到点名攻击。列宁和加里宁最初被看得比较顺眼,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当他们称叛军为 “白军阴谋家”时,叛军才将个人仇恨转向他们。

当时原来的革命者已经死光了,那些水兵是从农村临时招募的,都是农民穿上军装,小农意识,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特别强。当时还有几千个水兵坚决不参与叛乱,后来托洛斯基也没有动他们。

叛乱的大概有1万多人,有1400多位红军战士在镇压叛乱中牺牲了。

叛乱的领导者叫彼得里琴科,在失败后逃到了芬兰,结果在芬兰和后来的斯大林政府勾结在一起,冬季战争时支持苏联入侵,给斯大林政府当间谍,被芬兰抓捕入狱,后来被遣返回苏联,又被逮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处死,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对这种人无需任何怜悯之心。

当时加里宁和库兹明也在现场,但是在3月2日,一个由水手、士兵和工人组织代表的会议召开,在听取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和喀琅施塔得执行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的演讲之后,将二人扣押,并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从叛乱一开始,共产党人就遭受了镇压。3月3日,喀琅施塔得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接着在3月15日,许多老革命水兵被逮捕。但是,被镇压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员。一名17岁的男孩被送进监狱,因为他质问为什么革委会成员比普通工人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大的份量。

叛乱的水手们普遍吃得很好,口粮明显好过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实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塔波尔”号两艘船上的不满情绪发展了几个月,并不是特别因为口粮不好,而是因为这两艘船从彼得格勒被转移到喀琅施塔得。

叛乱者的一个更重要的诉求是要求粮食自由贸易,这项诉求显然符合农民的利益,在当时很难使劳动人民和饥饿的群众受益。

叛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农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农民出身的士兵拒绝为犹太人而战,在叛军中,一些煽动者也试图用反犹主义口号说服红军士兵叛变。幸运的是,他们很少成功。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第一个神话是:发动叛乱的士兵正是当地参与十月革命的英雄。虽然在1917年,喀琅施塔得的许多水兵确实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忠心耿耿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在内战期间,喀琅施塔得训练营为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提供了精锐而彻底支持革命的部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革命水兵不得不被派往前线,青涩的义务兵开始涌入当地,取代了革命家们。到1920年,喀琅施塔得守军已经被1万多名新兵淹没。这使得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和水兵总数达到18,707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南俄和乌克兰,这些地区受马赫诺的影响很大。但在这些人之中,只有5,000人参加了后来的起义。

这些数字证明,到1921年,水兵之间的老革命明显是少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水兵们仍然把持着大胆的立场。3月8日,他们之中某些人发表了一本题为《立即停止市内的反革命政变》的小册子。3月15日,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所有老水手,因为他们「抗命」。然而,这项命令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3月24日,一群老水兵阻止了叛军炸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号战列舰,逮捕了凿事军官,并向逼近的苏军投降。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另一个传说是,政变的领导人有革命动机。有的作者甚至写道,兵变者死时还高喊喊著「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但这是一派谎言。诚实的史料打破了这个神话。以萨维尼科夫(Boris Savinikov)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成员埃尔文根(Elvengern)将军,于1921年2月和3月写的关于彼得堡-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告中,揭示了他在领导叛乱中的作用。

这份报告是他在巴黎时写的:「……从战术的角度看,他们(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宣称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狂热支持者,并说他们只反对共产党的专政,希望有了这样的纲领,共产党人就很难动员苏维埃卫兵、苏维埃部队来粉碎他们。 立宪派的泽德勒(G. Zeidler)在其私人信件中也重复著同样的解释。当时俄国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立宪民主党(即立宪派)领袖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在巴黎一份报纸上用「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将是暂时的」这句话来概括这些报告。

但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基层参与者呢?这些水兵真的有准备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而牺牲吗?3月5日,水兵乌林(Dmitry Urin)在给人在乌克兰赫尔松省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解散了公社,我们没有公社了,现在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我们在喀琅施塔得做了一个决议,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到巴勒斯坦去,让俄国不再有这些污秽。所有的水兵都高喊:『犹太人滚出去』…」。如果有人对这封信的「真正的革命」内涵有任何怀疑的话,这句话足以消除这种怀疑。这明显到不需要进一步评论。

彼得里琴科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整个要塞城市及其2.6万名居民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他把2.6万老百姓当人质。

在喀琅施塔得,平民不支持叛乱,但是被叛军当作人质。水兵也不全部支持,红军一进城就有一支驻军投降。部分水手甚至积极地站在红军一边,拿起武器反抗叛军。

红军要为工人负责,而不是为一群农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叛军,列宁曾想过完全解散波罗的海舰队,但这位所谓的 “独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议在党内民主程序下,遭多数反对而没有通过。最终,喀琅施塔得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叛军有几百人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后来被大赦。其他人被关押在专门关押战俘的营地,有些人后来被关进了索洛维茨基监狱,该监狱于1923年6月启用,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古拉格的一部分。几年后,他们依照大赦令被释放。

当时正在召开的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有300名代表不惜牺牲自己,自愿加入红军平叛,其中还有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员,他们强烈批评苏维埃政府,但承认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反革命性质。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虽然对叛军整体上表示同情,但是也反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对现实世界革命事件的无知和不感兴趣。

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动对农民作出更大的让步,但由于内战的状况,工业产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民,以换来他们的农产品,因此让步的政策未能实际执行。反革命被击败后,工人国家和小农之间的冲突就爆发了。

反犹主义,针对布尔什维克猛烈的攻击和对粮食自由贸易的强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乱的农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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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喀琅施塔得事件没有专门研究过,不做评价,但 @床单军团菲利克斯 指出波罗的海舰队“寸功未立、屡战屡败、人人不想打”,因此得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水兵被镇压是“自作自受、大快人心”的结论。

我表示有点迷糊,这些帽子很容易让我想起批斗彭总的一个理由是“百团大战暴露实力”,有点太为了结果找原因了。

正好我也算是你乎为数不多专门研究过一战题材的人,我也顺便掰扯下波罗的海舰队在一战以及十月革命前夕的一些表现吧。


特别强调下,我为了公平,引用的资料是1975年,苏联历史学家罗斯图诺夫主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因此凡是引用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内容,全部是符合苏联立场的,并非是西方国家编纂的历史。


1914年9月,列宁就作了题为《关于战争的提纲的演说》。

10月,发表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众所周知,海军不同于陆军,是纯粹的技术兵种,因此在征兵的时候,大量的熟练工人被征召进海军,参加陆军的多是农民和产业工人。

布尔什维克对于一战抱有的是“反战”的态度,因此,布党在1914年,以俄德两国士兵能够部分“友好相处”为宣传点。

所以,有人提到的“人人不想打”,不是很符合布党的宣传么?怎么就成了罪过了?

一战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是坚决反战的,同样处于反战立场,并且根基是熟练工人的波罗的海舰队,怎么就被指责成“人人不想打”呢?


1915年,波罗的海舰队打的非常不错,俄国舰队布设了6,482枚水雷,德国舰队只布设了3,250枚水雷;

德国海军被击沉53艘舰艇,包括装甲巡洋舰1艘(阿德尔贝特亲王号),巡洋舰2艘(翁蒂内号和不来梅号);

波罗的海舰队只被击沉13艘,没有大型军舰被击沉,最多是布雷舰2艘(叶尼塞号和拉多加号),炮舰2艘(海狗号和朝鲜人号)。

另外,特别强调的是,1915年秋天,波罗的海舰队爆发了水兵起义,特别是战列舰甘古特号。

和我之前说的一样,反战的是布尔什维克,一直坚持反战并退出战争的也是布尔什维克,怎么就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给波罗的海水兵扣上“人人不想打”的帽子呢?


1916年,波罗的海舰队战绩一般般,远不如1915年的辉煌。

德国舰队被击沉21艘,其中1艘辅助巡洋舰、8艘舰队驱逐舰;

波罗的海舰队被击沉10艘,其中2艘舰队驱逐舰。

1916年,波罗的海舰队没什么大的起义。


1917年是波罗的海舰队最后一次参加一战,书中的评价很直球,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看清了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性质及其帝国主义政策,成为革命的坚定参加者。

相比之下,书中对黑海舰队的革命性评价就低的很了,黑海舰队被评为“政治上不成熟、战争进行到胜利”。

另外,高尔察克就是黑海舰队司令。


莫昂宗德群岛战役中,里加湾海军司令官海军中将巴希列夫和水雷总队队长海军少将斯塔尔克提出辞职报告;

陆军司令官斯维什尼科夫海军少将在保卫埃捷尔岛的决定性战斗开始时,带着他的司令部逃亡;

潜艇总队队长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海军少将则不知去向。

这些前沙俄官僚和临时政府的追随者,选择的是逃避,是波罗的海中央委员会委员图皮科夫和苏尔科夫,指挥水兵们奋勇作战。

最终,德国海军损失极大,26艘战舰被击沉,被击伤25艘舰只(5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5艘其他舰只)。


“寸功未立”的情况,我想我已经用数据说明了,德国舰队的损失比波罗的海舰队的损失要大的多;

屡战屡败的问题责任也不在波罗的海舰队,而是陆军的西北方面军(司令是沙皇侍从长阿列克谢耶夫),从1915年年初的“冬春战役”开始(奥古斯托夫战役、普夏斯尼希战役),俄军在西北战线就是屡战屡败,冬春战役甚至是西北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攻势。

到1915年6月,俄军总共的两个方面军,西北方面军下辖8个集团军(第1、2、3、4、5、10、12、13集团军);

西南方面军(司令伊万诺夫)下辖3个集团军(第8、9、11集团军)。

是陆军有极大的优势,却屡战屡败,连累到战损比占优的波罗的海舰队,怎么能说是波罗的海舰队“屡战屡败”呢?


总而言之,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联建国初期的一个障碍,其中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也有安那其主义的背景。

完全可以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叛乱,也可以说从1914年到1921年,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早就换了几茬人了。

但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叛乱找原因,却怪罪到一战中的表现,未免也太过笑话,波罗的海舰队是布尔什维克控制最好的武装力量,也是当年革命的先锋与排头兵,却被扣上什么“寸功未立、屡战屡败、人人不想打”的罪名,这我真的蚌埠住了:


是谁当初玩了命的反战?

是谁组织水兵起义?

是谁在临时政府将军们放弃抵抗的时候站出来保家卫国的?

怎么扭脸就成了“寸功未立、屡战屡败、人人不想打”?


最后说下个人看法,我是非常非常反感某些左派同志的宣传话术的,那种“非黑即白”的话术——为了证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群体有问题,就开始把它们之前干的所有事情全否了。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么?

就拿喀琅施塔得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来说,一旦否定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功绩,是不是等于把布尔什维克在一战里做的工作也否了?

当你认为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不是好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成了“布尔什维克花了4年时间,在一群坏蛋身上做工作还做了个寂寞”?

你搁着贬低波罗的海水兵呢,还是抹黑布尔什维克呢?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真难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喀琅施塔得事件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叛乱,没毛病;

波罗的海舰队一战的时候就是个丧权辱国的怂包——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波罗的海舰队丧权辱国——布尔什维克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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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朗施塔德算是一个日经问题了,而且被无数次拿来为不同的观点(有时他们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靶子。所以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反而变得不准讨论,一个神化或者恶魔化的偶像始终是无益的,所以这里简单说说喀朗施塔德事件的一些关键点。


彼得格勒大北方公社

第一个点就是喀朗施塔德在哪里的问题: 喀朗施塔德是彼得格勒城外的一个小岛,在芬兰湾里面。在内战时期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部分舰船的驻留地,而且喀朗施塔德几乎就是一个纯的海军基地,水军官兵和为水军官兵服务的产业从事人员加起来就是此地剩下其他人员的总和,所以有的答主说喀朗施塔德几乎没有生产性并没有言过其实: 舰船,堡垒和水兵俱乐部组成了喀朗施塔德近乎一切的特征。

而负责为此地供养粮食的是彼得格勒大北方公社。大北方公社是多元的机构的总和,包括彼得格勒苏维埃,北方公社供应网络,彼得格勒党委等等。而和喀朗施塔德有关的则是在当地的一个军事苏维埃,喀朗施塔德司令部,以及一个当地的平民苏维埃,喀朗施塔德苏维埃。大北方公社里面不止管理着位于城市的工厂苏维埃,他还包括着农村的贫农苏维埃组织以及铁路线和军事要塞的非生产性集聚的供给工作。

彼得格勒大北方公社在1917年革命以来,这里的革命形式一直是由同一个人把握的——就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季诺维也夫(他在这里的权势一直维持到1925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他几乎可以算是日后葛兰西的老师 :在彼得格勒主政期间他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左翼社革党组织都有不小联系,和他前者的联系和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文化霸权想法有关,这让彼得格勒在1919年就变成俄国先锋派文化的堡垒;而和后者的联系则和季诺维也夫的一种扩大主义的思想有关——即高墙理论(具体可见他1921年的演讲,党和非党群众关系),主张党应该成为全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积极的吸收非党群众入党(和登记主义相反,后者主张清洗党内)。

其次内战期间的季诺维也夫属下的大北方公社也展现出了很强的独立性,比如季诺维也夫极力的主张大北方公社的粮食和采购优先回流到这座城市,还有要独立的流通保证权力等等。在喀朗施塔德问题上也是如此,季诺维也夫一直主张喀朗施塔德舰队党委需要从属于大北方公社。但是在1921年托洛茨基派遣的拉斯科尔尼克夫接管了喀朗施塔德舰队司令部并且以此为据点宣传工会问题的托洛茨基提纲(要知道工会问题还有一个季诺维也夫提纲),两者围绕喀朗施塔德从属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让喀朗施塔德党委一度陷入停摆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水兵反叛者们起义的机会。

水兵

喀朗施塔德的水兵在俄国内战史里面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参演者,最早推翻立宪会议里面切尔诺夫的自嗨演讲的就是来自喀朗施塔德的无政府主义水兵激进主义团体。

这些水兵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当然水兵为布尔什维克推翻立宪会议的阴谋论就不属于这个重要性里面),来自彼得格勒的水兵组成了布尔什维克最早的革命核心力量——红色特遣部队 : 由水兵组成的红军特遣部队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前往乌克兰,车里宾雅思克,沃罗涅什,秋明甚至远征到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说俄国革命第一波社会化浪潮的传播和水兵部队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而到了内战时期,喀朗施塔德的水兵部队也为布尔什维克贡献了大量的步枪团和征粮部队,其中喀朗施塔德的在乌克兰进行征粮任务的喀朗施塔德水兵部队得到过托洛茨基的高度重视,认为他们是在乌克兰的红军部队的主心骨之一。

但也需要说明的是,参与起义的水兵部队并不等于波罗的海舰队水兵部队(他们之中大部分驻扎在彼得格勒),也不等于喀朗施塔德舰队全体水兵部队(有几个喀朗施塔德步枪团甚至作为红军南方军团参与了围剿起义的要塞围攻战),甚至不等于1921年驻扎在喀朗施塔德的全体舰队水兵(许多驱逐舰水兵全程对起义抱有冷漠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水兵部队都可以称得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只可以依靠的军事核心力量,无论是在1917年的十一月亦或者是1921年的三月。尽管他们组织成分确实不同--1917年的水兵部队成为了红军核心力量,而1921年的水兵复员部队只是后备部队性质的。如果拿选票说事的话,喀朗施塔德的五人专制小组绝大部分都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组成的;而拿水兵"特有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来说的话,喀朗施塔德在1920年末都还没有很明显的反叛情绪,相反主导他们负面的情绪是疲惫和开小差,这点在1920和21年是很常见的现象,原因后面会说。

而关于1917年的水兵到底是不是1921年的水兵这个说法,毫无疑问1917年的水兵在人员意义上和1921年的水兵是强相关的,后者的百分之八十甚至在革命前就一直在舰队服役了。而至于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最经典的只不过是托洛茨基认为的1921年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抽走了水兵精锐力量之后剩下的质量堪忧的后备部队;"质量堪忧"这件事暂且不提,喀朗施塔德在1920年开始确实一直处在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里,因为他们之中大部分的水兵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矛头力量离开了这里前往各处发动远征,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没有在起义前回到喀朗施塔德。(即使是1921年的复员运动,因为铁路系统的崩溃,也只有极少数的水兵在三月前回到了这里)

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年

1921年三月份,布尔什维克的高层最终推出了允许自由交换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新经济政策来取代在内战中实行了许久的以强制力为标志的战时共产主义,这让1921上半年/1920年下半年成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年。

战时共产主义是以余粮收集制度,劳动组织军事化和军事组织劳动化(劳动军和劳动动员模式)这些作为标签的制度。而在刻板的印象中,喀朗施塔德和同时期的坦波夫组成了针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三次革命"浪潮从而让布尔什维克高层转变了经济方针。这里这里先不论坦波夫的小型内战,喀朗施塔德的起义仅仅是在新经济政策公布的十九天前爆发的,而起义经过了十六天就结束了,但布尔什维克高层譬如托洛茨基在1920年底就讨论过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的可行性问题,很难说喀朗施塔德能够启发布尔什维克高层对经济展开更多的思考也很难说起义的水兵和坦波夫的农民展开了怎么样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持续到1921年而不是1920年就结束?提这个时间点是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刻板观点,认为布尔什维克只要早十九天公布新经济政策就能让喀朗施塔德不发生,那为什么不呢,如果战时共产主义在1920年结束水兵是不是都回家经商了呢?

1920年夏季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局势还不算差,随着中央白军的全线败退内战可以说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军事上迫在眉睫的威胁暂时远离了革命的心脏,而作为曾经的俄国工业中心的彼得格勒重新开始消耗燃油和燃料尝试增产满足俄国工业品需求

但这个时候的彼得格勒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问题:

一个是劳动力群体的严重萎缩,彼得格勒的劳工人口一度萎缩到了八万多人,这是革命前的五分之一,因为彼得格勒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人组成了工人师前往前线了。同样的工人干部群体也开始同比例萎缩,这个时候的彼得格勒贫农布尔什维克干部成为了彼得格勒公社的主流干部并且仍然不足以全功率的运作公社生产体系。

而另一个则是即将到来的燃料危机,彼得格勒的增产运动依靠的是前一年在彼得格勒的工业燃料库存,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库存是没有办法让彼得格勒在数千烟囱的黑烟中度过寒冬的。彼得格勒迫切的需要燃料的运输和补给,食物,原材料也一样。

但这个时候的俄国铁路则陷入了无可救药的运输危机中,蒸汽机车的故障率上升到六成甚至更高,而铁路线的断裂,保养的缺失让还在运作的蒸汽机车的速度从革命前平均八十俄里每小时下降到了1920年末的平均三十俄里每小时,彼得格勒的火车站里故障而无法修复的蒸汽机车堆积成山。同年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铁路线管理者的托洛茨基宣布了铁路系统的劳动军事化,尽一切可能修复铁路系统为即将到来的1920年的隆冬做好物资运输的准备,这就是著名的"隆冬作战"。

但是"隆冬作战"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劳动力的严重分散和运输系统的物质性问题让铁路没能在短时间里修复到俄国所需的物质运输水平(但勉强维持了社会所需最低水平)。而铁路运输的低效率也意味着彼得格勒在增产运动中消耗掉的燃料库存将无法获得补充,在1920年末彼得格勒的燃料消耗量只有当年夏天的三分之一,严重的燃料危机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 : 就是随后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门生左林宣布的彼得格勒工业的逐步停摆,现是糖果工厂,然后是烟草工厂,最后到重机械工厂和军火工厂,最后整个彼得格勒的工业在二月中旬全部停摆。

空闲的工人们由季诺维也夫援引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例组成多个一人负责的五人木材收集小组开始砍伐彼得格勒附近的森林收集木材来缓解严重的燃料危机(这时燃料危机已经事关生存),同样的彼得格勒的工会理事会也援引了战时工会条例要求各个工人每天尽量回工厂打卡来维护社会救助组织的框架。随着燃料危机而来的还有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在1921年初全面爆发,低效率的俄铁运输导致的不仅是粮食不足,还有粮食变质问题,比如大量送往彼得格勒的鸡蛋在运输中变质。在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的双重爆发下,季诺维也夫关停了工厂但是尽力维持工厂食堂运作,为全市家庭都尽量在口粮之外提供足够的营养。总的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最后一年的彼得格勒仍然深陷严重的战时运输危机中,隆冬,低效率的俄铁还有疯狂溢价的本地粮食市场和本地燃料市场让彼得格勒如果失去自主的救助组织和有力的政治组织指导就会很快的陷入城市社会的总崩溃中。为了维持彼得格勒的运转,在1921年初季诺维也夫动员的劳动人口多达十三万,甚至超过了当地工人人口(八万四千人)

这时候战时共产主义的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就体现了,也许在1920年末的战时共产主义在西伯利亚地区已经使命终结了(红军在西伯利亚征调的粮食多到在火车站腐烂);但是对于西方的工业俄国来说,内战遗留的后果正在酝酿最后一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回到布尔什维克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定义上,战时共产主义意味着在内战的危机中尽一切可能的强制力措施来维持工业社会的最低程度的运转,避免俄国社会的总崩溃和原始状态。

在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西部俄国,特别是在彼得格勒无法在1921年初马上的停止战时共产主义,双重的危机下彼得格勒作为曾经的无产阶级之都一旦放弃积极的自救,就意味着他的社会崩溃将会以最残忍的状态爆发,这也是战时共产主义对于曾经整一个内战俄国的全部意义。最至少彼得格勒的战时共产主义必须要坚持到1921年春天,芬兰湾解冻或者摩尔曼斯克段铁路的通车才能缓解危机的到来。

这个时候的喀朗施塔德作为彼得格勒的下属苏维埃组织同样的面临着粮食危机问题,但是喀朗施塔德情况比起人口聚集的彼得格勒要好不少,要塞里面还储存着至少一个月的食粮,而波罗的海舰队自一战以来储存的全部肉罐头也都存放在喀朗施塔德。喀朗施塔德在战时共产主义义务中被分配到的部分是为前往彼得格勒的道路破冰以及尽量维持当地马匹供应。

要塞与民众

喀朗施塔德的起义爆发在二月的二十八号和三月一号之间,二十八号里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思克号的水手们在当天的电影放映活动中开始有反苏集会和口号,同日彼得里琴科等五人被选为了这两艘舰艇的水兵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五人专制小组成员。

水兵们的情绪到底在什么时候一下子转向公开的反叛倾向的,这件事一直有很多说法:包括但不限于波巴特和拉斯科尔尼克夫在舰队苏维埃中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活动;彼得格勒的粮食危机导致水兵的口粮的减少(但比起彼得格勒的c类口粮供给,水兵的口粮还是他们的两倍);内战即将结束带来的疲惫情绪;在喀朗施塔德外部为了阻止粮食黑市而设立的内河拦截小组;以及后面更多人提及的二月二十四号至二十六号的彼得格勒的骚动

二月24至26号的彼得格勒骚动是因为全市工厂的全面关闭导致的,工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上街冲击布尔什维克和工会的组织(肥皂不足,粮食问题,工资问题等等),骚动的高潮是一部分工人冲击了位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军事学员学校,最终这场骚乱以季诺维也夫的增发口粮以及彼得格勒的全民食堂政策而结束,而这时的喀朗施塔德,按舰队司令库兹明的话来说,水兵们的情绪正在稳中向好发展。(他在两日后被水兵作为人质关押起来了)

不论库兹明是否渎职,但总的来说骚动不足以成为水兵发动起义的唯一原因(虽然加上骚动被武装镇压的谣言这件事会变得更加煽动性),而且水兵们提出的"粮食自由贸易"的号召对当时饱受全面溢价的彼得格勒工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如果上面的各种原因如果都属实的话,应该说是他们的共同作用以及水兵在复员计划中优先级靠后导致的悲观情绪的全面爆发而最终导致了水兵们选择了内战俄国最为常见的方法——枪炮和人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但是自从起义以来,水兵们在他们的要塞附近迎来的是悲剧性的冷漠,彼得格勒的工人对于双倍口粮的水兵起义没有抱有很大的同情,而波罗的海舰队的驻扎在彼得格勒的水兵们甚至积极的参加城市守备军防止他们在喀朗施塔德的同僚的突袭。季诺维也夫在起义之初虽然没有办法依靠他手里人数不足(四千到一万人)的由彼得格勒水兵,工人师和作为劳动军在彼得格勒工作的步枪师组成的北方军团发起进攻,但他让北方军团没有受到喀朗施塔德的宣传影响,没有哗变或者怠工;唯一发生问题则是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带来的南方援军中的奥廖尔步枪师和第561步枪团,前者在被命令穿越冰层发起突击时因为害怕冰层坍塌而抗命,后者则是有白军俘虏和黑军俘虏组成的,战斗意志十分底下。

总的来说喀朗施塔德方寄望的围攻部队的到戈和彼得格勒的内乱都没有发生,围攻部队的负面问题更多的是常见的军事抗命和开小差,而彼得格勒却意外的因为水兵的叛乱变得更加团结。起义的水兵面对这种情况反而选择了龟缩要塞,宣传不存在的彼得格勒内战和即将到来的"援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的削弱了水兵的战斗意志让他们对冷漠的现状失去认知并且开始寄望于虚无的援军驰援。(也许这里应该提及列宁的思想,防守是起义的终结)

要塞找不到他希望影响的民众选择了龟缩,而要塞的不主动行动进一步的加深了民众对于要塞的冷漠,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喀朗施塔德的终结开始变得清晰可见起来

红与白与要塞的终结

失去了一击之下影响彼得格勒政局的希望,要塞开始试图长期自保来等待时局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从一开始的俄国工人发动起义来驰援要塞(或者说彼得格勒工人,尽管他们对水兵不理解也不同情),变成了后面很实际的希望芬兰湾早日解冻,让芬兰湾对面急切等待着输送过来的物资和人员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入要塞。

而在芬兰湾对面堆积的,则是社会革命党在欧洲的流亡部分通过和各国政府谈判获得的各种不同的物资,有巴黎总部在法国人手上获得的粮食,也有布鲁塞尔分部在比利时人手里获得的武器弹药。在16天的起义里布尔什维克的围攻部队都没能完全合围要塞,季诺维也夫的北方防备线上不包括结冻的芬兰湾,而恰恰是依靠着结冻的芬兰湾,许多勇敢的外国记者和社会革命党员带着少量的物资(包括香烟,食物和糖果)进入了要塞 : 据布尔什维克估计大概有四百普特(大概六千五百公斤)的物资通过人力或者畜力运输从芬兰湾冰面进入了要塞。

社会革命党实打实的物资援助和他们对于芬兰湾解冻后会带来列强援军(法国舰队)的保证让被彼得格勒群众冷漠包围的要塞的起义水兵感到了希望,社会革命党和要塞联系的高潮是当年被水兵赶下台的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本人亲自渡过了芬兰湾的冰面来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五人专制会议中发布社会革命党的"最高指令" : 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授权喀朗施塔德临时革命委员会在援军抵达后,重新成立被取消的立宪会议并开始立宪会议的临时选举。

切尔诺夫和彼得里琴科关于立宪会议的会议虽然没有达成结果,但是右翼社会革命党主席和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会面让要塞内部也激发相当的情绪 : 一部分曾经的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的水兵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里琴科)背叛了我们(最高纲领派),他居然和社会革命党的叛徒主席会面重建立宪会议。在切尔诺夫的要塞一日游期间,要塞内部甚至还有一些水兵传信给城外的布尔什维克要求他们快点攻进来杀光这群社会革命党叛徒。

尽管在要塞内部一部分激进水兵的压力下,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有马上和切尔诺夫结成民主反革命的同盟,但是要塞方仍然通过了如果芬兰湾一但结冻,社会革命党方的物资和军事支援都可以被全面接受的决议。

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提出过一个关于力量对比的观点,他认为革命社会中一切的矛盾形式随着他的发展必然会转向革命的最大的矛盾对立中,而俄国革命的最大的矛盾对立即苏维埃政权或者反苏维埃政权,无论两方的语言,口号变化,各种政党都实际上的沿着这个矛盾路径而迅速两分,比如截然不同的孟什维克的分裂和社会革命党的分裂都沿着一个矛盾对立而产生。

而在喀朗施塔德,这种对立矛盾的上升在起义后的一星期后便迅速发展起来了,围绕着是否转变成民主反革命,是否和白军达成全面和解以及要塞是否要成为国外干涉的新堡垒的问题上,要塞水兵集团开始迅速的分裂,最高纲领派的水兵们开始敌视临时革命委员会(甚至爆发了针对社会革命党的暴力事件),而临时革命委员会也伴随着这种敌视开始扩散自己的领导基础,吸纳更多的"无党派"社会革命党成员加大权力砝码。

这种分裂不只是理论意义上的对立,也包括了现实的问题,喀朗施塔德的粮食储备在围攻中被迅速消耗,在起义两星期后发配给非水兵群众的口粮只有每人一天一公斤燕麦(原本是马料);同时要塞不能永远在抗议和起义之间摇摆不定,前者希望要塞能够成为苏维埃制度的革命先锋,而后者则要求要塞不择手段的击败苏维埃俄国,两个不同的群体也开始迅速对立,革命的激进的水兵开始变得宁愿起义失败也不愿成为民主反革命,而支持临时委员会的水兵则不愿意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战俘。红与白的矛盾上升随着围攻局势的发展和各方势力的助推下迅速的升温。

最终要塞的终结比要塞方或者国外的民主反革命集团想象的都要早的多,在经历了第一次仓促的进攻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在三月十六号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并终结了要塞政权。

总的来说要塞攻防战并没有特别突出,要塞方虽然据守海军堡垒,但是因为长期缺乏物资,大部分要塞重炮没有开火;而布尔什维克方因为铁路运输困难,没有调集大量的火炮轰炸要塞,只有能用大量的轻型榴弹骚扰要塞方。在最终十六号的战斗中布尔什维克轻松的击败了城区的守军,但是被要塞方一度击退出要塞,最后红色轻骑兵方一次出色的反冲峰击溃了出城的要塞守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应对南方军团部分步枪师不愿渡过冰层发起攻击的抗命,当时大量布尔什维克中央代表来到阵地组成了党员突击部队(290多名中央代表),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从属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集团 : 来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成员。

在十七号凌晨,还有部分水兵仍然坚守要塞,但是在凌晨五点左右彼得里琴科和其他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坐上了前往芬兰的汽车离开了要塞,这个消息让要塞水兵陷入了总崩溃并最终结束了十六天的要塞政权。


总的来说,喀朗施塔德起义是俄国内战时期一种很常见的政治模式——以枪炮和人质发出政治抗议和坚决的和执政党的斗争,他的起因并不是单独的道德原因而是更加复杂的俄国1921年整体的经济政治局势所推动的事件,而单独的认为某种孤立的原因(战时共产主义的"暴虐",水兵天生的"叛逆"或者布尔什维克的恶魔学本身等等)造成了这一事件的结果都可以说是刻板印象的来源。

同时无论如何,喀朗施塔德的起义的第一标签应该是冷漠,近乎悲剧性的冷漠,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和其他水兵的不同情和不理解是让这次起义没法复刻彼得格勒水兵委员会的成功的原因,这里既有季诺维也夫的紧急恢复政策的原因,也有要塞的纲领无法吸引群众的原因,也有水兵本身的优待地位就让群众不信任他们的原因,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组成了包围着要塞的冷漠网络。这种冷漠十倍更甚于托洛茨基设下的包围网,让要塞水兵自主的选择了龟缩的灭亡倒计时。

而第二个标签则是偏见,喀朗施塔德是一场俄国之外比俄国之内更加重要的起义,因为临近芬兰湾,大量的外国记者和社会革命党员得以穿越封锁线前往要塞一日游,这让喀朗施塔德成为了俄国之外消息最多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战斗(甚至对于相当一部分外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认知里的唯一一场)。最终导致这场战斗圣战化严重,谣言媒体战也扩散严重 : 比如社会革命党媒体在起义最早几天就宣布起义军抓住了加米涅夫,俄国形式稳中向好,这让一大群反革命媒体开始在不存在的基础上讨论他们政策,比如萨文科夫就开始认真的讨论君主主义者是不是要和要塞结盟,而君主主义者的杂志《双头鹰》则认真的讨论了要不要在短期内回国接管布尔什维克群龙无首的局势。

要塞与民众的割裂,红与白的对立上升,1921年的俄国和革命,媒体,谣言和最后的圣战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误解的俄国和所认知的喀朗施塔德。


喀朗施塔德及其后

这里论及的喀朗施塔德及其后并不是说喀朗施塔德影响了俄国后续的这些走向,而是影响了喀朗施塔德的1921年最终让俄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1920-1921年的危机后,俄国转向了新经济模式,同时新经济模式助推了劳动生产率学派的壮大。劳动生产率学派旨在研究农业劳动在怎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迅速地满足各种需求和提升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学派最终指向的是农业集体化和对地方农业市场组织的支持。

而劳动生产率学派之中一个十分出名也十分有意思的人是列夫.利托申科,利托申科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狂热支持者,在革命前是立宪民主党支持者。在新经济政策前后以无党派专家身份进入布尔什维克的农业委员会,主张扩大有管控的农业自由市场并且恢复沙俄式的管控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他在布尔什维克农业改革中心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前后直到被清洗,1922年的利托申科写了俄国土地的社会化大力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农业市场化方法。

季诺维也夫此后一直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力中心,在随后的新经济政策中为了维护衰落的彼得格勒开启了贵金属-珠宝收集作战,搜刮了大量教堂的珠宝(贵金属收集后来由托洛茨基负责)转卖出去作为工业机器的预付款,并通过这些钱款保留住了彼得格勒最大的putilov工厂避免了被关停的命运。后来和加米涅夫支持了独立的农民委员会的重建,提出了一种修正过后的快速工业化观点:农民可以通过农民委员会参与快速工业化议价的模式。

彼得里琴科这人人生十分戏剧化,即和沙皇复辟组织有过联系,同时也和马赫诺关系不浅,最后因为支持斯大林被芬兰政府抓了

坦波夫,喀朗施塔德还有其他在1921年的反叛者之中大部分被捕后被释放回了家乡,曾经的红军和曾经的白军,黑军,绿军,水兵重新开始生活,这带来了社区生活重新组织的困难,他们之中一部分人重新成为了土匪或者"红色土匪"。而为了重新聚合曾经因为各色斗争而分裂的农村社区,在1925-1930年俄国农村再次兴起了大规模的圣人潮和奇迹潮,土神父和土圣人走过西伯利亚到乌克兰的农村重新传播耶稣复活的教义。

喀朗施塔德的结束并没有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在新经济政策的五年以后,贪腐,工业的频繁破产和低效率组织以及农村信贷的富农化让俄国贫农运动和工人运动再一次支撑了反对派力量并推动布尔什维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

但同样的内战的结束让俄国革命进入了新世界,新世界与新问题开始取代喀朗施塔德水兵心中永恒不变的革命铁律,俄国和这个世界,最终都会被新世界的新问题推着走向无论是水兵们,还是农民们,还是布尔什维克们所想象不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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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得到了变相平反。参与镇压革命工农和水兵的主要责任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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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大部分左壬的下场一般都是如此,

他们的主张往往脱离人性和经济现实,

必然带来不可避免且更严重的新短缺和新剥削,

结果随着革命的成功,

最坚决的左壬就会慢慢变成自己曾经支持革命的反对者,

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屡见不鲜,

有机会我倒是想把这件反革命的左壬事变好好谈一下,

让左壬知道自己事业的必然结果:

“左壬的革命终将吞噬最理想主义的左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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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自受,大快人心

我会同情很多在俄国内战中被波及的无辜百姓,唯独不会对1915-1921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藩镇牙兵、耶尼切里们有丝毫的同情

对面的德国公海舰队至少尽力作战,波罗的海舰队寸功未立,前线屡战屡败,从南波罗的海一路转进丢失制海权,德军在波罗的海东岸随便登陆不能够阻截,最后全员虎踞彼得格勒军港内防守。看随便哪个政府都不顺眼,成立士兵委员会自我管理来以士兵“指挥”军官,然而同时还领着他们鄙视的全俄政府发放的薪水,你“反战”(打内战倒挺有劲)、不想打自行退役回家啊,不服指挥倒是别领军饷啊。这段话同时在沙俄和苏联时代都适用。

仅有的几次出击还都是全员上到士兵委员会,下到甲板清洁工人人不想打,上峰下死命令才勉强打一点交差的。关键他们消极作战,躺平也就躺平了,即使全部自沉掉,也就算了,还不闲着,陆军在前线死战这帮乱兵在后方起事。可以,干了1次,如果认为他们都是高尚的GM者目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沙皇吧,这句话1917年说说骗一下当时的人还可以,仅仅4年后制造1921年兵变,这种推词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我还说罗马、奥斯曼禁卫军推翻暴君,魏博牙兵发动GM反对唐廷专权呢!

引人深思的是,喀琅施塔得乱兵们很明显几乎得罪了俄国大变局时代的大部分势力,1个世纪后的今天,究竟谁会真的同情他们?我们来理一理——列宁和传统十月革命左壬、斯派左壬肯定反对他们,当年就是托洛茨基本人指挥镇压,托派也不可能(当然托壬无限可分也说不定),这帮人参与推翻了沙皇和临时政府,保皇党和自由派也不会同情他们。。。难道只有安那其壬了?问题是喀琅施塔得乱兵们的行动和安那其主义有什么关系,我暂且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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